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民（1714—1756）

伏尔泰时代的英国，是历经战乱后正在享受着25年相对和平的英国。这时的英国是海上的霸主，也是商业和贸易的盟主；对欧陆国家掌握着制衡的力量；她光荣地击败了斯图亚特王室阴谋把英国变成天主教国家的意图，也光荣地战胜了汉诺威君主，而使后者成为掌管国会饱满钱袋的奴仆。这时的英国，刚刚由于牛顿赢得了世界科学的杰出地位，也出现了本无心革命而竟革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时的英国，正是自然神论逐渐损毁基督教的时代，宁愿以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取代罗马教廷的所有主教。这是雕刻家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在作品里既喜爱又痛斥的英国。亨德尔（Handel）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的家和知音，其光芒掩盖了其他所有的音乐家，而成为这个时代的音乐大师。在这里，这个“大自然为了本身所建，用以防止疾病传播的城堡，这块天佑的土地，这个英国”，展开了工业革命而改变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

工业革命的前兆

·民生必需品供应者

1722年游历英国的笛福，满怀爱国热情地描写英国是“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富庶的国家”。他描写青绿的田地和丰收的农作物，他描写绵羊遍地的牧场，茂盛的青草变成肥胖的乳牛，在乡间嬉戏、闹饮的农夫，及组织农民的地主、组织地主的贵族，他也描写制定法律的庄园领主，这种庄园偶尔也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庇护所。舞文弄墨者如果没有遭到乡村生活的烦扰、虫害、劳苦和盗贼劫掠，他们往往容易把乡村生活理想化。

1715年英国的乡村生活，与一千年来的情况非常相似。每个村庄的几乎每个家园，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自己栽培食物，自己裁制衣裳，并从邻近的森林里伐木建屋和做燃料；每个家庭自己烘焙面包，猎取鹿肉，做腌肉，自制牛油、果酱和干酪；自己纺纱、编织和缝纫；自己鞣皮制鞋；大部分厨具、农具、工具和狩猎用具，也要在家里制造。因此，家中的父母子女不但在夏日田野中工作，而且在漫长的冬夜里，也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家庭成了工业与农业的中心。家庭主妇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多才多艺的女主人，要照顾丈夫、养育十几个子女，还要裁制衣服，酿造麦酒。她是家庭的药剂师，要照管花园、猪羊和家禽。婚姻就是伴侣和助手的结合，家庭即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的有机体，因此，家庭也就成了团结、繁殖、恒久不移的坚强理由和基础。

如果农民得以在田地上保留古老方式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对这种由家庭负起多种生机的任务感到满意。他们还记得从前地主允许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把家畜放在领主的公地上啃草，也还记得可以在溪流中自由捕鱼、在森林内自由伐木的光景；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领地被地主封闭了。这种现象是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使一般农民的生活收支很难获得平衡。虽然农奴制度不存在了，也不再有正式的封建租税，但企业化的地主与投资于土地的都市商人，挟着更多的资本、更好的器具、更进步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他们实施了大规模的耕种方式，这是耕耘狭小土地的自耕农办不到的事情。在1688年乔治国王时代的英国，约有18万名这种自由的不动产的所有者。伏尔泰约1730年写道：“英国有许多拥有价值20万法郎财产的农民，他们并没有不屑于继续在那块使他们富有的土地上耕作，他们愿意在那块土地上自由谋生。”但这段话也可能是伏尔泰为了刺激法国人努力工作的宣传文章。无论如何，1750年，拥有田地的自由农人数已经减少了。较为富有的地主们，逐渐把小块的土地买下来；原有的小型农宅土地，渐渐变成大型的农场，可以使用改善的方法和新机器来创造利润。农民变成了佃农或受雇的“帮手”。盛行于1715年的英国耕地制度，是依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把村子的土地分割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农民在不同的区域内，分到了一块或几块小耕地。合力耕作是必然的趋势，单独的经营受到了阻碍，生产也就随之落后了。大地主辩称，联合的大规模耕作方式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方便羊群的放牧和增加羊毛的产量。毫无疑问，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经济的进展在人类社会造成了变动和迁移的骚乱，但它对这项骚动至少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农业的技术主要在这种大农场上获得进步。创造利润的动机，把荒地变成耕地，提高了劳动效率，刺激了新工具、新方法的发明，助长了牲畜繁殖的试验，也完成了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做好防止土壤流失和开垦林地的工作。1696年至1795年的10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一共增加了约200万英亩的耕地。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于1730年倡行四阶段的农作物轮耕制度，可以免去每年1/3的土地休耕的浪费现象：第一年种植小麦或燕麦，第二年种植大麦或燕麦，第三年种植苜蓿、裸麦、豌豆、萝卜和甘蓝，第四年种植萝卜；然后带引羊群来吃萝卜或把萝卜踏入土中，腐化以后可以使土壤肥沃，因此下一年的小麦将会得到丰收。邻居讥笑他，并称他为“萝卜汤森德”。等到汤森德耕地上的农作物增产了30%以后，邻居不但不再讪笑他，反而纷纷模仿他的轮耕办法。由于汤森德是一名子爵，其他的贵族跟随其后，改善土地的利用方法。英国领主对农业产生兴趣，形成了一种风尚，领主的话题从打猎、养狗谈到萝卜、肥料，农业上的事情，无一不包。

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原来是一名律师，由于健康欠佳，他回到父亲的农场上。他敏锐的头脑被植物生长的奇迹与利润深深吸引，但他不愿看到浪费的耕作方法——农民把9磅或10磅的种子，随便撒播在一英亩的土地上，结果其中2/3的土地不长作物，其他1/3的土地，则因播种太密集而无法繁茂。他在法国和意大利旅行期间，努力研习农事技术，回去后买下一块农田。他发明了一些使生产量加倍的方法，震惊了附近的居民。约1730年，他开始使用有4把犁刀的犁田用具，不再仅把田里的杂草推开，而且可以将杂草连根挖除。他最具有决定性的一项发明（约1733年），是一种由马拉动的条播机器，经两道并行而特别宽深的条沟，把养分供给种子，然后借着条播机上的耙把种子掩入土中。条播机可以节省种子和劳力，而且可以在已播种的行间进行翻土、空气接触、灌溉及除草的工作。这项在播种与犁田方面看似平凡的改良，对所谓农业革命实有功劳，其在18世纪造成的影响，以使用土地的价值加以评估，即使把通货膨胀指数计算在内，增产的数量竟高达10倍之多。土地生产力的增加使农场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城市工人，增多了都市的人口。没有都市人口的增加，则不会发生工业革命。

农民与城市工人都没有分享到日渐增加的财富，农村地主被大规模的竞争压榨得不成样子，农村工人的工资微薄，而他们唯恐失业，又不得不接受。让我们听听著名学者特里维廉（Trevelyan）以下的描述：

为了经济收益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是自耕农的减少和没有土地的劳工的增多，就整个大局而言，这是必然的罪恶。如果农业方面的大收益，能够加以公平分配的话，弊端就会少一些。但地主的租金、教会的什一税、自耕农与中间人的利润不断急速上升，而劳工没有获得高薪的合理补偿。他们不再有使用公地的小小权利，家人也没有参与服役工业的机会，因此南方的州郡多半陷入依赖和贫穷的境地。

抽税和慈善捐款，稍微缓和了财富自然集中的现象。英国的富人不同于法国贵族，他们要负担支持政府的大部分税金。1536年开始实行的《济穷法案》（Poor Laws），要求每一教区负责救济濒临饿死的民众。有谋生能力的失业者被送到习艺所，没有谋生能力的以及伤残者则住在济贫院。儿童可以依据契约充当学徒，住宿在主人家中习艺。实施这一制度所需的费用，来自教区民众的捐税。根据国会委员会的一项报告，1763年至1765年，在习艺所诞生或由习艺所收养的婴儿，在1766年还幸存的，只有7%。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世纪。

·工业

自给自足的乡村家庭，不论是好是坏，总阻滞了劳动力的专业化，延缓了工业革命的发生。新兴的资本家，当他有100个家庭在各自的屋顶下替他织布纺纱、并有一套自我约束的竞争原则时，他为什么还要花钱设置工厂？在约克郡，这种家庭工业1740年生产10万匹布，1750年生产14万匹布。迟至1856年，约克郡的棉织品只有一半是工厂生产的，仍有一半是家庭产品。这些忙碌的家庭实际上是工厂的发端：家长邀请仆人和外人参加工作，加盖房间放置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家庭作业的规模扩大后，加上道路改良和海运畅通后而拓展的广大市场，家庭工业本身产生了对更精良工具的需求。起初的发明是手工器具而非机器，一如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flying shuttle），能够安置家中。等到需要机械动力的机器发明后，工厂制度才取代家庭工业。

转变是渐进的，其时间差不多一个世纪（1730—1830年）。也许“革命”一字对于如此缓慢的变化来说，是一个过于戏剧化的名词。与过去脱离关系的过程，并不如从前历史记载的传奇化那么明显。工业发展的历史与文明一样古老，从13世纪以来，各项发明即以快速的步伐进行着，但丁时代的佛罗伦萨城内，工厂和诗人一样多；伦勃朗时代的荷兰境内，资本家和艺术家也一样繁多。但就蒸汽、电气、油业、电子学与原子能等方面的进展而言，过去两个世纪（1760—1960年）的工业转变和哥伦布以前的欧洲经济变迁速度比较起来，可以构成一次真正的革命。这一革命不但改变了农业、运输、通讯和工业的根本结构，而且彻底改革了政治、习俗、道德、宗教、哲学与艺术。

有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迫使工业发生变革。1742年罗伯特·华尔波尔（Robert Walpole）内阁垮台后引起的多次战争，增强了加速生产和分配合理化的呼声；食物增产后造成的人口增加，给农业和工业带来了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激励了机器的改良与道路的拓筑；操作机器需要技术，因此导致劳动力的专业化与分工制度，使生产增加。从法国移住英国的胡格诺新教徒及其他移民，带来一笔逃难的存款和手艺，1738年第一部纺纱机的发明者，即为法国新教徒的后裔。英国国会采取保护关税的措施（即1721年的《棉布法案》，禁止使用外国进口的印花布），减少来自国外的竞争，使英国纺织工业得以完全控制国内市场，而商人对立法日增的影响力，有利于英国经济的扩张。在中下阶层社会中，清教徒传统加以随后兴起的循道宗运动，激励民众勤奋、进取和节俭的美德，资本得以累积，财富获得保障，中产阶级似乎享受着上帝的特别恩典。

同时，矿业发展大量扩增，作为工业燃料的煤炭供应量增加。从前木材是家庭与商店的主要燃料，但森林逐渐稀疏而至于灭绝，在中世纪英国已知的69处森林中，到18世纪末，65处森林已经不知去向，木料必须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美洲进口，价格愈来愈贵，引起人们对一种更为便宜的燃料的需求。但当时的挖煤方法仍然是原始的，竖坑不深、通风不良、沼气与碳酸气使挖煤工人窒息，矿坑抽水直到萨弗里（Thomas Savery）与纽科门（Thomas Newcomen）两人的蒸汽引擎出现以后才获得解决，其实这一难题是发明蒸汽机的主要动机。尽管存在以上困难，煤炭产量不断扩增，1750年，家庭与工厂燃煤早已染黑伦敦的天空。

煤炭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在于除去铁中所含的其他矿物质，而使其熔化成更纯、更强韧、更具延展性的铁块。熔化需先融解，融解又需高热，14世纪以来，一直都用木炭（烧焦的木头）在鼓风炉中生火，吹送大量空气进入炉中，但由于木材供应不足，木炭也日趋昂贵。西蒙·斯特蒂文特（Simon Sturtevant）于1612年建议使用煤炭作为熔铁的燃料，达德利（Dudley）于1619年宣称他使用这种方法后，熔铁费用减少一半，但他那些使用木炭的对手，联合起来把他赶出熔铁行业。约1709年，亚伯拉罕·达尔比一世（Abraham Darby I）在煤产丰富的煤河谷（Coalbrookdale），成功而经济地用煤炭熔化铁矿石，并完全除去铁矿中的易变元素。当时所称的焦炭，人们远在1590年即已知晓。亚伯拉罕·达尔比二世继续发展以煤块或焦炭熔铁的技术，并改良鼓风炉，以水车为抽风工具，不久他成为英国铁块的最大销售商人。1728年，英国设立第一家旋转式铁工厂，铁块可连续通过滚筒，随意压铸成各种形状。1740年，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发明坩埚处理方法，把金属放入黏土钵中加热精制，炼成高级的钢料。煤炭与铁块结合的种种发展，使工业革命的各种机器得以顺利发明出来。

·发明

18世纪的前半期，与16世纪和17世纪比较，没有特别快速的发明成果。可能需要半册书的篇幅，方能完全列举过去遗留给这个时代的发明。现举科学、工业、航海不可缺少的时钟为例。时钟在17世纪几乎已经改良完成，1758年达到准确的程度，每600天才有一分钟的误差，要等到1877年才有进一步的改良。工人虽常为发明的根源，但把发明认为是技术失业的威胁，这种敌视行为在1663年迫使英国第一部锯木机不得使用，1767年才成功地开始使用。不良的道路状况进一步阻碍工业的发明，交通困难妨害市场的拓展，因此难以刺激增加生产的动机。海运日渐扩张，海外几乎全是以农业主的殖民地，非常渴望布匹等制成品，这对发明的刺激渐增。创造利润的动机也推波助澜，国会通过法案准许拥有14年的专利权。国外贸易的竞争是另个一刺激因素，技术优良而工资低廉的印度劳工制成的纺织品，激励英国商人设法改良机器设备，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创造发明以纺织机器为首，展开伟大的变革。

