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忧愤
当蒙自南湖的荷花绽放，孤身的患着眼疾的陈寅恪就住在湖畔楼上。歌胪士洋行是一幢大楼，文学院的教员都住于此。有时，他会因为楼下年轻教员的深夜高声谈话而发怒，用手杖敲击地板。于是人们立刻停止喧哗。夜又回到寂静。
这位扶杖的半盲学者的身影，已经成了国恨家仇的象征。
陈寅恪本人体现了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具有一种神圣的、必须敬畏的位置。
南方的温馨美丽不能减轻他深重的哀伤。北方沦陷的土地与耻辱伴随着他的日日夜夜。这是史家的气质和诗人气质的合一，这更是一个爱国世家与一个时代大儒的精神担当。
陈寅恪在大学里似乎一直只是一个沉默的教书人和著述者，他并不参与学校规章与大事的制定，也没有追随者云集。然而，陈寅恪是西南联大一个灵魂型的人物。他比任何群体都重要。有他在，就有一份家国的分量，一份历史的分量。
人们所说的“学魂”与“国魂”，或者是文脉与国脉，总之，凡涉及学人本命与天职、传统与使命的严肃范畴，就不能不提到陈寅恪。如果说到“西南联大魂”，那么陈寅恪是形成这个灵魂的核心人物。陈寅恪的重要性还不只是限于西南联大或者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和乃至整个中国，他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个意义他自己是清楚和执著的，故他终其一生不离母土。他的身世和人品、学问，在当代中国几达完美的地步，后人无及，他本身就是一块文人与文化的丰碑。
流亡到这座滇南小镇，陈寅恪写出了他的重要诗章：
景物居然似故京，
荷花海子忆升平。
南渡自应思往事，
北归端可待来生。
诗作共二首，以此一首为最著名。由于这首史家之诗，“南渡”与“北归”成为抗战时期学人们迁徙轨迹的两个时段标记。据说蒙自文物馆保存着他的真迹，这首诗也是这位丰碑人物留给蒙自最厚重的纪念。
当日寇被驱逐，陈寅恪却一直没有“北归”。后来的二十多年他在广州，活得比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要惨。
陈寅恪是少有的留学十年而不要文凭头衔的人。然而当年他一篇论文的课题，就令大洋彼岸的导师们震惊。例如，他一直准备将中国汉唐文化与西方的希腊罗马作一个比较。他的目标定论是：中国汉唐文化的成果，无论就人本、人文或哲学观方面，绝不低于西方的巅峰文化——希腊与罗马。
这个命题如果完成了，那么对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与贡献，对于中国人的自信力与文化生命，将会发生伟大的破天荒的意义。即使结论不是这样的居高临下，作为东西方同是顶级文化的一场比较，也对世界沟通具有莫大的意义。
这个命题因为陈寅恪的眼疾和战争而耽误，后来变得完全不可能。
如果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始于吴宓，那么陈寅恪是那个本应该开创中国“比较史学”的巨匠。陈寅恪所要比较的中西历史与文化，绝不只会是细节上的排比，他的博学与深思，将会为这个命题构建出宏大渊博的框架，其成果也绝不会只是一个结论，或者有利于哪一个国家民族，而是开启一座世界文化的辉煌宝库。
陈寅恪还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现在我们只能够看到他的许多史观，诸如对一个史载的几种层次、几个角度的分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以为出中国的“世家”是决定王朝更迭与兴亡的社会力量。然而他只来得及对北魏时代作了分析。
陈寅恪留在大陆后，没有条件继续研究他的东西；只能写《柳如是别传》。他带弟子，上课堂，都有很多限制。如果只是眼疾，怎么能够阻挡得住一个思想力如此矫健、丰满、厚实的学者呢？假如时代给陈寅恪一个天才应有的开阔天地，资料、助手、世界性的交流，眼疾又算得了什么？
看他1953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他自己是知道这个原因的。当时他已全盲，口述由弟子写信带往北京：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看到这一番即使在现在也不合时宜的凛然之言，我忽然想起，蒋梦麟所说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常常“以卵击石”的殉节行为，令外国军人不可理喻。面对新政权的邀请，陈寅恪讲出这样一番话，无疑是以卵击石。他必须粉身碎骨，果然到“文革”一并清算。
陈寅恪的处境正是“国学”的处境，陈寅恪的命运正是中国文化的命运。
前年我去了台湾，在阳明山有钱穆的故居，幽雅恬适。钱穆先生在台大兴国学运动，对于“去除日本化”有贡献，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与陈寅恪不一样，钱穆在联大时就是一个入世的学者，他在长沙时候曾经积极参与关于读书还是作战的师生大讨论，他在昆明岩泉寺居住时撰写的史稿，题写上献给前方抗日将士的序词。在其他如年龄、身世等方面，他与陈寅恪也不是一个量级的人物。但是钱穆先生的后来却会令人想到陈寅恪。
陈寅恪的付出有什么意义？像他这样一个世代书香的家族，是生活在历史中，是为历史而生存的；从这家庭出来的最出色的后人，他是不会做无意义的事的。他留在大陆的这么些年，受尽压抑，他所写的著述如《再生缘》，成为御用文人的资料。他的观点、他的为人、他的哲学与史学研究成果，根本就不能够表达出来，更说不上在社会上传扬。他这个人也几乎是销声匿迹了。
“文革”中，这位失明的学者受到殴打。在中山大学，他的一位弟子扑上去挡住那些打手，说：“你们先打死我，再打陈先生吧。”现在中山大学立了陈寅恪的铜像，我以为旁边应该还有这位弟子。
在岭南生活的最美好的记录，是陶铸为他修了一条白色的小路，让他眼睛的微光可以感觉到路，可以走一走。陈寅恪孤独地生活着。吴宓曾经从遥远的西北来到东南，看望老友，两人相见数日，基本默默无言。他们都是想得很远的人，因为他们都洞察历史。
我常常琢磨他那种“天下无路”的感觉，感到一种寒夜的凄凉，和蒲草磐石的坚韧。无路也是路。
我曾经为陈寅恪终于没有能够完成他青年时候就铸下的大志向而彻夜不眠。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人应不应该为自己立志、立大志？一个人的志向与时代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个素有大志的人要听凭时代来摧残他？还有，在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精神取向中，孰重孰轻？
真正的人文成果是需要崇高精神的支撑的。精神的崇高更重要，更具决定性。我曾想：屈原如果不因国破忧愤而沉江，即使他活着再写诗，那么他已经不再是“屈原”。他之沉江，是将生命注入到了诗作中。他的精神高度与其艺术成果是统一而不可分裂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精髓的力量和瑰宝。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样的诗句，其实不是指生态，而是一种中国人的文化信念。我有一个体会：如果不在同样的生存背景下，将会失去这片土地的信任力、失根。同时自己也会失去对这个民族的生存感受。这可能是当年诸多固守者潜伏于内心的衷肠与底线。
要接近陈寅恪，自己起码地也得有一点穿越黑暗的微小经历和体验。有时候，陈寅恪离我们并不远。当我们也会为了保住一点“底线”，而舍弃那些对于自己本来很重要的条件、利益的时候，想起这位失明的学者，心中就会宁静下来。
除了世俗和所谓“成果”，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陈寅恪的家族和人生，都演示和创造了这“更重要的东西”，仍然还是“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