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斯拉夫族（1300—1517）

波希米亚

以往斯拉夫族就像罹难的船只，漂泊不定，一时西走易北河，一时南下地中海，有时东去乌拉尔山，有时往北甚至到北冰洋。13世纪，在西部被利沃尼亚（Livonia）和条顿骑士击败，在东部被蒙古和鞑靼（Tatar）统治。14世纪，波希米亚首倡神圣罗马帝国和路德之前的宗教改革；而波兰联合立陶宛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高度文明的联盟。15世纪，俄罗斯人脱离了鞑靼人的统治，并联合其边远的诸邦成为一个大国。

1306年，温策斯劳斯三世（Wenceslaus III）的驾崩结束了波希米亚的普瑞米斯理德系（Przemyslid line）。一位幼王接替后，贵族和教会的选帝侯提携卢森堡的约翰，建立了一个新王朝（1310年）。他伟大的冒险使得波希米亚一度成为骑士们最不情愿的避难处。他几乎不能没有竞技比赛，当他觉得这些竞技不够刺激时，就以战争为乐，几乎所有的欧洲战役，他都参与了。这造成了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没有上帝和波希米亚王的帮助，就做不成任何事情。”布雷西亚被维罗纳围城时，曾要求约翰的援助。他答应前往，维罗纳人获悉此一消息，立刻解围。布雷西亚、贝加莫、克里莫纳、帕尔马、摩德纳甚至米兰都主动愿作为其臣属，以换取其保护。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以武力不能办成的事，这位国王以他的一套魔力就能获胜。他的勇猛好战固然扩充了波希米亚的领土，却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拥戴，人民对他的常年离国打仗以致荒废国事之举无法原谅。1336年，征讨立陶宛时，他染病以至失明。尽管如此，当他获悉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已在诺曼底登陆，并向巴黎挺进时，便和其子查理，带领500名波希米亚骑士，飞骑越过欧洲，前往救援法王。父子在克雷西打头阵。当法军败退时，这位眼瞎的国王命令两个骑士把他们的马绑在他的马的两侧，冲向已占优势的英军，口中喊着：“感谢上帝，你们大家将不会说，波希米亚的国王临阵脱逃了吧。”他周围的骑士有50名丧生，他自己也受重伤，他被送到英格兰王的帐下时已奄奄一息。爱德华三世把他的尸首送回给查理，并附了一封礼貌的函件称：“今朝骑士断缨。”

查理四世欠缺这份英雄气概，却是一位较聪明的君主。他喜欢谈判甚于征战，但并非懦弱到不敢和解，他还能扩展其王国的疆土。在他主政的32年中，他使斯拉夫族和日耳曼族两方罕有地和平相处。他重新组政、改革司法，使布拉格成为欧洲最优雅的城市之一。他仿照卢浮宫的形式，建造了自己的皇宫和著名的卡尔士坦堡（查理的石窖），将之作为博物馆，存放立国的成果、王冠和珠宝。这些珠宝不是用来装饰和展览的，而是用来军事动员，并做通货的主要预备基金。他命阿拉斯的马太设计圣维特大教堂，又命摩德纳的托玛索在教堂和宫殿中绘制壁画。他保护农民，使其免受压榨，并倡导工商业。他设立布拉格大学（University of Prague,1347年），将他从法国和意大利获得的文化兴趣灌输给他的国人，并予以知识上的鼓励，这导致了胡斯的改革运动。在彼特拉克的朋友，斯特雷萨（Stresa）的主教约翰的领导下，查理四世的宫廷成为波希米亚国内人文学派的中心。这位意大利诗人钦慕查理，特来布拉格拜谒，请求他征服意大利。但查理有更好的打算。除了他的“金牛律”（Gold Bull）外，他的朝代是波希米亚的极盛时期。布拉格大教堂有他一尊巨大的石灰石胸像，绽露着笑容，留存至今。

