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铁生的生平与创作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涿县。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在延安一带插队。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后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2010年12月31日凌晨逝世，享年59岁。
一、创作作品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于1984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史铁生的短篇小说主要有：《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称》《别人》和《老屋小记》等。中篇小说主要有：《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和《中篇1或短篇4》等。长篇小说主要有：《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已出版散文集有：《一个人的记忆》《灵魂的事》《答自己问》《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和《扶轮问路》等。曾创作的电影剧本有：《多梦时节》《与人合作》和《死神与少女》等。其中，《死神与少女》是一种新的电影类型——电影诗，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令人敬佩的作家。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表达出了最为健全且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二、名家评价
洪子诚认为：史铁生用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残疾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也超越了肉身痛苦的层面，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的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与其他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着，一般也不触及现实政治、性别、国族等话题。写作在他那里，是对个人精神探索历程的叙述，但叙述的意义又不限于个人：“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的一个人间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对于残疾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状况、意义的持续关注，对于欲望、死亡、痛苦、人的孤独处境的探索，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重的哲理意味和宗教感。情节、故事趋于淡化，思辨、议论和寓言成分，构成他后来小说的主要因素。
在樊星看来，当代作家史铁生几十年受到残疾的折磨，经过对人生意义苦苦的追问，他觉得“不知道上帝把什么给藏起来了。谁也不知道”，许多事情是谁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一切只是“在命定的路上行走”（《礼拜日》）。在《我与地坛》这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中，他也看得很透：“谁又能把这个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人生“最令人绝望的结论”是不幸的命运是偶然形成的，而生命的意义又是需要个人自定的。他因此而得到了虚幻的充实。这也是一种伟大的人生观：看破了人生的不公平、没意思而努力去好好地活。鲁迅是在绝望中抗战，史铁生则在绝望中达观。
王尧《错落的时空》这么认为：在史铁生看来，社会永远在更新，永远在更新的是题面，里面有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是永远的不变的东西。他觉得文学不仅是响应现实，而且是在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里头一直寻找，寻找那个不变的、那个所谓的终极意义。这个寻找的过程是“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寻找即发现，在一个技术化、物欲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失去“寻找”的兴趣和“发现”的能力，史铁生以“无答之问和无果之行”，去“发现什么的根本处境，发现什么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能显现的奇异或神秘的关联，从而去看一个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命运的终极价值终归是什么？”
汪政、晓华这么评价：就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而言，很难找到可以容纳史铁生写作的位置……史铁生的写作是一种复古和还原……与现代主义相比，史铁生显得相当人道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比，他拒绝商业化，拒绝无意义的写作，与现实主义相比，他是一种内向的趋于自我的写作，拒绝复制形而下的生活图景……因此，史铁生是不见容于任何通行的文学模式。
陈村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新年的头上专程去一次北京，为的是和史铁生做个谈话，用在《收获》的专栏上。本来早该去了，因为年底忙乱，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都要挑一个恰当的时候，还因为我说的等2001年再去飞机栽下来也是21世纪的作家啦。反正我是去了，谈了，回来了。我和史铁生谈的话题是‘生存还是不生存’，也就是‘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中的那个‘死’。我相信我俩对死的心得要比别人多一些。去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本来要打开的话头因客人的来访未能展开。那样也好，死总是排在生的后面的，明天再谈。当日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孔乙己的饭店吃饭。来接他的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等哥们，到了那里还有我热爱的姜文和他的朋友。反正就是一桌子的人吧，在中国式的环境中，祝贺一声他的50大寿就开始吃了。他那天抽烟，喝一点点酒，说一点点话。他说一上午不敢动弹，把精力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他说要健康不说长寿了吧。”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望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除了他的体力精力，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谈得很快乐。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他常常想得比人们深入透彻，他有自己的理由和节律。他是小说家，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肾亏却没有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应该称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我最后想说的是陈希米，他的妻子。她是“我们上海人”，在北方久矣。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她的笑，那是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是那种忘忧的笑，忘我的笑，来去自由的笑，让看见的人也喜悦的笑。没人比她笑得更美好。我看数据，孩子一天笑上150次，成人可以一天不笑一次。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我这次去北京，是由妻子陪同护送。也许下次到北京去见史铁生，我也要坐个轮椅了。我们将讨论轮椅的牌子，谈论足球的伟大，言说一些好笑的事情。我可以负责地说，本人即便已经坐上轮椅，依然可以春心荡漾，可以不依不饶，可以尖酸刻薄。当然，更可以在一个个深夜，摆放好自己，默读史铁生的文字，感受生的气息。（陈村《去找史铁生》）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十分令人敬佩的作家。他的作品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对于残疾人命运的关注，同时还兼有对知青生活的回忆。有的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某些带有哲理性的思考，语言优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在小说创作上，他的作品大多都呈现出以小说合并哲学的倾向，表现了对于生活哲学化的思索。
蒋子丹对史铁生的评价带给我们的感受意味深长，他说：“史铁生是经常能给我们以惊异的那种作家。也许因为他特殊的身体状况给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
史铁生的语出惊人并不表现为壮怀激烈与慷慨陈词，他总是很平静地甚至很低调地写一些平实的文字，然后让你大吃一惊。这有点像有人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宣布与大伙性命相关的消息，并不因为其音量小而被忽视。比如，他在《我与地坛》里对我们说：“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个聪慧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就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思想本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切思想必定是忧郁的，何况如史铁生这样，从第一天得知自己将永远不能再站立起来之时起，就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冥思苦想着的人。这时候，我们忘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唯有沉思的时刻，才是敏锐、富有的，也是最强大的时刻。这大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只是由于肢体的健全，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纠缠，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史铁生不然，他有的是机会让自己强大，尽管他被迫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唯其强大，才可能这样平实地谈论死亡，既不夸张对它的向往，也不回避它的到来，就像一个操心家务的农夫，安排惊蛰开犁、清明下种的农事，也预告秋季的收成一样寻常。
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
贾平凹的评价言简而意赅：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着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石子的感觉。
刑孔辉对史铁生的创作这么认为：史铁生不仅注重民族文化的积累，而且一直以进取的姿态从各种学科、各国文学中汲取文学的营养为自己所用。从其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和其创作谈《自言自语》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物理学中“并协原理”“测不准原理”“嵌入观点”，以及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从记者对史铁生的访谈录及其书信中，我们可看到外国文学对史铁生创作的影响。
齐宏伟在史铁生身上寻找到了无尽的精神资源：其最了不起的意义就在于他在写作中把苦难转化为一种信念，还原了人生的悲剧性从而具备了崇高的悲剧意识，使中国当代文学有了自己空灵、美丽而又诗意的灵魂之舞，就像史铁生在作品中一再写到的那只悠然飞翔的白色大鸟，那么高贵、从容而美丽。
丛新强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分析：史铁生不是文学主潮中的弄潮儿，但他却以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学言说表明了自己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存在。史铁生的文学语言所显示出的宗教色彩并不是单纯明晰的，而是具有多样性和混合性。其间，除了佛禅情感的表现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体现。而基督教文化的体现，又是与作者对个体及人类命运的切身思考和独特体验分不开的。
最具说服力的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三、作品特点
史铁生作品最独特的特点一个是寻根，关注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一个是具有浓重的哲理意味，始终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
在史铁生写作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一生中的一部重要之作，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所凸显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始终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四、获奖作品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奶奶的星星》分别获得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多梦时节》（电影剧本）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和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
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