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勃艮第的插曲（1363—1515）

皇族公爵

勃艮第地处法国东翼第戎周围，因其公爵精于政治，在百年战争中未受丝毫损害，成为阿尔卑斯山北方基督教地区半个世纪以来最繁荣之地。卡佩王朝的勃艮第公爵世家被灭种后，这个公国重新归属法国王室，约翰二世把这块领地赏予第四子菲利普（1363年），奖励其在普瓦捷之战中的英勇。菲利普41岁任勃艮第公爵时，表现极佳，而其外交式的婚姻，使海诺特、佛兰德斯、阿图瓦等均归其统治。勃艮第这块领地，表面上说来，只是法国的一省，实际上，它受到佛兰德斯工商业的滋润和艺术文化的陶冶，无疑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无畏者”约翰因其盟友和情报组织，将权力扩张到了顶点，这时的法国，感到被挑战。奥尔良的公爵——路易——代其疯傻的弟弟查理六世摄理政事，并与神圣罗马帝国缔结同盟，以抵制有勇无谋的约翰公爵。约翰雇用刺客把他杀了，于是勃艮第派与阿马尼亚克（Armagnac）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约翰同样也被刺客所杀（1419年）。他的儿子菲利普拒绝效忠法国，使勃艮第与英国缔结同盟，还合并了图尔纳、那慕尔（Namur）、布拉班特、西兰（Zeeland）、林堡及卢万。他与法国媾和后（1435年），就要求承认他所辖公爵领地的实际主权，并要求割让卢森堡、列日、坎特伯雷和乌特勒支。勃艮第现已达到全盛时期，在财力和权力上，足与西方任何王国抗衡。

菲利普赢得“好好先生”的头衔，但他并非不会奸猾、残酷，有时也会愤怒失常。他确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位优秀的执政官，即使对于他那16个不合法的子女来说，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真心结交女人，共有24个姬妾。他祈祷、守斋、施舍，他曾以第戎、布鲁日及根特作为他的首府，而根特是除了意大利之外西方艺术的中心。经过长久的治理，他为勃艮第和其附属各省带来富足，几乎没有人挑剔他的毛病过错。唯独佛兰德斯各城镇，在他的统治下感到不安，由于看到他们旧有的公会组织和大众的自由，均置于集权的政府下，一切以国家经济为主，而深感悲哀。菲利普和其子查理镇压了他们的叛乱，但仍给他们一种抚慰性的和平，因为菲利普父子知道最丰富的领地收益，得自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菲利普当政之前，莱茵河下游一带是零乱分散的地区，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正如其种族和语言一样，非常复杂。现在菲利普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统一的邦国，使其井然有序，并辅助其发展。

布鲁日、根特、列日、卢万、布鲁塞尔及第戎等地的勃艮第社会，是欧洲最文雅可爱的，可与当时科西莫·美第奇族系下的佛罗伦萨城相媲美。公爵们保存了所有的骑士礼节，建立金羊毛勋章（1429年）的就是“好好先生”菲利普；英国骑士的华丽外表与魔力掩盖了英国风俗粗鲁的一面，显耀了亨利五世的军容，在马洛里及弗鲁瓦萨尔的记载中，也留下了光彩的一页，这些都是由勃艮第的社会演进而来。勃艮第贵族们被剥夺自主权力后，主要任职于朝廷，他们利用华美的服饰与仪态来掩饰其失势的窘态与通奸的丑行。工商界人士也穿着宽松的长袍，犹如贵族，并使他们的太太打扮得像准备让鲁本斯画像一样。在如此可爱的公爵领导下，一夫一妻制被认为是犯上忌。海因斯贝格的约翰是列日的风流主教，他有十多个私生子；勃艮第的约翰——坎特伯雷的主教——也曾生下36个非婚生子并拥有一群孙儿；当时很多社会名人，就是在这个优生时代中诞生的。公共浴室内，任何时间，有钱就可以找到妓女。在卢万，这些妓女冒充女房东，供给学生们膳宿。人们沉溺于节日中的吃喝玩乐。有名的艺术家，忙着去设计化装游行。并装饰游行车；来自边疆与海上的人们，观光这些豪华的场面，甚至有裸女扮演古代女神和森林女神。

宗教精神

圣人与神秘主义者与这个狂欢作乐的社会，形成了一种阴暗对比，他们在一些公爵的帮助之下，成就了荷兰在宗教史上的崇高地位。吕斯布鲁克（Jan Van Ruysbroeck）是一位布鲁塞尔的教士，于50岁（1343年）退休后进入滑铁卢附近的格伦德尔（Groenendael）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专心于神秘的沉思与著作。他声称，圣神指挥了他的笔。虽然如此，他的泛神论和否定个体不灭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上帝自己在不经意中把所有的幸福吞食了。……永久地失去自己……当超过一切的知识或一切有学问者达到第七级时，我们发现自己是在彻底的无知之中；当对上帝或受造之物毫无认识时，我们就近乎死亡，而且我们就在这种无知无识的情况下度过时光，完全失去了自己……我们沉思一些实际上已沉没了的幸福精神，被吞没和失落在他们超然的本质里，也失落在无形无知的黑暗中。