温策斯劳斯四世在他父王驾崩时（1378年），年方十八。他本性文雅，对百姓的热爱，宽大的课税，当政的智慧，使他赢得全民的爱戴，但贵族认为他广结人缘，会剥夺他们的特权。他偶尔的急性子和耽于饮酒的习惯，使这批人获得罢黜他的借口。他在其庄园中突遭逮捕，并被囚入监狱（1394年）。在他同意除了经贵族和主教组成的会议允准外，不再做任何事情后，这才复位。之后，争端又起，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被召入；他逮捕了温策斯劳斯及其兄弟，并把他关在维也纳（1402年）。数年之后，温策斯劳斯逃出维也纳，回到波希米亚，受到臣民热烈的迎接，并重获王位与权力。他以后的结局是卷入胡斯的悲剧。

胡斯（1369—1415）

由于敌视日耳曼人及对异教徒的包容，温策斯劳斯使人又恨又爱。德国矿工、工匠、商人和学生的快速渗透，造成波希米亚条顿人与捷克人之间的种族敌视。温策斯劳斯忘不了德国大主教将他从帝位放逐出去之事。其妹安妮与英格兰的理查二世结婚，而且——也可能是同情——看出威克利夫主张英格兰脱离罗马教会的企图。1388年，阿德尔伯特·兰科尼斯（Adelbert Ranconis）留下一笔钱，供给波希米亚的学生去巴黎和牛津求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英格兰取得或转抄了威克利夫的作品，并带回波希米亚。克罗米兹的米利奇及康拉德·瓦尔登豪斯公开指责一般世俗人士和教士的不道德行为，唤起布拉格人的觉醒。耶诺的马赛厄斯和斯地尼的托马斯则继续传教，皇帝甚至欧内斯特大主教都予以赞赏。1391年，一座叫伯利恒的教堂在布拉格建立，以领导宗教改革运动。1402年，胡斯被任命为这座教堂的住持。

他来自胡锡纳兹村，以胡锡纳兹的约翰而闻名，故简称为胡斯。1390年，他来到布拉格时，还是一名穷学生。他在教堂中做事谋生，理想是做一个牧师。然而因时代的习俗，他参加了后来巴黎人所称的快乐的波希米亚大学青年团体。1396年，他接受了人文学硕士学位，开始在大学授课。1401年，他被选做人文学系的主任。同年，他被授予牧师职位，其生活完全像僧侣般严肃。他担任布拉格教会主事时，已是布拉格区最有名望的传教士。宫廷中的许多达官显要，常听其讲道，索菲亚王后还请他担任私人牧师。他在捷克传教，并教导他的徒众积极参加唱诗。

后来控告他的人确切地指出，在他工作的早年，他曾响应威克利夫的怀疑论，取消圣餐礼式中的面包和酒。毫无疑问，他读过威克利夫的著作，也曾在他的评论中引述威氏的话。在接受审判时，他坦承：“我相信威克利夫会得救。我认为，要是他被罚入地狱，我的灵魂会追随他而去。”1403年，威克利夫的见解在布拉格大学甚为流行，以致总主教堂的教士会议——主事教士摘送了45段威克利夫的文章给大学各主管，要求将这些言论清除出校。对此，包括胡斯在内的一些学校主管给予否定的答复。但大多数学校人士的意见是，自此以后大学的教职员，于公于私，均不应对这45段文字予以辩护或赞同。

胡斯一定是疏忽了这项禁令。1408年，布拉格的教士向兹比涅克（Zbynek）大主教报告，要谴责胡斯。正与国王冲突的大主教，谨慎地处理此事。但当胡斯继续表示同情威克利夫的看法时，兹比涅克把他和他的一些同伴逐出教会（1409年）。当他们坚持继续服行其传教的职务时，他对全布拉格发布禁令，命令把所有波希米亚能找到的威克利夫的作品悉数没收，搜出的200份手抄本在教廷的广场上予以焚毁。胡斯向新选出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申诉，约翰召他到教廷，但他拒绝前往。

