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方法上论上古汉语无复辅音声母

第一节 从汉字形体变迁论上古音的复声母问题

现代音韵学家们利用汉字的形声字的原理去推考上古音的声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先大规模地利用谐声的方法去论考上古音的学者是段玉裁。段氏的《六书音均表》[1]称：“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变、平入之相配、四声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段氏能将《说文》中的9000多字全部分别归入古音17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善于利用汉字的谐声原则。现代的音韵学家，自从高本汉以来，如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陆志韦《古音说略》、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等著作都利用谐声原则来考论上古音的声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们的意见，其论著俱在，我们无须一一详列。因为我们不是要批评前人的方法，而是要讨论前人所忽视的汉字形体的变迁与谐声原则的关系问题，这是前辈学者们注意不够的。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在利用谐声原则去分析汉字的读音的时候，万万不可忽视字形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所造成的种种复杂现象。如果我们根据已经讹变的字形去推导上古音，那是危险的。而字形发生变异或错讹是异常普遍的现象。我国文字的形体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异的。文字形体变异后，字形与字音的关系就失去了造字逻辑的联系。这时如果据字形以推考字音，那结论是不可靠的[2]。古文字本来能够体现汉字的形、音、义的密切关系。如《说文叙》：“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魏书·江式传》：“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时人即谓之《籀书》。至孔子定《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厥意可得而言”就是指汉字的形、音、义的逻辑关系是清楚的，有道理可说的。而汉代的草书，其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就已经不明白了。如《魏书·江式传》：“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考其书形，虽无厥谊，亦是一时之变通也。”“虽无厥谊”就是说字的形、音、义的关系就已经不能合理地分析了。实际上，汉代人对于汉字结构的分析就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3]。

现代的语言学家们对文字演变的复杂性也相当地警惕。如陈梦家《中国文字学》[4]第120页：“因为晚周的文字在形体上有很多讹变，所以根据它而分析字形没有不错误的。”同书第119页称：“《说文》的转注，是根据六国、秦、汉的字体而说的，错误很多。”黄侃先生《广韵校录》[5]卷十“广韵误合二字为一字”一章专门讨论了《广韵》将《说文》中的不同的两个字误合为一个字的情形，多有举证[6]。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之末附有《林语堂先生来书》曰：“字源之学，最为谨严，若不科以精细音理及严格的客观的比附为法则，又易为貌似而实异之字所误。”同文又附有《李方桂先生来书》曰：“此类研究，不患其材料之不多，但患其材料之不精确可靠，……材料多而杂，则有掩没条例之虞。”另如《积微居友朋书札》[7]中录有郭沫若致杨树达的第十四通信论及文字学的问题，指出《说文》中的“鬲、高、亯”等字的小篆之形都是讹字，“不可沿讹形以为说”。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第八章第六节第四点“声旁的破坏”列举了在隶书中的一些字已经改变了篆文中的形声字的结构，原形声字的声旁已被破坏。因此，我们不可轻易根据隶书的字形去分析汉字的形声结构[8]。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9]。我们现在通过一些实例，以见文字学与音韵学的关系。

例一，有的音韵学家利用“妒/户”这组材料来构拟复辅音声母dh。我们认为这条材料不能成立。因为“妒”是一个晚起的讹俗字[10]。《说文》段注认为本字是“妬”，而非“妒”。段注说：“柘、橐、蠧等字皆以石为声，户非声也。”又说：“妬，妇妬夫也。从女石声。”吾谓段说不可易。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妒、妬”二字并存，不辨正俗，殊逊段注。我们现在从古文献的角度来检讨段注是否正确。我查阅了儒家《十三经》，发现共出现“妬”字六处，而且全部见于先秦的古文经《毛诗》的几处小序和《左传》。但“妒”字只出现一次，而且是在汉代才成书的《公羊传》。《公羊传·庄公十二年》：“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公羊传》述宋万杀闵公的经纬甚详。而《左传》与《穀梁传》并无此文。更检《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阮元《校勘记》曰：“毛本妬作妒。案《说文》‘妒’字注‘妇妒夫也’。《干禄字书》以妒为正，非也。今石经及诸本并作‘妬’。”阮元的校勘很有说服力，可与段注相映证。我们的观点还可以得到古文字学的支持。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只有“妬”，而没有“妒”。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秦不妬得。”马王堆帛书《称》：“隐忌妬妹。”均只有“妬”，而不见“妒”。在古书中有证据表明“石”与“户”容易互讹。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七》“三石山”条[11]：“三石当作三户，字之误也。”因此，“妒/户”这条材料与复辅音无关。