尼德兰及莱茵见证了这一时期有很多非宗教组织，自由精神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他们的神秘性作乐时常导向于虔敬爱国、社会服务、无为主义及和平色彩，有时则反对圣礼，认为圣礼根本不需要；与上帝同在一起时，偶尔也会愉快地承认有罪。代芬特尔的赫罗特（Gerrit Groote of Deventer）在巴黎、科隆和布拉格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格伦德尔与吕斯布鲁克共度过一段时间，深受其感动，遂将一生奉献于上帝。他于1379年接到教会执事的委派，开始在荷兰各城市用本地语讲道，听众之多，使当地教堂无法容纳，人们不做生意也不吃饭而去听他讲道。他恪守正统教义，他自己就是“异教徒的铁锤”，然而他攻击一般传教士和一般人道德的废弛，要求基督徒应严格按照基督的伦理生活。这使他被冠以异教徒的罪名，乌特勒支的主教取消他所有教会执事的宣教权。有一位名为弗洛里斯·拉德维佐恩（Floris Radewijnszoon）的人草拟了一项半修会半大众化的规则，使“共生兄弟们”遵守，他们奉赫罗特为会长，住在代芬特尔的兄弟会修道院里，他们并未发愿，他们忙着做工、教书、祈祷和抄写稿件。赫罗特因照料一位病友而染时疫，于44岁（1384年）时去世，但他的兄弟会通过200个分会，使势力遍及荷兰和德国。兄弟会学校中的课程表，非常重视异教经典，而且为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学校铺路。兄弟会友们对这种异教经典非常欢迎，并利用它散布他们的新信仰。在代芬特尔的亚历山大·黑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 1475—1498年）是一位值得提起的典范人物，学生们有幸遇到这位专心教育、身为道德表率的圣人。他改善了课程，重视古典文学，因为他的纯粹拉丁式文体而赢得伊拉斯谟的赞扬。他身后萧条，只剩下一些衣衫和书籍，他的一切东西已秘密地赠予穷人。在（代芬特尔）他的有名弟子很多，如古沙的尼古拉、伊拉斯谟、阿格里科拉（Rudolf Agricola）、杰恩以及《效法基督》一书的作者。

我们不知谁写了《效法基督》这本谦虚的优美手册，作者可能是普鲁士的托马斯（1380—1471年）。在靠近兹沃勒（Zwolle）的圣阿格尼斯（St. Agnes）修道院他那间静寂的小屋里，他从《圣经》、教会的神父及圣伯纳文章中搜集了有关说明吕斯布鲁克和赫罗特想象的超世信仰的理想，然后再改用简单流畅的拉丁语，予以修辞美化：

如果你缺乏谦卑及避免触怒三位一体的技巧，即使去深入讨论其道理，与你又有何益？诚然，高尚的言语并不能使人成为圣贤，但好的德行生活，总会得到上帝的钟爱。我宁愿遗憾，也不愿随便解释三位一体这件事。如果没有上帝的照顾和恩宠，即使你能背诵全部《圣经》和一切圣人之言，又将于你有何裨益？除了敬拜上帝、一心侍奉他外，一切皆空。看穿俗世、重视天国，才是最高的智慧……学习并非坏事……因那本是一件好事，也是上帝所指示的，但良知与修身更为重要……

有伟大的爱者，才是真伟大。无所惑，且不计荣誉者，才是真伟大。把一切事物视若粪土者才是上智，他才能获得基督……尽量避开人世的纷扰，因为处理俗务是一种累赘………人生于世，确是可怜……能习于服从并听命于长者，而不自作主张，才是伟大。听命行事比统御别人更安全……安命守分自多平安。

《效法基督》温顺地反映出基督的道理与比喻的深刻纯真。这对于脆弱理性上及浅薄诡辩上的聪明自负，常常是一种打击。当我们不愿面对我们人生的责任时，我们唯有寻求托马斯的第五福音，才是良好的庇护。但当此乱世，谁能引领我们归附基督呢？

光辉灿烂的勃艮第（1363—1465）

勃艮第统治下的各省，不理会反对派的托马斯信徒，继续从事各种知识活动。公爵们——尤其是“好好先生”菲利普——搜集图书并提倡文学与艺术。各所学校更是加倍搜集，创立于1426年的卢万大学，很快被列为欧洲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乔治·卡斯特兰（George Castellain）写的《布戈涅公爵年谱》（Chronique des Ducs de Bourgogne），用华丽的辞藻和少许哲理，记述了公国的历史。这种生动的法文，弗鲁瓦萨尔及科米纳两人曾用来写清晰优美的散文，引人喜爱。私人团体组织了修辞会，准备参加演说、作诗及演戏等竞赛。当时流行使用两种语言——在南部使用法语或华隆人（Walloon）的拉丁语，在北部使用佛兰德斯或荷兰的德语——双方相互竞争，培植一些平时默默无闻的诗人。

公国最大的表现是在艺术方面。安特卫普于1352年开始修建其庞大而多侧廊的大教堂，于1518年完成。卢万建了一座豪华的圣皮尔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再度被毁。一般居民和各城镇都非常富足，有力量修建大厦或市镇厅，与奉献给上帝的教堂一样壮观。管辖列日的主教和职员们，都住在低地的最大、最雅致的宫殿。根特于1325年建造了公会所，布鲁塞尔在1410年至1455年建造了市政厅，卢万于1448—1463年修建了市政厅，布鲁日于1377—1421年增建了它的市政厅，并于1393年至1396年建立了一座世界有名的钟楼，作为航海的灯塔。这些高贵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了各城市的繁荣和商人们的自豪。勃艮第的公爵与贵族对宫殿与坟墓的装饰，在雕刻、绘画和书稿彩饰方面，也达到了灿烂辉煌的最高峰。佛兰德斯的艺术因受到法国战争的威胁，又集中回到它们原来的城市。“勇士”菲利普聚集了7位天才和专家，装饰他在沙特勒斯·尚普莫尔（Chartreuse de Champmol）的避暑别墅——一所邻接第戎而位于“平地”的卡修斯修道院。

