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河的赐予——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的文明帝国。正如埃及、巴比伦文明产生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冲积土壤一样，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

——罗素

启杀伯益

禹因为治水有功，受众人举荐成了舜的继承人，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禹获取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他年老的时候，夷人首领伯益被推荐为禹的继承人。但禹不把处理政事的实权交给伯益，却让自己的儿子启上位。禹死后，伯益依舜、禹的做法假意推辞，避居到箕山南麓。不料启顺势而上，正式行使起了王权。伯益不服，兴兵讨启，兵败被杀。

中华文明从远古流传至今，在世界各种文明类型中独树一帜。当代儒学家杜维明宣称：“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明很多，有今无古的文明也不少。但是，像中国那样有今有古，源远流长的却只有一家。”

在影响文明发展和文化创造的多种因素中，有许多学者将地理与环境的作用排在了首位，比较著名的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孟德斯鸠、汤因比等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希腊半岛气候处于炎热与寒冷之间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也特别强调气候的作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被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对此，中国也有李大钊、严复等学者表示赞同。这种片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地理与环境、气候在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越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这种作用就越大。

黑格尔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时，把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第二类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经的地方；第三类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黑格尔认为，在平原流域，居民依靠农业，被束缚于土地上，性情呆板，孤僻，守旧，过着君主制生活。黑格尔的说法虽有一些武断和偏见，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华夏先祖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古代中国农耕为本文化特质的形成、早期文明的发展和宗法制度的建立都存在一定的关联。

一、华夏先祖主要活动区域的地理与环境

1．边缘封闭、内部多样的地形

由于华夏先祖主要活动区域所处的特殊位置和地形条件，使得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处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不多的相对孤立状态。这片区域东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甚至北方海岸线之外较大的岛屿都不多见，缺乏远洋航海技术与工具的中华先民只能望洋兴叹，幻想大海之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想象那里琼楼玉宇，住着长生不老的神仙。这片区域的正北方，过了易守难攻的燕云一线便是一马平川的蒙古高原和茫茫戈壁，那里寒冷荒凉，生活着彪悍的游牧民族。西面则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自然条件远非中原地区可比，交通又非常不便。所幸草原和高原的交界处，虽有漫漫黄沙阻隔，但我们的祖先发现了一条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于是后来便有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边陲则到处是崇山峻岭、烟瘴弥漫，想进入此地可谓“难于上青天”，经过此处与东南亚相交，古时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好在关中、华北等平原已能够满足华夏先祖发展的需要。如此封闭的地形使得中华文明创造出独特的成果并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地从古延续到今。当然，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导致我们容易把自己臆想成世界的中心。

当今中国全境地形由西向东呈三级阶梯分布：青藏高原为第一级，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为第二级，一、二级地形之间以昆仑山、祁连山和横断山等为边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构成第三级阶梯，二、三级之间以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等为边界。不同的地形划分出各具特色的区域，孕育出千姿百态、各具风情的中华文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与汉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

2．河流纵横，湖泊众多

有水才有生命，才有可能形成文明。因此，古代先民多是沿河而居，大江大河对中华文明的孕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大河中下游都会有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些平原雨水丰沛、温暖湿润、灌溉便利，易于萌发早期的农业文明。据调查，中国境内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将近1600条，超过1万平方千米的也有近80条，黄河、长江、珠江等流域面积更是高达数百万平方千米。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文明就起源在黄河中下游的陕西、河南一带，石器时代的仰韶、大汶口、龙山以及青铜时代的二里头等中华文化的早期遗存都位于黄河流域。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河姆渡文化则成为不同于黄河众多遗址的中华文明的另外一个重要起源。此外，海河、淮河、珠江等流域也有华夏先祖的活动。

3．领土广、纵深大

华夏祖先最早以关中、中原地区为活动中心，地域纵横上千里。随着领土面积的不断拓展，最终成为东西、南北距离都超过五千多千米的泱泱大国。与欧洲相比，位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幅员相当辽阔且往来便利，这就为统一大国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此辽阔的疆域使得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回旋自如，拥有极大的自我调节余地，这是其他许多文明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却总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并未如其他古老文明那样中断或毁灭，与此有着极大的关联。

4．气候湿润、土地肥沃

黄河、长江等河流流经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以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为主。由于海陆热力差异的影响，加上高原地区的阻隔，使得中国东部形成了特有的季风环流系统。与同纬度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太阳辐射强度大，极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加之这片土地河网密布，因而土地肥沃，为农耕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二、农耕为本与文化特质

