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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过去了，菲利普就快满十二岁。他已经升到了三年级，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过完圣诞节，另外几个男孩就要升入中学，到时候他就是第一名了。他拿了一大堆奖，都是些毫无用处的书，纸张粗劣，不过封皮很精美，封面上还装饰着学校的盾徽。优等生的地位使他免遭欺负，他过得也不算不开心。同学们因为他身有残疾，也就不去嫉妒他取得的好成绩。

“拿奖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他们说，“他除了一个劲儿读书还能干啥？”

他也没有像刚开始一样那么怕沃森先生了。他已经习惯了他的大嗓门，而且当沃森先生把手重重地搭在他的肩膀上时，他能隐约感觉到校长亲切的爱抚之意。他的记忆力很好，要想在学校名列前茅，这比脑袋瓜聪明更管用。他知道沃森先生希望他拿着奖学金从预备学校毕业。

但与此同时，他的自我意识变得异常强烈。新生儿会把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事物混为一谈，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体是自己的一部分，他玩弄着自己的脚指头就像玩弄身边的拨浪鼓。只有当他渐渐感觉到疼痛，他才能理解身体的真相；也只有经历类似的痛苦，个体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然而不同的是，虽然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独立而完整的有机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拥有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大多数人会在青春期产生一种落落寡合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一般不会发展得太过强烈，以至于个体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跟周围人不一样。那些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很少有自我意识的人才是生活的幸运儿，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获得幸福。他们参加的活动大家都参加，他们找的乐子之所以称其为乐子，是因为大家都这样玩儿。你会看到他们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在汉普斯特德公园跳舞庆祝，或是为足球比赛呐喊助威，或是从蓓尔美尔街俱乐部的窗户探出脑袋，向皇家游行队伍欢呼致意。正是因为他们，人类才被称为社会动物。

菲利普的跛脚招来了周围人的嘲笑，这让他早早退去了童年的天真，开始了痛苦的自我认识的过程。由于他的情况太过特殊，那些对日常事务行之有效的现成规则对他来说并不适用，他只好自己去思索。他读了很多书，脑袋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他对这些东西只是一知半解，但这反倒给了他很大的想象空间。他的羞涩让他感到痛苦，但在他羞涩的外表之下，有些东西正在他心里萌芽，他模模糊糊意识到了自己的个性。可有时候他的个性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有些事情他做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事后想起来也困惑不已。

菲利普和一个叫卢亚德的男孩慢慢成了朋友。有一天，两人正在教室里玩儿，卢亚德把菲利普的一个黑檀木笔架拿在手上玩杂耍。

“别闹了。”菲利普说，“你会把它摔坏的。”

“不会的。”

话音刚落，笔架就掉到地上摔成了两半。卢亚德惊恐地看着菲利普。

“噢，天哪，真对不起。”

一颗颗眼泪从菲利普脸颊上滚落，但他没有说话。

“喂，你怎么了？”卢亚德大吃一惊，“我赔你个一模一样的。”

“我不是心疼笔架。”菲利普的声音颤抖着，“只是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就在她去世前。”

“天哪，真的很对不起，凯利。”

“没事。不怪你。”

菲利普捡起断成两截的笔架，拿在手上怔怔地看着。他努力忍住眼泪，心里难过极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很清楚，这笔架是他上次放假的时候，在布莱克斯特布尔花三便士买的。他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编出这么悲惨的故事，可他确实很难过，就像这个笔架真的是母亲去世前送给他的一样。牧师公馆的虔诚氛围和学校的宗教气氛，使菲利普的良心异常敏感；他不知不觉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感觉撒旦在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收走他不死的灵魂；虽然他并不比大多数男孩更诚实，但他每次撒完谎都会懊悔不迭。菲利普把这件事想了一遍，心里愈发难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找卢亚德，告诉他那个故事是他编的。虽然他最怕在别人面前丢脸，但这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丢脸，痛苦中也是有快乐的，这样一想他又有点儿沾沾自喜。然而想了两三天他始终没有行动。他只是向万能的上帝表达忏悔之意，以这种更为舒服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可他还是不懂，自己怎么会为了一个编造的故事而真心实意地难过。那天从他脏乎乎的脸颊上流下来的眼泪是真实的。后来他偶然联想到艾玛告诉他母亲去世时的情景，虽然他当时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但还是坚持要进去向沃特金姐妹告别，好让她们看见他有多么难过然后可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