1386年，菲利普委派让·马维勒（Jean de Marville）为他设计查特洛斯一所精美的陵墓。马维勒于1389年死后，荷兰的克劳斯·斯鲁特（Claus Sluter）继续这项工作。斯鲁特于1406年死后，其门徒克劳斯·韦尔维（Claus de Werve）继续执行。该陵墓于1411年终于完成，把该公爵之灵骨移入陵墓时，他已死了7年。1793年，第戎的革命团体命令拆除这座陵墓，骸骨被拆卸或破坏。1827年，当地的长老因为嗅到不利的政治气氛，把剩余的残骨搜集后安放在第戎博物馆。公爵及其夫人——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被安放在巨大的大理石板上精致的雪花石膏里。在他们二人下面，有40个作流泪状的人物——原雕刻有90个，现仅存此数——静穆而文雅地悲悼去世的公爵。查特洛斯圣堂的大门，由斯鲁特及其学生于1391年至1394年雕刻了5尊壮丽人像，圣母接受菲利普和玛格丽特的崇敬，由施洗者约翰和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献赠。庭院里有斯鲁特的杰作摩西天井：一座有摩西、大卫、耶利米、撒迦利亚、以赛亚、但以理等5人的半身塑像。塑像之上，耸立着忧郁而高贵、头戴荆棘冠冕的基督受难像，自从罗马艺术极盛时代以来，在欧洲尚未发现如此雄伟而大胆的雕刻。

绘画方面也如雕刻一样，形成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微图画家仍有主顾：海诺特的威廉伯爵高价购得一张《最美时刻的圣母》（Les Très Belles Heures de Notre Dame）的彩饰插画（约在1414年）；有一位无名天才，也许是埃克（Hubert van Eyck），为1000位低地的风景画家作了示范表演，他精细而热忱地描绘一个港口，有靠岸或满帆的船只，有乘客在登岸，有海员和码头工人在各做各事，海浪冲击着半月形的海岸，白云在天空里隐约地移动……这一切景象，都印在一张风景卡上。1392年，易普尔的画家米歇尔·布勒德兰（Melchior Broederlam）是意大利之外唯一掌握最古老而有意义的多联画技法者，他光大了沙特勒斯·尚普莫尔的名气。布勒德兰与那批壁画家及教堂的塑像师，却使用了传统的涂料，把颜料与胶状物混合。阴影和线条上的细微差别，及半透明的色调显示，用这些方法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潮湿，常常破坏已完成的作品。早在1329年，根特的雅克·孔佩尔（Jacques Compère）曾试验过掺油的颜料。经过100多年的尝试和失败，佛兰德斯人终于发明了新的绘画技术，15世纪初，有一种革命性的画法出现。胡贝特·凡·埃克和他的弟弟扬（Jan）为根特的圣巴沃纳（St. Bavon）大教堂合绘了一幅壁画《敬拜羔羊》（The Adoration of the Lamb）。他们不但创造性地使用油作为颜料调色上的优越辅助工具，而且在画史上留下了非凡的作品。他们兄弟二人这幅杰作，使圣巴沃纳教堂从此成为朝圣人途中拜访的一个胜地。

歌德声称，15世纪这种伟大的画，在形式上是“这种艺术上的历史转折点”。这是画在6块木板上折叠而成的，每边有12张图，打开后，有11英尺高、14英尺宽。在画面中心较下处，是一幅理想的乡景，附有壮丽的塔楼——天边的耶路撒冷圣城——耸立在遥远的山外；前景则画有一座生命之泉的水井；较远的后景有一座祭坛，上面有一只羊，象征着基督倒出他那牺牲的血，长老和先知，门徒和殉道者，天使和圣哲等，聚集在其周围，虔敬朝拜着。画中心的上方，有一人坐在王位上，貌似那位慈祥的查理曼一世（Charlemagne Ⅰ）——被认作是天上之父的上帝。拿他来代表神，当然不恰当，却可以代表一位智慧的统治者和正义审判者的崇高观念。在这幅画里，唯有圣母的形象，其温柔的面貌和金发的条顿形态，并未显出十分娇羞与纯洁之美，圣母怀抱圣婴之像也被认为尚欠高贵。玛利亚的左边有一群天使。最左方是赤身的亚当，瘦弱而忧伤，“悲苦地回忆着幸福的时光”。上帝右边是施洗者约翰，身着华丽牧者长袍，在旷野中宣道。最右边是裸身的夏娃，面容忧伤而凄苦，悼念那失去的乐园。她和另一边的亚当，很长一段时间使不习惯于裸体生活与艺术的佛兰德斯人感到震惊。夏娃的上方，画有该隐杀弟的图样。

其中一幅面画的中央，左边有一个天使，其右边是圣母，中间隔一个小室，显示天使的报讯——老套不变的面容，非常细巧的双手，绣幔也如佛兰德斯一般绘画中的漂亮。画面下方是一首四行拉丁诗，其中有些字因年代太久而消失，其余的字则是：

胡贝特·凡·埃克，伟大而艺术高超，开始这个繁重的工作，而约翰内斯（Johannes）仅次之……他曾受到约多库斯·维德（Jodocus Vyd）教益的鼓励。这首于5月6日写下的诗句，是请你观赏这件完成的作品。

此诗的最后一行，说明完成年代是1432年。维德及其夫人是此画的赞助购赠者。究竟这幅画胡贝特画了多少，其弟扬又画了多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在这幅划时代的名画中，也许仍有些多余的图案与赘笔：画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及天使，花朵、树枝及花丛，野兽、石头以至宝石，都是以无比的耐性和忠实去复制的——这是为了使米开朗基罗高兴，因为这位大师以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观点，发现此画中的主要意义被那些次要的、无关的细节破坏了。但在当时意大利的画界，无论在见识、观念或效果上都无法与这幅画相比。在以后的绘画艺术方面，唯有教皇小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基罗的壁画才能胜过它。直到拉斐尔的梵蒂冈壁画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等相继出现，版画才开始它那长年的衰落。在版画出风头的时代，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幅《敬拜羔羊》。阿方索一世请求扬·凡·埃克到那不勒斯替他画这种表现金发男女唱歌神情的画，在意大利南部，这种金发男女极为稀少。