1411年，为抵抗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教皇组织了十字军，需款甚急，于是宣布了一项新的赦罪捐献办法。在布拉格宣布时，在宗教改革者看来，教皇的代理人似乎在为钱财出卖赎罪券，胡斯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哲罗姆公开反对赎罪券，怀疑炼狱是否存在，并抗议教会募捐金钱来使基督徒流血。口诛笔伐之下，胡斯称教皇为淘金者，甚至说他是反基督者。大部分群众与胡斯的见解相同，教皇的代理人受到嘲笑和凌辱，因此，国王禁止任何进一步反对赎罪券的宣传和行动。3个反抗这项禁令的青年在市议会前受到欢呼。胡斯为他们辩护，承认他的宣传唤醒了他们。他们被定罪砍头。约翰此时将胡斯逐出教会。胡斯不予理会，约翰把禁令张贴于各处（1411年）。由于国王的劝告，胡斯才离开布拉格，在乡下休憩了两年。

在这些年中，胡斯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或为拉丁文，或为捷克文，几乎都带有威克利夫的启示与影响，有些反映异端和反教权的看法可能是韦尔多派教徒在12世纪和13世纪带入波希米亚的。他反对幻想式的崇拜、耳听式的告诫和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他谴责德国人而维护斯拉夫人，使他的运动带有通俗和民族的特性。在一本名为《圣物的交通》（Traffic in Holy Things）的宗教小册子中，他攻击教士的圣职买卖罪。在《论性别》（De Sex Erroribus）中，他指责牧师对洗礼、分娩、奠祭、婚姻或丧葬等事收取费用；他指控某些布拉格的神父出售圣油，并引用威克利夫的观点，认为犯有圣职买卖罪的牧师，不能参与圣礼。他的论文《论教会》（“De ecclesia”）成为他的灾祸之源。这些文字有引述异端之事，使他终被处以火刑。他追随威克利夫成为宿命论者，同意威克利夫、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等人的主张，认为教会不应有现世的财物。与加尔文一样，他为教会下了定义，认为教会不仅是教士、基督徒的全体，也是天上或地下救恩的总体。《圣经》才是基督徒的导引；基督才是教会的首脑，而非教皇；教皇不论在信心上或精神上并非绝对正确。教皇本身也可能会是一个冥顽不灵的罪人或异端——接受当时广为人们相信的传说。这个传说称教皇约翰八世曾经改变罗马街上一个孩子的性别，胡斯显然明白隐藏在传说后的深意。他下结论道，只有在基督律令的范畴内，才有必要遵守教皇的命令。“反抗犯错的教皇，即是遵从基督”。

1414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大会，免除3位相敌对教皇的职务和从事宗教改革的立法——这似乎是胡斯派和教会修好的一个机会。显然西吉斯蒙德皇帝会继承无子嗣的温策斯劳斯四世，为了恢复波希米亚的宗教统一与和平，他建议胡斯应该到康斯坦茨尝试修好。为了这趟艰苦的行程，他给了胡斯到康斯坦茨的安全通行权、会议前的公开听证及回到波希米亚的自由和安全保证。胡斯不顾同党殷切的警告，于1414年10月前往康斯坦茨，有3个捷克贵族和几个朋友护送他。大约同时，斐勒杰的斯蒂芬（Stephen of Palecz）和波希米亚其他反对胡斯的人，也去了康斯坦茨，准备在会议上指控胡斯。

抵达康斯坦茨后，最初他被礼貌地接待，并有行动的自由。斐勒杰在议会前公布胡斯的邪说异行时，他们即传讯他、审问他。他答辩后，大会深信他是主要的异端分子，立即下令监禁他。在狱中，他染上了疾病，有段时间几乎死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派御医给他医治。这时西吉斯蒙德抱怨议会的行动无视他曾答应过胡斯的安全保证，但议会答复西吉斯蒙德，这事不受其约束，他的权威不能管到精神领域。教会有权压制教会的敌人。4月，胡斯被迁到莱茵区的哥特里本（Gottlieben）森林。在那里，他被戴上脚镣手铐，给的饮食极坏，以致再度染上严重的疾病。这时，胡斯的伙伴——布拉格的哲罗姆，已经毫无防范地到了康斯坦茨，并在城门上、教堂门上、主教府，遍贴诉愿状，要皇帝和议会给胡斯安全通行和公开听证的权利。由于朋友的这项请求，胡斯总算获准离开康斯坦茨，返回波希米亚。但他在路上又停下来宣传，反对议会对他的虐待。因此又被逮捕，带回康斯坦茨，再次下狱。