例二，潘悟云《流音考》[12]认为战国陶文中的从“酉”从“九”（左右结构）的字是“酒”的古文，并说这个字是从“九”得声。潘悟云据此构拟kl式的复声母。我们认为潘悟云的这个材料是不可靠的。他没有注明他说的那个战国陶文是根据了什么古文字资料，以及为什么这个字就是“酒”的古文。考徐文镜《古籀汇编》、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以及其他的古文字资料书都没有收入那个从“酉”从“九”（左右结构）的字。只有高明《古文字类编》[13]第330页收录了这个字，称这个字是“酒”的别体。但是后来的高明、葛英会《古陶文字征》[14]第247页收录这个从“酉”从“九”[15]的时候，《古陶文字征》原注只有一句：“《说文》所无。”并没有说这个字就是从“九”得声，也没有说这个字就是“酒”字在战国古文中的异体字，可见高明先生后来已经放弃了这个字是“酒”的异体字的提法。潘悟云的说法一定是采用了《古文字类编》的观点。他不知道高明先生后来的《古陶文字征》已经放弃了前说。而且为什么这个字就不会是从“酉”得声的呢?总之，潘悟云的论断是很主观的[16]。

例三，严学宭先生《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一文利用“亡/良”这组谐声材料来构拟原始汉语的复辅音ml[17]，其他还有不少的音韵学者也是如此。但我们认为“亡/良”这组材料与复辅音无关。今考证如下，《说文》：“良，善也。从畐省亡声。”大徐本引徐锴之说曰：“良，甚也。故从畐。”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说文》“良”字下还附有三个“良”的古文，这些古文中前两个都不是从“亡”，最后一个才是从“亡”。清代的《说文》学家如段玉裁、王筠、朱骏声对“良”字的形声问题没有新的说法。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有一个古印文的“良”字是从“亡”。现代古文字学研究已经证明“良”所从的“亡”是后起的讹误之形。容庚《金文编》[18]所录的金文中“良”共有13个字形，没有一个是从“亡”的。林义光《文源》在引证了一些金文材料之后认为金文中的“良”字“亦不从亡，当即‘量’之古文”。《金文诂林》[19]引述顾廷龙《释良》一文中提到顾廷龙的叔祖王胜之的观点也是认为“良”就是“量”字，与林义光的意见相同。姚孝遂赞同林义光的分析，认为“良”字本来并不从“亡”[20]。但姚孝遂认为“良”在甲骨文中的“形体难以索解”，并且认为“良”也不是“量”的古文。《金文诂林补》[21]引白川静之说也认为“良”的形体解释困难，并且认为《说文》所附的三个“良”的古文“皆讹变之甚者也”。《金文诂林补》[22]引日本学者加藤常贤之说也称“良”在古文字中的形体结构“仍尚未全部明白也”。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23]根据甲骨文、金文中的“良”字之形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良”“皆不从亡。从亡者，写误也”。徐在国也稍稍讨论了“良”的古文问题[24]，然而语焉不详，未有实质性论断。古文字学者大都认为《说文》以“良”从“亡”是后起的讹误之形。高田忠周《古籀篇》卷七十三[25]也认为《说文》说的“良”从“亡”声“未详”。也就是说高田忠周认为“良”从“亡”声是不可理解的，是没有证据的。《金文诂林》[26]引述张日升的观点认为：“（良）许谓畐省亡声，并误。”张日升同时也不赞成“良”是“量”的古文之说。戴家祥《金文大字典》第4832页引述顾廷龙之说，并无别解。根据我们以上引证的诸家之说，可知《说文》以“良”从“亡”声是后起的形体讹变之后的字形，讹变原因也许是为了使偏旁成为一个独立的字，以便于记忆和书写。因此，《说文》说的“良”从“亡”声是不可靠的，不能用作证明古有复辅音声母ml的根据。