胡贝特·凡·埃克于1432年去世，但我们可以由他弟弟扬寻出他辉煌的过去。“好好先生”菲利普曾选他做议会的侍从官（当时是一种地位高、待遇优厚的职务），并派往驻外使馆，使他成为当时勃艮第公国中的风云人物。现存的画约有24幅是他的作品，几乎都是杰作。德累斯顿（Dresden）有一幅《圣母与圣婴》的画，仅次于埃克兄弟的那一幅《敬拜羔羊》。柏林市以《石竹与男人》（The Man with the Pink）一幅画炫夸，但画中冷酷生硬的面容很奇怪地与植物的花大不相配。墨尔本城有一幅色彩鲜艳的圣母画像，大小不到9尺6寸，却值25万美元。布鲁日城珍藏着另一幅圣母画像——《圣母与教士》（The Madonna with Canon van der Paele）——圣母美好的长发，下垂到她那华丽而有褶纹的长袍边缘；修道院教士肥胖、秃头、面容和善，是15世纪中伟大人像之一。伦敦展出一幅画，画的是新婚的乔瓦尼·阿诺尔费尼（Giovanni Arnolfini）夫妇在一间有梳妆镜和枝形吊灯的内室中。纽约的弗利克收藏所（Frick Collection）花了一大笔钱——多少并未透露——买下一幅色彩华丽的《圣母、圣婴与圣巴巴拉和伊丽莎白》（Virgin and Child with Sts. Barbara and Elizabeth）。华盛顿另有一幅《天使报喜》（Annunciation），特色是具有空间深度的感觉，但加百利衣服的过分渲染夺去了圣母的神采。卢浮宫也有一幅《圣母与罗林大法官》（The Madonna with Chancellor Rolin），画中有迷人的风景、蜿蜒曲折的河流、拥挤的桥梁、高耸的城市、花朵盛开的庭园，还有绵延起伏的山冈，似在迎接朝阳。画中一切，除了完整的色调外，还含有一种对画主人的描绘，容貌显示出主人曾有的人生经历，及经年累月在思想与感觉上形成的特色与个性的透露。在上述的人像里，理想主义的中世纪精神被疏忽了，现代的自然主义——也许反映出中产阶级的现世主义——正活跃着。

这一时期，这片肥沃的土地还产生了许多有名气的画家，像佩特鲁斯·克里斯图斯（Petrus Christus）、雅克·达雷特（Jacques Daret）、罗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我们诚意地向他们致敬，并转致敬意于康平的徒弟罗格·德拉·帕斯蒂尔（Roger de la Pasture）。罗格27岁时，在其故乡图尔纳就已创立自己的名气，当地曾两次赏给他三桶酒，扬·凡·埃克也曾获得这项三桶酒的奖励。罗格接受了布鲁塞尔的邀请，担任官方的画师，并把名字改成佛兰德斯的形式，称为罗希尔·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450年，他51岁时，到罗马去过寿辰，见了意大利的画家们，他以世界名人的姿态，接受他们的款待。意大利油画的发展，可能是受到他的影响。1464年，他在布鲁塞尔逝世，这时他已成为全欧洲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

他的画在数量方面并不多。他也画过“好好先生”菲利普、罗林、“勇士”查理及其他很多名人画像。华盛顿国家画廊有一幅《贵妇画像》（Portrait of a Lady），姿容绝美无法描述——画中人好强自负，虔诚而又娇媚。在人像画艺的造诣上，罗希尔稍嫌浪漫，不足与扬·凡·埃克相比；在宗教画上，他的画常流露出一种温柔而细致的情感和强烈的意欲，缺少扬的刚劲与实体的技巧。在这一点上，也许通过佛兰德斯的方式，反映了法国或意大利的精神及中世纪情调的苏醒。

如一般意大利人一样，罗希尔在圣母圣婴的感人故事中，描绘了重要的插曲：加百利天使向一位受惊的少女报喜说，她将为上帝之母；马槽的婴儿；三王的朝拜；描绘圣母看顾圣婴的圣路加；圣母访问伊丽莎白；圣母愉悦地默念其子；圣堂的奉献；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尸体由十字架取下；耶稣复活；最后审判。在最后的一幕里，罗希尔以一种繁复而重叠的设计，表现其最高技巧，但如与《敬拜羔羊》那幅画对照，价值却不高。这幅画是为罗林而绘的，现存于罗林在博讷（Beaune）建立的一座漂亮的医院。在该幅画的中心，基督坐着，担任审判，比起在米开朗基罗的那幅画中，耶稣显出更悲悯的神情；两边的天使，身着闪亮的白袍，带着耶稣受难而死的十字架；这两位天使下面是米迦勒天使长，用天平在评定善人与恶人；画面左方，圣母跪着朝拜与祈祷；旁边还有得救者，也在跪拜作感恩祈祷；另外一边的被定罪者，恐惧地跌入地狱。与此画同样有名的，是一幅放置在安特卫普的三叠版画，显示了7件圣事，并附有象征性的布景。然后，罗希尔唯恐大家以为他太沉迷于这些，又画了一位出浴的美女，还有两个少年在墙缝中偷看，以这种不正常设计的好奇心，使欲望永无止境。

勇士查理（1465—1477）

所有这一切兴旺气象均在“莽夫”查理急躁的脾气下像气泡般消失了。查理通常被一般人称为“勇士”，实际上是一个粗鲁人。罗希尔·魏登把他描绘成一位黑发英俊而严肃的年轻伯爵，曾率领他父亲的军队赢得血腥的胜利，又咬牙忍耐等待父亲死。1465年，“好好先生”菲利普已发觉他儿子的这种不耐烦，便把政权交给查理，以满足查理年轻人的野心与旺盛的精力。