被拘禁7个月后，7月5日，胡斯被锁铐着带到议会，7日和8日依然如此。在庭上询问他对威克利夫被视为有罪的45篇文章的看法，他表示其中大部分他亦反对，但有些部分是赞成的。面对那些从他著《教会论》中所摘取出来的文字，胡斯表示愿收回《圣经》中能反驳他的任何意见（正如路德在沃尔姆斯所处的立场）。议会驳斥说：解释《圣经》不能由个人自由批判，而应交给教会首脑，议会要求胡斯毫无保留地撤回所引的文章。所有胡斯的朋友及控告者都要求他服从，但他拒绝了。他宣称：如果一个俗世中的教士犯了道德上的罪，即失去信仰上的权威地位，也不能作为一个法权上的统治者。这样一来，胡斯失去了那位主意不定的皇帝的关照。于是，西吉斯蒙德通知胡斯，假使他被议会定罪，他的安全通行权将自动被取消。

经过3天的审讯，又经过皇帝和红衣主教们的努力劝说，希望他悔过而终于无效之后，胡斯被押回牢房。议会答应给他4个星期考虑这件事。这件案子对于议会来说实比对胡斯复杂得多。如何能让一个异端分子活着，而让过去处死异端的事不会被骂为不人道的罪行？这个议会过去曾免去教皇的职位，现在又岂能被一个小小的波希米亚牧师蔑视？教会在精神信仰上的地位，如一个实体的社会权力一样，在道德秩序中的责任，需要不容辩驳的权威做基础。攻击这个权威，就如同议会以武力反对国王一般，属叛逆行为。

为了使胡斯撤回其言论，皇帝特派专使找胡斯商洽。他的答复还是一样：他愿意放弃一切能从《圣经》中找出来反驳他的意见。1415年7月6日，在康斯坦茨的大教堂，议会判定威克利夫和胡斯有罪，下令焚烧胡斯的作品，并解送他到世俗的权力机关。他马上被除去神职，并被带到预先准备有柴薪的火葬场。最后一次要他撤销的请求，又被他拒绝，他唱着圣诗被烧死。

在那种恐怖的情况下，我们能原谅吓怕了的哲罗姆在议会前公开否认受到胡斯的教诲（1415年9月10日）。被押返监狱后，他渐渐获得勇气。他要求听证，经过很长时间的拖延之后，被带到会议桌前（1416年5月23日）；但他在被允许陈述其案情前，先被要求回答一些不利于他的指控。哲罗姆用饱含情感的动人辞令，为自己辩护，感动了一位多疑的意大利政坛的人文学者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那时他在康斯坦茨担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秘书。哲罗姆说：

这是多么不公平！我已被拘于污秽的监狱340天。我的控诉者能常在您的耳际述说，而我却无从辩解，甚至不允许我有一小时的自辩。您的心中已被那些视我为异端的指控先入为主；在您未能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之前，您就判定我是邪恶的。您是人，不是神；是凡夫，不是永恒的上帝，您也会犯错误。您越标榜所凭所恃为人世的光明，您就越须对所有的人力求行事公正。像您审判的我这件案子，既不是总结，也不是为我自己的辩护，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我不能让如此多的聪明人做出一件不公正的事，这件事所开的先例，其危害将大于其本身所施的惩罚。

被指控的事一件件地向他宣读，他一一回答，却没提到撤回他的意见一事。最后，他被允许自由发言，以坦诚热烈的言词，他几乎说动了整个议会。他追述了一些历史上为信仰而牺牲的人物。他提起了圣徒斯蒂芬被教士们判定死罪的事情，他相信再也没有比教士错误地判处一个同道死罪的罪过来得更大。这时，议会希望他能请求宥免来救他自己，他反而改变主张，否认原先的，重又坚信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学说，他声称烧死胡斯的罪会受到天谴。议会给他4天的时间重新考虑。但他毫不悔改，终被判罪（5月30日），并被带到胡斯受刑的同一地点。当刽子手走到他背后点火时，哲罗姆要求道：“到前面来，在我面前点火；假如我怕死，我就不来此地了。”他唱着圣诗，一直到被烟火呛死。