1．农耕为本

中华民族世代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利于华夏先民从事和发展农耕。石器时代，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广泛种植粟和蔬菜，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大批种植水稻，由此形成了多个农业定居点。种植业的发展带动了猪、牛等家畜和鸡、鸭等家禽的驯化和饲养。渐渐地，种植业和畜牧业成为先民的主要谋生手段。许多与“田”有关的汉字鲜明地表示出了这一特点。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祖先和神灵大多和农业相关，如教制农具、遍尝百草的神农，养蚕抽丝的嫘祖、纺纱织布的嫫母、播种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的叔均等。由于对农业的重视，从周代开始，王室就形成了对社稷（土神和谷神）和宗庙并重的祭祀传统。从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多奉行农业立国的指导思想。

农业是中国历代经济活动的主体和中心内容，土地成为农耕社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商周时期，农业耕作以井田制为基础，实行集体劳作。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开始私有。其后的漫长岁月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依附于土地，男耕女织，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自给自足，聚族而居”的生活。

深受农耕为本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绝大多数实行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列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因此，虽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工商业也有所发展，甚至在一定阶段变得十分繁荣，但却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商业交换的大多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发达的手工业则主要为皇室贵胄服务。因此，真正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城市也就难以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也无法打破。

2．农耕文化特质

农耕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人们通常以家族形式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聚族而居，多数村庄都由一个或几个宗族组成。各家庭、家族以父系传承的血亲关系为核心，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男主外，女主内，提倡尊敬祖先、孝顺长辈。中国的家族不但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且具有推行教化和社会管理的部分行政职能。家族权往往与地方行政权结合，进而建立起牢固的宗法统治。

国家由小家、大族发展而来。家族是“微型化”的邦国，是古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国家是“大型化”的家族，古代中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以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的。古代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自命为民之君父，以“中华大家族”的族长自居，普天之下的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天下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这样的心理之下，历朝皇帝都是独断朝纲，监听万事，整个官僚集团都成了皇帝的附庸。

为了维系以农耕为本的小家和大国，春秋时代发端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显学。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奉为独尊，又经过了宋明的理学改造，成为古代中国的伦理基础和统治者教化民众的主要内容。

对于从事农耕的华夏普通百姓来说，受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等影响，形成了重服从、偏保守，勤劳务实，易满足、缺乏冒险精神的民族文化特质。

三、从华夏先祖到千古一帝的文明先声

石器时代的华夏大地，中华文明开始草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第一，人们用骨头、石头等材料制造各种用途的工具并在某些工具、器物上刻制美丽的图案。在农业、手工业劳动中开始对天文、季节等自然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第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笃信占卜，形成原始的宗教观念。第三，华夏先祖经历漫长的原始社会，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亦真亦假的传说，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神农开发农业和轩辕开启文明等。这些传说都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强有力证明，也成为后世众多文学、美术作品援引、利用的对象。现今，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华夏先民不但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草原、高原等地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国众多区域性文明不断融合的结果。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籍明确记载的统一国家，王族以“姒”为姓，启是王朝的缔造者，父亲就是因治水有功而成为领袖的禹。相传禹的母亲因为梦中吞食薏苡（米仁）而得孕生下了禹。夏时，人们已经掌握了铜、锡合金技术而炼出了青铜。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今河南偃师，传说中的夏朝都城）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以及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和城墙遗迹。

商人的先祖叫“契”，传说其母简狄野外游玩，见一对玄鸟（燕子）下一五色彩卵。简狄生性好奇，以手取过，有心收藏，却苦于无处安放，只得含在嘴里，谁知一不小心，那五色燕卵竟被她咽下去了。当时就觉得一股暖流从喉头直达腹部，顿时浑身酥软，就这样忽然有了怀孕的感觉，最后生下了儿子契，因而商王族以“子”为姓。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今河南商丘），史称殷商。商代开始出现文字，主要保存在龟甲或兽骨之上，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记录了商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商代的青铜器制造工艺更为精湛，造型美观、纹饰华丽。

周王室的先祖是“后稷”，传说其母亲姜嫄野外祭祀时见一巨人脚印，好奇踩踏而怀孕生稷。姜嫄恐此子不祥，欲将其遗弃，不料其却有种种神迹庇佑，遂领回抚养。周王室因此得姓“姬”。周朝在华夏文明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开始确定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礼仪制度。周朝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王族子弟、功勋人士为诸侯，封土建国。王室和诸侯采用嫡长子继承，下有卿大夫、士、民等阶层。此外，周朝确定了刑罚以及祭祀、朝会等各种礼仪规范，体现了当时的文明。

从春秋时期开始，周天子的权势每况愈下，士人阶层崛起，各种思想争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有儒、道、法、墨、兵、农等家。儒家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崇尚“仁义”，强调“礼乐”的教化功能，政治上提倡“德治”和“仁政”。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法家主张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教育方面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管仲、李悝、商鞅是法家的先驱，韩非子则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道家则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子，提倡天下都爱人如己，停止杀伐，主张向贤人学习，节约用度（“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孙武、孙膑等则是兵家，提倡“知己知彼”“谋定而后动”等军事思想。

