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民会议（1789.5.4—1791.9.30）

三级会议

1789年5月4日，第三阶级的621位代表穿着资产阶级的黑色礼服；后边跟着285位贵族，戴着羽饰的帽子，穿着金色镶边的礼服；接着是308位教士（职位高的教士着紫色袍子以区别他们的身份）；然后是国王的阁员与他的家属；最后是路易与王后，全部以旗帜与乐队开道，并由军队护随，走向指定的会议地点，距凡尔赛王宫不远处的小快乐大厦（Minor Diversions）的会堂。欢欣鼓舞的群众立于行列两侧。有些人因欣喜与希望而流泪了，他们从这些敌对阶层的融洽场面中，看到了在仁慈的国王领导下的和谐与公正的保证。

路易向集合的代表演讲有关国家濒临破产的情形，他归因于“耗费巨大而光荣的战争”。他要求他们设计并批准增加国家收入的新方案。内克继续做3个小时的统计说明，这甚至使革命蒙羞。次日，这种各个阶级的融洽消失了。教士聚集在毗邻的较小厅堂内，贵族则在另一处。他们认为，像在175年以前召开的最近一次三级会议一样，每一阶级应分开讨论与投票，而且未经所有阶级与国王同意，任何提案不应变成法律。让阶级来决定提案，结果是将所有一切权利让给了第三阶级。很明显，许多较穷的教士愿意袒护平民，有些贵族——拉法耶特、奥尔良与赖古德公爵——危险地怀有自由主义的情操。

一场长期的精神之战因此发生。第三阶级可以延缓须由他们核准才能实施的新税收，然而国王焦急地等待着新税收。人民具有的是年轻、活力、雄辩与决心。里克蒂·米拉波伯爵带给他们他的经验与勇气，及他的思想与声音的力量；内穆尔提供他的重农主义的经济学知识；穆尼耶与安东尼·巴纳夫带给他们法律知识与策略；巴伊，已经是一位成名的天文学家，他以冷静的判断来调和大家激烈的争论；罗伯斯庇尔用永续的热情表示一个人将不缄默，直到他随心所欲。

1758年出生在阿拉斯的罗伯斯庇尔并不知道，从1789年算起，他只有5年时间可活了。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事件中心点或附近活动。他的母亲在他7岁时去世，他的父亲在德国失踪，遗下的4个孤儿由亲戚抚养长大。罗伯斯庇尔赢得巴黎路易学院的奖学金，取得法律学位，在阿拉斯开始律师生涯。因为他鼓吹改革，博得美名，成为阿图瓦省的代表之一参加三级会议。

罗伯斯庇尔的容貌不利于他的演说。他仅有5英尺3英寸高，他唯一的优点是精干。他的面孔宽阔而扁平，并留有天花落下的麻子。他的眼睛视力差，戴着浅蓝色的眼镜，卡莱尔因此称他为“海绿色的罗伯斯庇尔”。他拥护民主政治，并保护男性投票权，虽然有人警告此举会使最底层的人成为统治者和一切的标准，他却不顾及。他的生活像底层社会的平民一样简单，但是他不模仿无套裤汉。他穿着整洁的深蓝色燕尾服，及膝的马裤或丝制的裤子。在盛装与擦发粉前，他很少外出。他与木匠迪普莱同住在圣誉街上。他在家中用膳，而且靠他18法郎一天的代表的报酬过活。不久他从那尘世最低处迁至巴黎最高级处，随后至法国最高级处。他多次谈论道德，当然他也遵守道德。公开场合的他严肃而冷酷，在私下里他却慷慨、热情，而且极愿为人服务。菲利普·邦纳罗蒂十分了解他。他似乎很能控制自己，不受女人的魅力诱惑，他将他的感情放在他的弟弟奥古斯丁与圣茹斯特身上。无人会指责他的性道德，金钱不能收买他。在1791年的巴黎沙龙画展中，一位艺术家展出一幅他的画像，简单地标上“不能收买的”几个字，似乎也无人批评过这个名词。罗伯斯庇尔认同孟德斯鸠的观念——视道德为一个成功的共和国不可缺少的基础，没有不能收买的投票者与官员的“民主政治”将是赝品。他赞同卢梭的观点——“人生而善良”的见解，及“民众的意愿应是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固执地反对大众的意志无疑应判死罪”。他赞同卢梭的看法——某些宗教信仰对心境的平和、社会秩序及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是不可缺少的。