我们还可以用通假字系联法来证明“良”的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ml。《释名·释言语》：“良，量也。”这显然是声训[27]。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说“良”与“量”古音相通。上引顾廷龙《释良》一文也颇有举证认为“良”与“量”相通（如“粮”有异体字作“糧”等）。而“量”字从不与明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ml，这就反过来证明与“量”为双声的“良”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ml；否则，二者不会有声训关系。

例四，裘锡圭先生在《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28]中还有一段论述尤其令我们感兴趣，裘先生曰：“讲古音离不开谐声，讲谐声一般都以《说文》为根据。但是从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看，《说文》小篆的字形以及《说文》对字形的分析有不少是有问题的。”裘先生具体举例有[29]：据《说文》段注，“帅”从“”声，但在金文中并不作“”。作“”乃是在小篆中的讹变。《说文》说“畀”从“甶”声，但在甲骨文中“畀”是象形字，象矢形而突出扁平的镞部，应是“金鎞箭”之“鎞”的初文，根本不从“甶”；《说文》说“并”从“幵”声，但在甲骨文中字形作二人相并，根本不从“幵”。裘先生此文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从“去”声的字其读音可分为两系，一系是鱼部字，如“呿、祛”等；一系是属叶部收p尾的，如“劫、怯、、鉣”等。《说文》把“、鉣”说为从“劫”省声，但“怯”字仍然说为从“去”声。古音学家大都把属于叶部的从“去”声的字全都看作从“劫”省声。裘先生认为：“从古文字来看，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原来小篆的‘去’把较古的文字里两个读音不同的字混在一起了。……从‘去’得声的鱼部字，所从的是离去的‘去’；从‘去’得声的叶部字，所从的则是象器盖相合的‘去’（盍）。过去认为是会意字的‘法’字也可能是从‘去’（盍）声的。有些从‘去’的字有鱼部和叶部两读，这应该是后起的混乱现象。”裘锡圭先生的精彩论述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音韵学家们高度重视。

例五，有人以“麻”字从“林”得声，就说这是明母与来母相谐的证据，从而构拟上古的复声母“ml”或“lm”。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说文》中有一部首“”（与双木“林”写法不同），《说文》解释说：“，葩之总名也。之为言微也，微纤为功，象形。”段注：“微音相近。《春秋说题辞》曰‘麻之为言微也’。麻古盖同字。”《说文》部收有三字。《说文》：“麻，与同。人所治，在屋下。从广从。”而且段注还说“麻”是会意字。唐朝的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30]解释说：“麻，马平，网人所治；在屋下，故从广从。‘’音‘派’，‘麾、磨’等字从之。”可见“麻”所从的“”并非山林字，而是读为唇音的“派”。也就是说“麻”根本不是从森林的“林”得声[31]，完全牵涉不到复声母的问题。

例六，有许多音韵学家利用“造/告”这一组材料来构拟上古复辅音sk或dzk之类的声母。我们认为这个证据不能成立。考《说文》：“造，就也。从辵告声。谭长说‘造，上士也’。‘艁’，古文造从舟。”清代的《说文》各家注对于“造”的形声结构均无异辞。但小篆“造”的形声结构却令很多现代学者伤透了脑筋。日本学者藤堂明保[32]干脆认为“造”是会意字，不是形声字。他分析“造”字和“告”字的结构都是会意字。镰田正等[33]也认为“造”是会意字。以上两位日本学者大概就是看到了把“告”当作声符，就不易说明其谐声关系[34]。这些日本学者的观点表明“造”的文字结构确实不好分析。

清代学者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已经引用金文来证明《说文》所附的古文“艁”字形是有根据的，在金文中的“造”多有从“舟”之形。吴大澄《说文古籀补》和容庚《金文编》都说金文中还有异体作从宀从舟告声，也是把“告”当作声符，与《说文》相同。但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35]引林义光《文源》曰：“按，古作‘艁’（《羊子戈》），舟、告皆声也。”这是近代的学者首先指出古文的“艁”所从的“舟”是声旁。同时《文源》又采取传统的说法，认为“告”也是声符。这就把“艁”看作了双声字[36]。李家浩先生也主此说。金文中有“”字，郭沫若《金文丛考》[37]第638～639页释读为“造”，显然是以其古文“艁”从“舟”声。其说与林义光相同。但问题是“舟”是章母，与“造”的上古音从母相去较远。从章母到从母的音变条件还不好解释。“艁”从“舟”声之说暂时还只能存疑。