诸子百家为了提倡自己的思想，纷纷著书立说，《论语》《孟子》《韩非子》《道德经》《庄子》等都是不朽的名著，极富说理性，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诗经》《尚书》等文学著作以及《左传》《战国策》等史传著作流传后世。

“千古一帝”秦始皇灭掉六国，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朝历时很短，但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巨大，主要是秦以小篆为统一的文字，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隶书。秦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宗主与家国”：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

文明的发展受到地理与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古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家庭和家族，以血缘为纽带，带着鲜明的宗法制度的烙印。

1．宗法制的建立与演变

长期以来，古代中国的家庭或家族都是以家长制和夫权制为核心。家庭是夫妇共同生活组成的人群单位，家族则是放大了的家庭，指以夫妇组成的家庭为单位的血缘关系网。所谓的“宗”为同族之主，是同姓之内祖先的代表，其往往有功或有德于同姓。同族便奉此人嫡长一支为主，其余的人以该支为尊，强调主从关系。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有一定的法则，就是所谓的“宗法”。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在夏、商时期初具雏形，将其最终确立的是西周时期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周公将王位继承由之前盛行的“兄终弟及”改为“父死子继”。但君主一生子嗣众多，如果不将“游戏规则”明确，往往会造成王室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周公为此确定了“立嫡”“立长”的原则：只有嫡妻（正妻）所生的儿子才有继承大统的资格，假如嫡子很多，那么就由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来获得继承权，只要其具备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就行。周王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余的儿子为小宗，通常会帮助兄长治理国家或是被分封外出做诸侯。同样，诸侯之子中也是嫡长子继承大位，其余的儿子则为卿大夫。在诸侯国范围内，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余儿子的家族构成小宗。举例来说，周公被武王封国于鲁。在周王室中，周公的嫡长子为小宗，但在鲁国，其却为大宗。小宗的财产权位，仍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世代延续。普通家庭、家族的继承法则也是依据这个规定。从此，中国古代的社会便形成了层级分明的结构。遇到大事，大宗统驭小宗、天子统驭诸侯。宗法制度只是规范了同姓，却不及于异姓，异姓宗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进行联结，从而形成更大的亲缘网络。

春秋之后，周天子式微，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制度开始瓦解。到了后世，宗法制度仍然存在，只不过变换了形式。东汉时的豪强地主、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世族等无不体现了宗法制度的特点。宋代开始，民间自发组织的宗族共同体开始大行其道。这些民间的宗族共同体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族规为法则，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其借助的手段。只要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不发生改变，与之相适应的宗法制度也就必然存在。

2．宗法制度的影响

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在西周时开始确立，历经千年的变异和发展，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成的基石，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着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家天下”的皇权体制。古代中国，家庭的权威人物是“家长”，家族的权力核心是“族长”，最高统治者则是“中华大家族”的“家长”，是奉天承运的黎民君父，百姓则是其“子民”。因此，整个国家都是其一己之私产，“天下”就是皇帝的“家”。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终身拥有，世代沿袭。它依据等级分明的血缘关系构成了井然有序的政治实体，使得“家”与“国”在政治上紧密相连。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庭的扩大。

家庭中，父亲是家长，掌握着家庭的全部权力，支配着家庭的财产甚至妻室子女的命运。同理，在国家中，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指挥等所有权力于一身，处理一切国家大事，进行彻头彻尾的独裁统治，形成所谓“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官僚集团则是皇帝统治国家的工具，依据皇帝的意志管理国家，执行皇帝的政令。非但如此，皇帝随个人喜好和统治需要还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以严密的行政体制限制百姓的个人自由。

第二，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古代中国宗法制度下的传统道德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展开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范“国”和“家”内部的人际关系。所谓“纲”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体系中抽出的可以主持一切的头绪。“臣”“妻”“子”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君”“夫”“父”，以其为纲，因而身份低微，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的合称，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儒家强调以忠、孝为核心来处理这些关系，谨守伦理道德规范。“百善孝为先”，“孝”是伦理道德的基础，是维系家庭长幼尊卑的基本原则。这种观念扩大到社会组织，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孝为忠的君臣、君民关系，个人对家庭和国家应担负的责任并非是为家、国做贡献，而是对父权、君权的绝对服从。

第三，强大的宗族血缘观念。受到宗法制度的影响，中国人有着极强的血缘宗族观念。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亲族之间的交往，亲族圈成为中国人首要的“朋友圈”。中国人往往以亲族间的远近和长幼关系来判断亲疏，并严格区分父系、母系、同辈、隔辈等关系。当今社会，这些仍然备受中国人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双面性。中国的宗法制度也不例外，同样有着其先进和落后的一面，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认识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它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能够延续不断。当然，宗法制度的负面因素和消极影响也不能回避，它的落后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要做的就是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地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复习思考题

1．简述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特点。

2．说一说宗法制度在你所生活的家乡的体现。

参考书目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陈坤林，何强.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沈坚.文明的历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