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拙著《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出版后，陆续发现了一些错误，需要订正。恩师何建章教授和畏友萧旭先生帮我校订错字最多，我十分感谢他们热忱的帮助。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和研究，收集了不少新材料，也借此机会增补进去。本书实际上是《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的增补改订本，与旧著相比，自以为有较大的改善，明显地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希望学术界的朋友在讨论有关问题的时候尽量以此版为准。新增加的参考文献大都在书末补入了，只有少数新增补的文献随文出注，未能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逐一详尽地排列[1]，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增补的材料有不少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做博士后访问学者期间收集的，我十分感谢张敏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个如此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恣意参考香港各大学的中文藏书。我在马来西亚教书时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在吉隆坡的那段时间，虽然我的心绪只有孤苦寂寞，但对基于汉藏语系同源词的汉藏对音的批评性研究[2]、对《说文解字叙》中的“转注”的解释，都是那个时候做出的。新版较初版已超出五十万字，全书100多万言，主要是增补材料，使内容更加丰满，一些不成熟的提法已尽可能得到修正，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我博士毕业后数年的心血尽萃于此，但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是很多，有些问题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有的判断仅仅代表我目前的认识。若干年之后，不知能否再出修订本。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杨宽先生《战国史》、何建章师《战国策注释》、张双棣师《古代汉语字典》、蒋绍愚师《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张永言先生《语文学论集》，甚至大学者钱钟书的《管锥编》，这些论著都经过千锤百炼，不断补订，足以垂范后学。四川经学家廖平对自己的经学观点一生改订过六次；日本学者编撰的辞典之类工具书从来是不断修订，有的甚至有十几版。美国语言学大家乔姆斯基一生不断改订发展自己的语言学说，在他有一本书出版一年后说：“由于学术的快速发展，此书需要修订了。”乔姆斯基的学说历来受到很多批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我在此书中对一些学者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偶尔还较严厉，但我决不抹杀这些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他们中有一些学者献身学术的精神令我感动，如郑张尚芳先生，尽管我对郑张先生的《上古音系》一书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我曾经是日语专业出身，受教于许多日本学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3]的指导教官是东京大学的神野志隆光教授，日本学术界中存在激烈的学派对立，但我实在不希望中国学术界也这样。学术的百家争鸣不是生死抗争，学术上的错误人人难免，只要这些错误是诚实的。我自己在本书的初版中打磨不精，犯的错误不少[4]，感到非常惭愧和悔恨，我下定决心要努力在本书中予以修订。在古汉语研究中，古文字和上古音是很容易犯错的两个领域，学术界的同行似应彼此宽容，以善意的讨论代替无情的攻伐，尤其不能抓辫子和打棍子。我生平很喜欢《左传·宣公十二年》的一段话，讲的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将荀林父率军救郑，与攻破郑国的楚军在黄河边的邲城决战，但因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军令不统一，最终兵败。荀林父回国向晋景公请死。这时晋国大臣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这段话可算千古名言。一个真诚的学者即使在学术上犯了大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

但如果学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犯了严重的过失，还一味敝帚自珍，死不认错，视陈说如性命，拒绝与时俱进，这就不是学者态度。不幸的是，现在敝帚自珍的学者似乎太多，很少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如果学者只会死要面子，不肯真诚地探索真理，我们的学术就不会走向光明。

近年来，我颠沛流离，忧世伤生。虽然费了五年的光阴来完善此书，但有好些感兴趣的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古文献学、神话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5]的论题没有工夫来做，想翻译的很多日文论著也没有着手，《诗经兴义论考》《汉字语源学》二书至今没有完成，实在愧对师友。面对沉香斋的四壁图书，唯有祈祷苍天假我年寿，以完成我的著述，并进一步改正我的错误。

本书涉及的内容有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详细地列举了相关材料。这是因为上古音和汉藏语系的问题要想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非得有多学科、多角度的配合研究不可。每一个学科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独自的考察。[6]我列举的这些多学科的材料和相关论述是为了证明：第一，远古时代的西藏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独自的文化，因此，汉语与藏语即使真有同源关系，二者的分离也在距今万年以前。从而不能根据汉藏语同源的假设来做汉藏同源词对音研究。第二，远古时代的西藏与其他民族之间已经存在文化交流，因此不能说西藏从来都与外地文化隔绝从而易于保留远古音。第三，藏缅语民族与汉语民族在历史上有长久的交流，因此，二者之间发生语言上的相互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二者的关系词与其解释为同源词，不如解释为借词。第四，汉语民族从远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很开放的民族，非常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时也融合并汉化了许多藏缅语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民族，这些异民族的某些语言特征在其民族汉化的同时也被带进了汉语。比如，我在本书中认为存在内爆音的汉语方言的人群其上古时代不是汉民族，而是古百越语民族，在其汉化的过程中将本民族固有的内爆音带入了汉语。从内爆音的角度，我大胆推断汉语和壮侗语不同源，从而倾向于白保罗的观点（虽然我否定汉藏对音），而与李方桂、邢公畹等学者的看法不同。我相信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综合研究肯定是将来音韵学研究取得进步的一大发展方向。我在这诸多方面的工作并非《文心雕龙·铭箴》所谓“水火井灶，繁辞不已”，而是鉴于《淮南子·要略》所称：“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