查理愤恨其公爵领地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形成空间上的隔离和语言上的差异；他更厌恨某些省份要遵照封建规制向法国国王效忠，而某些省份又得向德国皇帝服顺。他渴望使更壮大的勃艮第像9世纪的洛林郡一样，成为德法之间的中间王国，团结一致，由君主领导。甚至有时他会诅咒那些挡路的继承人早死，而将法、英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都交给他，使他凌驾于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大人物。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组织了欧洲最强的常备军，征收人民的税捐超过了先例，他刻苦律己，更刻薄待人，无论对他自己或敌友，都不给片刻的安宁。

然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视勃艮第为法国的封地，用其优越的战略和机智狡诈，同这位富强的年轻人作战。查理联合法国贵族对抗路易十一，夺得了一些市镇，也带给这位不肯服输的国王长久仇恨。在那次战役中，狄南（Dinant）和列日叛离勃艮第，宣布拥护法国国王，狄南的一些激进分子，公开抬出受绞刑的查理肖像，表示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传教士的私生子。查理大怒，攻下该城，让其军队在城里自由抢劫3日，城中男人一律囚为奴隶，妇女和孩子被驱逐出境。然后，把该城夷为平地，800名叛乱分子被捆绑手足，投入默兹河（Meuse,1466年）。菲利普在次年6月去世。夏罗莱的年轻伯爵升为“勇士”查理，他再次对路易发起战争，并强迫他的同伙合攻一再叛变的列日。即将饿毙的市民们，将一切财物献给这位新勇士查理，企图赎回一命。他拒绝这项交易，该城一草一木均被洗劫，连传教士用来奉献弥撒的圣餐杯也被抢去。凡付不起巨额赎金的俘虏们，1468年均遭溺毙。

虽然长期处于混乱时局，世人仍难宽恕查理的暴行，尤其是无法无天地囚禁、污辱其国王之事更不能得到谅解。他征服了海尔德兰，夺取了阿尔萨斯（Alsace），又侵犯科隆并包围诺伊斯（Neuss）时，终于触怒了帝国，所有邻邦均起而反对他。被查理派去治理阿尔萨斯的彼得·哈根贝赫（Peter van Hagenbach），因其粗野、贪婪和残暴，引起当地市民公愤而被吊死。瑞士的商人曾受彼得之害，瑞士各州又因查理势力的扩张，感觉到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于是各州联盟于1474年誓死对查理宣战。查理离开诺伊斯，转向南部，征服了洛林，然后挥军越过侏罗山（Jura），进入沃州（Vaud）。瑞士人在那个时代是最勇敢的战士，他们在格朗松（Granson）附近击败了查理，又于1476年在离此不远处，再度获胜。勃艮第军终于溃败，查理受此刺激，几近疯狂。这时，洛林乘机叛变，瑞士派兵支援，路易十一也致送金钱，协助叛乱。查理重新组军在南锡附近与敌军同盟作战，1477年的这一战，他再度惨败而身亡。翌日，其尸体被偷尸鬼剥光衣服，赤裸半沉在池塘中，而其面孔在结冰的水中很快冻僵，这时他已44岁。此后，勃艮第即被法国吞并。

低地国家的艺术（1465—1515）

在“好好先生”菲利普之后，南部的佛兰德斯曾衰落了一段时期。政治的不安定使许多纺织工人跑到英国。英国成衣工业因此兴起，其由佛兰德斯获得原料后生产成品又卖给该地。1520年，英国成衣充斥着佛兰德斯市场，布鲁塞尔、麦刻兰及瓦伦谢讷等地以高级花边、地毯、绣帷和珠宝占有市场。那慕尔以皮革著名，卢万则以其大学和啤酒立足。约1480年，布鲁日通海的运河，河床开始淤泥，虽曾大力清除，但仍无法解决。1494年后，海行的船只无法再驶入布鲁日。不久，该地的商人和工人纷纷离开布鲁日，前往安特卫普，吃水很深的船只经须耳德河海湾进入安特卫普，安特卫普和英国出口商签订协定，同加来分占了欧洲大陆与英国的贸易。

荷兰人托堤防之福而生存，但该堤必须重建，因为它随时有崩溃的可能，1470年曾因该堤某处破裂淹死2万居民。唯一较大的产业是捕捉鲱鱼并加以腌制。荷兰在这一时期曾产生很多名画家，但因太穷而无法维持。除海特亨·托特·森特·琼斯（Geertgen tot Sint Jans）外，都迁往佛兰德斯。

各个城市虽然萧条，但富人们衣着华丽，住着豪华的坚固砖房——里面挂有阿拉斯或布鲁塞尔制造的绣帷，与狄南的铜器相互争辉。他们也建造像布鲁塞尔的“圣母”和安特卫普的“圣雅各布”圣堂，又全部用石头修建安特卫普大教堂的正面，在根特又建造一所神气的市政厅。他们资助画家，坐着让画家画像，用艺术许愿奉献去讨好上帝，准许妇女读书。也许，他们的世俗心理，导致佛兰德斯的画风在二度盛行之际特别强调现实主义与风景画，即使宗教画也如此，而且在室内与室外寻求新的题材。