高田忠周《古籀篇》卷六十五第14页[38]明确认为“造”所从的“告”并非“告诉”的“告”，其字上部与“牛”大不相同。其余不详引。尾崎雄二郎[39]虽把“造”当作形声字，但也认为“造”所从的不是“告”，“告”是一个误字，本来是表示“就”（即“靠近”）的意思。小林信明[40]也认为“造”所从的“告”不是从牛，而是从“之”，或是从“生”。《新选汉和辞典》的这个看法显然是采取了高田忠周《古籀篇》的观点。这些日本学者的观点现在已经得到古文字学材料的证明。在战国时代的楚系文字中，“造”所从的“告”与一般的“告诉”的“告”有比较明显的不同。如《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有“告古”[41]，古文字学家公认这就是文献中的“造父”。裘锡圭先生在按语中指出：“楚简‘告’字中的上端皆直，此‘告’字上端则向左斜折，与楚简‘造’（原作‘告’，当误）、‘俈’等字所从之‘告’相同，故此字无疑当读为‘造’。有学者指出‘造’字所从之‘告’与‘祝告’之‘告’本非一字，是有道理的。”裘锡圭先生根据古文字材料指出“造”所从的“告”本来就不是“告诉”的“告”，这在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中表现得相当明显。陈剑博士在《释造》一文[42]中运用古文字材料比较清晰地梳理了“造”所从的“告”的字形从甲骨文演变到战国文字的源流，指出“造”所从的“告”与“告诉”的“告”根本不是一个字，二者毫无关系。陈剑博士当面向我讲述过他的见解。古文字学者们的这些论述应该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比较肯定地认为“造/告”这组材料与复辅音无关，因为“造”根本不是从“告诉”的“告”得声，只是在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中“造”所从的偏旁才误成了“告”，在楚系文字中并非如此。

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显示“造”的上古音声母绝对不是复辅音。从一般的上古音系统看，“造”的上古音是“从母幽部”，而“就”也是“从母幽部”。《说文》这里显然是在用声训。“造”与“就”在西汉以前就相通，如银雀山汉简《唐革（勒）赋》中的“造父”都写作“就父”。“就”字，《说文》释为“高也。从京从尤”，是把“就”当作会意字。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就”的上古音为复辅音，即使是主张上古有复辅音的学者也没有人把“就”的上古音声母构拟为复辅音，因而“就”的上古音只能是单辅音的从母。而《说文》又用“就”来作为“造”的声训，这就表明“造”的声母至少在《说文》时代是与“就”为双声的。王力先生的上古音体系正好符合这一事实。如果把“造”构拟为复辅音，那么“造”和“就”将不会成为声训关系。《说文》有存古的保守性质，《说文》的声母系统应该能反映上古音的事实。事实上，音韵学家们也正是利用《说文》来研究上古音，我们不可轻易认为《说文》中的音韵系统与上古音的声母系统有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从《说文》的声训关系也可以看出“造”的上古音声母与复辅音完全无关。

我们在古文字中还找到了别的证据表明“造”的上古音绝不是复辅音sk或dzk这样的声母。在战国文字中，韩国的兵器有一戈，上面的铭文有“造”字作从“曹”（在左）从“攴”（在右）之形[43]，明显是以“曹”为声旁。同样的字还见于《考古》1988年7期第617页所著录的韩国的兵器戟上面的铭文。李家浩先生告诉我这个读为“造”的从“曹”从“攴”的字是战国文字中的韩国文字所特有的字形。可知在战国文字中“造”与“曹”音近相通。按照中古的《切韵》音系和王力先生的上古音体系，二者既是双声（从母），也是叠韵（幽部）。而“曹”从来不与见母字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sk或dzk之类的声母，这就反过来证明与“曹”为双声相通的“造”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sk或dzk这样的复辅音，否则二者不会相通。这些证据都是比较过硬的。

例七，有的音韵学者利用“阝贵/贵”这组材料来构拟上古复辅音声母dk。这也是不可靠的。“阝贵”字实际上并非从“贵”得声。吾友赵彤博士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几个上古音问题》一文中有很好[44]研究，今引述其文如下：

