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数字
所谓的“平均人”(Average People),其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那些真正的人,就像哈维、海蒂和拉维。不过,只有运用加总和平均的经济分析,我们才能从个体窥见整体。经济统计数据,正是家庭和企业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平均值。
世界银行综合整理出了一系列“世界发展指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出发点,对各国的经济生活进行系统性比较。这些指标包括了208个国家(和地区)在2001年的国民总收入(GNI)的平均值。剔除掉那些人口少于200万的国家(和地区)之后,其中,瑞士的平均国民总收入最高,达到了37000美元;而刚果的平均国民总收入最低,只有100美元。
表4.1列出了19个人均国民总收入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最高的是瑞士,最低的是意大利——后者的收入水平大约是前者的一半。这就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了。在这19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当中,有13个位于西欧,其中11个国家是欧盟15国的成员。[1]而表4.1中排名前列的挪威和瑞士,已经选择了不加入欧盟。
欧洲之外的其他6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还有3个位于亚洲,它们是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19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大约有8亿,其中约有3亿人居住在北美洲,3亿出头居住在欧洲。
表4.1 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
顺着这一收入排名往下看,有8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了意大利的一半——这些“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中,最为富裕的是以色列,最穷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小国,它与意大利东境接壤,是南斯拉夫联邦中经济建设最为成功的国家。它的人口不过200万,大概相当于美国大辛辛那提地区的总人口。而那些“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它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低于斯洛文尼亚,但超过斯洛文尼亚的一半——则分散在世界各处,比如匈牙利、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等。
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大多具有明显的上升势头,如西班牙、韩国和斯洛文尼亚,它们总有一天将加入表4.1中的富裕国家行列。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走下坡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还能跟澳大利亚、美国和西欧的那些繁荣国家相提并论呢。
表4.2 中等收入经济体
不过,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有保持富裕的趋势。只有一个国家也在承受如新西兰般的悲惨命运的煎熬,而且更加严重。19世纪末,阿根廷的经济颇具活力,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却似乎一直在“坚定”地走下坡路。在本书的上一个版本(欧洲版)中,阿根廷还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但在一系列经济危机之后,它已经被挤出了列表。我会在第5章中,回过头来讲一讲新西兰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的遭遇。
经济表现落后于匈牙利的国家(和地区),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瑞士的1/8。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生活大相径庭。这种环境解释了全球大部分人的经济生活——拉维和南蒂妮,伊万和欧尔佳,西塞罗和他的家人。这样的人构成了全世界5/6的人口。
然而,这份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名单最大特点就是——它很短。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是3亿左右,其中1/3在墨西哥,另外1/3来自韩国和西班牙。
无论我们是以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还是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数量来衡量,其国民总收入都呈现了“双峰分布”的特征。[2]初看之下,贫富悬殊程度似乎没有那么夸张。但又有谁人不知,贫困和富裕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呢?贫富之间的鸿沟,是真实存在的。海蒂所拥有的经济生活,与拉维的迥然不同;同样,比尔·盖茨的经济生活,和我的经济生活也是截然不同的。而这道鸿沟中存在的并不只是真空。无论你对“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是如何定义的,这两者之间一定还有很多的家庭存在。
大部分变量——身高、体重、考试成绩,以及个人看电视的小时数——的分布,会聚集在平均数的周围。[3]距离分布中心越远,观察到的数值越少。这就像一个国家范围内人们的收入分配一样。[4]大多数家庭的收入集中在当地的平均数附近,离开那个平均数越远,家庭的数量就越少。收入2倍于当地平均数的家庭,比收入3倍于当地平均数的家庭要多;收入只有当地平均数一半的家庭,也要比收入只有当地平均数1/3的家庭更多。
这些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具有一种称为“对数常态分配”或“帕累托分配”的常规分配形态。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从贫穷家庭到富裕家庭,只有像等级一样的逐渐过渡现象。[5]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就截然不同了。贫困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多;非贫困非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不多;此外,还存在一组几乎长期不变的20个富裕国家(和地区)。
图4.1 世界各国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表4.1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直截了当的问题:这些数字究竟有何等意义——国民总收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另外,这些数值所描绘的各国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究竟该作何解释呢?本书的目的,正是给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但在此之前,还是有必要先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文字盒子4.1
不均衡的全球各国收入分配
全球各国的收入分配,是变得越来越均衡,还是差距越来越大呢?这个核心的经济问题的答案,无论在学界的讨论中、在国际机构中,还是在民众的争论中,都堪称争议满满。不过,主要的分歧并不存在于具体的事实——因为大多数争论者们引用的数据来源都是一样的,而是这些事实究竟该如何来加以描绘?