迪尔克·鲍茨（Dirk Bouts）革新派画风过分重视自然，开创了写实主义。他出生于哈伦（Haarlem），到布鲁塞尔后受教于罗希尔·魏登，定居于卢万，替当地圣皮尔教堂画了一幅多联画《最后的晚餐》，使用一种有趣的嵌条装饰——犹太人家中的“逾越节”——此画似乎暗示“最后的晚餐”是犹太人庆祝一种正统的希伯来庆典仪式，显示犹太人仍忠于犹太教。在同一教堂中的小教堂里，鲍茨以令人惊奇的精确笔画，勾出了《圣伊拉斯谟的殉道》，两名刽子手慢慢地转动绞盘，由裸体的圣人腹中抽出肠子。在《圣希波吕托斯的殉道》画中，四匹马被驱向四方奔驰，把圣希波吕托斯活活分尸。在《无罪骑士被斩》中，一位骑士被一位单恋的寡妇报复性地诬控为犯了勾引罪，而被处斩刑；流血的尸体横置于前景，被砍下的脑袋安详地躺在这名寡妇的膝上；鲍茨几乎以将死者和已死者平静的心情，来补赎他的暴力。在这些画中，有生动的色彩，也时有美景和美物陪衬。但是其平庸的画技、呆板的人物和缺乏活力的面孔，显示时间并不常常能作聪明的辨别。

荷兰画家胡斯（Hugo van der Goes）的姓名大概是取自西兰的胡斯，这是荷兰产生天才又失去天才的又一例子。1467年，他被准许参加根特的画家公会。虽然当时佛罗伦萨已有很多艺术人才，但一位佛兰德斯的意大利商人，选中他替佛罗伦萨新建的圣母玛利亚医院绘一幅巨型的三联画，这足以说明佛兰德斯画派的声望。胡斯选的主题是“她生了他，她朝拜他”。这幅画的圣母与本人大小一样，神情贯注着崇敬，画得非常精巧；左边的牧童预示着拉斐尔和提香（Titian）的魔力；画中各景的细致、逼真、自然达到了新的高度。强有力的写实主义风格，创新的作品，精确的绘图，鲜明的特性描画，使胡斯在15世纪中晚期被列为佛兰德斯画派的代表。为了更安静或摆脱困扰，他进了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约1475年）。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绘画，而且（据一位修士说）酗酒。或许是上帝的安排，使他沉迷不醒，使他疯狂。

韦斯帕夏诺·达·比斯提西（Vespasiano da Bisticci）告诉我们，约1468年，意大利乌尔比诺（Urbino）的公爵费德里戈（Federigo）派人到佛兰德斯请一位画家装饰他的书房，因为“那时他还不知在意大利谁懂得油画”。加斯特·瓦森霍维（Joost van Wassenhoeve）是胡斯的朋友，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后，就定居于乌尔比诺，被称为贾斯特斯（Justus van Ghent）。他替这位博学的公爵画了28幅哲学家的人像，并为乌尔比诺一个兄弟会画了一幅祭台背景画，内容是“建立七件圣事”。虽然这些作品仍是佛兰德斯形态，但显示了佛兰德斯与意大利之间已产生交互的影响：使用油画较多，并趋向写实主义，意大利的理想主义与绘画技巧，已渗入佛兰德斯的艺术。

德国画家汉斯·孟陵（Hans Memling）访问意大利的事情，我们缺乏记载，但他的画中含有细腻雅致的特色，也许是从科隆的画家那里学来的，再不就是由罗希尔·魏登，或是由威尼斯沿莱茵河到美因茨一带学得的。汉斯出生于美因茨附近，其名大概取自他的故乡莫林根（Mömlingen）。他于约1465年离开德国，前往佛兰德斯和布鲁日。他在那里住了3年之后，英国的约翰·多恩爵士（John Donne）委托他画一幅“圣母尊荣”，这幅画在观念与做法上是传统的，但已表现了他的才华、细腻的感触及专注的热情。《施洗者圣约翰》这幅画代表佛兰德斯的写实主义，另一幅《传播福音的圣约翰》代表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理想主义。而渐渐抬头的个人主义风格，已可在他的自画像中隐约地透露出来。

与30年之后的佩鲁吉诺（Perugino）一样，汉斯一共画了100幅圣母画——慈祥的母性，静穆的神性，这些画像被悬挂在各地博物馆墙上的醒目之处，包括柏林、慕尼黑、维也纳、佛罗伦萨、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纽约、华盛顿、克利夫兰、芝加哥等地。其中最好的两幅保存在布鲁日的圣约翰医院：一幅是《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The Mystic Marriage of St. Catherine），在这幅画上，画中每个人物几乎都显得高贵华丽；另一幅是《敬拜圣婴》（The Adoration of the Child），在这幅画上，有“三王”来朝，其中一位是真人，就是当时的参议员歌德——十分引人注意。在慕尼黑的一幅全景画上，汉斯把基督一生中被记录下的重要事迹都描绘在其中。放置在杜林的那一幅画，描述男女混杂的情形说明耶稣受难之事，即使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也自叹不如。他为西班牙纳赫拉（Najera）一座修道院的风琴箱罩，画上一幅《天使围绕着基督》（Christ Surrounded by Angels）的三联版画，此画可与多年前梅洛佐绘的一幅《歌唱的天使》（Angeli Musicanti）颉颃。安特卫普博物院在1896年，曾以24万法郎购买这幅画。另一幅折叠式的祭坛背景画，题名为《最后的审判》，是画给洛伦佐·美第奇在布鲁日的一位代理人伊库甫·塔尼（Iacopo Tani）的。画放在开往意大利的一艘船上，但该船被德国北部的汉撒同盟船队拦截，现金被抢走，这幅画则被运到但泽港的玛利教堂。

在这些重要作品和单人的版画方面，汉斯有一些很杰出的人像画，如《马丁》（Martin van Nieuwenhoev）与《女人》（A Woman）——“马丁”放在那位头戴高帽和满手戒指的女人之下——这两幅画均保存在布鲁日的医院里；在伦敦画廊中，是一幅《一位年轻人》（A Young Man）；在纽约是《一位老人》（An Old Man）；在华盛顿是一幅《手持箭的男人》（The Man with an Arrow）。这些画均未达到蒂希安、拉斐尔或霍尔拜因的境界，就其技巧来说，也很肤浅。偶然也有些裸体画：《亚当与夏娃》、《芭谢巴出浴》（Bathsheba at the Bath）——但都不够刺激。