波希米亚的革命（1415—1436）

胡斯的死讯引起了一场全国的暴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贵族组成会议，一份由500位有领导地位的捷克人所签署的文件，被送到康斯坦茨议会（1415年9月2日）。文件推崇胡斯为一个善良和正直的天主教徒，并谴责判他死刑是对其国家的侮辱。文件上宣称签署人等将为维护基督主张、反对人为规诫，而战至最后一滴血，并进一步声称要保证所有的人今后只遵从教皇合于《圣经》的命令。这协议的仲裁人为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们，大学本身誉胡斯为一位殉道者，并且嘉勉被囚的哲罗姆。议会传召反叛的贵族出席，要他们答辩异端的指控。但无人前往。议会下令关闭大学，但教授和学生们继续上课。

约1412年，一位胡斯信徒，斯提泽波的亚库贝克曾建议早先处理圣餐的方式——酒和面包，应被保留。当这个观念被其他各阶层支持者深信时，胡斯也表示赞同。但议会反对，声称这项原始的习俗有使基督的血遍流的危险。胡斯死后，布拉格大学和贵族，由王后索菲亚领导，明令把这两件事物视若基督的命令，而圣餐杯也变成胡斯派信徒（Utraquist）革命的象征。1420年胡斯的信徒明确地说，《布拉格四条款》（Four Articles of Prague）为他们的主要要求：圣餐礼应有酒和面包；教会的买卖圣职罪应予处罚；上帝的言语应被阐明为宗教上真理和实务的唯一标准，毫无隐匿；教士和修士们的广事蓄积财物之行，必须制止。少数激进分子反对遗物崇拜、极刑、炼狱和临终弥撒。所有路德改革宗教的事项，在胡斯革命运动中都曾出现。

温策斯劳斯王曾同情这项运动，可能是因为这项运动答应把教产移转给国家；现在，他开始怕它也会对国政不利。在布拉格他建的新城中，他只任命反胡斯的人到议会，而这些人公布了用以处罚异端的法令。1419年7月30日，一群胡斯信徒到新城游行，强行进入议事厅，把议员抛到街上，在那里另一群人将他们杀死。一个群众大会由此组成，选出了胡斯派的议员。温策斯劳斯认可这个议会。不久，他死于心脏病（1419年）。

波希米亚的贵族表示，假使西吉斯蒙德承认《布拉格四条款》，则接受他为他们的王。西吉斯蒙德下令要求全捷克人完全遵从教会，并烧死一个拒绝和世俗圣餐断绝关系的波希米亚人。新教皇马丁五世宣布一项反对波希米亚异端的圣战，西吉斯蒙德则驱大军指向布拉格（1420年）。几乎在一夜之间，胡斯派的人组成了一支军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城市送来充满热情的新兵。由一位独眼的60岁骑士杰士卡（Jan Zizka）训练他们，领导他们打了一次奇迹般的胜仗。他们两次打败西吉斯蒙德的军队。西吉斯蒙德重组了另一支军队，但当杰士卡逼近的消息传来时，这支新军在还没看到敌人前就已溃乱，一哄而散。战果丰盛之下，杰士卡的清教徒们认为宗教意见的相左，唯有以武力解决。他们像具有破坏力的风暴一样遍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劫掠修道院，屠杀僧侣，强迫民众接受《布拉格四条款》。波希米亚的德国人志愿保持天主教徒身份，却成为胡斯派军队肆虐的受害者。随后，在17年中（1419—1436年），波希米亚没有国王。

各种对抗的因素总合起来，造成了波希米亚革命。本地的波希米亚人怨恨德国移民的财富和骄气，希望把他们赶出去。贵族们觊觎教会的财产，认为他们应被驱除。平民阶级渴望摆脱中产阶级的主人，而中产阶级又希望提高他们在国会的权力，来对抗那些统治布拉格和管理波希米亚的贵族。农奴们也梦想瓜分教会那些神圣的土地，至少也要获得自由。一些低阶的教士常年被教会诈取，对革命也表示沉默的支持，还提供一些教会禁止的宗教服务。

