流亡者的家

有一次讲座上，在场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西南联大有些人，抗战八年，1938年到1945年，在昆明待了七年，怎么还在上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学怎么老也上不完？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作为史实，在西南联大上几年学，应该是有案可查的。

看来这个年轻人爱读书，而且动自己的脑子。战时大学灵活、包容、博大，与现在大学的清规戒律完全不同，也令他无法想象。

我的回答是：首先，当时中国的学生老师，没有地方可去。除了大后方，都沦陷了，基本上就是云南昆明这样一个学习的地方了。比如杨振宁，他到了昆明进西南联大读书。读完以后，父亲的教授薪水不够家用，他又教书贴补家庭。他在师附中教书时，学生中有个女生叫杜致礼，后来到美国后，两人邂逅，就成了他的妻子。

另外还有很多原因。比如很多人的家在沦陷区，供给就断了，家里就没有联系了。有些人在昆明教书，开始当家庭教师，他们戏称是“误人子弟”。那些人家的子弟不好教，而且也与联大这些穷学生不对胃口，于是干脆到中学里去教书了。还有一些联大的学生到了县份上，他们一教呢，不可能又跑回来啊，起码要一学期、一学年。这样也就把自己在大学的时间拉长了。那时候，昆明有几个中学就是联大师生创办的，像朱光亚在的天祥中学，王力办的越秀中学。云南前省委书记普朝柱跟我说，他所在的长城中学，就是当时联大的东三省流亡学生办的。所以培养的一批少年人很有山河之痛，他的同桌张华昌后来在“一二·一”中牺牲，是“四烈士”之一。

还有那些从军壮士，当了兵又回来读的。因为当兵也没完全退学嘛，为美军“飞虎队”当翻译等等，来来回回，非常灵活，也是战时需要。当时也可以转系，可以重新读，所以一泡就很长时间。这种融入战争、人生的大学学习，来来往往，不是一道围墙可以隔出来的。

潘琰参加过战地服务团，又回来读书，所以她的年龄比较大，也比较有经验，很勇敢。很多同学自己就带着经历过的战斗激情回来读书。而来自沦陷地区投考西南联大，路上充满了各种艰险。如李政道就遇上翻车，受了伤，住了医院，最后才找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但这一找到，就很值得了。这些人带着中国大地上民族苦难的声音来了，所以使联大确实变成了一座堡垒、一个大家庭、一个战时流亡者的家。

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它不是那么简单几年学完几本书就算完了。这就是一个大熔炉，也是一个家。在联大的学生宿舍里，人们来来去去地，经常可以挤着去住，可以去听各种课。学历凭学分满了算，中间中断了再回来。季羡林说：“人们都知道读书要安静，这乱七八糟的战火、轰炸，也能读书，还读得很精深，很出人才，所以这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