《说文》从“贵”声的字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牙喉音、物部，如“溃、愦、缋、聩、阓、匮”；一部分为舌音、微部，如“遗、颓、阝贵”[45]。表面上看，微部和物部是对转关系，牙音和舌音谐声也不乏其例；但是，我们知道微部和物部互相谐声的例子非常罕见，而且从“贵”声的字在声母和韵部上都截然地分为两类，这都使我们怀疑《说文》的说法。金文“遗”作，并不从“贵”。楚简中“遗”作[46]，“贵”作、[47]，“缋”作[48]。“遗”字的写法与金文相合，明显不从“贵”。据此可以推知，《说文》从“贵”声的字中，属于牙喉音、物部的是真正从“贵”得声的，而属于舌音、微部的是从“遗”字所从的声旁得声，[49]小篆中由于字形讹变，这两个偏旁混同了。

赵彤从古文字角度作出的论述是可信的，“阝贵”字实际上不是从“贵”得声，而是从“遗”得声。因此，“阝贵／贵”这组材料与复辅音无关。

例八，有的学者利用“谷/俗”这组谐声材料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复辅音声母zk或rjk。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信的。考《说文》：“俗，习也。从人谷声。”似足切。“俗”字在先秦古文字中早见于《毛公鼎》、《永盂》、《徐郊尹鼎》、《古玺汇编》5664号、《睡虎地秦墓竹简》等。“俗”的古音声母是邪母，而“谷”字一般认为是见母，这样的谐声关系该怎样解释呢?我们首先认为《说文》对“俗”的形声结构的分析是准确的，“俗”确实是从“谷”声，其他的例子如“欲、裕、浴”都是从“谷”得声，这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这些字（包括“俗”）实际上并不是从见母的“谷”（山谷字）得声，这里的“谷”本身就要读如“欲”音。古汉语中的“谷”在上古本来就读余母。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点。顾炎武《唐韵正》卷十五[50]“谷”字条称：“按山谷之谷，《广韵》虽有‘余蜀’、‘古禄’二切。其实‘欲’乃正音。《易·井·九二》‘井谷射鲋’。陆德明《音义》‘一音浴’。《书·尧典》‘宅嵎夷，曰旸谷’。一音‘欲’。《左传·僖三十二年》注‘此道在二殽之间南谷中’。一音‘欲’。《史记·樊哙传》‘破豨胡骑横谷’。《正义》曰：‘谷音欲。’《货殖传》‘畜至用谷量马牛’。《索隐》曰：‘谷音欲。’《苦县老子铭》书‘谷神不死’作‘浴神’。转去声则音‘裕’。今人读‘谷’为‘谷’而加山作‘峪’，乃音‘裕’，非矣。杨慎曰‘顺天府有平谷县，今或添山作“峪”，非也’。宋苏轼诗‘入谷惊密蒙’。自注：‘谷音浴。’”顾炎武的论述非常详密精彩，他博征文献指出“谷”的古音本来就读为余母的“欲、浴”，并非见母。顾炎武认为“今人读‘谷’为‘穀’”是后世的音变。虽然他没有论述“谷”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变为见母音[51]，但指出“谷”的上古音是读如“欲”，是余母而不是见母，这是完全正确的，证据确凿，不可置疑[52]。另如《广韵》也指出“谷”有“欲”音。今本《老子》六十四章：“圣人欲不欲。”郭店楚简本正作：“圣人谷不谷。”

那么“俗”的形声关系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俗”所从的“谷”当为“欲”之借，这是个形声兼会意字，会“人之欲即为俗”；若把“俗”当作纯粹的形声字，则“俗”的形声之义不可解[53]。我们这样解释并非牵强，而是有训诂学上的根据，古人确实把“俗”与“欲”相关联。如《释名·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汉书·地理志下》：“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54]《孝经·广要道章》：“移风易俗。”韦昭曰：“随其取舍之情欲，故谓之俗。”《礼记·乐记》：“移风易俗。”孔颖达疏：“俗，谓君上之情欲，谓好恶取舍。”这都明显是用“欲”来声训“俗”[55]。而“欲”的古音是余母，与邪母非常音近，经常相通[56]。足证这与复辅音声母毫无关系。