1733年约翰·凯发明的“飞梭”，是纺织界的第一项杰出发明，工业革命可以说从这里开始。除了少数情形，在飞梭发明以前的布匹宽度，不会超过织布工人两手张开的距离，因为工人在操作时，必须把梭子用一只手从织布机的一边抛过另外一边，而用另一只手接住；约翰·凯把轮子、木槌与木棒结合为机械装置后，只要用手重拍一下，梭子就可以从纺织机的一边向另一边快速移动，自动停留在任何事先决定的地方，因而节省相当多的时间。他计划在科尔切斯特的一家工厂装置飞梭时，织布工人把他当作剥夺工人生计的攻击对象，他逃到里兹（1738年），把专利权交给织布商人，以换取一点费用。他们拿去了这项发明，但拒绝支付使用费，他提出控诉，却被诉讼费用拖垮。他回到家乡伯里，民众群起骚扰（1753年），进入他家抢劫，并威胁要杀害他。一个妇人热诚地欢迎他的飞梭，大叫：“棒！棒！上帝造物固然神奇，但人类的发明终于胜过上帝。”约翰·凯在法国较能受到接纳，法国政府采用其发明，并付给他一笔奖励金。1760年后，飞梭才克服一切反对势力，开始为一般人普遍采用。

纺织工业的一个障碍是织布工人织布的速度，较纺纱工人纺纱的速度快。1738年以前以人工纺纱为主，有些家庭仍有这种人工纺车，作为怀念过去的装饰品。同年，一名法国新教徒移民后裔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发明一种纺织机，显然是根据约翰·瓦特（John Wyatt）拟就的图案发展而成的：用一套滚轴将生棉或羊毛织成的丝线制成棉花卷，再由棉花卷制成精细丝线，然后在纺锤上进行纺纱，这只需要极少的人工。保罗与瓦特把专利卖给约翰逊博士的朋友爱德华·卡夫。卡夫于1742年在北安普敦的一家工厂内装设了5部纺织机，这是英国和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一连串纺织工厂的开端。

现在，铁既然可用于制造强有力的机器，而经济情况又急需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剩下的问题便在如何找到某种机械动力以廉价地替代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耐力，最早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水力。自古以来，有成百个国家利用水流，悠闲地转动大风车来推动抽水机、风箱、滚轮和铁锤，甚至15世纪以后笨重的铁制机器也以水车为动力；18世纪续以水车为机械动力的主要来源，延至20世纪，犹见水车滚动；现在的水力设施，是将水力转变为轻便的电力。风力的不定令人难以信赖，在南方平静的土地上，更很少利用风力，但在北方高纬度地带，风力可用以转动风车，风车底端的手摇辘轳可把“车帆”送入“风眼”内转动。这一粗陋而不稳固的机械，在18世纪的北部各省中，达到使用的最高峰，之后趋于没落。

同时，发明家努力使蒸汽机的用途达到经济有效的地步。这是一段历史悠久的过程：从三世纪海罗的蒸汽门、蒸汽玩具，中经杰罗姆·卡丹（1550年）、詹巴蒂斯塔·波尔塔（1601年）、所罗门·考斯（1615年）、乔万尼·布兰卡（1629年）、乌斯特侯爵（1663年）、塞缪尔·莫兰德（1675年）、惠更斯（1680年）、邓尼斯·佩平（1681年）、托马斯·萨弗里（1698年），而直到1712年纽科门的蒸汽机——这是老生常谈的故事。1712年，可能又是一个工业革命诞生的年代，因为纽科门的“火力机”装有活塞、横杆和安全瓣膜，可以有效地把深矿内的积水抽送出来，它成为未来75年间蒸汽操作抽水机的基本模型。

·资本与劳动力

随着机器外形的增大与价格的上涨及需要机械动力以推动机器，企业家觉得以工厂替代家庭工业，较为有利可图，工厂招集员工，并将机器、厂房设在有利的河流旁边，以获得动力及运输之便。如前所述，工厂并非新奇事物，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柯尔伯时代的法国，早已有几百家工厂。若把“工厂制度”定义为一种工业经济，其产品必须在工厂内制造，那么，在19世纪以前，可以说几乎还没有工厂制度的存在。但在约翰·凯和保罗的发明完成后，纺织工厂开始逐渐取代家庭的纺纱和织布工作。1717年，托马斯·洛姆（Thomas Lombe）在德比设立一家660英尺长的纺织工厂，300个工人操作2.6万部纺车，不久在斯托克波特、利克、伯明翰、莱姆斯特、北安普敦等地，也设立类似规模的工厂。

购置机器、获取原料、雇用劳工、管理工人、运销产品、拓展市场，皆需资本。提供资本和管理资本的资本家，也是从前就有的现象，但在资本需求日增的时代，愿意出资冒险的资本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地位逐渐上升。在理论上仍然控制着欧洲大部分工业的同业公会，抗拒资本家对生产和分配的改组，但同业公会制度注定适用于手工业，而不适于机器工业。这种制度只能供给地区市场的需要，不能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至于国际市场更不用谈了。这一制度不能满足军队、城市与殖民地日渐增高的需求，它受到传统方法和规范的阻滞，并演变恶化为一群专事剥削学徒与雇工的小集团。资本家比他们更能控制产量、分销渠道，知道以钱赚钱的技巧，而国会为了急于扩展工业力量，以应付远地商业和战争的需要，对资本家难免有所偏爱。

随着工厂与资本制度的扩张，工人与工作的关系因而改变。工人不再拥有工作的用具，也无法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在决定工资和产品品质方面，工人仅占次要地位。商店不再是家宅的前庭，生意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工人的工作不再是一连串的过程，以制出一件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它只是过程的一部分，冗长、重复而又与个人无关。制造出来的成品再也显不出他自己的手艺，他从工匠变成一名“工人”。这就是令亚当·斯密（Adam Smith）印象深刻的分工制度。那些与妇女儿童争夺工作机会的男人的饥饿状况可以决定工人工资的多寡，煤矿工人平均一天的工资是1先令6便士，建筑工人是2先令，铅匠是3先令，这些价格，1700至1770年变化很小。约1750年的男性织布工人，周薪6先令，女工5先令6便士，童工2先令6便士。女性纺纱工人的周薪，在2先令到5先令之间，6岁至12岁女童工的周薪，在1先令到1先令6便士之间。1760年以前的物价，低廉而又稳定；有时工厂给工人发放一点津贴，以便供给他们在工作时间内购买食物和饮料之需，而且大部分矿工可以得到免费的煤炭。

雇主们认为工人懒惰、嗜酒、不可靠、无信仰，因此工人不能得高薪。1739年，一名雇主说，使工人勤劳工作和节制饮酒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在睡眠与休息以外的所有时间，必须一直努力工作，以便获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1714年，一位作家写道：“需求是促使穷人奋起工作的唯一动力，舒解他们的需求是明智的，而治疗这些需求的企图则是愚昧的。”工人一星期工作6天，每个正常工作日的时间为11—13个小时，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但吃饭逾时的工人，会被扣除日薪的1/4。雇主们抱怨工人放下工作，参加定期市集、奖品争夺赛、宗教纪念宴会和前往绞刑现场参观。为了防止这些节日和其他活动影响工作的进展，雇主喜欢在工厂附近储备一批失业工人，以便在紧急情况和需要遽增的时候，调用入厂工作。在淡季，雇主可能暂时遣散工人，让他们向地方商人借贷维持生活。

具有依赖性的劳动阶级，逐渐在城市中形成。爱德华六世时代的一条古老法律，禁止工人阶级联合组织团体，国会于1720年重申这一禁令。但短期雇工不断合组团体，向国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组成的“联合会”（不是同业公会），变成18世纪末期英国工会运动的先驱。1756年，下议院接受格洛斯特郡纺织工人的请求，颁布一项维持法定最低工资的命令，并禁止纺织业削减工资。但第二年下议院取消这项命令，采取由劳动力供求来决定工资的政策。自由企业制度和放任政策的时代从此开始。

·运输与贸易

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交通与运输的改良。英国有优良的海岸线和河川，一半人口居住在距离海边不远之处，可用以运送货物。河川深入内陆，具备天然的水道，但道路状况常成为英国人民生活的麻烦所在，道路土质松软，冬天的车辙坚硬而深陷。春夏降雨后，许多道路形成溪流或处处泥泞，陷入泥土中的马车，必须由另外一组备用的马匹或牛只用力拉出，行人也不得不改道由邻近的田野或森林通行。1745年，查理王子率领一群苏格兰暴民南下侵至德比时，英军为道路交通不便所阻，无法北上镇暴。这一事件后，英国政府方才基于军事目的，建筑一个收缴通行费用的道路系统，“适于军队、马匹与马车在任何时候均可通行无阻”（1751年），但仍有强盗出没路途，使运输费用高昂。

出得起钱的人可以乘坐马匹或私人马车外出旅行。如果是长途旅行，他们可以在沿途的驿站租用健壮的马匹。当时在欧洲西部，到处都有驿站。用“post”一词来代表“驿站”，是形容邮件的转递，信差利用驿站收递邮件和更换马匹，以此法送信，每日可行120英里。即使如此，查斯特菲尔德在1749年抱怨道：“从最好的来说，我们信件如此不规则地传递，甚且经常完全误投。”他认为一封信从维罗纳寄到伦敦要8天，是“不寻常的勤奋行为”。旅行大部分依赖驿马车，由一名马车夫驾2匹或4匹马，车内可搭载6名旅客，外面有武装警卫保护。每星期有2班或3班驿马车从伦敦定期出发，开往英国南部的主要城镇，平均时速7英里，从伦敦至纽卡斯尔需时6日。

国内贸易为道路所阻，仍然相当原始。批发商人常随同负重的马匹，在城镇之间往来载送货物，小贩则挨户叫卖商品。五颜六色的招牌是商店与住宅的主要区别，货物储于店内，通常并不放列橱窗供人欣赏。商店几乎都是杂货店，出售衣服、药品和铁器。英文称杂货商人为“grocer”，因为他出售各类货品。亨利·科沃德（Henry Coward），一位杂货商人，从糖到铁钉，什么都卖。每个城镇皆有市集日，天气晴朗时，商人把货品样本展示给大众。但地区商业的主要中心，是一年一度在伦敦、林恩、波士顿、盖恩斯博罗、贝弗利、斯陶尔布里奇等地举行的定期市集，其中以在斯陶尔布里奇的市集规模最大。每年8月、9月，市集形成了真正的城镇，那儿有行政、警察和法庭，英国工业的一切产品，几乎都可发现。全国厂商聚集一处，比较彼此产品的价格与品质，也可互诉行业的苦衷。

由于握有海洋控制权，英国对外贸易日渐扩张。18世纪前半期，对外输出的价值和总数，比从前增加一倍多；1700年自各港口出发的船舶总吨数为31.7万吨，1751年增至66.1万吨，1787年增至140.5万吨。利物浦及其码头每隔20年要扩大一倍，自世界百余处地区进口的物质满足富人的嗜好与胃口，同时给贵妇带来迷人的化妆品，用以摆饰其梳妆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购买廉价品，高价在欧洲各地出售，利润丰厚得引起15名公爵和伯爵、12名伯爵夫人、82名爵士、26名牧师和医生的兴趣，联合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英国贵族并不如法国贵族那样蔑视商业，他们出资分享繁荣。属于中产阶级的伏尔泰，乐于见到英国贵族对贸易感兴趣，他于1734年告诉法国人：“伦敦居民比巴黎多，都市比巴黎大，只是由于英国人爱好贸易，英国也因此拥有200艘战舰，又有能力资助盟国的君主。”

大商人开始与持有土地的贵族竞争财富和权势、决定对外关系、出钱煽动战争以增加市场、资源和贸易路线。买卖食糖、烟草和奴隶的英国商人，控制布里斯托的居民生活。船主统治着利物浦。煤矿业主支配着纽卡斯尔。乔赛亚·查尔德（Josiah Child）爵士是一名拥有东印度公司5万英镑股票的大商人，他的财富足以与许多贵族媲美。他在旺斯特德建造的花园，是英国的名胜之一。休谟于1748年写道：“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祖先遗留的家财，加以君王封赐的头衔和徽章，是社会阶层的主要区别。在英国，这种区别较偏重于现有的富裕。”上层社会与中产阶级之间互相沟通融合。富商的女儿嫁给拥有土地的贵族，商人的儿子自落魄贵族手中买进地产，上流人士进入商界法界和行政界服务。贵族制度变成财阀政治，金钱取代出身，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

·货币金融

欧洲的银行家当时几乎可以提供一切财政方面的服务。他们接受存款，保护客户免受火灾与盗窃的损失；他们安排客户之间的转账付款方式；他们发行银行汇票，客户可以在需要之时以金银兑现。由于持有汇票者不会同时要求兑现，银行可以发行5倍或10倍于准备金价值的汇票。如此扩大后的货币流通，为工商企业带来额外的资本，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扩展。银行家以土地、建筑物和其他物品为抵押品，有时仅凭个人信誉，即放心把钱借贷出去，借以刺激工业的发展。交易信函和信用状促使商业流通顺畅，资本仅凭银行票据移转即可易手，甚至可以越过边界，转入敌对国家的生意对象手中。