这其中出现的矛盾,正是出自对“不均衡”这个定义的度量。例如,在印度这一类贫穷国家,大多数人面临的都是类似的较低生活水平,而有极少数人却相当的富有。从一种视角来看,这种收入分配模式,似乎比我们在经济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所观察到的现象还要更加“均衡”——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贫困之船”上,而那些富人的收入就算加总起来,也只占国家收入的很小一部分。而从另一种视角来看,这种分配模式却极为“不均衡”。我们无法明确地指出,这两种观点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两种观点都让人们注意到,印度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不同却重要的维度: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大多数印度人所面临的经济生活的相似性。
在过去的20年里,国内收入分配存在越来越不均衡的倾向。在英国和美国,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其他一些富裕国家来说,大概也是这样。而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快速但又不均衡发展的经济体中,类似的情形大概也存在。就全球范围来说,那些最为贫困的国家——它们大多数位于非洲——似乎变得更加贫困了,而富裕国家却变得越来越富裕了。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少。人口最多的穷国——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比全球的富裕国家更加迅速。正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就占了全球人口的1/3,这种经济增长对全球收入分配的影响,才堪称举足轻重。
如果必须在两个观点中做出选择的话,我大概会做出如下结论:若以家庭平均收入作为度量基础,全球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将有所下降。不过比起“收入不均的现象是有所减弱还是有所抬头”之类的口水争辩,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业已发生复杂的变化,以及它们是因何发生的。
我们的经济生活的计算
经济生活有3个不同的方面——工作、收入和消费。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为某个组织工作。格兰特在福特公司的工厂上班,海蒂在瑞士一家学校教书,伊万在AT&T的一间俄罗斯分支机构工作,佩德罗在洛杉矶的一家餐厅刷盘子。西塞罗似乎在为他自己工作,但他也是南非某个互助合作社中的一员。组织,就像一个团队一样。佩德罗打工的那间洛杉矶餐厅,它提供的美味佳肴包含了主厨、服务生和洗碗工的服务。由于提供了资金,所以餐厅老板和银行可以从食客的消费中分成。组织的营业收入变成了个人——员工、投资人和股东们——的收入。[6]
我们都在组织里工作,以个人为单位获得收入,再以一个个的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消费。斯文和英格丽德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分别领取薪水,但他们的消费决策却是共同做出的。柳德米拉收到的退休金低得可怜,但她仍旧能够生存,这是因为她和她的家人住在一起。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家庭将资源集合起来的方式也有所差异。哈维和布莱丝未婚同居。而拉维虽然已经结婚,却和父母一同居住。西塞罗居住的那个部落村庄,需要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员来进行经济支持;佩德罗也得给他在墨西哥的家人寄钱。个人工作和消费的单位,是由经济上的需要和社会规范共同决定的。
我们经济生活中的这三个方面——工作、收入、消费——彼此之间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的收入,依赖于工作产出;我们的支出,依赖于收入;而我们的消费,又是依赖于我们的生产。收入、生产和支出,这三者之间息息相关的关系,不但对个人、家庭和商业机构起作用,而且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图4.2)
图4.2 经济生活的维度
国民收入核算,是将以上工作、收入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加总系统化。这就像是家庭预算能理顺家庭生活,或者企业里的财务会计能够勾勒出企业经营活动的框架一样。第一份国民核算表,是西蒙·库兹涅茨在二战前创造的。而大战的爆发,又迅速推动了国民核算的发展,因为它为战时的各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对现有资源的分析和管理框架。两位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和理查德·斯通,在梅纳德·凯恩斯的指导下,做出了第一套正式的综合国民核算表。