从古人的声训也可证明“俗”的上古音绝非复辅音zk或rjk。如《说文》：“俗，习也。”段玉裁注：“以双声为训。”《广雅》：“俗，习也。”《史记·乐书》：“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正义》：“下习谓之俗。”《荀子·荣辱》：“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一》“习俗”[57]条在批评杨注时称：“念孙按，‘习’‘俗’双声字，‘俗’即是‘习’。”据王念孙此言可知：“俗”与“习”的上古音就是双声，必然都是邪母，如果“俗”的上古音声母是复辅音，那么将与“习”不构成双声关系，这显然与古训不相符合。又如，《说文解字系传》：“俗之言续也，传相习也。”《周礼·土均》：“与其施舍、礼俗、丧纪、祭祀。”贾公彦疏：“俗者，续也。”这显然是以“续”来声训“俗”，二者当为双声。又如，《周礼·合方氏》：“同其好善。”郑玄注：“所好所善，谓风俗所高尚。”孔颖达疏：“俗，谓民所承袭。”这也是用“袭”来声训“俗”，“俗”与“袭”为双声。这些古代的声训材料证明“俗”的上古音声母必定不是zk或rjk之类，否则古代训诂学中的声训关系将完全被破坏。

例九，与上面一组材料有点类似。有的音韵学家利用“松、颂、讼/公”这样的谐声材料来构拟上古汉语zk之类的复辅音声母，我们认为这是不能成立的。考《说文》：“松，木也。从木公声。松或从容。”祥容切。《说文》：“颂，皃也。从页公声。”余封切，又似用切。籀文“颂”不从“公”，而从“容”（《玉篇》同）。《说文》：“讼，争也。从言公声。”似用切。古文“讼”从“谷”。《说文》：“容，盛也。从宀、谷。古文‘容’从‘公’。”余封切。徐铉曰：“屋与谷皆所以盛受也。”我们上面把《说文》中的“容、松、颂、讼”进行了排比，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说文》中这几个从“公”声的字，在古文或籀文中是从“容”或“谷”声。我们在上一个例子的讨论中指出“容”或“俗”所从得声“谷”的上古音是余母音，读如“欲”[58]，而不是见母的“谷”。这样一来，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松、颂、讼”所从的“公”声，实际上这些“公”都是先秦古文字中的读余母音的“谷”的异体字，而不是见母的“公”，二者只是同形而已[59]。更考《郭店楚墓竹简》共有八次出现“容”字，全部都是从“公”，没有一个从“谷”的例子；《望山楚简》有一处“容”字，也是从“公”[60]。因此，“松、颂、讼”都应该是从余母的“谷”或“容”得声[61]。而“松、颂、讼”的上古音都是邪母东部，与“容、谷”声韵皆通，完全在古音通转的范围之内[62]，与复辅音声母毫不相干。上古音中的邪母与余母非常音近[63]，这是众所公认的，我们不再多谈。不过，我们也怀疑“谷”在先秦的秦系文字中已经有了见母一读，与余母音并存。“谷”为见母屋部，而“公”是见母东部，二者为严格的阳入对转关系，可以相通，所以产生了偏旁由于音近而互换，从而出现了“松、颂、讼”这样的字[64]。因此，“松、颂、讼/公”这组谐声字不能作为构拟zk或其他任何复辅音声母的根据。

例十，《说文》中“”的读音颇让音韵学家困惑。《说文》：“，相与语唾而不受也。从丶从否。否亦声。”天口切。此字在《说文》中有异体从“豆”从“欠”。困难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如大徐本所说是以唇音的“否”为声符，那么“”读“天口切”确实很费解。但是《说文解字系传》与大徐本有微妙的区别，《系传》作“从否从丶，否亦声”。《说文解字诂林》引《说文校议》称：“，疑当作‘丶亦声’。按此以本部首为声，故言‘亦声’。”《说文校议》的观察和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段玉裁注本就改作：“从丶从否，丶亦声。”段注曰：“丶各本作‘否’，非。今正。”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当云‘丶亦声’。”我完全赞同段玉裁之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此字据或体从欠豆声，则小篆当从否丶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从丶从否。否亦声’者，徐锴本‘从否从丶。丶亦声’[65]。凡言‘亦声’皆谓从本部得声也。”可知清代的《说文》四大家与姚文田、严铁桥都认为“丶”才是“”的声符，这是对的。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唇音与透母谐声的问题。但是“”在字书中（如《玉篇》、《广韵》）有一个异体字作“咅”，而“咅”显然只能是唇音字，这又该怎样解释呢?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解释。据《广韵·去声·五十候》：“咅，《说文》作‘’，相与语唾而不受也。隶变如上。”[66]可知“咅”是“”隶变后产生的讹体，与“”是异体字，与唇音的“咅”本来不相干[67]。《广韵》中的“咅”就没有唇音一读，而是透母音。而《集韵》“”字注有“普后切”一音，这实际上是对唇音的“咅”的注音，这种现象属于“音随形变”[68]。也就是古人后来忘记了“咅”是透母的“”的异体字，而把“咅”单纯看作“剖、部”等字的声符，于是《集韵》就注音为“普后切”。这根本牵涉不到透母与唇音相谐声的问题[69]。这样的异读音与复辅音声母没有关系。