一直到罗伯斯庇尔接近生命终点时，他似乎仍不怀疑他对民众意志判断的正确性。他的精神比他的意志薄弱，他的大多数想法来自阅读或充满革命气氛的标语。他死得太早了，因而未获得足够的人生经验或历史知识，未以耐心的观察或公正的见解遏止他抽象或凡俗的观念。他忍受着我们共同的失败——他不能将他的自大从自己眼中除去。他表现的热诚使他自己信服——他过分自信和虚荣。“那个人，”米拉波说道，“将来大有希望——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最终，他走向了断头台。

在国民会议的两年半时中，罗伯斯庇尔做了约500次演讲，一般都太长而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过于诡辩而不够优雅。但是巴黎的群众了解他演讲的要旨，因为演讲而喜欢他。他反对宗教歧视或种族歧视，建议解放黑奴，并立志成为人民的护民官与保护者。他接受私有财产制度，但希望普及小规模企业，使之成为巩固民主政治之经济基石。他称财富不均等为“必然与无法医治的疾病”，根源于人类天赋的不平等。在这期间，他支持受一定约束的君主政治。他认为，企图推翻路易将导致混乱与流血，最终导致比国王更专横的独裁政治。

几乎所有的代表都不耐烦地听这位年轻的演讲家演讲，但米拉波是一个例外，他注意到罗伯斯庇尔论证的详细准备与说明。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米拉波生长在显赫而残酷的父亲阴影下的痛苦，他贪婪地吸取在旅行、冒险与罪恶中每一点有用的人生经验，了解人类的弱点及社会的不公平和贫穷，而且在十几个城市中遭到困苦。他诽谤的小册子或热烈的呼吁使他的政敌受辱，他的父亲要求国王将他关入监狱。最后，他以压倒性的胜利，被马赛与艾克斯省的第三阶层选入三级会议，来到巴黎成为最著名、最出色，也是颇受质疑的人物之一。在国家的危机中出现的智者，米拉波为历史上少有。所有巴黎知识分子都欢迎他，人们站在窗边目送他的马车通过。女人因他的桃色事件而兴奋，因他脸上的疤痕与变形而惊恐。代表们被他的演讲迷住了，虽然他们怀疑他的阶级、他的道德、他的理想。他们听说他生活越轨，喝酒无节制，而且负债累累，但是，他们了解他为保护老百姓而严责他的阶层。他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且怀疑他们在今后能否见到如此火山爆发般的激情。

在那些狂热的日子中，更多演讲充斥在杂志、小册子及俱乐部中。更多从事政治运动的人云集到首都，以至超过了巴黎小旅馆的容纳能力。一些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不久开放会员资格给其他代表，及口才好、有文笔的人。西哀士、罗伯斯庇尔与米拉波将俱乐部当成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田。此处是那个强有力组织的第一种形态，其后被称为雅各宾派。共济会的分会是积极的，通常也袒护君主立宪政治，但是无秘密互助会阴谋的证据。

也许就是在布列塔尼俱乐部，西哀士与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哀士提醒民众，他们拥有法国2500万人口中的2400万人，为何还在犹豫该不该站出来为法国说话？6月16日，他建议在游艺厅的代表应该真诚地邀请其他阶级参加，如果他们拒绝，第三阶级的代表应宣布自己为法国的代表，而且着手制订法律。米拉波反对三级会议受国王召唤，反对三级会议在法律上受制于国王乃至被他随意而合法地解散。第一次他被大声喝倒彩。经过一晚的辩论与争斗，这个论题被提出表决：“会议将宣布自己为国民会议吗？”结果是490票赞成，90票反对。代表们自己宣誓完成立宪政体。政治上，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6月17日。