在汉斯绘画事业的末期，他为布鲁日的医院装饰了一座哥特式的小圣堂，计划放置圣乌秀拉（Ursula）的遗物。在8块版画里，他描述这位专情的少女如何婚配坎农（Conon）太子，他们的婚事如何一直延迟到她到罗马朝圣，她又如何率领1.1万个童女溯莱茵河而到巴塞尔，如何轻巧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受到教皇的祝福，如何又在归途中，这1.1万个童女在科隆被异教徒匈奴（Hun）杀害。9年后（1488年），画家维托雷·卡尔帕乔（Vittore Carpaccio）同样替威尼斯的圣乌秀拉学院用更精确的笔调和最美的色彩，描绘了这段美丽而荒唐的故事。

对于汉斯或对任何画家来说，自己的画数量多且流行，总是不好的，因为每一幅画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与环境，表达着特殊的情感。如果所有的画都拿出来看，立刻会发现某些缺点——题材与范围上的狭窄，人像的单调，甚至他绘的圣母像那滑泻如水流的金发也会有毛病。表面上可爱而真实，放出滑亮的色彩，但笔触很难透入内心，表现不出画中人深锁的孤寂、惊愕、渴盼和忧伤。汉斯的女像是无生命的，我们发现他绘的裸女全是大肚皮、小胸部，使我们感到索然无味。也许那个时代流行那个式样，与现在不同。这使我们的欲望也多少受到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汉斯于1495年去世后，支持他的与反对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阿尔卑斯山北部画家中的第一人。如果其他艺术家敏锐地感受到他的缺点，超过他们自己的，那他们永难跟得上汉斯的细微的题材、纯洁的情操及瑰丽的色彩。汉斯在佛兰德斯画派中的卓越影响，曾达30年之久。

大卫（Gerard David）承继了这种方式。约1483年，他由荷兰来到布鲁日时，就感到汉斯悦目柔和的韵调的魔力。他的圣母画像酷似汉斯，几可乱真。也许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构想。在《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The Rest on the Flight to Egypt，现保存于华盛顿）中，在描绘圣母娴静美丽这方面的技巧，他与汉斯相等，在描绘圣婴这方面，他高过汉斯。大卫在老年时经商，并迁到安特卫普。因此，他脱离布鲁日画派，而安特卫普画派这时由马赛斯（Quentin Massys）创始。

马赛斯是卢万一位铁匠的儿子，他于1491年获准加入安特卫普圣卢克（St. Luke）的画家公会，时年25岁。然而圣卢克画家们对《希罗德宴会》（The Feast of Herod）中希罗底（Herodias）用一把雕刻刀砍断了施洗者的头这件事并不赞同；对《基督入葬》（The Entombment of Christ）一画中，亚利马太城（Arimathea）的约瑟夫从一个已经没有血的死人头发上摘取血块这件事，也不赞成。马赛斯曾两度结婚，他7个子女都死掉了。他是一个冷血而顽强的人。他利用一个妓女来骗取一位年老放利者的钱，并以很有派头的神气点数金币，他太太在一旁又羡又妒地看着。马赛斯画的圣母像比汉斯的更感人，在柏林的一幅圣母画，画中的圣母如同其他任何母亲一样，怜爱地亲吻着她的婴儿，她身上穿着鲜明的蓝、紫、红三色长袍，更增加其美丽。谈到人像画，马赛斯能从人像的面容中透露出其特性，在这一方面，他比汉斯更成功。在巴黎的雅克马尔特—安德烈博物院里，马赛斯有一幅杰出的《人像研究》（Study for a Portrait），就具有这种优点。1517年，彼得·基利斯（Peter Gillis）对托马斯·莫尔表示他自己与伊拉斯谟极为相似，那正是基利斯转向马赛斯之时。马赛斯与基利斯都生活得不错，伊拉斯谟却遭受了原应由霍尔拜因该受的厄运。1520年丢勒和1526年霍尔拜因先后来到安特卫普时，他们高度颂扬马赛斯，奉马赛斯为佛兰德斯艺术的领袖。

在布拉班特出现了佛兰德斯历史上最原始、荒诞的艺术家。正如马德里的一幅《基督显现于人民》（Christ Shown to the People）中的民众，或是如同在纽约的《三王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一幅画中那些丑陋的面孔，马赛斯的画中随处都有这种性格乖戾而如野兽似的形象，如同达·芬奇用他讽刺穿插的描绘笔法。博施利用这种怪异的作品做了一笔好生意。他出生于博伊斯—勒—杜克（Bois-le-Duc）（布拉班特北部，今荷兰南部），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均在该处度过。他最初用佛兰德斯的名字赫托根博施（Hertogenbosch），成名后又改为博施。曾有一段时间，他也画了一些普通的宗教题材，如《东方博士的朝拜》，就很接近正常。但他那种荒诞的意识，正逐渐控制着他的构想和艺术。也许，他在幼时曾受到中古时期那种起于岩石后或树上的鬼怪故事的惊吓，他常用针砭性的讽刺和内心的嘲笑，做出这些妖魔鬼怪的漫画。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愤恨人类愚拙的行事——奇怪的、丑陋的或畸形的——用愤怒与欢乐复杂的可怕情绪把它们描绘出来。甚至对应予抒情的主题也是如此，在《基督的诞生》（现存科隆）中，他竟在前景处绘上一个牛鼻；在《东方博士的朝拜》中，农人由窗户与拱道窥视圣母和圣婴。在这幅画的最后部分，他以完美的画技画了一位庄严的圣彼得和一位气概不凡的黑人国王。但开始描绘基督的故事时，他画上了兽性的脸，暴戾的眼、巨鼻、贪婪的突唇，使这幅画黯然失色。绘述圣徒的故事时，他绘出格外温柔的施洗者圣约翰，背景是一座岛屿和海水，非常特别；在这幅画的一角上，他却画上一个沉思的魔鬼——头戴修士帽，有老鼠的尾巴和昆虫的脚，正耐心地等待接收这个世界。在《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t. Anthony）中，周围有昏天昏地玩妓的放荡隐士——一个肩上长着脚的矮人，一只有山羊腿的鸟，一把有牛腿的壶，巫婆骑着一只老鼠，一个吟游诗人头上顶着马的骷髅。博施的这些怪异作品来自哥特式的大教堂，而且流传甚广。