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大获胜利时，他们各自目标上的冲突使他们互相分裂。贵族们在夺得大部分正统教会集团拥有的财产之后，感到革命需要平息并希望有一个尊崇神圣的时代。一些曾经为教会耕作的农奴们，也像自由人一样为了他们的一份而起争吵，贵族领主们却要求农民们像以往一样为其新主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杰士卡支持农民，还曾攻击在布拉格的保守派胡斯信徒。由于厌倦战斗，他接受了停战协定，撤退到东波希米亚，成立郝瑞柏兄弟会（Horeb Brotherhood），效忠《布拉格四条款》并杀戮德国人。1424年去世时，他捐出他的皮制作军鼓。

在塔博尔（Tabor）城，另一个胡斯党组成了，这派主张真正的基督徒需要生活在共产组织中。在胡斯到波希米亚前，韦尔多教派、贝格哈德派（Beghards）和其他不受控制的异教徒等一小部分人把共有思想渗入宗教。起先他们保持有利的观望，直到杰士卡的部队已经推翻大部分在波希米亚的教会势力后，他们才公开活动，并在塔博尔取得了教条的领导解释地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扬弃圣体实在论、洗罪、为死者祈祷及除了受洗和圣餐外的一切圣工，而且不鼓励遗物、偶像和圣迹的崇拜，其目的在于恢复原初使徒教会的简明仪式，对在早期基督教中无法发现的所有宗教仪式和服饰，一概排斥。他们反对祭坛、风琴和豪华的教堂装饰，并尽可能地破坏这种浮华风气。如同以后的新教徒一样，他们减少对领圣餐、祈祷、读经、宣教和颂诗等等的神圣崇拜，并认为这些圣工应由服饰与俗人相同的教士来做。大部分的塔博尔人从圣临纪中推演出共有主义，基督将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在其王国中，人无私产，不分教会和国度，没有阶级区别，没有人世法律，没有税赋，没有婚嫁；当他临世，发现其信徒已建立了一个有如天上的极乐园乌托邦，必将高兴。在塔博尔和其他城市中，这些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当时一位布拉格大学的教授说：“所有的都是共有，无人拥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拥有’被认为是万死不赦的罪。他们主张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兄弟姐妹。”

一位原是波希米亚农民的哲学家彼得·查尔斯基进一步用生动的捷克文写了类似托尔斯泰的主张的一系列宗教论文，倡导绥靖式的无政府主义。他攻击有势者和富人，谴责战争和死刑有如凶手，社会无需领主和农奴及任何法律。他要他的门徒完全奉行《圣经》的《新约》所示：成人才受洗，背弃现世及其俗习、誓言和学习及阶级分别、商业和城市生活；自愿居于贫苦中，喜好耕作，完全漠视“文明”和国度。塔博尔人发现大同主义不适于他们，分化为缓和派与激进派，最后由争论衍进为争斗。在几年中，不同的能力发展成不等的势力和声望，最后获得不同的地位。和平自由的传播者成为掌握权势的无情立法人。

波希米亚的贵族们和市民的胡斯派开始怀念罗马教会，认为它有足够力量来阻止现存社会秩序即将解体。巴塞尔宗教议会邀请双方出面调停，颇令他们高兴。一位议会的代表，未经教皇授权就来到波希米亚签署了一些协定，通过文字上的措辞可把它们解释为接受或反对1433年的《布拉格四条款》，于是胡斯派和天主教双方都满意。当塔博尔人拒绝承认这些协定时，保守的胡斯派信徒加入了波希米亚尚存的正统集团并击败塔博尔人（1434年）。波希米亚国会和西吉斯蒙德达成和解，并接受他为王（1436年）。

西吉斯蒙德于第二年去世。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正统派控制了布拉格。一位能干的省长波德布拉德，组织了一支胡斯派军队占领布拉格，恢复乌特拉奎斯特派信徒让·罗基卡纳的大主教之职，并立他为波希米亚总督（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拒绝承认罗基卡纳对希腊正教的输诚时，适逢君士坦丁堡陷入土耳其人手中，而中止了这项协商。1458年，国会见到波德布拉德优秀的行政才能，重整了秩序和繁荣，选他为王。