而现代的国民核算表,仍旧以库兹涅茨、米德和斯通所设计的架构为基础,它将经济生活的三大要素——收入、产出和支出加以记录和整合。以上种种,都以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核心概念。政治家谈论经济增长时,他们所谈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当大佬们讨论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也是在讨论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
表4.3 美国的支出,2001年
表4.4 美国的收入,2001年
国际机构会鼓励各国采用一种通用的框架,对国民收入进行核算,该数据正是表4.1排名所基于的标准。通过对一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校准,加上该国国民所持有的海外资产带来的收入,就可以推演出国民总收入的数值。
拉维的收入是以卢比计价的。伊万的收入是以卢布计价的,但他妻子翻译工作的收入,却常常以美元来计算。如果能把各国的国民收入数字“翻译”成一种共同的货币,那么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就变得容易多了。做这件事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去查一查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但以此来对国民收入进行比较,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汇率是每天都会变动的。自从1999年欧元启用以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就从0.82变成了1.18。为了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表4.1中的数值,是以汇率的3年均值为基础的。
表4.5 美国家庭收入的再分配,2001年(单位:10亿美元)
表4.6 美国的生产状况,2001年(单位:10万美元)*
文字盒子4.2
什么是国内生产总值?什么不是?
国内生产总值经常遭到诟病,是因为它未必能对可持续产出或经济福祉进行准确的度量。最常见的两种批评则是:(1)国内生产总值无法考量环境方面的恶化(或改善);(2)国内生产总值无法对人们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没有薪水收入的工作进行衡量。
这些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没错的。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应当被视为对国家经济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的一种方法,而非对福祉的计量手段。不过,由于经济数据在政治辩论中的广泛使用,对于前述立场的坚持,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了。
在20世纪90年代,编纂美国国家核算资料的经济分析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中来自美联储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压力尤其大,后者希望经济分析局对当时有关“新经济”的各种主张做出支持。而政治舞台的另一头,那些主张“国内生产总值应该对环境成本或无薪工作进行考量”的人们,则更加关心环境问题和女权主义的主张,对国民核算框架的完整性,他们就没那么在意了。
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经济衡量手段,可能对广大使用者起到重大作用——只要这些衡量手段能够反映客观事实就行。使用者们可以对这些衡量手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自身的要求。对“客观性”和“可对比性”的追求,要比不停地进行调整、追求一种既主观又难以捉摸的“准确概念”好得多。(对商业会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国内生产总值(与其他的经济衡量手段一样)是一种对物质产出的衡量,而非对福祉水平的衡量。
* 有关这些问题的更多学术讨论,请参考Kenrick(1979)and Nodhaus and Kokkelenberg,eds. 1999。
希维克和帕兰普尔
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起印度相去不远。然而,印度的人口却比瑞典人口多上100多倍。在瑞典,有500万人在工作;而在印度,这个数字是6个亿。在生产力方面,竟会有如此惊人的差异,这是真的吗?