与荷兰、意大利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有联合股票公司，当时称为“projecters”，是有组织的工商业协会，发行股票，保证分红，有价证券与股票均可转让。基于这个目的，于1698年在伦敦正式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所。18世纪初期的股票投机生意相当活跃，由经纪商操纵股票价值的升降起落，笛福于1719年对这些操纵股票的商人有如下描写：

如果乔赛亚·查尔德爵士想买股票，他首先委托经纪人装出一副愁眉苦脸、摇头叹息的样子，故意暗示有坏消息从印度传过来……然后经纪人也许真正抛售一两万镑的股票，证券交易所立即挤满了抛售股票的人，大家都不买进，只想卖出，股票就开始跌价6%、7%、8%、10%，或许更多。然后奸诈的经纪人，另有一套收买的手法，他在跌价4.5%卖出1万镑的股票后，再开始小心翼翼地私下买进低于定价10%或12%的股票10万镑。再过几个星期，经纪人又采取完全相反的办法，使大家争先抢购，经纪人就把买进来的股票卖出去，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得10%—12%的利润。

证券交易所的大门初启，企图赚取增值利益的人们就散布投机的风浪。英国南海公司的兴亡经过，与法国约翰·洛拥有的密西西比公司的情形先后呼应，异常相似；1714年，英国的国债达5200万英镑，每年须付利息350万英镑，博林布鲁克子爵、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纷纷指责这笔足以拖垮英国的年息。英国政府有鉴于此，计划把3100万镑国债过户给南海公司，欢迎大众以政府汇票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国王乔治一世兼任南海公司的总督，当局大事鼓吹南海公司的专利特权必能带来厚利，同期法国密西西比公司的成功“制度”，也刺激英国掀起一股投机热潮。在南海公司宣布接受政府汇票后的6天内，2/3的汇票持有者接受建议换取股票。还有许多人买进南海公司股票，使一个月内，由每股77镑涨至123.5镑（1719年）。南海公司的董事会为求继续得到政府的合作，决定拨出大量的赠送股，免费送给内阁阁员和乔治国王的两名情妇。当时尚未担任首相职位的罗伯特·华尔波尔警告下议院注意这一“危害国家的股票买卖行为”，他说这项计划是“煽动普遍的错觉迷雾，保证从不足基金中获致红利，用人为方式提高股票的价值”。他相当准确地预测这项计划终将失败，同时指出假使这项计划牵涉及一般民众，其失败必将惹致民众普遍而危险的不满情绪。他主张南海公司股票的上涨幅度，至少应有某种限制。下议院拒绝接受他的警告。1720年4月7日，国会两院批准南海公司的提议。

4月12日，南海公司发行每股300镑的新股票，立即卖空。英国政府支付南海公司持有的政府汇票利息后，南海公司于4月21日宣布1720年的夏季股息为10%，接着利用这一热潮，于23日进一步发行每股400镑的股票，民众争先抢购，数小时内即告售罄。5月28日每股涨至550镑，6月2日再涨至890镑。7月，南海公司又发行每股1000镑的股票。整个上流社会的人士，诸如公爵、牧师、政治家、音乐家和诗人等纷纷认购，伦敦的证券街成为热闹抢购的场所，这一景象只有在几乎同时的巴黎基萨波街才可以看到，国境两边的人类天性自然显露无遗。酒店、咖啡店、服装店内到处有人买卖股票，男男女女每晚都要计算他们究竟增加多少财富，也计算假使他们多买或快买的财富增多程度。

一般民众渴望投入投机生意，因此发行86种次要的股票。制银公司、设立医院收容私生子的慈善机构、提炼石油的公司、负责自西班牙进口驴子的公司，纷纷出售股票。一名商人宣布组织“一家收益庞大的事业，但无人知道是何种事业的公司”，不到中午就卖出1000股单价2英镑的股票，这名商人下午却潜逃无踪。

小型的股票公司开始反抗南海公司，这产生不利的影响。华尔波尔及其他人再度提出警告，并卖出他们自己的股票。6月11日，乔治国王下令除国会特许的公司外，一律不得发行股票，因此大部分的小型投机事业宣告倒闭，民众的投机热潮也冷却下来。有关西班牙政府严格限制在美洲殖民地内贸易的消息传扬出来，7月又传来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在巴黎溃败的消息。约翰·布朗特爵士与南海公司的其他董事们，秘密售出他们持有的股票，获致高利。股票价格在8月不断下降，到9月2日每股下降到700镑。

大众竞相抛售股票的风潮演变为崩溃性的态势，伦敦的证券街拥挤得令人窒息，股票价格降到570镑，到400镑，到150镑，再到135镑（9月29日）。英国的好几百个家庭在这场大乱中失去积蓄，破产与自杀事件相继发生，持有南海公司股票为抵押品而对外贷款的银行纷纷宣告破产。英国各地民众集会要求制裁南海公司的董事，却宽恕公众的虚荣和贪婪。国王从汉诺威匆匆赶回伦敦召开国会会议。南海公司的会计员逃往法国，携带许多足以使董事们获罪的资料。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于1721年1月查阅南海公司的账簿，发现有“不公正与贿赂的事件”。即使在国会接受贿赂已然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的时代，这也是令人惊愕的一件事。南海公司的董事花费57.4万镑，用以买通政府官员。

部分国会议员主张严厉处罚有罪的董事，其中一人提议把他们缝在麻袋中，活活丢入泰晤士河。议员热烈争辩，甚至彼此指名挑战决斗，还有一名议员过于紧张和激动，第二天不治去世。下议院传讯董事与政府官员，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拜被判监禁在伦敦塔内，包括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在内的该公司董事们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每人只准许留存约10%的财物。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又首先抛售股票的约翰·布朗特爵士是一名最具有“宗教风度”的人物，他“经常痛斥当时的偷窃与贿赂腐败的风气”及富人的贪得无厌。

对南海公司事件预言准确的罗伯特·华尔波尔，劝告大家稍歇愤怨，采取温和的对策。他说服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吸收约1800万镑有问题的股票，以缓和南海公司崩溃的危机。那时南海公司尚有一笔足够的准备金，用以提前折现33%的股票。南海公司不再享有特权和往日的光彩，改以贩卖奴隶图利，但生气逐渐凋零，终于在1853年结束。

伦敦一瞥

大胆的统计学家估计1650年的欧洲人口约1亿人，1750年约1.4亿人。伏尔泰于1750年的计算，法国有2000万人，德国和奥地利共有2200万人，英格兰和爱尔兰共有1000万人，俄国在欧洲部分有1000万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共有800万人，波兰有600万人，瑞典有300万人，丹麦和挪威共有300万人，土耳其在欧洲部分有300万人，联合行省有300万人。德国一位法律学家认为北欧的人口增加，大部分是由于宗教改革后，从独身转而结婚生子的僧侣与修女，这名学者还呼吁“建造一尊马丁·路德的雕像，以纪念其保存人种的功劳”，但我们最好不要夸张中世纪僧侣的性欲自制力。人口增加可能是由于农业和运输的改良，扩大了食物的供应与分配，及由于卫生医疗的进步，减少了成人与婴儿的死亡率。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500年的人口也许不超过300万，1600年增至400万，1700年增至600万，1800年增至900万。几乎所有的人口增加都集中在城镇，人口增加助长工业贸易，工业贸易促成人口增加，二者互为因果。1740年，伦敦以拥有72.5万人口自傲，在当时而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市。笛福于1722年说伦敦“生长过度”。世界人口次多的城市是巴黎（67.5万人），其次为阿姆斯特丹、维也纳、那不勒斯、巴勒莫、罗马等地。伦敦的人口是英国第二大都市布里斯托人口的10倍，是第三大都市诺威奇人口的18倍。各大都市中心地区逐渐取得全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地位，把田地、矿区和商店的劳动力与产品，变为财政方面高超的利润。

伦敦有优良的地理位置，它随着英国商业与殖民地的扩张而成长。虽然1794年以前行驶大洋的轮船还无法停泊在伦敦码头，但可以驶进泰晤士河，有成群结队的码头工人利用300艘驳船，随时准备卸货上岸或转载其他船只上。因此，伦敦成为一个生气蓬勃的货物集散地，把海外运来的进口物资，转向欧洲大陆输出。当时的泰晤士河岸不如现在干净，到处有好色的码头工人、性饥渴的船员和行为不检点的女人，他们言谈举止猥亵，居住在小茅屋和酒店，与海员一样酗酒、暴虐。泰晤士河上有形形色色的船只，从单桅渔船到巨型战舰，加上小型渡船在河上穿梭不停。国王、市长和有些显要人物备有精巧的游艇，驶往温莎堡或其他宫殿游乐。1750年以前，伦敦大桥是伦敦南北两端步行通过的唯一要道，但同年威斯敏斯特大桥建造完成，1757年伦敦大桥上的房舍与商店悉被拆除。1746年和1751年游历伦敦的威尼斯画家安东尼奥·卡纳莱托（Antonio Canaletto），对河上生气勃勃的景物有着深刻的印象，留下数幅名画，展示给我们蒲柏与约翰逊博士熟知与喜爱的泰晤士河。

约翰逊博士也许更喜欢伦敦的街道，虽然它们不够明亮，铺设并不理想，而且主要靠雨水来清洗。伦敦于1684年推出一项道路照明系统，每隔10家住宅装设一盏蜡烛灯笼，只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点燃到午夜12时，而且只有从9月29日的天使米迦勒节至次年3月25日的报喜节才实施这一照明系统。1736年，市政当局在全伦敦市内装设1.5万盏油灯，从日落点燃至日出。这是有关伦敦居民生活的一件大事，使夜间的道路安全大获改善。

1666年的伦敦大火以后，街道的铺设大部分是圆形的小石，这一标准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衰落。每一街道中央有一道槽沟，用以容纳废物和排泄雨水。路上没有边石，只有一排长柱隔开一道6英尺宽的人行道。街道充满着两轮马车、载重的马匹、出租马车和私用马车，马蹄走在街石上发出吵人的音响。街上还有沿途叫卖100多种食物和衣服的小贩，其中有很多是妇女。还有流动性的修理匠，嚷叫修理。马车夫在路上争吵，狗在街上吠叫，乞丐在路上要钱，卖唱者沿街吟唱民谣，风琴乐音，铮铮弹传。民众抱怨，但也喜欢这些喧闹声，因为它们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扒手和妓女才默默地工作。

1708年，房子开始编号。1750年，大部分家庭都有自来水，卫生获得改善。法律要求每个家庭负责维持房地门前走道的清洁。每一行政区内有一名清道夫从事废物搜集工作。厕所通常设在宅外的花园或庭院，用屏幕隔开。有些地方虽有沟渠，但伦敦在1865年以前尚无完整的排水系统。烟囱由清洁工人钻进砖石砌成的囱管内，以手肘和膝盖予以清除；这一毁损儿童健康的工作，1817年以前仍然存在。

相当部分的人口居住在垃圾、下水充斥的脏乱贫民窟内，成为无数疾病的孕育场所。伦敦的沃平与莱姆豪斯，几乎有一半居民收入仅能糊口，他们依靠救济、偷窃或卖淫来获取住所和食物。身体污浊和头发蓬乱的儿童在街上赤足奔跑，他们衣着褴褛，在犯罪的环境中成长。贫民窟内的男女很少想到婚姻问题，性关系是不需要仪式与法律的买卖行为。那里几乎没有教堂，但啤酒铺和酒店林立。这里也是窃贼、扒手、强盗和职业凶手的巢穴。斯莫利特（Smollett）于1730年写道：“现在窃贼与强盗的险恶和野蛮程度，甚于人类开化以来任何时期的窃贼与强盗。”伦敦市长与市参议员于1744年向英王上奏说：“大批的各种乖戾党徒，携带大头棒、手枪、短剑及其他危险武器，不但蹂躏私人的巷弄通道，而且骚扰大街和公众平常群集的场所，对陛下的臣民施加最危险的暴行。”贺拉斯·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52年说：“即使在中午，一个人不得不以上战场的心情在外面跑动。”

当然，伦敦除了滋衍穷困与罪恶外，它还是国会与宫廷的所在地，有上千的律师、商人、记者、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教育家、牧师和朝臣。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可以看到18世纪伦敦市内的大厦、道德、知识阶级的风采、教堂的信徒、怀疑论者、科学家、哲学家、上流社会的才子佳人、沃克斯霍尔和罗纳莱兹的美丽花园、公园和林荫人行道上的行人、泰晤士河上的赛船节日和游艇、咖啡店和俱乐部内的谈话、艺品店、布店、珠宝店、家庭娱乐、野外运动，及斗鸡场、职业拳赛、木偶戏、剧场、歌剧院等场所的群众，只有将这些方面全部包括之后，我们对伦敦生活的看法，才算公平适当而完整。

学校

这个时期的英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初生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出生于伦敦的儿童中，59%在5岁以前夭折，64%在10岁以前夭折。许多婴儿出生后即遭遗弃，幸存的婴儿则依赖公款养活，然后被送往习艺所工作。助产妇和母亲的疏忽，造成大量儿童的身体残废。