庞光华　识于沉香斋

2013年5月

注释

[1]主要是因为有的材料太琐碎，我在本书中只提到名称，没有引述。

[2]见本书第一章第八节。

[3]日文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神话的比较研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4]举一个我在研究中犯过的错误：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17页：“往骨器、象牙器上镶嵌绿松石，在大汶口文化中即见到过，往玉器上镶嵌绿松石，则见于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不仅有镶嵌绿松石的玉器，更有镶嵌绿松石的铜器，且工艺精美绝伦。”我国考古发现了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饰牌（参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10页）。在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个镶嵌绿松石的象牙杯，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还有用绿松石装饰的青铜器。我曾经在没有深入广泛地考察的时候就认为我国并不出产绿松石，上古时候的绿松石当是来自古代的伊朗地区或西伯利亚（关于“绿松石”的概况，可参看《大英百科全书》的“turquoise”条。又名“土耳其石”，其名称就与“Turk”相关）。我因此认为在夏代以前，汉民族和远方异民族就有文化交流。后来读到章鸿钊《宝石说》卷三“绿松石”条（《石雅·宝石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绿松石出土久远，中国往古早有用之者，惟未详其名。最近河南孟津出土之绿松石珠，每于其锐端穿一小孔，形如耳坠。……瑞典安特生氏于1923年至1924年在甘肃古墓中得绿松石珠甚夥，形状大小不等，有孔甚多，亦或无孔。安氏从其余石器陶器等察之，谓其时代约当夏商之间。两地出土之遗物，前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矿产陈列馆曾收藏其一部。河南殷墟出土中亦有绿松石，则明出周以前。又辽宁旅顺老铁山郭家屯出土之石器亦有以绿松石为之者，其时代虽不详，论者每谓当归诸春秋战国以前云。凡此皆中国古昔之物，而视其遗迹，似愈西而用之愈早，且其制作亦愈精，则其来源之所在，或不难退察得之矣。”从章鸿钊先生的这段论述来看，我国上古时代的绿松石很可能是来自中亚地区。据同书同节，我国现在探明的矿石场中，只有湖北襄阳产绿松石。但据同书第513页所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陕西兴安州天柱山下很可能出产绿松石。我现在感觉到我国远古时代的绿松石很可能来自湖北襄阳和陕西天柱山，不一定来自古伊朗。最近的考古学发掘更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上古有自己的绿松石。据许宏等人《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一文的介绍，在2004年对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发掘中，“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数千枚绿松石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证实了我国自二里头文化时期就确实有了自己的绿松石制造作坊。因此，我国自远古以来的用绿松石作为装饰的习俗与古伊朗地区无关，虽然后者也出产大量的绿松石。