斯文在瑞典希维克的农场,主要生产小麦。由于小麦这种作物在许多国家都有种植,因此,我们可以将斯文的农场和印度的农场,在生产力方面做一个对比。几十年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定期拜访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帕兰普尔地区的村落——他们像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们一样,和当地居民同住在一起,研究当地的经济。[7]
在斯文所在的农场,每位受雇员工的个人产量大约是帕兰普尔农场工人的20倍之多。在这两个地方,每年的小麦产量都不尽相同:帕兰普尔的年产量差异甚至要高于希维克。年产量也呈现一种上升态势。从1960年以来,“绿色革命”(种植适合热带气候的新作物品种)令帕兰普尔的作物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在瑞典,生产力也有所提高。
希维克的每英亩作物产量,大约是帕兰普尔的4倍左右。斯文会使用更多的肥料(尽管在印度,新作物种类已经令肥料更加有效)和现代农药。如果你想挑个地方来种小麦,你大概既不会选择希维克,也不会选帕兰普尔。希维克太冷了;帕兰普尔又太干(除了梅雨季节以外,不过梅雨季节又太潮湿了)。加拿大的大草原和美国大平原的温度和湿度,对种植小麦来说再合适不过。比起帕兰普尔,希维克的土地更加肥沃——不过,要断言这两种肥沃程度是原本有之的,还是由于印度较为低下的农业耕作技术造成的,可就实在太难了。
斯文拥有的农业机械更多。而在帕兰普尔的村落,每英亩地所雇用的人力,足足有希维克农场的5倍之多。劳力投入的差异,既是二者收入水平不同的原因,也是结果。由于瑞典的劳动力成本十分高昂,所以瑞典的农夫们会运用昂贵的设备,于是瑞典农业走的是大规模道路。而帕兰普尔的村民们,沿用的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耕作方式——用公牛耕田,用镰刀收割作物,很多村民都在自己私有的小片耕地上劳作。
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对于“瑞典的生产力是印度的20倍”这件事,我们也没法给出一刀切的解释。小麦种植,是印度和瑞典在产出方面有可比性的少数几种活动之一——这是因为,无论在哪里种植,小麦和小麦总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8]瑞典的很多商品是印度根本制造不了的。没有一部印度汽车能具备瑞典沃尔沃轿车的高品质。沃尔沃汽车这样的商品,可以在全球市场上以高价售出,这也正是各国劳动者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竟超过20比1的真正原因。
物质生活水平
罗杰和桑德拉会在美国塔霍湖附近滑雪。伊万和欧尔佳也会去滑雪——不过是在俄罗斯北部。罗杰和桑德拉可以使用一系列现代化的、遵照严格安全标准制造的滑雪缆车;而伊万和欧尔佳能用到的,只是几部老旧的滑雪缆车,而且年久失修。罗杰和桑德拉用的是科技含量十足的滑雪板和绑带,而伊万和欧尔佳用的则是非常基础的滑雪装备。塔霍湖附近的环境受到严格的保护;伊万和欧尔佳在科密共和国的森林里滑雪,那里的环境不断遭到空气污染和过度伐木的侵害。[9]
不过,在塔霍湖滑雪一星期的费用,是伊万和欧尔佳滑雪花费的10倍之多。罗杰和桑德拉的确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滑雪体验——这两对夫妇一定都会更喜爱美国的设施和装备。不过,美国的滑雪体验真能强上10倍吗?滑雪带来的喜悦,绝大部分来自白雪、阳光、自由和陪伴。而这些无论对罗杰和桑德拉,还是对伊万和欧尔佳来说,都同样令人愉悦。
海蒂和赫尔曼两个人的收入用美元换算以后,是拉维和南蒂妮收入的30倍以上。单从物质角度来说,比起拉维和南蒂妮,海蒂和赫尔曼显然要富裕得多。因为拉维和南蒂妮拥有的物质商品,他们都有,并且他们拥有的还多得多。这对印度夫妇一定十分愿意与海蒂和赫尔曼交换他们的经济生活,但海蒂和赫尔曼就未必想体验拉维和南蒂妮的经济生活了。海蒂和赫尔曼更加富裕,但并不一定更幸福。
然而,海蒂真的能比拉维富裕30倍吗?假如我们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衡量物质生活标准,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要让海蒂和赫尔曼拥有拉维和南蒂妮那样的经济生活,或者,让拉维和南蒂妮拥有海蒂和赫尔曼那样的经济生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不过,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在瑞士,根本租不到拉维和南蒂妮住的那种公寓——瑞士官方不会允许搭建这类建筑。在印度,倒是能找到海蒂和赫尔曼住的那种房子,但那一定是配备了私人安保的封闭住宅区。
南蒂妮每天在市场上买到的便宜食物,在苏黎世,只能在价格昂贵的熟食店才能买到。海蒂家里没有聘用私人管家,她要自己包办绝大部分家务。而南蒂妮却有女佣帮忙,她自己根本不怎么做家务。在印度,一台自动洗碗机要花掉女佣3年的薪水,但海蒂只要花上不到一星期的薪水,就能把洗碗机搬回家了。
空间和时间相隔越远,二者之间的比较,就显得越发生硬。在1936年,内森·罗斯柴尔德恐怕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尽管他能买到最为优质的医疗服务,但也难逃一死。那时令他性命不保的传染病,今天用抗生素就能治好,哪怕远在非洲的西塞罗,花上几个硬币也能买到这种药。[10]活着的西塞罗,难道不比死去的内森·罗斯柴尔德过得更好吗?