两天后，教士阶级单独集会，以149票对137票同意与第三阶级合并，较低层的教士与相识和服务过的平民共患难。高级教士们因这次背弃而震惊，联合贵族请求国王阻止阶级合并，同时提出，如有必要则解散三级会议。路易答应了他们的要求。6月19日晚上，国王即命令游艺厅立刻关闭，以容许它为三个阶级在6月22日举行的“王室会议”准备座位。第三阶级代表于20日到达时，他们发现门紧锁着，于是确认国王有意要解散他们。他们聚集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穆尼耶建议集合在那里的577位代表，每一位应该签一项誓约：“永远不分散，而且在情况需要的任何地方集会，一直到宪法被牢固地建立。”除其中一位以外，代表们全部在这历史性场合宣誓。不久，雅克·路易·大卫将此描绘于一幅代表那个时代的重要绘画之中。从那时起，国民会议也是立宪会议。

延搁一天，王室会议于6月23日召开。国王命令一名助理代表他向联合会议宣读一项声明，表示他确信如无贵族与教会的保护，将陷于政治无能。他以不合法为由，拒绝第三阶级代表国家的声明。他答应终止徭役、逮捕令、内陆运输通行税与农奴制，但是他否决任何有损于“所有者……古代与宪法上的权力，或者前两个阶级的荣誉特权”的建议。如较高阶级同意，他保证税收公平。有关宗教或教会事务必须获得教士的批准，他以重申绝对君主政治作为结语：

如果，因为一个绝非我预料到的致命事件，你们将舍弃我于此伟大而艰难的工作，我将独自给予人民福利。我应独自视我自己为他们真正的代表……诸位先生，想想看，你们的任何计划没有我的特别许可，将不能获得法律效力……诸位先生，我命令你们立刻解散，而且明天早晨各按自己的阶级分开集会。

国王、大部分贵族与少数教士离开会堂。布雷泽侯爵宣布国王的命令，会议室必须清理。巴伊——三级会议的主席——回答道：集会的人民不能接受此项命令！米拉波责备布雷泽：“去告诉那些派你们来的人，我们依照着人民意愿来到这里，只有军队能迫使我们离开这里。”这并非实情，因他们受国王邀请而来。代表高喊“那是国民会议的意愿”，表示他们对此事的观点。凡尔赛守卫部队企图进入会堂时，一群自由主义贵族，包括拉法耶特，用他们的剑封住入口。国王询问应该做些什么，不耐烦地说：“让他们留下。”

6月25日，奥尔良公爵率领47位贵族加入国民会议，他们受到王宫内外狂热群众的欢迎，法国的卫兵在那里与革命群众友善地交流。同一天，首都发生了一次和平的革命。巴黎区域选出407人来作为巴黎选举代表，聚集在市政厅，而且任命了一个新的市政会议。王室的会议缺少军队支持，和平地退席。6月27日，国王要内克对现实让步，命令较高阶级与胜利的国民会议合并。贵族听从命令，但拒绝参加投票。不久，他们中许多人退出了会议。

7月1日，路易召集10个军团，大多数为德国人和瑞士人，前来援助他。7月10日，布罗格利公爵率领6000人的军队占领凡尔赛，另外贝桑瓦尔男爵的1万人已在巴黎四周布控。在扰乱与恐怖中，国民会议继续研究7月9日提出的新宪政报告。米拉波恳求代表保留国王作为对抗社会混乱与暴动的屏障。他描述路易为一位好心而有高洁观念的人，只是有时被浅见的顾问迷惑，同时他问道：