例十一，《说文》：“穴，土室也。从宀八声。”“穴”字在先秦古文字中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但不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穴”的古音是匣母，而所从得声的“八”声母。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文》段注、王筠注、桂馥注都对这个问题不发一言。只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穴”所从的“八”，“按象嵌空之形，非八字”。朱骏声的意见是对的，“穴”所从的“八”并非数字的“八”，而是象空穴之形，与数字的“八”在韵母上相合是偶然现象，不能认为是从数字的“八”得声[70]。因此，我们不能利用此字来构拟任何复声母。

例十二，严学宭《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71]根据“進/閵”来构拟复声母tsl，理由是“閵”是从“進”省声。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考《说文》：“閵，今閵似鸲鹤而黄，从隹省声。良刃切。籀文不省。”可知“閵”是从省声，所从的“隹”是意符（因为“閵”是一种鸟），根本不是从“進”省声。因此，“進/閵”不能作为构拟复声母tsl的根据。

例十三，《广韵》十八尤：“腄，羽求切。县名、在东莱。”葛信益先生在《广韵异读字有误认声旁之讹者》一文[72]中加按语曰：“《玉篇》‘腄’注云‘竹垂切。《说文》瘢腄也。又驰伪切，县名’。《汉书·地理志》‘腄’，颜师古音‘直瑞反’。《广韵》平声支韵‘腄’，竹垂切，瘢胝。去声寘韵‘腄’，‘驰伪切，县名，在东莱’。均取‘垂’声为音。此尤韵‘腄’字读‘羽求切’，似又从‘邮’省矣。盖所谓后起之讹音者也。”葛先生的解释是可信的。可知“腄”读“竹垂切”是认为“垂”是声符，读“羽求切”是认为“邮”是声符，也就是认为“腄”是从“邮”省声。正因为人们对文字的形声结构的分析有所不同，才产生了异读音。这种异读音的产生往往有历史顺序的先后，只是在后代的韵书中被处理为异读音了。这与所谓的复辅音的分化毫无关系。

例十四，葛信益先生在《广韵异读字有误认声旁之讹者》一文还提到下面这个例子。《广韵》二十六衔注“髟”音为“所衔切”。《说文》：“髟，长发猋猋也。从长从彡。凡髟之属皆从髟。”大徐本注音“必凋切”，又“所衔切”。段玉裁注首先确定“髟”为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然后段玉裁说：“其云‘所衔切’者，大谬。误认‘彡’声也。”段玉裁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髟”本来是会意字，没有声符。但由于后来人们误认为“髟”所从的“彡”是声符，把“髟”当作形声字，才产生了“所衔切”一音。

例十五，《广韵》九麌对“頨”字注音为“王矩切”。而《说文》“頨”字下注音为“读若翩”。大徐本音“王矩切”。段玉裁注曰：“（頨）按此当纰延切。古音在十二部。《篇韵》‘王矩切’，盖有认为‘羽’声者耳。”段玉裁还批评了《广韵》的释义。葛信益在《广韵异读字有误认声旁之讹者》一文称段注“此言甚是”，足见对文字的形声结构的不同分析会产生异读音。这些都不能作为构拟复辅音的根据。