尽管有以上这些困难存在,国际机构仍然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来对不同国家维持某种物质生活水准的成本进行评估。[11]这些比较结果说明,各国之间物质生活水准的差异,并没有各国之间生产力的差异那样悬殊。贫穷国家的服务和资产,通常要比富裕国家便宜得多。服务和资产在澳大利亚和北美也比欧洲和日本便宜。
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
这些国民核算的概念,是对有代表性的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衡量的基石。表4.7提供了对表4.1中19个富裕国家和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准(平均国民私人消费)和生产力水平(每小时平均工作产出)的估计。
这19个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既是全球生产力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全球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必然的;然而,考虑到经济生活的不同方面——产出、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关联,这种一致性也很容易出现。而且,这种一致性具有另一层重要含义,将在本书中展开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更加富裕而其他国家更加贫穷,为什么有些国家生产力水平高而其他国家并非如此——其主要原因都可以从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组织中找到,而这并不是国际经济的产物。海蒂很富裕,并非因为西塞罗很穷。
表4.7 生活水平与生产力,2001年(单位:美元)
最佳做法,莫过于以汇率的市场价来衡量生产力水平。因为总的来说,汇率市场价是全球市场愿意为一个国家的产出来支付的金额。然而,汇率的市场价在短期内常常会产生巨大的波动。例如,欧元在2001年就非常不值钱。因此,依据购买力平价来排名的表4.7,也许是对不同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份更好的全面指南。
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方式,挪威都是全世界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该国将规模庞大、利润率高的炼油产业,和一份高生产率的产业相结合。若以市场汇率来衡量,剩下的18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最高(每小时43美元),澳大利亚最低(每小时23美元)。然而,如果是以购买力平价汇率这种更不易产生误解的基准来看,会发现差异要更小一些——从比利时的每小时46美元,到仍在增长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每小时30美元。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经济体中,通过采用现代科技,可以预期达到平均产出每小时40美元。
在这些富裕国家和地区中,生产力的差异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相关性并不明显。表4.8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这些国家中,私人消费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的私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几乎达到70%;而这一数字最低的挪威,却仅有40%出头。挪威享有贸易顺差,而美国却面临贸易赤字。挪威国民的个人存款余额较多,企业投资金额和公共支出也较高。
这些富裕国家在工作人口比例上的差异虽然没有那么戏剧化,但也不可忽视:瑞士的就业人口比例达到了55%;然而在比利时,由于提前退休司空见惯,失业率高,以及已育妇女就业的情况并不普遍,该国就业人口的比例只有39%。而且这些富裕国家和地区每年工作小时数方面的差异也是惊人的。挪威人受益于石油产业的收益,享有较长的休息时间。而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的工作时间比其他富裕国家更长,也是唯一一个平均工作时间持续增加的国家。目前,全球的趋势是工作时间减少,而收入增加,如果将美国刨除在外,富裕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另一股强大的趋势——假期变得更长,而每周的工作日变得更少。
表4.8 物质生活水平不尽相同的原因,2001年
表4.8的最后一栏显示的是不同国家的生活成本。在2001年,要购买一个在美国售价为1美元的商品,在日本要花1.23美元,在瑞士要花1.14美元,但在澳大利亚却只要0.7美元。从这个表格来看,美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居住成本很高的国家,不过这却是2001年欧元处于低位的另一个后果。如果在2003年进行同样的计算,那么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生活成本,就和美国的生活成本相差无几了。
综合来看,表4.8中所描述的各种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生产力水平位居中游的美国,却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私人消费水平都高。主要原因是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相比偏高的消费水准,以及美国人更长的工作时间。而美国的政府支出——主要花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上——却低于平均值,企业投资也是如此。美国的高消费,是通过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借款支撑的——尤其是向亚洲国家的借款。而且,比起其他富裕国家的居民,美国人的工作量更大,退休得更晚,假期更短,工作时间更长。由于私人消费方面的过分集中,比起排名紧随其后的瑞士和英国的消费水平,美国人的消费水平竟然高出了40%。