这些人研究过历史上任何人物，知道革命是如何开始并如何实行的吗？他们发现怎样致命的环境束缚，使最聪明的人逾越温和的界限；发现什么恐怖的刺激，使一些愤怒的人因过分注意这种恐怖，而且一想到就战栗不安吗？

代表们遵照他的忠告，因为他们也感觉到来自巴黎街道上的群众力量。但是路易对第三阶级所做的实质上的让步，并未报以适度的忠贞，内克再度被免职（7月11日），替代他的是王后顽固的朋友布勒特伊男爵，军人布罗伊被任命为陆军部长（7月12日）。此举激怒了激进派与自由派。危机即将来临。

巴士底监狱

7月12日，德穆兰，一位耶稣会的毕业生，跳上王宫附近富瓦咖啡馆外的桌子，公然批评内克的免职与召进外国军队。“今晚德国人将进入巴黎屠杀居民！”他高喊着，并要求他的听众武装自己。那些听众做到了，因为他们闯入并控制藏置武器的市政厅时，新市政会议几乎没有抵抗。武装的起义者现在举着内克与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并以绿色帽章装饰他们的帽子，游行在大街小巷。大家得知这是可恨的阿图瓦伯爵（国王的弟弟）的仆人与卫队所穿制服的颜色时，绿色的帽章旋即被红、白、蓝——国家的颜色——取代。

因为畏惧混乱的暴动、财产的破坏及对财政的冲击，银行家关闭了证券交易所。中产阶级组成他们自己的义勇军，成为拉法耶特国民卫队的核心。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为保护目前受害的中产阶级议会，以金钱资助民众反对君主政体，并促成法国卫队的感情天平向民主政治倾斜。7月13日，群众改组，因新加入社会底层贫民而扩大，他们攻入荣军院，而且缴获了2.8万支步枪与一些大炮。贝桑瓦尔担心他的军队会向人民射击，遂使他们闲散在郊区。武装的民众现在控制了首都。

武装的民众应该做些什么？许多人建议攻击巴士底监狱。这座古老的城堡位于巴黎东面，建于1370年，每年监禁令王室或贵族愤怒的重要受害者，通常由逮捕令——国王的秘密命令——收监。在路易时极少数的罪犯被关在那里，现在仅剩7名。路易自己很少发布逮捕令，1784年他还要求一名建筑师提供毁掉此座阴暗城堡的计划。但是百姓们不了解这些，他们将它当作残忍专制政治扣留受难者的地牢。

很明显，起义者无意在那时摧毁它。经过一晚的休息后，他们在将成为法国国庆日的7月14日向它集中。他们的目的是向典狱长要求准许他们进入，并占用传说堆集在那些城墙后的弹药与武器。到现在为止，他们仅有少量弹药，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军火供应，他们的步枪与少数大炮就无法保护他们免受贝桑瓦尔军队的攻击。然而，那些围墙——30英尺厚，100英尺高，塔内隐藏着大炮，并由80英尺宽的城壕环绕——严密警戒着。加入群众的新市政会议，向要塞司令官提供寻求和平的处理方案。

洛奈侯爵，我们敢说他是一位个性温和且受过高尚教育的人。他有礼貌地接见代表。代表们提出起义者和平行动的保证，前提是他能将大炮移离射击位置并命令他的114位士兵停止射击。他同意了，并用午餐款待他的访客。另一名委员收到相同的请求，但是包围者高喊他们要军火，而非言词。