他并非一位写实主义者。他随时都表达人生百态，在《浪子》（The Prodigal's Son）中，过度描写了丑陋、贫穷和恐惧。他的那幅《骑在草堆上》（Hay Ride），并不是指5月的行乐，而是一种痛苦，说明“一切肉体皆如草木”。草堆之上一切都完美理想：一个青年为正在唱歌的女友伴奏，他们后面有一对爱人在亲吻，一旁还有一位天使跪着；在他们的上方，画着基督显身云中。在地面上，一个凶手正刺杀倒下的敌人，一个老鸨正诱使一个少女卖春，一个庸医在叫卖万灵药，一位肥胖的传教士接受修女的捐赠，一辆车碾死粗心的祭司。右边有一队鬼怪，加上猿猴的协助，把受罚者拖入地狱。菲利普二世——愁思的西班牙国王，把这幅画挂在他的室内。靠近这幅画，他另外挂上了一幅《世上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the World）。围绕池塘，裸体的男女在里面沐浴，另有一列裸身的人骑着动物，这些动物部分是真的，有些则是梦中的幻影；大钉与刺从周围进入该画；画的前景上，有两个裸体者相互紧抱着跳华尔兹舞；同时，一只巨鸟带着哲学意味的欣赏神态注视他们。有个窗门显示在创造夏娃，是罪恶的起源；另一个窗门表现了接受永罚者的苦痛与难受。这实在是一幅独特的作品，包含了灵巧的画技和畸态的想象——这就是真实的博施。

即使在现代主义方露曙光之时，成百万单纯敏感的基督徒是否会有这种荒诞的怪梦？博施属于这一种人吗？阿拉斯的图书馆里有他本人的画像，他虽年老，但显得充满活力，眼神锐利。他是活在自我嘲讽与愤怒中的人，而且能以行将离开尘世的幽默眼光来看人生。如果这些妖魔鬼怪式的幻想仍搅扰着他的话，他便不能把这些幻想绘得极为精巧。他超越这些幻想，愤怒而不愉快，因为人类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幻想。他的作品经过雕刻，大量印制，流行于市面。这些画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戏谑作品，而不觉得恐怖。一个时代之后，彼特·勃鲁盖尔为了驱除邪魔，把这画上的妖魔鬼怪换成正常而愉快的人；4个世纪之后，神经质的艺术家画出含有博施讽刺意味的幻想，来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不正常。

在结束本章时，要介绍佛兰德斯画派中一位更具传统的人物。让·霍萨尔特（Jan Gossaert）出生于法国的莫伯日（Maubeuge），因此也称马布塞（Mabuse）。他于1503年，大概是跟从布鲁日的大卫学画而来到安特卫普的。1507年，他被邀请到勃艮第菲利普公爵的宫廷。让陪同这位公爵到意大利，带回一些技巧用在自己的画艺中，在“异端神”和“裸体画”方面，也增加了一些鉴别能力。他画的《亚当与夏娃》，使不穿衣的肉体第一次在佛兰德斯艺术中获得生命力。《圣母、圣婴及天使》（Mary with the Child and Angels）、《画圣母像的圣卢克》（St. Luke Drawing the Madonna）等画，在背景上有肥胖的小天使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模仿意大利的风格，而《基督在山园中的痛苦》中优美的月景，也应归功于意大利。但霍萨尔特擅长的是人像画。自扬·凡·埃克以来，佛兰德斯画派中，还没有哪一幅画跟卢浮宫让·卡龙德莱特（Jan Carondelet）的那些画一样，对人物个性作过如此深的探求。这里的艺术家，画人像着重脸和手，并透示其富有的祖先、禁欲的官吏及在权力压迫下忧郁的心灵。马赛斯把埃克兄弟时代达到高贵风格的一流佛兰德斯画作了一个结束；霍萨尔特从意大利带回这些稀奇的技术，雅致的装饰、优美的线条、细微的明暗对照及人像画法，使16世纪佛兰德斯画的乡土技巧得以转变，直到鲁本斯及凡·戴克时才达到最全盛的时代。

勇士查理没有儿子，他把女儿玛丽许配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里安，希望哈布斯堡（Hapsburgs）会保护勃艮第不受法国侵略。路易十一依然侵吞公爵领地，玛丽逃到根特。以接受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荷兰四地宪政为代价，她签下了“格鲁特特权”（Groote Privilegie,1477年2月），这份特权明确若无国会或各省议会的同意，她保证不结婚、不征税、不宣战。当布拉班特把这个及以后的特权条件——包含“愉快的加入”（Joyeuse Entrie）——解释为是对当地自由本身的特惠，尼德兰为争独立开始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奋斗。玛丽与马克西米里安的婚姻（1477年8月）把有势力的哈布斯堡引入了低地。玛丽于1482年去世后，马克西米里安成为摄政王。马克西米里安于1494年被选为皇帝时，他把摄政权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菲利普于1506年去世后，他的姐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被皇帝任命为总督。菲利普之子——以后的查理五世——当时仅15岁，这时尼德兰已成为领土广大的哈布斯堡王国辖属的一部分，这位皇帝是历史上最富才艺，也是最有野心的统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