文字盒子4.3
工作和生活水平——美国和法国,2001年
1.法国的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得多
2.法国的工作人口比例较低
3.法国的工作小时数较少
4.两国的生活成本不同
2001年,在法国,0.82欧元可以购买1美元的产品。
2003年9月,可以购买到1.05美元的产品。
资料来源: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格罗宁根大学的数据进行的个人运算
其他维度表4.1所列出的19个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富裕国家和地区,它们是世界上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它们都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下面就是一些关联关系。
气候——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气候都比较凉爽。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的一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之外,热带地区并没有富裕国家存在。[12]
民主制度——富裕国家通常都是民主国家。[13]
环境标准——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大多数也都有较高的环境标准(较少的大气污染和较好的水质),环保主义行动也比较活跃。[14]
表达自由——在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中,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较少。[15]
性别平等——与贫穷国家和地区相比,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中,女性得到更加广泛的权利和自由。[16]
自我评价的幸福感——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中,人们通常会对“整体来看,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幸福吗?”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答案。然而,在一些贫穷国家(如古巴和印度),也有相同的情况存在。在其他生产力较低的经济体中,调查显示,感到幸福的人并不多,在东欧国家尤其如此。[17]
健康——富裕国家人民的预期寿命也比较高。[18]
身高——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人们的平均身高也比较高。[19]
诚实——在富裕国家中,贪污的现象比较少;这些国家的公民们对于“你觉得自己能信任别人吗”之类的问题,能够给予肯定的答案。[20]
不均——不均的现象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衡量。然而,如果我们将一国人口中20%收入最高者所占总收入比例,和一国人口中20%收入最低者所占总收入比例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比起生产力较低的经济体更加“平均主义”。而大多数衡量不均现象的方法,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21]
通货膨胀——富裕国家的通货膨胀速度较慢。[22]
识字率——在生产力较高的经济体,识字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不过在东欧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而在其他地区,人们的识字率并不高。[23]
物质主义——对于“钱是最重要的东西吗?”这个问题,贫穷国家的人们更多地给出肯定答案。[24]
开放性——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方面,设置的限制较少。[25]
人口增长——富裕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较低。[26]
财产权——在富裕国家中,财产权通常比较有保障。[27]
宗教——从世俗的生产力观点来考量,在基督教传统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比较优越,而在基督徒的社会中,生活在新教徒传统主导的社会,又比生活在天主教主导的社会中好。[28]
容忍度——在富裕国家中,对于“人们应不应该被允许拥有对自己生活的选择权”这个问题,有更多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29]
然而,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关联性,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就真的具有因果关系。富裕国家人们的平均身高较高,难道说高个子比矮个子的生产力更高吗?还是较高的生产力,能够让人们的个子变高呢?对于这两种说法的正确性,我都抱有怀疑态度。较高的生产力能够让生活水平提高,因此人们的营养更好。接下来,更好的营养能够让人的个子变高,也就更有生产力了。从这两个方向来看,逻辑都能说得通——而且,只有和其他跟身高/生产力有关的因素结合起来看,才能说得通。
以上所描述的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大多数都是这样错综复杂的。这些关系中,就算有些是由“较高的生产力”和“较高的生活水准”直接导致的,也是凤毛麟角。我们的经济生活,正是“嵌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
而本章所讨论的这种“嵌入性”,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将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在很多富裕国家的社区范围内,不同文化的族群,在“经济能力在国民经济生活的反映”方面,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有些是个人决策的结果——吃一顿午餐该用多长时间;还有的则是集体决定的结果——该花多少资源投入在公立学校,或是交通系统中。