双方谈判时，一些聪明的工人爬进控制塔，放下两座吊桥。急切的进攻者越过那些吊桥冲入庭院。洛奈命令他们后退，他们拒绝，于是洛奈的军队向他们射击。法国卫队推出5门大炮开始摧毁城墙时，入侵者死伤惨重。在此掩护下群众涌入监狱，并与军队展开肉搏战。98名进攻者与1名卫兵被射死，但是群众的愤怒与数目俱增。洛奈试图投降，如果他的部下被准许携带他们的武器安全离开的话。群众领袖予以拒绝，他只好屈服。胜利者又多杀了6名士兵，释放7名罪犯，夺取弹药与武器，俘虏洛奈，而且胜利地游行至市政厅。在途中，一些群众恼怒于遭受的意外灾害，将洛奈打死，割下他的头，并以长矛高举着。雅克·弗莱斯勒，一位商人，带领代表们至错误的武器所在地，被杀于德格莱沃广场，他的头被割下，并被游行队伍高举示众。

7月15日，各地区代表选巴伊为巴黎市长，选拉法耶特率领新的国民卫队，与兴高采烈的无套裤汉一起开始彻底摧毁巴士底监狱。国王既害怕又震惊，到国民会议宣布他已解散侵入凡尔赛与巴黎的军队。7月16日，贵族的会议劝告他由正离境的军队保护下离去，并向若干省的省会或外国宫廷寻求庇护。安托瓦内特热烈地支持这项建议，并为旅行收拾她的珠宝与其他可携带的财物。路易则在17日重新召回内克，使金融界与民众均为之喜悦。18日，国王抵达巴黎，在市政厅做短暂逗留，而且以大革命红—白—蓝的帽章加在他的帽上，表示他接受新市政会议与政治系统。回凡尔赛后，他拥抱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与孩子们，并告诉诸位：“很高兴，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发誓绝不由我的命令再流一滴法国人的血。”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带着自己的妻妾，率领第一批移民离开法国。

马拉（1789）

巴士底狱的占领不只是打击专制主义的象征性行动，它使国民会议不隶属于国王在凡尔赛的军队，而且使新的巴黎政府不受敌军的支配，它很不愿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给予首都人民军火与武器，允许无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

杂志进一步鼓舞巴黎市民。《法国公报》、《信使报》与《巴黎日报》是旧有的报纸，具有同样的水准。目前又出现卢斯塔洛（Loustalot）的《巴黎大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1789年7月17日）、布里索的《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7月28日）、马拉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9月12日）、德穆兰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11月28日）……除了这些，每天还有成打小册子出版。这些小册子利用出版自由，增添新偶像，损毁旧名望。从毁谤（libel）这个字出自这些小册子的名称上（Libelles），我们可想象出它们的内容。

马拉是最极端、鲁莽、无情与有力的新人物。1743年5月24日，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他的母亲是瑞士人，而父亲则为撒丁人。他从未停止崇拜卢梭。他在波尔多与巴黎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时获得一定的成就（1765—1777年）。有关他在那里犯罪与荒唐的事，可能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提供给新闻业者的。他接受由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而这个举动，如约翰逊所说的，是“借学位变得较为富有”。马拉以英文创作《奴隶的枷锁》（The Chains of Slavery），并在伦敦出版（1774年），激烈地指责欧洲政府与国王、贵族及教士共谋欺骗人民并使他们服从。1777年，他回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马房做兽医，后升为伯爵卫队的内科医生。他赢得肺科与眼科专家的美名。他还发表了电、光与火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些被翻译成德文。马拉认为这些将带给他科学院会员的资格。但是他对牛顿的抨击使他受到了院士们的质疑。

马拉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因受连续疾病的困累而敏感到了极端容易愤怒。他患上了难以治疗的皮肤炎，但他发现在温水浴盆中坐着或写字可暂时解除痛苦。就他5英尺的身高而言，他的头是太大了，两只眼睛也不平齐。一般人了解他喜欢独居。医生经常为他放血以减轻他的痛苦。在病情相对稳定时，他赚取他人的金钱。他做事具有强烈毁灭的野心。“我仅用24个小时中的2个小时睡眠……在3年中我未曾有过15分钟娱乐。”1793年，也许由于太多的室内生活，他罹患肺部疾病。后来那个刺杀了他的科黛，并不知道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他的个性因他的疾病受到损害——他脾气的发作，他伟大的幻想，他对内克、拉法耶特与拉瓦锡的严厉批评，他发怒所招惹的群众暴动，掩盖了他很多的勇气、勤勉与奉献。他刊物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风格过分夸张，而且他对无选举权的无产者仍有更多热心、坚毅与无报酬的支持。