出身贫穷家庭的儿童，可能无法接受任何学校教育。虽然有免费提供男女儿童初等教育的“慈善学校”，但1759年的在校总人数只有2.8万名，“慈善学校”不接收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仅很少的农家子弟和几近于零的都市贫民才有机会就读。一位英国权威人士说：“大部分英国人没有受过教育就走进坟墓。”就工匠阶层而言，学徒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儿童可以就读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是由“失败、破产或从其他行业溃败的人”主持的。还有“贵妇学校”，付得起学费的男女学生，在卑微的女教师教导下，学习读书、写字、算术，接受许多的宗教教育。以上的学校教育都强调教导学生满足各人所处的社会阶层，而且对较高的阶层表示顺从。

少数人在毕业后可以进入“文法学校”就读，那里的教师从适度收入中可以衡量出自己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学生除读书写字和算术外，还可学习一点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学校的管教相当严格，上课时间也长——上午6点至11点半，下午1点至5点半。比文法学校素质更高的是“大学预备学校”，主要的公立学校有伊顿、威斯敏斯特、温切斯特、士鲁兹伯利、哈罗、拉格比等。经过挑选的青年可以进入大学，每年大约需缴26镑，他们的前途即在此地注上阶级的标签。由于这些大学预备学校仅收容信奉英国国教的子弟，浸信会、长老会、独立教派、唯一神教、教友派、公理教派、遁道宗等异派宗教分别创设学院，以教育他们的青年。他们的教育不特别强调希腊罗马的文学，而更注意当代语言、数学、历史、地理和航海术的传授，以适合中产阶级的需要。

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不得接受大学教育。大部分大学生来自富裕的家庭，但也有穷人子弟利用慈善家或慈善机构捐赠的奖学金读完大学，还有一些“工读生”和“公费生”，如牛顿，在阶级意识浓厚的课堂上，靠工读接受完教育。这一时期的牛津与剑桥，不论在课程、方法和思想方面都趋于保守，呈现一片呆滞不前的气氛。剑桥大学比较愿意减少古典文学和神学的分量，以扩大科学方面的研究，但查斯特菲尔德批评剑桥“沦入最卑微隐晦的境地”。牛津大学墨守旧神学的研究和依附崩溃的斯图亚特王朝，拒绝粗鲁的汉诺威君主前往访问。1745年，身为牛津学生的亚当·斯密说道，他在牛津所学无几。1752年在牛津就学的爱德华·吉本，公然指责牛津的教职员是一群不学无术的酒徒，后悔他在牛津浪费的时光。许多家庭宁愿自己聘请私人的家庭教师。

女孩子在乡下和慈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读书、写字、缝纫、编织、纺纱、些微的算术，大多是宗教。有些女孩由家庭教师教导，少数如玛丽·蒙塔古夫人一样，私下研究古典语言和文学。玛丽·蒙塔古说：“我辈女人通常不准研究此类学问，愚蠢通常被认为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稍过愚蠢比充装能读一点书抑或懂得些许道理，更能及早受人宽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一个有学问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普遍的嘲笑。”她推想男人不让女人获得学问的理由，是要使男人不耗力便可以勾引到女人。倘使我们从英王情妇们的丰厚收益来做判断，女人的确不需要有古典文学的修养，也不需要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教导启示，就可以操纵自如，在情场上得心应手。

道德风化

一名外国的观察家估计当时伦敦的妓女总数有5万名，在市内的酒店，在路旁的旅店，在花园、舞厅、音乐厅、戏院，都有妓女的踪迹，她们坐在埃克塞特街和斯特兰德的窗边兜拉生意。盖伊在他的《闲谈》（Trivia）一书中，描写德鲁里巷内的情景说：

她每晚在路上漫步逍遥，

委顺的身体不拥抱固定的对象；

她的俗艳丝带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穿着刚洗过的宽袍，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她用谄媚的语调安慰身边轻信的人说：

“我高贵的船长！迷人者！爱人！我的爱人！”

法律并不怜悯她们，妓女拉客若被发现，要被带到监狱中，遭受鞭打和枷刑之灾，《葬街报告书》于1731年5月6日描述一名妓女的遭遇：

昨天，著名的尼达姆老妓在圣詹姆斯街道附近的公园地带受到枷刑，并遭受民众严厉的凌辱。她的病况相当严重，身体斜靠枷板，但仍然被群众投掷石块，相信她在一两天内即将死亡。

只有最穷困的娼妓才会遭受枷刑之灾，一般而言，妓女可以贿赂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她们的嫖客也可能把她们保释出来，而且有些执法人员，也许认识他们从前的女相好，因而存有一份同情之心，法律只规定处罚滥交的女人。伦敦的100名男人中，以处男之身走进结婚礼堂的，也许不到10人，大家公然指责恶行，却私下蔑视美德。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于1749年出版的《欢场女子回忆录》，详细描写勾引异性的各种技巧，是18世纪也是现在最猥亵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根据权威方面的资料，我们得知“有相当大比例的伦敦市民，没有经过结婚的手续，过着一种违法的同居生活”。由恋爱而结婚的人数虽然逐渐增多，这在理查森（Richardson）和菲尔丁（Fielding）的小说中有所表现，但大部分的婚姻仍由双方家长安排，仔细衡量女方嫁妆和男方实际或未来的收入后才加以撮合。1753年制定的一条法令，规定未满21岁的男女结婚，必须征得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由于这一法令的实施地区仅限于英格兰一地，许多英国的私奔者越过边境进入苏格兰，苏格兰乡村的牧师采行一条较为宽大的规定。有些贪财的牧师，在伦敦舰队街附近的酒店、妓院、阁楼或其他地点，替人主持秘密的婚礼，使热恋的情侣得到进一步的方便（舰队街上有一所收押负债者的监狱）。该地区附近几乎每家酒店都有一位这样的牧师，任何人只须缴交一笔费用，便可请他主持婚礼，而不必接受询问或提出结婚许可书。据说，有一位牧师每年替6000对新人证婚。婚姻在热恋中达成，在现实中破灭，数以千计的女性被遗弃，登岸的水手在一天中结婚、恋爱而后拔营他去。为结束这项罪行，英国国会于1753年颁布法令，规定婚礼必须在教区教堂内由英国国教牧师主持者方为有效，婚礼必须在结婚预告公布于教堂门口连续3个礼拜天后，才能举行。违反这一规定者可能被强迫遣送到国外的殖民地，但教友派教徒或犹太教教徒的婚姻，不受这一法令规定的限制。

1857年以前的民众，如未获得国会特别决议的批准，一律不准离婚，欲获得这项批准须花费巨额代价，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除中产阶级外，通奸普遍存在，英王乔治一世与乔治二世即为典型人物，戏剧家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于1700年写道：“这个社会的每个人，天生一对抽芽的鹿角。”盖伊于1728年在《乞丐的歌剧》一剧中，让培岑夫人问她丈夫关于女儿波丽的情形，她问道：“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女儿波丽，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她只爱丈夫一个人而已？……所有的男人都是爱情的窃贼，他们更喜爱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的女人。”但一般而言，英国女性的道德水准比法国女性高。在中产阶层方面，由于清教徒传统思想仍很强烈，贞洁流于过分守礼，女人可能是男人梦想中的妻子——忍耐、勤劳而又忠贞。这一双重标准，是强加而又为人接受。良家妇女平时尽管听到粗俗的言语和阅读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等小说家的作品，但她们受到片刻的注目和礼遇之时，也会羞怯而脸红，甚至昏晕过去。

各阶层的女人都自然而无可挽回地被视为屈居于男人之下，骄傲反抗一如玛丽·蒙塔古夫人，虽然语带尖刻，但也承认这一事实：“我现在并不争论男女两性的平等，我不怀疑上帝和大自然把我们推入次一等的阶级，我们是天地万物中的较低部分，我们应该委身服从优越的男人。任何基于虚荣与愚昧而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女人，等于反叛上帝的法则和大自然中不可争辩的次序。”短暂的清教徒统治使女人的地位更加贬低，一名学生断定说：“1750年的女人在英国的地位达到新的低潮，比12世纪的女人地位高不了多少。”

社会道德、经济道德与政治道德达到了最低点。被安妮女王阻止的赌博风气，又被乔治一世和二世恢复而盛行于贵族之间。王宫内有一名特别掌门侍从官，主宰宫中的赌博。富人与穷人都喜欢打牌，难得不下赌注，而又经常玩弄手法骗钱。有钱的浪子在一局赌赛中输赢200金币，并不稀罕。德文郡公爵在一次赌赛中，输光一宗地产。查斯特菲尔德于对儿子说教期间不忘豪赌一番。乔治一世时代赌风盛行的程度，恐怕后世无可与之比拟，怀特俱乐部、查令十字街、莱斯特广场、黄金广场、巴斯等地都设有赌场。贺加斯在一幅名为“放荡者的行程”的画中，画着男男女女在怀特俱乐部赌博的情景，而无视于房屋失火的情况，他们决定要赌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著名的俱乐部于1733年被烧毁，旋又获得重建，恢复旧观。乔治二世禁止这类有组织的赌博，但允许政府发行的彩票（彩票首创于1569年，1826年宣告废止）。政府利用一切方法鼓励民众购买彩票，其情绪高昂得使佣仆抢劫主人，伙计抢劫老板，以夺得彩票，一赌财运。

喝酒比赌博更为普遍，啤酒或麦酒是全国性饮料。伦敦的男人每人每年消耗100加仑酒，即每天消耗1夸尔。酒比水更安全、更美味。潮湿的气候使人更需要饮用甜酒、五味酒、白兰地酒、杜松子酒、甘露酒、威士忌酒，而葡萄酒是大众喜爱的医疗用酒。到处都有酒馆和卖酒的商店，在霍尔本教区内的7066家住宅中，有1350家贩卖酒类。地主与国会很高兴看到威士忌酒的畅销。自从开启了小麦和大麦更广大的市场，种植大麦的面积几乎占全国可耕地的1/3。较高阶层的民众，渐渐有以威士忌酒代替葡萄酒的趋势，这是因为英、法两国屡次交战阻碍了英国与波尔多和波尔图之间的商业，而德国人和荷兰人趁机带来了他们喜爱的烈酒。喝酒如同赌博，由政府起带头作用：安妮女王时期的英国首相哈利，据说曾经醉醺醺地出现于女王御前；另一首相博林布鲁克有时彻夜饮酒。罗伯特·华尔波尔的父亲决心不让清醒的儿子看到他醉酒的样子，但他的儿子还是学会了饮酒买醉。

人们对杜松子酒的兴趣增加后，政府反而备受困扰。1684年英国的蒸馏酒总量为52.7万加仑，1735年增加到539.4万加仑，但人口并无相对增加。相反，医生向政府提出警告说，喝杜松子酒已经使伦敦人口的死亡率大为增高。米德尔塞克斯的一个大陪审团把贫穷与死刑的原因，归之于杜松子酒。贩卖杜松子酒的零售商人于门口挂一招牌，保证顾客只要花费1便士便可喝得酩酊大醉，商人还在地窖内免费提供草床。

警觉的统治者设法课税以达到禁酒的目的。国会于1736年通过议案，规定每加仑杜松子酒课征20先令的税额，而贩卖杜松子酒的商人每年须缴50镑的执照税。穷苦的嗜酒者纷纷起来暴动。正如华尔波尔预料的，禁酒令导致走私、私酿和秘密交易，贩卖杜松子酒的店铺增至1.7万家，酿造量超过700万加仑，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加。因此，这项议案被宣布弃置，执照税降至20镑，税额也降为每加仑1便士，人们于是开怀畅饮。1751年，一连串适当而巧妙的措施（如将法律上无法追回的小额债款转给酒商），产生温和的改良效果。哲学家贝克莱（Berkeley）谴责上流社会把恶劣风气传染给社会大众，并向贵族提出警告说：“两端同时燃烧的国家，其元气瞬必消耗殆尽。”

商业界的道德水准也相当低，商人依靠走私、剽窃和买卖奴隶以赚取大量财富。大家纷纷抱怨泰晤士河河水被商业废品和人体排泄物污染，抱怨苹果汁与麦精使葡萄酒品质变劣，抱怨面包中掺入明矾和铅粉，抱怨不新鲜的肉类有害健康。当局拟订对策旨在阻止此类商业劣行之际，商界人士却大声疾呼争取“人人不受约束而自由过活”的权利。

政府干涉自由，但主要用于强募青年从军。在多种财物诱导失败、海军乏人服役后，政府从1744年开始，派遣“征兵队”前往各地，利用诱骗、药物或其他方法，使人加入英国海军服役。用酒把人灌醉是最简便的办法，因为人们在酒醉时，能使之签下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服役期限。海军上将弗农于1746年说，这些人上船服役后，“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因为他们永远不得上岸，只是从一条船换至另一条船上工作……从不考虑他们经历的困苦艰难”。大文豪约翰逊说：“如果有办法进入监狱的话，没有人愿意当海员，狱中囚犯比海员住得好、吃得好，而且通常还有较好的同伴。”以强迫方式得来的海员，通常身心虚弱，但经过火刑和鞭笞的粗鲁管教与无情淘汰后（斯莫利特在其《罗德利克冒险记》一书中对此有夸张的描述），那些幸存的船员就成为大海上最强壮、最得意的战士。