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标准——甚至没有任何标准——能让我们做出“某些选择正确”或是“其他选择错误”的结论。声称集中于这样或那样的某个系统是必然的,更是无稽之谈。多样性本身,就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年间,人们那艳羡的目光,从经济繁荣一时,却于20世纪80年代末陷于泡沫化的日本,转到原本社会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却于20世纪90年代在东西统一的负担中挣扎的德国;而后焦点再次转移到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这几只亚洲小虎——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的繁荣也因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终止。此后,美国的“新经济”就牢牢地占据了舞台的正中央。
在那些流于表面的经济评论中,未来几年,甚至几个月的趋势,就算是对如设计师手里的时装一样“不确定的未来”的预测了。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那些富裕国家之间,在经济表现和经验上的差异,几乎微不足道而且瞬间即逝;然而,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却不但如鸿沟一般宽阔,而且相当持久。有关经济制度成败的任何理论,都必须要对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加以解读。而“今天的富裕国家,是怎么富裕起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2004年,又有10个国家加入了欧盟。这10个国家都不够资格成为表4.1中的富裕国家。
[2]Quah(1996).
[3]测量到的身高和体重遵循正态分布——一种标准的统计分布,考试成绩通常遵循正态分布。电视观看时间是对数正态分布的。这些元素的随机进程生成的数据具有标准统计属性,对这些属性的观察,形成了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4]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表2.8。
[5]Schultz(1998)、Milanovic(1999)和Melchior(2000)等率先开始评估全球家庭收入的不平等。关于这些问题和文字盒子4.1的问题的研究,参见Gottschalk and Smeeding(1997)。
[6]团队的产品如何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是一个核心经济问题,我将在第25章再次阐述。而目前,我们可以说,团队产出分配的问题是存在的。
[7]Lanjouw & Stern(1998).
[8]即便瑞典的生产力是印度的20倍,瑞典小麦也并非真正经济:如果没有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希维克根本就不可能种植小麦(见第26章)。
[9]科密共和国位于莫斯科东北约千里之外,其首都斯基奇夫卡周围有大片优良滑雪场。1994年—1995年,Kharyaga Usinsk油田石油管道泄漏的石油,超过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的3倍。
[10]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于1836年7月28日,死因可能是葡萄球菌或链球菌败血症,源于背部的脓肿,也可能是外科医生用来处理脓肿的手术刀。事例源自David Landes(1998),xvii-xviii。
[11]Heston and Summers(1991);World Bank(1993).佩恩表见PENNw。
[12]Landes(1998)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另见Sachs(2000)。Sachs是美国商业模式的强力倡导者,他要调和其解决方案的普适性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巨大差异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强调气候。在Sachs的模型中,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当地太炎热,以至于无法推行资本主义。
[13]Fukuyama(1992),49-50.
[14]Kornai(1992),179;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表3.13。
[15]Inglehart等(1998),表V128。
[16]Inglehart等(1998),表V128。
[17]另见Lane(1991),Oswald(1997)和世界幸福数据库。w
[18]UNDP(2002).
[19]Steckel(1995),1914.
[20]透明国际(2001),234。
[21]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表2.8。
[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世界经济展望,通货膨胀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0/02/data/。
[23]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类发展指数。不过,也有某些贫穷地区识字率高,如马拉维和印度的喀拉拉邦。
[24]Inglehart等(1998),表V264。
[25]IMD(2002),自由之家(2002)。
[26]Maddison(1993),2000年的表A-2。
[27]自由之家(2001),11。
[28]Inglehart and Baker(2000),19-55.
[29]Inglehart 等(1998),表V70,表V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