马拉不高估民众的才智。他见到暴动升级，就加入它。但是至少在目前，他不考虑民主政治，而是商讨易遭罢免、暴动与暗杀的独裁政治。如同罗马共和时代一般，他暗示自己将成为一个好的独裁者。有时他认为政府应受有财产的人驾驭，因其与公共福利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他认为财富集中为自然，但他建议用倡导奢侈、罪恶、饥饿及需要的神权抵消它。“只要还有人缺乏民生必需品，无任何剩余可合法属于他们……大多数教会财富应分配给穷人，并在各地设立免费公共学校”, “社会亏欠那些没有财产者，工作简直没法满足他们所需的固定维持生活之物，没有供吃饭、住宿与穿衣所需的金钱，没有照料疾病及年老者与抚养孩童的设备。那些财富必须供给那些缺乏生活必需品者”，否则穷人有权以武力取得任何他们所需的。

大多数会议代表不信任且害怕马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的无套裤汉，因他的哲理而宽恕他的过失，他被警察搜捕时，他们冒险隐藏他。他必然有一些可爱的德行，以致他的情妇挚爱地伴随他，直至他去世。

舍弃（1789.8.4—8.5）

“这个国家，”莫里斯省长于1789年7月31日在法国表示，“目前接近无政府状态，正如其社会可能接近崩溃边缘。”控制市场的商人借提高谷物价格获得利润。携带粮食的船在运往城镇的途中遭到攻击与抢夺，无秩序与不安全造成运输混乱。巴黎犯罪猖獗。乡村受制于掠夺的强盗，以致几省的农民因他们“恐惧”这些不法的掠夺者而武装起来。惊惶的老百姓在6个月内获得40万支枪械。大恐惧平息后，农民决定使用他们的武器反抗收税者、独占者与封建地主。配备着毛瑟枪、草耙、大镰刀，他们攻击城堡，要求出示证明领主权利与税收的地契或契约书。如果出示给他们，他们就烧掉；如果被拒绝，他们就烧毁城堡，好几个地方的堡主被当场杀死。这套程序开始于1789年7月，蔓延至法国每个地方。有些地方暴徒持着标语牌，要求国王让他们有充分权益代表他们的区域。愤怒中的破坏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此在莫巴赤修道院的田地上，农民烧掉房舍，带走餐具与亚麻布制品，拔开酒桶塞子尽情地喝，喝不了的就倒入沟中。有8个公社的居民侵入修道院，拿走地契，而且向修道士说明教士现在受制于老百姓。在弗朗什—孔泰省，一份给国民会议的报告说道：“将近40个城堡与领主的邸宅被抢掠或烧毁，3/5在朗格勒，2/5在多芬，所有维也诺斯区域的修道院受到冲击，无数贵族或富商被暗杀。”尝试阻止这些“农民暴动”的城镇官员被免职，有的被斩首。贵族放弃他们的家园，寻求其他安全处所，但是他们几乎到处遇到相似的“自发性叛乱”。第二次移民浪潮开始了。

1789年8月4日晚上，一位代表向在凡尔赛的国民会议报告：“来自各省的函件指出，各种财产竟是大多数罪恶暴乱的牺牲品。各处城堡被烧毁，修道院被摧毁，农场受到抢掠而荒废。税捐、封建税已不存在，法律没有权威，地方政府丧失权力。”剩下的贵族希望大革命能限制于巴黎并借少数派的退让得以平息，现在觉察出已是全国性的了，封建税已不能被维持。诺阿耶子爵建议：“所有的封建税是可赎回的……以货币支付或以公平价值补偿……徭役、奴隶制及其他私人形式的劳役将被废除而无补偿。”而且，终止阶级豁免，“税捐应由每个在王国的人按他所得的比例缴付”。