海上掠夺仍被大家默认为商业上的一种方式，但在海军力量强大后，海上掠夺日趋式微，奴隶的买卖开始蓬勃发展，英、法、荷、葡等国的船只竞相载运非洲黑人售予美洲的基督徒。在《乌特勒支条约》中，西班牙把每年运入4800名奴隶到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权，从法国转移给英国负责。在1790年运入美洲的7.4万名奴隶中，法国载运2万名，荷兰载运4000名，丹麦载运2000名，葡萄牙载运1万名，而英国载运3.8万名——超过总数的一半。英国的一名权威人士说：“根据最低估计，1680年至1786年，仅英国一个国家，就运送200多万名黑人进入美洲。”有些黑人奴隶在英国家庭中服劳役，报纸刊登捕获逃跑奴隶归还失主的酬金诺言，有一则广告刊登“出售一名约12岁黑人男孩”的启事。巴黎于1762年以前，可以买卖奴隶，甚至从16世纪至18世纪的罗马教皇，也蓄有来自土耳其的操桨奴隶。教友派教徒于1727年展开一项结束英国参与奴隶买卖的运动，结果获得斯梯尔（Steele）与蒲柏的支持。循道宗教徒进一步推展这一运动，但废除黑奴的运动，在1772年以前并没有获得实际进展。

政治风气反映出当时强烈的商业精神的胜利，没有贿赂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几乎每名官吏皆有定价，官位可以出卖，国会内的选票如同商品可以买卖，国会议员出售其免除邮费的特权，贵族贩卖其家中的职位，他们“对企图阻止金钱收买国会提名人选或下议院议员名额的努力，多方设法阻挠”。人口仅一小撮的“荒废自治市邑”在国会中所占的代表名额，与人口众多工业发达的州郡所占的名额一样多，这些自治市邑易于受到有钱有势者的控制。握有经济力量的商人，为了取得同等的政治影响力，以约每席1500镑的代价，获得提名进入国会。总而言之，这半个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残酷的时期。在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英国如何因政府与商人的完满、合作而享负盛名，这是历史学家不容易解释的一件事。

在道德水准与政治风气堕落之际，仍有许多富有人道的事迹：有一些设备不够完善用以收容老弱病残和穷困民众的救济院；另在同业公会的会员商店中，主人有如父亲一样仁慈地对待学徒；有收容孤儿、教育孤儿的家庭；也有解决生活难关的所谓“钱箱会”（box clubs）互助社团。1755年，里斯本发生地震，英国捐出10万镑给葡萄牙，作为救济难民的费用。这一感人的国际慈善例子，是现代世界的创举。英国境内在1700年至1825年，一共新设154家医院和药房。伦敦在1700年至1745年，即新设4家，大部分由私人捐款筹设。18世纪前半期最完善的医院，是由托马斯·科拉姆船长筹设的弃婴医院。贺加斯于1740年亲绘一张科拉姆的画像，送给医院留念，画中的科拉姆身体圆胖，银发飘逸，一片慈祥，右手持着钦定的特许状，脚下踏着地球。科拉姆曾是一艘商船的船长，在他赚取财富退休后，他看到伦敦婴儿的死亡率奇高，看到许多由于母亲无力养育或父亲身份不明的婴儿被遗弃的景象，而大为震惊。他因而说服高贵的仕女签署一项成立弃婴医院的请愿状，从乔治二世那里获得特许状和2000英镑。他的募捐请求得到大众意外的慷慨支持，伟大的亨德尔捐赠一架风琴和目前珍贵异常的《弥赛亚》总乐谱，他还指挥多次音乐会，募得1万镑基金。1739年，董事会委托西奥多·雅各布森（Theodore Jacobsen）设计宽敞的医院建筑与院落，成为后来伦敦市内最值得骄傲的名胜之一。

罪与罚

18世纪的英国人民具有坚毅不屈的特性，他们习惯于困苦与暴力，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们。两名伍长赤手空拳打斗直到双方气绝身亡，两名军曹决斗打到双方身负致命伤，一名士兵要求请假以便和一名军中妓女结婚而被鞭挞100下，打得背部皮开肉绽，但他第二天仍向上级要求准假，终于获得批准。一名鼓手扬言在其服役的14年中，一共被鞭打了2.6万下；1727年一年中，他又挨了4000次鞭索，精神复原后，据说不久即“身体强壮无碍，丝毫不以为意”。

于大庭广众下施加残忍的处罚，等于鼓励民众的暴行。在1790年废除的一条法律中，规定谋害亲夫的妇女，必须活活被烧死，而惯例允许她先被绞死，然后火焚；犯叛逆罪的男人，从绞刑架上解下之后，在犯人面前将其内脏取出加以焚毁，然后砍头裂身。伦敦市内的每个行政区中都有许多绞刑架，架上的尸体往往留作鸟类的食物。绞死一个犯人可能要半个小时，通常犯人在接受绞刑之前，先饮白兰地酒，使感官麻木。刽子手倘若心绪舒畅，他会把犯人悬空的双脚往下拉，以加速其死亡。

观众和罪犯的冷漠无情，给绞刑平添节日的气氛。民众在路旁列队观看死刑犯坐在两轮马车上，被送往泰伯恩刑场。摊贩在路边兜售杜松子酒、姜饼、坚果和苹果。街头卖艺者演唱民谣，不如《乞丐的歌剧》中的马切兹船长唱得好。对法律和警察并不热心的群众，把成功地表演受刑的罪犯，或被捕时以轻蔑和笑容来迎接审判与死亡的罪犯看作好汉。杰克·谢泼德、罗伯特·麦格雷戈、迪克·特平、乔纳森·怀尔德等人都是这一时期的活跃人物。杰克·谢泼德在伦敦及其附近几乎每日抢劫，后来由乔纳森·怀尔德向警方密告，予以捕获，后来又告逃逸，二度被捕后第三次逃逸，第三度于喝酒时被捕，终于被判绞刑，时年22岁。在场的好几千名群众甚至在绳索套在他颈上行刑时，心中还期望他会逃走，小说家笛福和安斯沃思（Ainsworth）把他的故事写出来赚钱，詹姆斯·特恩海尔（James Thornhill）爵士绘出一幅他的画像。另一名强盗特平分发钱财给群众，让他们浩浩荡荡地跟在两轮马车后面，奔赴刑场，但最使他名噪一时的，是安斯沃思虚撰的、有关特平从伦敦骑往约克郡的亡命之旅。同样地，小说家菲尔丁写了一篇《乔纳森大帝的生平》，使这名恶棍名传后世。篇中有力的讽刺性文字虽然大部分是杜撰的，但并不比事实有趣。乔纳森像门神雅努斯一样，有着两副面孔。他把窃贼加以组织、管理和榨取，以自定的价格收购赃物，共犯谋反时，他就把他们出卖给法官。他还开设一间接待室，用以接待遭受抢劫的民众，经过有条件的实质考虑之后，他会保证将物品或钱财归还给受害者。他凭此收入供养好几名情妇，他过了差不多15年的时髦生活。但他的顺利腾达终于流于疏忽，结果以买卖赃物的罪名被捕，于1725年被处以绞刑，民众大悦。他可能就是《乞丐的歌剧》中培岑先生的部分原型。

温和的扒手、走私商人与有爵位的决斗者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皆无视法律的存在。数以百计的决斗事件，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有的在大街上，有的在海德公园或肯辛顿花园，但大部分的决斗地点，是在蒙塔古馆（现在的大英博物馆）后面的“四十步广场”上。很少人因决斗而丧命，由于手枪的构造简陋，很少人能在距离30步之外正确瞄准。有很多谨慎的决斗者可能故意向对方的头顶上空开火，无论如何在首遭刺伤流血之后，双方通常都接受调停和解。决斗虽然违法，但往往被幽默地解释为可以促使大家的言辞谨慎有礼。除了造成命案外，很少人因决斗被捕，假如胜利者可以证明他完全遵守决斗规则，他在短时期的入狱后即可获释。

菲尔丁于1751年出版一本书，名为《最近抢劫犯等增多的原因探讨及防治之道》。他当时是一名司法官，他把抢夺增加的原因不归咎于贫穷，而主要归咎于社会低阶层大众对奢侈享受的欲望增强。一般民众现在有足够的金钱进入酒店、游乐公园、剧院、假面舞会、歌剧院等场所，他们在这些场合结交犯罪与猥亵的老手。菲尔丁认为，抢劫日增的第二个原因是杜松子酒消费量的增多：

杜松子酒是伦敦大都会中10万多人的主要粮食，这些可怜虫，在一天中，要豪饮数品脱这种毒药。我每天都可以倒霉地看到和嗅到这种豪饮产生的可怕后果。

第三个原因是赌博，第四个原因是法律的无能，无法由巡夜的更夫执行逮捕罪犯的任务：

选上穷困、年老而衰弱的更夫，仅有一根木棒作为武器，有些人几乎连举棒都觉得吃力，由他们负起保障臣民生命、房舍安全的责任，以对抗一批年轻、勇敢、强壮、凶暴而又武装齐全的恶汉。

即使更夫无惧于盗贼的暴力，但他可以被收买；同理，接获更夫报告的警官，也可能被收买；警官把犯人移交给司法官后，司法官也有可能被收买。伦敦的治安人员包括1000名警官、474名法庭差役、747名更夫，还有在逮捕与定罪之间效劳的2214名律师，有些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廉洁的操守，有些却不然。约翰逊博士提到一个刚走出房间的人，说他“不在乎在任何人背后数说恶言，但他相信这位绅士是一名律师”。

科克认为，“假使世界上所有的聪明才智之士同时集合一处，也无法写成一部宪法，可与英国宪法的优良比拟”。菲尔丁的看法与科克不同。菲尔丁承认，正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指出的，英国宪法很高明地安排有关保护个人及其财产免于遭受君王虐政侵害的规定。菲尔丁也曾赞扬人身保护法、陪审制度及伦敦四法学院中伟大的法律学校。没有拘票不得逮捕，未经审判不得拘禁，没有陪审员的判决不得处罚，未经国会同意不得抽税，人民在不扰乱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又除涉及煽动暴乱、诽谤、猥亵、渎神者外，人民有言论的自由。以上这些特点，确为不可忽视的事实。但英国的立法者过于努力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害，却忽视如何防止个人侵害社会，犯罪事件的组织与蔓延，使法律执行机能为之解体。

司法官（又称和平裁判官）负责审理一般民法案件，不服判决的，可以向坐镇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法官提出上诉，这些法官每年有6个月在地方州镇巡回审判。法官为终身职，而且具有相当的廉洁操守。教会法庭仍然存在，但仅受理牧师的非犯罪案件、婚姻的效力问题或遗嘱的处理事项。海军裁判所单独审理海事案件。在这些法庭之上，有由大法官统辖的衡平法裁判所，全国的最高法院是国会，下议院审判平民，上议院审判贵族，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措施仍未臻完善，贵族通常可以逃避刑罚。费勒斯伯爵于1760年因杀害管家而被处死刑，但金斯顿女公爵于1776年被上议院判以重婚罪后，却仅缴交罚款获释。1730年后，英文才取代拉丁文成为法庭内的标准语言，这使威廉·布莱克斯通觉得悲痛异常。

在重大案件的审判期间，被告如果有财力可以聘请律师，向证人提出反问，但不得向法庭辩说，必须由犯人自己辩护，而犯人因为身心交瘁，常常无法提出辩词。如果犯人经宣告无罪，他仍须先回到监狱缴清狱吏榨取的服务费用后，才可获释。1774年这一规定废止之前，有数名宣告无罪的犯人在狱中死亡。如果犯人经法庭判定有罪，他将要面临法律史上最严厉的一项刑法制裁。

这项刑法禁止拷问和车裂，不得割除鼻子或耳朵，比从前的刑法和欧陆法更为进步。但除此之外，它具有一切残忍的野蛮行为，当时刚强的英国人认为非如此不足以抑制人类不守法纪的天性。两轮马车拖着犯人驶过街道之时，刽子手有时会收到民众摊捐的额外金钱，应民众要求，以特别大的力气用皮条鞭打犯人。法律规定倘使犯人拒绝替自己的死刑指控提出辩护，犯人必须关在黑暗的房间内赤身仰卧，让石块或铁块压死或窒息而死。这条法律从1721年开始施行，于1772年废除。

18世纪，英国国会不断立法，增加判处死刑的罪名。1689年，英国有50项死刑罪；1820年，增为160项：谋杀、叛国、伪造货币、放火、强奸、鸡奸、海上掠夺、携械走私、伪造文书、破坏船舰或引火燃烧舰只、隐匿财物恶性倒闭、公路抢劫、侵入家宅抢劫、抢夺40先令以上、在商店中偷窃货品价值5先令以上、残害或窃取牛群、射杀税务官员、砍伐大道或公园树木、农田纵火、寄发恐吓信件、隐匿丈夫或孩童的死亡事件、参加暴动、射杀家兔、毁坏收税道路的关卡、逃狱、亵渎或窃取圣物——以上列举的罪行，及另外的100多项罪行，在乔治一世、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统治期间，皆为死罪。这些法条一则反映英国国会维护财物的决心，一则可能是公众暴行和不守法纪的部分结果与成因，同时这些法条也可能有助于英国人民养成目前守法的习惯。法官或陪审员经常拒绝判处死刑，因而减轻严刑峻法的效力，他们利用专门的学识，予罪犯以不起诉处分，或故意把赃物的价格裁定低于宣判死刑必需的数目。在战争期间，触犯法律的人如果愿意入伍或充当海军，则可以免除刑罚。