现在他把精力转移到宗教和平的重建上。经国会同意，他派庇护二世（1462年）为大使，要求教皇批准《布拉格协定》。教皇拒绝，并禁止一般人接受两种形式的圣餐。依据一位德国法学家格雷戈·亨贝格的建议，波德布拉德1464年邀请欧洲的王室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欧洲联邦（Federation of European States），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军队及司法，以求有能力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纷争。王室们没有答复，而重新复活的教皇制度过于强大，以致联邦无法抵制它。教皇保罗二世宣称波德布拉德为异端，大家可以不必因为遵守其誓言而受他的挟制，并召唤所有的基督徒来反对他（1466年）。匈牙利的马赛厄斯·科菲努斯（Matthias Corvinus）受命行事，侵入波希米亚，并由天主教的贵族集团加冕为王（1469年）。波德布拉德让位给波兰王卡西米尔四世（Casimir IV）的子嗣拉迪斯拉斯二世。因战争又患有水肿病，波德布拉德已精疲力竭，他死时年仅51岁（1471年）。波希米亚人，即现在的捷克斯拉夫人，称誉他是除查理四世以外最好的国王。

国会接受拉迪斯拉斯二世为王，而马赛厄斯退位回到匈牙利。贵族们利用国王的年轻势弱各营私利，以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削减城镇和都市在国会的代表权，使那批梦想乌托邦的农民成为农奴。成千上万的波希米亚人，在这段革命和反动时期，流亡到他乡。1485年，天主教和乌特拉奎斯特派信徒双方签署《库他纳霍拉条约》（Treaty of Kutna Hora），保证和平30年。

在东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查尔斯基的门徒组成一个新的基督教派杰诺塔·伯拉奇斯卡（The Jednota Bratrska），或称兄弟会（Church of the Brotherhood,1457年），依《新约》的原则从事简单的农作。1467年，他们和天主教教会脱离关系，任命自己的牧师，反对赎罪和崇拜先圣，信服路德以信心为判断的道理，成为第一个有实践生活的近世基督教教会。1500年，它已有10万信众。这些“摩拉维亚弟兄们”，几乎全部被“三十年战争”的一把火消灭了。他们由于科梅斯（John Comenius）的领导而存在。他们仍存在于欧洲、非洲和美洲，他们的宗教容忍、无条件的虔诚及在坚信教义上表现出的谦让忠贞，令这个暴戾和诡异的世界为之惊异。

波兰（1300—1505）

即使在因地理屏障而获得保护和统一的地区，和平也是很难保持的。我们可以推知，一个国家的边界暴露在贪婪的四邻下，时而利诱，时而威逼，显然会有更多麻烦。波兰在14世纪几乎被条顿骑士、立陶宛、匈牙利、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和日耳曼这些强敌压得喘不过气来。1306年，“矮子”拉迪斯拉斯成为南方小波兰的邦主时，他遭遇到群敌来犯。西方大波兰（Greater-western-Poland）的日耳曼人否认其权威，骑士们攫取了但泽和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侯爵阴谋摧毁他，波希米亚的温策斯劳斯三世要求波兰王位。拉迪斯拉斯使用武力、外交、联姻等方法，努力奋斗，渡过苦海，统一大小波兰成为一个强固的王国，并在其新都克拉科加冕为王（1320年）。他死时73岁（1333年），将来之不易的王位传给其独子卡西米尔大帝。

有些人可能会忌妒卡西米尔三世这个大帝头衔，因为对战争他较赞成谈判和协调。把西里西亚给波希米亚，把波美拉尼亚给骑士们，他获得罗佛附近的加里西亚和华沙附近的马索维亚。他专心统政近37年，使各个领土均置于同一法律之下，“这样，国家才不会像一个多头的怪物”。在其领导下，一个法学家的团体统一了各省的分歧立法和风俗，制定出《卡西米尔法典》（Statutes of Casimir）——波兰的第一个成文法，和现代法律相比，它是一个有节制性的人道主义的典范。卡西米尔保护犹太人、希腊正教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群体，鼓励提倡教育和艺术，设立克拉科大学（1364年）。他很聪明地推展国家经济及各项建设，农夫奉他为“农民之王”，在和平安定中商业繁盛，各阶层的人都称他大帝。