例十六，“矜”字，今本《说文》称是从“今”声，而段注本改“今”为“令”，并详细阐述了改动的理由。现代古文字学支持段玉裁的说法是正确的。考《老子》三十章：“果而勿矜。”帛书甲乙本都作“矝”，《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的“矜”作从左“矛”右“命”之形，而“命”和“令”在古文字中可以互用，所以在战国的楚系文字中的“矜”还是作从“令”之形，不是从“今”，马王堆帛书中的“矜”都是作“矝”形[73]。此古文字材料足证段玉裁小学之精。段玉裁经考证指出在汉代石经《论语》、《魏受禅表》都作“矝”，不是作“矜”。大徐本对“矜”的注音是“居陵切”，又“居巾切”，这两个注音都与“今”音不合。段玉裁说“矝”古音为“邻”，这是很对的。段玉裁还敏锐地指出“矝”是在汉代的韦玄成的《戒子孙诗》中才开始与“心”押韵。考《汉书·韦玄成传》：“于异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艰，莫我肯矜。”“矜”确实与“心”为韵。韦玄成是西汉元帝时的名臣，则“矝”变为“今”声在西汉元帝时已经出现。在西汉隶书中的“今”和“令”比较形近，容易相混，作为偏旁的“令”讹变为“今”当是在西汉的俗书中就出现了。音随形变，“予今”自此后就读今声了。此例虽与复辅音无关，但可以说明汉字形体变迁之理。

例十七，有的音韵学者利用“臨/品”这组谐声材料来构拟上古复辅音phl。我们认为这组材料与复辅音无关。《说文》：“臨，监臨也[74]。从卧，品声。”力寻切。清代《说文》四大家的注释都没有怀疑过“臨”是从“品”得声的形声字。我们自然也不能轻易怀疑“臨”是以“品”为声。但是“品”的古音声母为滂母，而“臨”却是来母，这样的谐声关系该怎样解释呢?现在我们可以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75]第799页“臨”字条称：“‘臨’金文表示人俯视象物之形。所从的‘品’其实不是小篆的‘品’字。三个‘口’的上面或下面都有分别有一长竖[76]，且三个‘口’作横排并列之形，像众物之象，小篆变为‘品’[77]，本是会意字，《说文》变为形声，非是。”光华按，考《盂鼎》、《毛公鼎》等中的“臨”字都是如此。在金文中有从三个“口”横排并列之形“”的字如“霝”字[78]，其中的“”与金文中“臨”从的所谓“品”绝不同形，形音义皆殊，不可相混。小篆文字中所从的“品”有时确实是从古文字讹变而来，这并非孤例。考《说文》“龠”字，《说文》称其从“品”，但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龠”都不从“品”，字形分明[79]，只是到了小篆才讹变成“品”。

又，《说文》中从“品”的字，其“品”往往是义符（表示“众多”之义），不表音声。如《说文》“喦”字注：“多言也。从品相连。《春秋传》曰：次于喦北。读与聂同。”尼辄切。《说文》“喦”字注：“山岩也。从山品，读若吟。臣铉等曰：从品，象岩厓连属之形。”五咸切。以上两个“喦”字只是在隶变以后才变得同形，在小篆中形音义皆殊，断不可相混。《说文》有个从“品”从“木”的字（上下结构）注：“鸟群鸣也。从品在木上。”稣到切。《说文》“區”字注称：“踦區，藏匿也。从品在匸中。品，众也。”岂俱切。《说文》“碞”字注：“磛嵒也。从石品。《周书》曰：畏于民碞。读与岩同臣铉等曰：从品与嵒同意。”五衔切。《说文》“龠”字注称：“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侖，理也。”以上各字所从的“品”都是义符，无一表音。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通假字系联法来证明“临”的上古音声母不可能是复辅音phl。我们上文指出“林”与“临”的上古音相通[80]，而“林”从来不与唇音的滂母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因此“林”的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phl，这就反过来证明与“林”古音相通的“临”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phl。又如，“临”与“隆”的上古音相通。《广雅》：“临，大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临之言隆也。”《诗经·大雅·皇矣》：“与尔临冲。”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81]第854页：“临、隆二字双声，古通用。”《韩诗》“临”作“隆”。《墨子·备城门》：“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孙诒让《墨子间诂》[82]第450页：“临声转作隆。”而“隆”字从不与滂母发生通假关系和谐声关系，其上古音声母不会是复辅音phl，这就反过来证明与“隆”为双声相通假的“临”的上古音声母也不会是复辅音phl，否则二者不会是双声通假关系。这样的通假字系联法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汉字形体的变迁会造成形声字的读音与其声符的读音产生较大的差距，另外古人对文字结构的不同的分析和认识会造成一些“又读音”。这些现象都不是语音直接的演变，不能作为论证复声母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