次于死刑的刑罚，包括监禁、枷刑、鞭打、入劳改营做苦工和流放到殖民地。根据1718年的一条法律，把判刑的犯人卖给订有契约的商人，商人多半自费把他们运送到马里兰或弗吉尼亚，通常以拍卖的方式，转售给种植烟叶的农人，犯人在农场服劳役的期限就是自己被判的刑期。犯人在船上载往殖民地途中处境凄惨，有相当高的死亡率，幸免一死的犯人也因身体疲弱而暂时无法工作。有一名契约包商计算过，每一趟运送人犯，平均要损失1/7。这项交易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后，才告结束。

犯人经常宁愿被放逐海外而不愿遭受囚禁，因为监狱内的无人性待遇与脏乱，久已恶闻昭彰。犯人入狱后，根据付给狱吏款数的多少而戴轻重不同的脚镣手铐。犯人睡稻草床，除非能从外面弄来食物，否则每天只吃一磅面包。除纽盖特监狱外，其他监狱绝少注意清洁工作，灰尘堆积，病菌丛生，几乎每一名犯人都患有“监狱热病”——常见的有发疹伤寒和天花。约翰逊博士认为25%的终身囚犯死于“腐朽伤寒”。囚徒出庭应讯时，身上发出污秽和染病的恶臭，使法官、陪审员、证人与观众必须频频吸入樟脑、醋酸或香草，以驱逐臭味。1750年5月，纽盖特监狱中的100名囚徒同时被拘提至伦敦的老贝利（Old Bailey）这一主要刑事法庭接受审判，他们的热病恶毒传染到法庭，6名主审法官中有4人因而死亡，另外有40名陪审员和法庭职员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后，法庭下令以后所有前来法庭应讯的囚徒，必须先用醋酸清洗身体，而在法庭内的被告席上应该放置香草。

由于负债，经判决有罪而没有能力偿还或不愿意偿还的人，必须入狱服刑，直到他付清债款或债主撤回诉状为止。负债者入狱期间，法律规定债主每日须付给囚犯4便士的生活费，如果债主拒绝付出这笔生活费用，负债者可以反控债权人——当然又需要一笔诉讼费用。但如负债者有能力从外界取得经济援助用以贿赂狱吏，他便可以睡得更好，吃得更好，享有较大的自由，与太太同床，甚至偶尔在城内享受一天的假期。一名身无分文的负债囚犯，假使无法缴付膳食费，可能会因为狱中供给的面包不足以果腹而饿死。约翰逊曾经统计说，在每年入狱的平均2万名破产者中，有5000人因狱中缺乏食物而在入狱后一年之内丧生。除了这个方式外，英国尚未想出一条更为温和宽大的途径，用以处罚不负责任的借款行为与恶性倒闭，以保护成长中的商业阶层。

英国刑法的严厉政策，曾经招致一些轻微的抗议。约翰逊并不是一位感伤主义者，他于1751年指陈死刑项目繁多的危险说：“抢劫和谋杀同样处以死刑，无异于鼓励歹徒舍小罪而犯大罪。”在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的小说及贺加斯的绘画作品中，对当时的监狱管理都加以最有力的指责。詹姆斯·奥格尔索普（James Oglethorpe）促使监狱制度获得适度的改良，此人多彩多姿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涯显示出英国人的高贵德行。奥格尔索普于1714年离开大学加入萨伏依封地尤金王子的军队，先后数次参与对抗土耳其人的战役，回到英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他的一个朋友因负债入狱，在狱中感染天花死亡。奥格尔索普说服下议院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伦敦市内监狱的一般情况，而他就是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调查揭露的有关监狱内脏乱、疾病、腐化和虐待的情形，一度震惊了英国人民的良心道义，一些异常恶劣的狱吏遭受开革，又制订一些新规则以减轻旧有的弊害，但大部分弊害仍然存在，而真正的监狱改革须等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展开。奥格尔索普主张借移民国外以减轻英国的穷困压力。1733年，他建立佐治亚殖民地，并一度担任总督；他禁止奴隶的进口，欢迎兄弟会教徒，循道宗教派创始人卫斯理（John Wesley）及来自奥地利的新教难民。在英国各地和国会，他再度促使通过一项法案，免除兄弟会教徒宣誓或当兵的规定，他成为约翰逊、戈德史密斯、伯克等人的密友，享年89岁。蒲柏曾经撰写两行对句褒奖他：

一个以极度仁德为怀立身行事的人，

将如奥格尔索普一般在天地间遨游飞行。

民风习俗

如同伊丽莎白时代或复辟时代，这一时期漫步于公园或林荫道上的男人衣着华丽。除工作或居家外，他们戴着倾斜的三角帽，时常卷上流苏、缎带或帽章，发辫在颈后绑以美丽的蝴蝶结，或戴着一顶搽粉的假发，美观的大衣上装饰着令人目眩的纽扣，垂到膝盖两边沙沙作响。各色的锦缎衣袖向人展示其收入或阶级，昂贵的背心有黄色、橘黄色、深红色、粉红色、蓝色等俗色，上面还悬摆着一个系在金表链上的金表袋。上好麻纱质的衬衫镶有绉边，掩蔽着法兰绒的内衣。从法国莱昂进口上等薄麻布织成的颈巾，很合适地围在脖子周围。短裤子用带钩在膝盖附近系紧，腰边有三粒扣子，裤子的横幅上也有三粒暗扣。他们经常穿着红色的长袜，在正式场合中则穿着白色的丝质长袜。1730年的男鞋，鞋尖与鞋跟部分必须是红色的。以上的装束全部齐全后，如果没有佩剑，名流绅士仍然会觉得服饰不整。由于中产阶级的兴起，拐杖取代了刀剑，杖端通常加装贵重的金属并加以细腻的雕刻。但街上的治安仍然不够安全，因此拐杖内另藏有剑。17世纪末，才开始有人携带雨伞，但要到18世纪末才成为普遍的习尚。当然，骑马至公园游玩或与猎犬出游打猎时，又须穿着特殊的服装，纨绔子弟通常以极端的装饰和颜色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名为“名士派”（Slovens）的徒众，以行为放荡和污秽衣服为荣。他们头发蓬松杂乱，裤扣不扣，污泥溅鞋，用以标示特立独行。

女人穿着如羽毛般外散的裙子，通常由撑裙箍圈起，把裙子渐次提升，露出使人眩晕的美丽足踝与扬扬阔步的双脚。撑裙箍有时长达9码，好像城堡，而胸衣有如盾牌，需要有骑士刺胄越墙的全副热力，才可以征服女人、获取爱情；而这更是受人吟咏的诗篇。妇女的头发高高耸起，以至于必须当心碰到头上的灯架，以免被点燃起火。脸上抹着乳液、软膏、小绢片妆饰、散粉及可调整的睫毛，使真面目被遮盖无余，又以来自东方的宝石装饰头发、耳朵、颈部、手臂、衣服和鞋子。时髦女人头上的高帽子、香喷喷的头发、丝玉为质的脚饰，使周围的男人毫不犹豫地竞相追逐。1770年，妇女的妆容已经到达妖惑男人的地步，于是英国国会在一派欢乐的气氛下，通过一项保护鲁莽男人的法案：

此后任何妇女，不分年龄、阶级、职业或学历，不论未婚、已婚或孀居，如果以香水、脂粉、化妆水、假牙、假发、西班牙羊毛、胸衣、撑裙箍或高跟鞋等物品，欺骗、诱惑或诱陷英国男人与之结婚者，将受到与女巫和类似恶行相同的法律制裁。罪刑判决后，此种婚姻视为无效。

禁止奢侈的法律努力阻止人民在衣着方面的过度浪费，但一般的习俗要求所有忠实的臣民在卡罗琳女王生日时穿着新装，后者在加冕典礼中，穿着一套价值240万镑的服饰，服装上点缀着借来的宝石。

进入自己家宅后，一个人可以卸下那些费力炫耀的服装，换穿任何衣服或穿得少些。房内的窗户并不考究，法律规定最多只能设5扇窗户，超过者必须课征奢侈税。房间内部黑暗又不通风，令人有窒闷的感觉。人们利用烛光来照明，通常每家每次只燃一根蜡烛，有钱人家使用光亮的枝形灯架和燃油的火把。在富人的公馆内，墙壁嵌以橡木，楼梯装以大块的木料和稳固的栏杆，壁炉以壮观的大理石砌成，坐椅填满纤毛并加装皮制的椅垫；家具雕刻复杂的花纹，外层镀金闪闪发光，属于庄重的“乔治式”风格。桃花心木于约1720年从西印度群岛输入英国，由于当时的工具不够尖利，于是发明了更锐利的工具，用以削裁桃花心木，桃花心木成为英国家庭中最华美的木料。

家庭取暖的方式是在火炉或炉架中燃烧煤炭，或在宽阔的炉床上燃烧木柴。伦敦的空气因烟雾笼罩而显得阴沉，灰尘与煤烟不断对人们产生威胁，使家内清洁的工作困难而迫切。在家庭打扫上，法国人把仇敌英国人列为仅次于荷兰人那般勤奋。尼古拉·索绪尔（Nicolas de Saussure）于1726年说道：

注重清洁的家庭，每星期至少要用水从上到下清洗两次，大部分人家的厨房、楼梯和门口，甚至每天早晨都要用力擦洗。一切家具尤其是厨房用具，都用最大清洁力量来维持干净，甚至门上的大型金属锤子和锁都要擦得金光闪闪。

这项清洁工作是在不顾高价的肥皂和有限的用水情况下进行的。浴室是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大部分英国男女站着自澡盆泼水洗浴。

老百姓白天室内的生活大部分围绕在厨房周围，与大火炉颇为亲近。吃饭在此，聊天在此，有时睡眠也在此，因为厨房相当宽敞。遇有特别场合才使用饭厅。各个阶层在午后才食用一天中的主餐，中产阶级的主餐时间是下午2点或3点，富裕家庭的主餐时间在下午5点或6点。那时跟现代的情形一样，越有钱的人，等待吃正餐的时间越长久。在上流家庭，妇女吃完饭后下去休息，然后男人开始喝酒、抽烟、干杯和讲故事。正餐的食物很丰盛，也是英国城市人民在早餐与上午11点点心以后的第一次进食。法国人惊奇于英国民众一餐消耗的食物总量。中上阶层人士的食物大部分是肉类，蔬菜是可有可无的添饰品，一般人喜欢的餐后甜点心是浓腻的布丁。虽然每磅茶叶售价达10先令，但喝茶风气极为普遍。晚上9点吃晚餐，圆满完成当天的丰功伟业。

夜间，大多数的英国人在室内活动，他们的娱乐项目包括谈天、喝酒、争吵、阅读、音乐、跳舞、西洋棋、美国式象棋、弹子戏和牌戏。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说：“请不要向我谈论书本，男人和纸牌才是我唯一的书本。”主教、教区牧师，甚至拘谨的非英国国教牧师等都在玩牌，哲学家也不例外，休谟在惠司脱纸牌戏（现在的桥牌）一个回合结束之前，很少上床睡觉。埃德蒙·霍伊尔（Edmond Hoyle）于1742年写成一本名为《短篇论文》（Short Treatise）的书，把惠司脱纸牌戏的规则加以系统化。此后直到1864年，所有牌戏必须依据霍伊尔的原则和打法。受宠爱的动物是家庭中的必需品，对象不但包括狗、猫，而且很多人养猴子。几乎每个妇女都种花，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花园。

雨量对于英国而言，既是幸福又是苦恼。英国民众注重庭园的设计，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嗜好。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庭园，大体模仿法国式的模型——主要模仿凡尔赛宫——具有几何的图形，有直线形、长方形、辐射形或圆形，配以如画的林荫道景色和远景。还有树木、灌木丛和修剪过的栅栏及对称放置的古典雕像。沃克斯霍尔与罗纳拉泽的游乐花园即是以此方式造成。我们今日可在汉普敦宫看见这种正式风格，虽然它能够配合奥古斯丁时代的新古典文学，但当时两名最优秀的文字大师艾迪生（Addison）和蒲柏，反对拘泥形式的花园，他们温和有礼地倡导天然花园，这至少可留下一部分未经修剪整饰的大自然的繁茂景象，保存自然界的无穷的变化，让人们产生喜悦的惊奇。来自中国的影响加入反抗的行列，宝塔取代某些庭园中原有的雕像，肯特公爵在其基尤村的庭园内建造一座孔子纪念馆。天然的庭园反映出多愁善感的汤姆森与科林斯的风格，而非贞洁的艾迪生格调和细心、整洁的蒲柏作风。它与“情感诗人”汇合成流，以浪漫主义的高音掺入古典主义的低音。蒲柏与汤姆森同声赞扬科巴姆子爵理查德·坦普尔地产上的庭园设计，其形式由布里奇曼·查理依传统模型建造，后来由威廉肯特和“能手”朗斯洛·布朗重新改造成为天然的风格，这一设计成为英法两国庭园规划者谈论的题材，并赢得卢梭的喝彩。