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他传位给他的侄子匈牙利路易大帝（1370年），希望为他的国家赢得一个强大王朝的保护，分享安吉芬（Angevin）王朝从法兰西和意大利带来的文化影响。但路易全神贯注于匈牙利，而忽略了波兰。为了保持面子、使贵族们不因他的忽视而仍然尽忠，1374年，他以“帝王特权”（Privilege of Kassa）赐予他们，免除他们大部分的税赋并给予高级官员专卖权。1382年，他的去世引起了王位继承的战争。国会接受他11岁的女儿雅德维加（Jadwiga）为王，但纷乱的秩序直到立陶宛大公杰格罗（Jagello）和雅德维加联姻时，才告结束。两国合并，并给政府带来一位主人。

立陶宛的成长是14世纪的重要部分。吉第明（Gedymin）和他的儿子欧吉德（Olgierd）在他们的异教徒法则下差不多影响了整个西俄罗斯：波罗兹克、平斯克、斯摩棱斯克、切尔尼戈夫、沃伦、基辅、波多利亚、乌克兰（Ukraine）。其中一些地区，在大公的统治下，发现有从以东俄罗斯为采邑的鞑靼金族（Tatar Golden Horde）中逃出的人。杰格罗从欧吉德（1377年）承继立陶宛帝国时，统治了威尔诺，从波罗的海迄黑海，几达莫斯科。这是杰格罗带给雅德维加的礼物，也可以说波兰是她带给他的妆奁。雅德维加结婚时，仅16岁，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优良文化中，她被培养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杰格罗当年36岁，是文盲和异教徒，但他接受了洗礼，接受了拉迪斯拉斯二世的基督教名，并承诺全立陶宛人改信基督教。

这是一项适时的联合，因为条顿骑士的东进对联姻两国都有危险。“十字架旨令”，最初原是用来使斯拉夫人受基督教化的，却变成了武力征服者的工具，使之夺取异教徒或基督徒的土地，并在这片自由农民耕种的土地上，建立起农奴制度。1410年，骑士大统领（Grand Master）从他的首都马林堡出发，统治了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库尔兰、普鲁士和东波美拉尼亚，关闭了波兰通海的路。在惨烈的北部战役，双方10万精兵相遇于坦嫩贝格，结果骑士们惨败溃散，留下1.4万名俘虏和1.8万具尸首，包括大领主。从此，“十字架旨令”的力量一落千丈，直到1466年《桑恩和约》（The Peace of Thorn），才把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割让给波兰，并以但泽的三个港口作为出海门户。

在卡西米尔四世统治时期（1447—1492年），波兰国势的扩张和艺术的成就达到了顶点。虽然卡西米尔四世自己是一个白丁，但他让儿子受到完整的教育，以抵制骑士们对他的讥评。王后雅德维加死前留下她的珠宝作为克拉科大学重新开办的经费，下一个世纪哥白尼曾在该校求学。而让·德鲁戈齐（Jan Dlugosz）也用拉丁文写下古典的《波兰史》（History of Poland,1478年）。1477年，纽伦堡的维特·施托斯（Veit Stoss）应聘到克拉科大学。他在那里停留了17年，提高了该地的艺术水准。他为圣母堂雕刻了一座147个席位的唱诗班和一座巨大的祭坛——有40尺乘37尺见方，中央神龛上面，有生动的《圣母升天》壁画，有18块版画雕绘着玛利亚和圣婴的生活，虽然是木造的，但其价值堪与一代之前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为佛罗伦萨的浸礼会堂所做的铜门媲美。施托斯又为克拉科大教堂雕凿了一座红斑大理石的宏伟墓碑。从这些作品来看，哥特式的雕刻艺术水准在波兰达到了辉煌顶点。在卡西米尔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一世时代（1506—1548年），波兰的艺术接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而路德教派也从德国传入，开启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