[5]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兴趣主要是在上古时代。我一向认为我国上古时代与外民族已经存在很多文化交流，我们伟大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而是一个融入了世界文化的民族。我很感谢曾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我中外文化交流史课程的张志老师，因为是张老师唤起了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这门学问的兴趣。张志老师当年（80年代末期）鼓励我努力学外语，一再对我说：“学日语很有用，另外还要把英语学通。”张老师自己通晓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还懂得意大利语、拉丁语。在北外懂外语最多的教授是张老师和姚小平，而不是许国璋或王佐良、周珏良。张老师对各种外语词典的优劣得失很有见解，经常跟我说日本学者编撰的词典天下第一。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张老师对我说：“日本学者编的《梵和大辞典》很重要，你在日本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这本书买回来。”我后来在日本用2万多日元（当时大约等于1600元人民币）买了一部新版的《梵和大辞典》（讲谈社，1996年。本书多次引用），回国后对张老师说起此事，张老师夸我有出息，说我舍得为学术花钱。在1997年底北外国际交流学院举办的一次关于国际汉学研究的讨论会上，我最后做了长篇的即席发言，主要是呼吁研究国际汉学的学者不仅要有过硬的外语功力，还要有相当的国学修养。如果对一篇中文的学术论文都不能吃透，那么面对用外语写出的论文我们怎能判断其价值呢?同时，我强调对外国学者研究汉学的论著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一味吹捧，我当场还举了一些例子。张老师会后称赞我的发言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很有启发性。遗憾的是，我十年前所批评的现象现在不但没有多少改观，反而越来越坏了。张老师有一回也批评我有时太狂，说我在有的学术讨论中批评他人的时候只管学术，不留情面，容易伤感情。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变乖了很多。张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尤其重视从语言的角度来发挥，强调对语言间的借词的研究是研究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因为文化的载体最重要的是语言。例如，他提到俄语的词汇中对中国的称呼是来源于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民族“契丹”这个名称；他说我国称俄国为俄罗斯是来源于蒙古语对俄国的称呼，俄国人并不自称其国名为俄罗斯。还提到汉语中有许多常见的词汇都是从佛经中来的，不读佛经将不能充分理解中国文化。他非常重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他有时给我们讲一些掌故，说：北京的长春街是为了纪念宋末元初的道教徒长春真人丘处机而命名的；法国天才学者伯希和在赴俄国的旅程中学会了俄语；陈寅恪留学欧洲的时候很穷，但学会了二十多门外语；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很重要的名著。可惜天妒英才，张老师在外语上用功过度，好些学术见解来不及著述，却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不能写作了。在我手中仅仅存有张老师编的教学参考书《中外文化交流史资料简编》，其中选了很多英语原著。他曾对我说他本来选用了很多日本学者的论著，但由于排版的问题，日文资料后来全部删除了。言谈间，他深感遗憾。我对日汉对音的最初了解是在张老师的课堂上，我能够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上轻松地分别尖团音声母和各种入声字等等，也是张老师教育的结果。我2005年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与马铭兄去张老师位于北京黑龙潭的家里看他，见到张老师已是老态龙钟，面容消瘦，双手不停地颤抖，话语低沉，进食都很困难。那时的情景使我恍然想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祖当年能够从人的生老病死中悟出人生的空虚和痛苦，想到将来的某一天我自己也会有同样的遭遇，我不禁悲从中来。2008年1月，张老师在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之后，往生彼岸了，我为老师祈祷冥福。

[6]2005年7月6日《科学时报》上《中国科学家对生命起源多个难题做出统一解释》一文中有一段称：“生命起源与物质起源、宇宙起源和意识起源一道并称当今四大基本科学难题，是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之一。由于其高度交叉性，涵盖的学科领域包括化学、生物、地质、考古、航天、数学及物理等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生命起源研究是一项古老而又充满挑战的综合性前沿领域，许多具体的生命科学难题均由其衍生而来。”现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多学科配合的结果。我相信汉藏语问题的精密研究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这不是纯粹依靠同源词可以解决的。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据2007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文章《德国科学家研究称气候变化加速唐朝灭亡》称：“据新华社1月3日电：德国研究人员发表研究报告说，罕见的季风期异常导致唐王朝统治晚期灾荒连连，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灭亡。德国研究人员格拉尔德·豪格认为，湖泊沉积岩岩心中钛元素含量和磁性是相应历史时期冬季季风强弱的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冬季季风期和夏季季风期交替，在夏季带来丰沛降雨，冬季则相对少雨，气温也在一定幅度内变化。但在最近1.5万年中，曾3次出现冬季季风过强而夏季季风过弱的异常现象，每次都会导致一段异常寒冷的时期，其中前两次出现在最近一次冰期，最后一次就出现在公元700年至900年，与唐王朝统治时期部分吻合。唐朝统治始于公元618年，结束于907年。豪格领导的研究团队从广东湛江一处湖泊中提取沉积岩岩心，并根据检测结果推断，公元750年前后唐王朝开始经历一段相对干旱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不止一次出现以3年为周期的极干旱时期，导致降雨量减少和持续干旱，造成灾荒，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灭亡。豪格还根据从委内瑞拉卡里亚科地区提取的沉积岩岩心样本推断，同一时期在太平洋对岸中美洲出现的玛雅文明最终灭亡，部分也是由于这一因素作祟。豪格等人的研究报告4日发表在英国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当然可以讨论，但其研究方法却是开拓了新材料，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后来看到学术界有人说其结论在我国学者中早已存在，但我想豪格等人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材料来讨论历史学，这是不应抹杀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取》中早已说过：“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