在庭园外的溪流上，有人在划船，也有懒散的钓鱼者梦想着网获鱼群，还有人在林内射杀雉鸡、松鸡、鹧鸪或野禽，也有穿红衣的猎人在猎狗的引导下，找到被困住的狐狸或精疲力竭的野兔。经济能力稍差的英国人的娱乐活动，包括板球、网球、手球、滚木球、赛马、斗鸡、狗熊赛、牛狗赛与拳击。拳击分男子组和女子组，拳赛明星如派珀和菲格是各个阶层的偶像，能够吸引广大的群众到场观战。1743年以前的拳击手皆以赤手空拳打斗，拳击手套在发明了许多年后，才被观众接受。从前他们把拳击手套认为是女性的玩意，不配英国人使用。1729年至1730年出现在伦敦的娱乐广告有：“一头身上系有烟火的疯牛，在竞技场内放足狂奔。”“身上同样系有烟火的牡狗骑在公牛头上，一只猫绑在公牛的尾部，同时让一只熊在场内放足奔跑。”在“棒打雄鸡”的游戏中，公鸡被绑在柱子上，人们在一段距离之外投掷树枝竹棒，直到把公鸡打死为止。最流行的斗鸡方法是敌对双方各以16只公鸡为一组，把对方16只全部斗死之后，获胜的一组再以现有的公鸡分成两组打斗，其中的一组全部被消灭之后，胜利的一组又再分为两组打斗，直到产生最后一只胜利者。全国各州郡城市乡村的民众以崇高的爱国热诚，养鸡并促其相互打斗。一位可爱的作家把这项运动称赞为激发战争的道德同等物。几乎每个运动都有赌注。

对以上活动不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在沃克斯霍尔或罗纳拉泽找到更为温和的娱乐，以1先令的代价在荫凉的花园内欣赏群众的安舒与乐趣，但要谨防口袋。人们可以跳舞，参加假面舞会，或坐在吊有灯笼的树枝下休息、啜饮茶水、观赏时髦男女、坐看舞台上来来往往的明星、观看烟火或走绳表演、欣赏流行音乐、吃豪华大餐，或前往荫蔽的情人道上探险。在罗纳拉泽的圆形大厅内，人们跻身于士绅阶层之列，聆听高尚的音乐。贺拉斯·华尔波尔于1744年写道：“每天晚上我都去罗纳拉泽，那里比沃克斯霍尔全然高出一筹，没有人到别处去，每人都去罗纳拉泽。”沃克斯霍尔与罗纳拉泽在冬天关闭，但那时河川可能结冰，冬季游戏因而得势。1739年的圣诞节，连泰晤士河都结冰，伦敦市民在冰上举行狂欢节活动，兴高采烈地大吃一番。有人驾驶马跳车从兰贝斯开到伦敦大桥，享受一段惊险刺激的旅程。最后还有定期的市集，可在此遇见一切无名无姓的人物，也可以欣赏从万花筒到飞人表演等各式各样的奇观。

除一些有学问的妇女外，一般人的礼仪是粗野而渎神的。贺加斯的画使我们看出当时民众的生活情形，但听不到他们的谈吐。娼妓、放荡者、马车夫、船夫、兵士、水手等人都是骂人与口出秽言的好手，伦敦比林斯门街渔市场内渔贩无与伦比的秽言秽语，足以永垂不朽。旅馆与酒店中的言谈，虽稍不粗鲁，但也相当卑猥。家中的男人甚至以故事、诅咒和祝词惊唬妇女，而妇女的言词也比道地的咒骂和放荡的猥语高明不了多少。

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内，人们的言谈较为高尚。斯梯尔、斯威夫特、菲尔丁、考珀（Cowper）、约翰逊等人，曾经撰写文章，把言谈视为一种礼貌的艺术。我们可以想象纯由男性相聚的景象：品尝咖啡或啤酒，大口吞下酒水，抽着烟斗谈论国会中的辩论题材，罗伯特·华尔波尔的贿买选票事件，及海峡对岸那些法国人的不合理政治。他们尽情地纵声大笑，不理睬道德家如沙夫兹伯里、非道德家如查斯特菲尔德等人主张的，低层民众才大笑，高级人士应该把大笑压抑为微笑的论调。1589年首次提及的嗅鼻烟这一习惯，成为男女两性共同的仪式。像喝咖啡一样，一般人把嗅鼻烟（一种粉状的烟丝）认为同样具有医疗价值。嗅鼻烟引起的喷嚏可以畅通鼻管、消除头痛、感冒、耳聋和昏睡现象，同时缓和神经紧张、增强脑力，每位时髦男女都备有鼻烟盒才算装扮完整。金匠、珠宝商、瓷釉涂抹商人和微细画家，纷纷在鼻烟盒上表现他们最精细的手艺。

伦敦市内的3000家咖啡馆是阅览和谈话的中心，里面备有报纸和杂志让顾客传阅；同时供应笔、纸和墨水，替客人发信、收受客人的信件。有些咖啡馆或巧克力馆，如怀特（White）咖啡馆，逐渐变为一个不容外人加入的俱乐部，人们一定可在此处找到他们希望聚会的朋友，而且进行秘密的赌博行为。这种俱乐部的总数，到18世纪末，与初期的咖啡馆一样多。英国共济会（Freemasons），其历史显然是以1717年在伦敦成立的俱乐部“大分会”为其开端。俱乐部怂恿人们饮酒、赌博和进行政治阴谋，对谈话艺术的训练，至少也有一半的功劳。但另外一半却付诸阙如，因为俱乐部是男人的避静所，有妇女在场的谈话礼节与高巧机智的培养，在俱乐部内得不到刺激和鼓励。英国是男人的天地，在文化生活的领域中，女人所占的分量微乎其微。那里没有专供妇女聚会的场所，玛丽·蒙塔古女士准备开设一家沙龙时，人们把她视为一个不知道女人本分的怪物。

上流社会的妇女可以在宫廷或家中的接待会、舞会和音乐会，来孜孜从事其各种艺术活动。别墅内的周末活动是英国生活中一个优雅的特色，但仆人期望客人的高额赏钱使此特色稍呈晦暗：客人离开的时候，要受到侍仆、管家、跟班、账房、看门人、女佣、厨役及其他助手站在门口两旁的夹攻，而车夫与马夫又严厉地站在外面等候赏赐。以忠诚闻名的英国佣仆，到18世纪前期可说是名不副实了，有很多佣人蛮横怠忽，具有反抗性，而又随时准备跳槽以获取较高的工资。有许多仆人抢劫男女主人和宾客、喝主人的酒、穿女主人的美丽衣服。

仅次于宫廷聚会的时髦活动是到井泉胜地逗留，饮用治病的泉水，或与自己挑选的人共同洗浴，而不必在海中与陌生男女杂处。坦布里奇是有名的井泉胜地，但顾客太杂。艾普孙井泉地提供音乐、土风舞、狗类表演节目及通便的泉水，但当时尚未将水中的矿物质提炼成泻盐。查斯特菲尔德虽曾记载一些在斯卡伯勒的海中沐浴的情景，但其风气仍未普遍。1753年，理查·罗素博士出版一本书，书名为《痨病及海水治病法》，轰动一时。人潮涌向海滨，临海村镇如布赖顿，从朴素的渔村一跃而为避暑胜地。

贵族喜欢去巴斯。那里，英国最无病自扰的一群人，饮酒沐浴于有味道的泉水内，企图治好他们的富贵病。巴斯小矿泉区于1704年开放第一间以水泵抽水的浴室，1707年开设第一家剧院，一年后开放第一家菲尔丁和斯莫利特赞美的“会场”。1755年发现了古罗马大浴场，约翰·伍德父子以古典风格重建巴斯城。美男子纳什，原为一名律师和赌徒，于1705年成为巴斯社交界的霸主，他禁止人们在公共娱乐场所斗剑，成功地使决斗在巴斯成为一件不名誉的行为。他说服男人弃长靴改穿短鞋，他自己戴一顶大型白帽，穿着一件刺绣华美的大衣，马车由6匹灰马拉曳，以轻快的法国式号角声宣告他的来临。纳什致力改良街道与建筑物，辟设美丽的庭园，提供音乐环境，以其亲切和机智吸引了大多数民众，英国贵族纷纷奔向他的领域。他提供赌场和浴池，法律禁止赌博以后，纳什发明一套新的赌法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乔治二世、卡罗琳女王、路易·弗里德里希王子等人先后抵达，巴斯一度成为第二朝廷。喜爱巴斯城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无疑会以他对所有宫廷的描述，来统括说明巴斯城内的社交界精华：“你会在此地遭遇没有友谊的交往，没有仇恨的反目，没有美德的荣誉，牺牲真相以保持体面，良好风度中隐藏恶德，所有的恶行与美德都被掩饰。一个人如想在宫廷内的第一次交往中，分辨恶行与美德，他将一无所获。”

查斯特菲尔德

且让我们花费半小时来研究这位敏锐的人物。他是当时英国贵族的典型，但以写出一本好书《给儿子的信》（又名《一生的忠告》），而更突出。虽然大家故意贬低此书的价值，但此书确为以纯正散文写成的智慧宝库，是贵族阶级有关风度和理想的简洁指引，也是作者精密优雅的心思之动人剖白。

他于1694年接受浸礼时的姓名为菲利普·多默·斯坦霍普，父亲是查斯特菲尔德第三伯爵菲利普·斯坦霍普，母亲伊丽莎白是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的女儿，乔治曾经是前几朝的一名狡猾“整顿者”。查斯特菲尔德童年丧母，父亲照顾不周，他由哈利法克斯侯爵夫人抚养成人，在一名私人教师的教导下，深通古典文学和法文，因此成熟的罗马与法国文化成为其思想的一部分。他在剑桥念过一年书，于1714年出发做广泛的旅行。在海牙豪赌，在巴黎有选择地与妇女厮混。1714年12月7日，他从巴黎写信说：

我将不会把我对法国人的看法说给你听，因为我常被认为是法国人，有好几个法国人以最恭维的口吻向我说过：“先生，你就像我们法国人。”我只要告诉你，我傲慢而又高谈阔论，声音洪亮而专断，一面走路一面歌舞；尤其是我花费巨资在头发、发粉、衣饰和白手套上面。

他回到英国后，被派任为当时威尔士王子（后来的乔治二世）的寝宫侍从。乔治一世宠爱的执政大臣詹姆斯·斯坦霍普是他的亲戚，因此专门为他找到一个自治市邑，使他代表该地在下议院占有一席，他以辉格党员身份坐了11年的议席。其父于1726年去世后，他成为查斯特菲尔德的第四任伯爵，然后转任上议院议员，后来他把上议院称为“不可救治的上议院”。1728年，他被派任驻海牙大使，由于表现优异，蒙英王颁发最高级的爵士勋章，并派为高级管事。1732年，他的一位情妇杜·鲍彻特替他生下一个儿子菲利普（Philip Stanhope），就是后来书信的收受者。一年后他与沃尔辛海姆女伯爵结婚，她是乔治一世和肯德尔女公爵的私生女。结婚时，女方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替他带来王室的妆奁，这场婚姻阔绰而又可怜。

查斯特菲尔德如未反对华尔波尔课征烟酒消费税的法案，他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地位。他协助推翻这一法案，因此不久即被免职（1733年）。他苦心费力地促使华尔波尔垮台，自己的健康也因而受损，于1741年到欧洲大陆休养。他在布鲁塞尔拜访伏尔泰，又在巴黎与丰特内尔和孟德斯鸠相聚。回到英国后，他继续唱反调，他以杰弗里·布罗德博顿（Jeffrey Broadbottom）为笔名，向一家名为《老英格兰》（Old England）的新报投稿，其文章使马尔伯勒女公爵萨拉大为愉悦，因而在遗嘱中留给他2万英镑。1744年，他的“广底党”（Broad Bottom）获胜，他与佩勒姆共同入阁，被派往海牙游说荷兰人与英国联合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他以机警和技巧完成任务，于1745年晋升为爱尔兰总督。他治理爱尔兰的一年，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时期。他设立学校、建立工业、扫除政府官员贪污与假公济私的行为，以能力和公平处理事务，他结束迫害天主教徒的事件，提升数名天主教徒为官，从而赢得天主教民众的尊敬。“小王位觊觎者”（Young Pretender，詹姆斯二世之子爱德华）从苏格兰入侵英国，英国认为爱尔兰民众必将同时起而叛乱，爱尔兰人却拒绝揭竿反叛查斯特菲尔德。

1746年，他回伦敦就任国务大臣，以谨慎机警闻名的他却犯下严重的错误：他朝见国王的情妇而没有觐见王后，因此卡罗琳即位后，迫使他下台。1748年，他放弃公务生活，退而“与马匹、书本和朋友为伍”，乔治二世封他为公爵，但为他婉拒。1751年，他领导一项采用格里高利新历的运动，受到英国民众的普遍抵制，他们认为这种历法缺少11天，是“罗马教皇的偷窃行为”。1755年，他受惑于约翰逊，参与编撰字典，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个骚动事件。

同时，自1737年开始，他不断写信给儿子，这个儿子是他第一次出使荷兰的意外结果，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期，大众一直不晓得他对儿子有这一份隐秘的亲情。他告诉儿子说：“自从你出生后，我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尽力使你达到人性的不完美允许的完美境地。”他并不计划把儿子教育成一个标准的基督徒，而是要训练他成为政治家与外交家。小孩5岁时，就开始收到父亲谈论古代神话和历史的信件，两年后，他在信中谈到以后经常重复的观点：

在我上回的信中，我谈论到上流人物的宫廷礼仪，那是人类的高尚部分。他们表现出来的礼仪既温和又自然，与劣等人士和村夫表现的抑制或烦人的殷勤不同……有教养的人经常流露一股愉悦他人的热望，而且小心注意不打扰别人。英国人很少完全知礼的，不是过于拘谨，便是轻率鲁莽，大部分法国人却态度温和有礼。你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你也算是个小小的法国人，我希望你至少要有法国人的一半礼貌，在一个不很注重礼仪的国家内，你会显得更为突出。

因此，菲利普14岁时，其父把他送往巴黎，作为完成礼仪培养的场所，虽然查斯特菲尔德心里明白巴黎会使儿子的道德败坏。年轻人如想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一定要先学会世间的一切人情世故，研究政治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人类本身。对古典了如指掌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请家庭教师、并以书信教导儿子学习古典文学后，引导儿子离开书本，转而研究人类：

在所有受人称赞的谈判者中，很少人以学问见长……已故的马尔伯勒公爵，他作为谈判家，至少与身为一员大将同样能干。他胸中的学问虽然少得出奇，但他把人了解得非常透彻，而博学的荷兰政治家格劳秀斯出使瑞典和法国期间，表现得却很拙劣。

如果菲利普要进入政界，首先他就得研究统治阶级的背景、道德观念、礼仪、目标和手段；他要研读最好的文学作品以得到优秀的文笔风格，而这也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他也该兼习音乐、艺术，但上帝不准他有成为作家或音乐家的雄心；他要细心攻读欧洲现代史、各国国君和阁员、法律和宪法、财政和外交；他还要阅读拉罗什富科与拉·布吕耶尔探讨人性的著作，他们虽然愤世嫉俗，但至少就政治而言，断定人人自私自利，并非大错，因此我们应怀疑那些假装不自私的政客；别期望人们讲道理，要容忍他们的偏见；“偏见有如情妇，理智充其量不过是妻子，虽然惯常听闻，但甚少措意。”要学会谄媚，因为只有最伟大的圣贤人物才不被谄媚所惑；但越往上爬，谄媚的方式就要更加微妙和间接；要把重要人物的家谱研究一番，因为人们认为家系比美德更值得骄傲；努力向女人求爱，主要是为了获得她们的帮助；即使最有权力的政治家也要受到柔弱女人的影响，如果这些女人不是妻子，其影响力尤其远大。

至于男女之间的事情，查斯特菲尔德给儿子的忠告使法国人觉得开怀，但使英国人为之怖栗不已。他认为，几次风流韵事是结婚与成熟的绝佳准备。他仅坚持菲利普的情妇必须有良好的风度，好让他在犯罪之际获得她们的磨炼。他向儿子推荐杜品夫人，因为她具有“良好的教养与优美的风度”。他教导儿子勾引异性的战略，不要没精打采地接受异性的拒绝，因为：

如以有礼而宜人的态度向女人表明爱意，即使最贞洁的女人，不但不会触怒，而且会洋洋自得……如果她倾听而又允许你重述爱意，而你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她会讥笑你胆小……如果她第一次不听你的示爱，再试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假使名花尚未有主，用我这套办法，可以获得成功。

婚姻不如意或未领略其中滋味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把自己对女人的看法传给了儿子：

关于这一问题，我愿意告诉你一些秘密，对你将会很有用处，但你一定要高度谨慎地掩藏在心中，假装不知道。女人只是些大体积的孩子，她们以喋喋不休为乐，偶尔带一些机智，但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有理性、讲道理的女人，也未见过一个能持续一天不胡闹的女人……有见解的男人仅只敷衍女人，逗玩女人，谐谑她们，夸赞她们……但他对重要的问题，从不与女人商量，也不信任她们，虽然他总是让她们相信他既尊重也信任她们的意见，这是女人最引以为荣的事情，因为她们非常喜爱插足男人的事业（这项事业常被她们弄糟）……奉承不论高低，她们一律来者不拒，她们会贪婪地咽下最高级的谄媚，也会感激地接受最低等的阿谀。从她所了解的事情到扇子的优美格调，都可以安然成为你谄媚任何女人的话题。最美貌或最难看的女人觉得最高兴的，莫过于你称赞她们的聪明伶俐。

查斯特菲尔德说，在法国必须以勤勉与机灵来奉承女人，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女人可使男人在宫廷中成功或失败；第二，女人可以教导男人享受生活的优美情趣。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不在她们的美貌，而在其步履、仪态和言辞的温雅，没有温雅的美貌微不足道，而没有美貌的温雅仍能令人神往。“女人是男性价值的唯一提炼者，她们虽不能增加分量，但可以把男人的美德加以琢磨润饰。”伯爵告诫儿子不要说女人的坏话，那是陈腐、粗鄙、愚笨而又不公平的行为，因为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坏事比男人少，而且向整个团体、阶级或集团发动攻击，绝非聪明之举。“个人有时会原谅你，但社会团体绝不会原谅你。”

查斯特菲尔德不停地谆谆教诲儿子培养良好的风度：

良好的风度是社交生活的基本保证，一如硬币为商业界的稳定通货，两者付出多少同样会收回多少，人们不会给一头熊过多的礼貌，有如不会把金钱继续借给破产者。

请一名优秀的舞蹈家是有益的，至少他会教导我们如何坐立行走，以节省注意力与精力。查斯特菲尔德本人是一名贵族，他把良好的礼仪称为“良好的教养”。他在不知不觉中或直接承认，如果不生长在一个教养良好的家庭中及在一个教养良好的圈子内走动，很难得到良好的风度。“有教养者的一个特质是与部下谈吐不显傲慢，而与上司交谈自然而有敬意。”一个人不应该利用偶然的优势睥睨他人：

你不要（我也相信你不会）认为自己天生比打扫房间的佣人或擦鞋的仆人优越，但你有理由高兴命运偏爱你，使你不同于佣仆。好好享受那些长处，但不要侮辱那需要它们的一群不幸者，也不要做出使他们察觉自己有欠教养的不必要举动。就我而言，我对待佣仆及其他低劣者比我对待同辈人物，更为谨慎，目的是唯恐让人怀疑我有卑鄙与小气的性格，有意让别人感觉出我们之间，由命运造成的、或许太不应得的不同身份。

良好的风度兼指身心而言，而身心的修养均可受到朋友的影响：

善朋分两类：一类称为上流朋友，由宫廷内领导人物及上流社会人士组成，另一类包括具有特殊才能或在艺术、科学方面具有特别价值之士。以我们而论，我和艾迪生或蒲柏相聚时，心中常认为他们比自己更加优越，而恍如与全欧洲的诸侯大公相聚一堂。

在与以上两类朋友交往时，最好有某种程度的含蓄，不要谈论太多或太过率直；要能“高明地隐蔽事实而不致说谎”，及在含蓄中表现出直言不讳的样子：

即使你确信无疑，也要装作疑惑不明……如欲说服他人，自己假装易于被人说服……像怀表一样把你的学问放入口袋，不要拿出来……仅为了炫耀而已。尤为重要的，可能的话尽量避免谈论自己的事情。

不要谈论宗教问题——如褒扬宗教，诡辩家会含笑称快；如贬斥宗教，熟虑的人会觉得伤心难过。阅读伏尔泰写的历史书籍，这将使人受益，但要小心提防哲学家攻击宗教的思想：

你绝不应赞同、鼓励或称赞同等攻击所有宗教的那些放纵思想，后者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及专务琐碎的哲学家陈腐可怜的题材，那些人即使会笨得对他们的笑话发笑，但也还有足够的智力来怀疑、痛恶这些人的品性。就算我们视道德至上、宗教至下，后者至少仍应为前者随带的担保物，任何明智者将认为两个担保物优于一个担保物。因此，无论何时你凑巧与嘲笑所有宗教以炫耀才智的放纵思想家相处时……你不要在言辞或表情方面给予他们丝毫的赞许之意，相反，你应表现一股沉默庄重的脸色，露出不悦之状，切不可进入话题，同时避开无益而不端庄的争辩。

1752年，查斯特菲尔德认为，攻讦宗教的行动是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我预知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国王与僧侣阶级将不如从前一半那么好”。1753年，即反宗教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出版后两年，他写信给儿子说：

法国的国政……日趋严重，我认为将继续恶化。国王被蔑视……全国民众对宗教与政体大肆理论，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他们开始不具成见，政府官员也不例外。总而言之，历史上一切政府发生改革和重大变化之前的所有征兆，目前在法国都可见到，而且日渐增长。

查斯特菲尔德的800页信函，使两名读者佩服他的高超见解，虽然不苟同其道德观念。当时尚未读过这些信函的英国人，易于不假思索地把他认为是才子而非哲学家，他们在上议院领略查斯特菲尔德的评述后说：“感谢上天，我们英国还有比我们头脑更好的东西可以依赖。”英国人看到他以浪子或愚人的姿态赌博，他们也了解他并非典型的贞洁人物，他自己也向儿子坦白承认这点。性情暴躁的约翰逊博士把查斯特菲尔德的家书称为“娼妓道德与舞师风度的指南”，这一论调，与这位文学大霸主的判决一样，稍嫌偏颇。查斯特菲尔德把当时贵族阶级的道德和政治界的礼仪教导给青年，我们必须牢记他是在塑造儿子成为外交家，而没有一个外交家胆敢在疆界外施行基督教教导。

即使如此，菲利普得自其父亲的许多道德教育也相当优良：“我从前常在信中告诉你，你只要凭借最谨严和最慎重的荣誉与美德，就可使你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和重视，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关于结交情妇的劝告，他的目的可能是要避免儿子随便与女人滥交，注意他的警句：“追求女人的下场，不外乎失去鼻子，完全失去健康，及并非不常见的挨刀刺穿身子。”约翰逊博士在宽恕之际曾经说：“查斯特菲尔德的《家书》可能成为一本好书；若把不道德的部分删除后，青年应该人手一册。”也许这些家书并未充分灌输荣誉、礼节、勇气和忠诚观念，但若有人说查斯特菲尔德把财富或地位错认为美德或智慧，则不正确，他称颂弥尔顿、牛顿、洛克等人，认为他们比当时的政治家更伟大。我们已经知道他结交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即使他不为字典所迷，他总还热爱杰出的文学作品。他的英文散文造诣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简洁、有力、明晰，具有足够的敏捷以持载其思想的重荷。虽然他拥有精通多种语言和古典文学的背景，却宁愿用简短有力的英语。伏尔泰把《家书》列为“自古以来最好的教育书籍”，圣伯夫称之为“一本内容丰富的书，没有一页看完后不令人想起某些中肯的观察”。

我们如以实效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成败，那么《家书》一书是失败的，因为菲利普从未克服自身鲁钝的心智、粗心的习惯、笨拙的态度和含糊不清的言辞。范妮·伯尔尼（Fanny Burney）说：“在接受如许训诫之后，菲利普所表现的教养与我所遇见的任何男人表现的，同样差劲。”由于出身与环境的谑弄，重达5磅的训诲化归泡影。菲利普拥有一个富有的父亲和安定舒适的地位，这构成了他的阻碍，因为他没有饥饿的恐惧，也没有屈居人下的怨愤，用以激励其胸中大志和进取心。正如失望的查斯特菲尔德告诉儿子的，菲利普“缺乏一股生命的活力，那股力量可以鞭策青年努力得人欢心，自我发光，以求超越他人”。年老的查斯特菲尔德伯爵给儿子如此多的圣贤忠劝与父爱，却收到如此微小的效验，实在令人感慨。他写信告诉14岁的儿子说：“你若值得我的爱，我便极力爱你；不然，便也不会多爱你片刻。”但在他22年以后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仍充满挂念的温情。一个月后，菲利普在巴黎去世（1768年），享年36岁，留下寡妇与二子。菲利普是瞒着父亲结婚的，但查斯特菲尔德终于原谅了他。菲利普去世后，查斯特菲尔德又寄信给丧偶的媳妇，这些信件成为礼仪与关怀函件的范本。

他那时常住巴斯，因痛风和耳聋而行动不便。“我在此地以三腿（支着一把拐杖）走路，看到同病相怜的人我才有面子混下去。希腊神话中人头狮身女怪物出谜题的最后一个阶段已经来临，不久我将四肢落地而去，一如当初来到世间的样子。”晚年他以教导孙子自娱，希望春天永远活在这位垂暮之年的老者心间。回到布兰克希思的田园后，他接受伏尔泰的忠告，开始耕耘庭园，以其甜瓜与苹果自豪，颇觉安然满足，他说：“与甜瓜和苹果生根为伍。”伏尔泰写给查斯特菲尔德的慰问信函中，提醒他消化正常（这位伯爵仍有好的消化力）较耳朵健康更能增进快乐。查斯特菲尔德以不移的幽默感来面临死亡，他提到自己和一个年老而虚弱的同伴泰尔利说（也许令人想起丰特内尔）:“两年来，泰尔利与我都已死亡，但我们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他于1773年3月24日逝世，享年79岁。他一直不知道被自己禁止出版的《家书》，已经由儿媳保存、捐赠出来，第二年印行问世，立即使他成为一名智慧老人与英国散文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