诺阿耶是贫穷的，而且受到这些极端痛苦措施的折磨，但是艾吉永公爵——最富有的爵爷之一——赞成这项建议，并做了一番惊人的自白：“人民终于摆脱束缚他们好几个世纪的枷锁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个暴乱一定要谴责……在此暴乱中受害的老百姓是值得原谅的。”自由主义的贵族报以热烈支持，他们相互聚集提议放弃他们有疑问的特权。在数小时的热心讨论后，国民会议于8月5日清晨2时宣布解放农民。若干慎重的条款随后被加上，要求农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定额的封建税。但是，农民拒缴这些费用，使他们得不到募集之款，并真正影响了封建制度的结束。至于“伟大的舍弃者”国王签字，则订于第16条款中，宣布他今后为“法国自由的恢复者”。

人道主义情操的浪潮长久持续，足以产生另一份历史性的文件——《人权宣言》（1789年8月27日）。这是由拉法耶特提议的，他们仍然热衷于《独立宣言》与美国几个州宣布的权利法案。国民会议中较年轻的贵族支持平等观念，因为他们苦于长子继承特权，而且像米拉波这样的人，痛恨任意地监禁。资产阶级代表愤恨社会上贵族的唯我独尊及贵族垄断市政与军政较高的职位。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读过卢梭有关公民意志（general will）的理论，而且接受哲学家的哲理——按照自然定律基本权利属于每个人。因此他们用一种似乎结束大革命的宣言冠于新宪法之前，以为如此就不会遭遇丝毫抗拒了。一些条款适于重述：

第一条，人天生具有自由与平等的权利……

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

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

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第七条，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指示的手续，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动议、发布、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命令者应受处罚，但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被扣押的公民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则构成犯罪……

第九条，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但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种残酷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

第十一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

第十七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而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甚至在这些民主理想的主张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完备。奴隶制度被允许留在法国加勒比海殖民地，一直到1794年的国民公会才予以废止。新宪法限制最低定额付税者的投票权与公职适任资格。公民权利仍然不肯给予演员、新教徒或犹太人。因为担心这份宣言可能引起更多动荡、无秩序的局面，路易拒绝同意。这有待巴黎民众强迫他同意了。

赴凡尔赛（1789.10.5）

在8月和9月两个月，巴黎仍有暴动。面包的供应再度缺乏，主妇们在面包店为之争斗。在一次暴动中，一位面包师与一位市府官员被愤怒的民众杀死。马拉要求人们向国民会议和凡尔赛宫进发：

公共安全处于危险时，人民必须将它的权力从那些被托付人的手中取回……将那个奥地利女人（王后）与她的小叔子阿图瓦伯爵关入监狱……逮捕部长与他的属员并加以监禁……查清市长（可怜、和蔼、耽于幻想的巴伊）与他的助理……不让这位将军（拉法耶特）远离，而且逮捕他的部下……在你们饿肚子的情况下，王位继承人无权享受晚餐。组织已武装的人民，前进到国民会议并立即要求给予食物……要求这个国家的穷人有一个保证他们向国家捐献之外的将来。如果你们拒绝加入军队、取得土地与黄金，那些恶棍就想借严重的饥饿强迫你们妥协，进而占有它、分享它。割下部长与他们部下的头，现在正是时候。

由于畏惧在巴黎的新闻、混乱及凡尔赛的群众示威，路易再次采纳他的部长的建议——召入尚未接触革命思想的士兵来保护他、王后与整个王室。9月下旬，他派人到杜埃召回佛兰德斯军团。佛兰德斯军团来了，国王的卫队于10月1日在王宫歌剧院以盛宴欢迎。路易与安托瓦内特出现时，军队在半醉半醒之际爆发出狂热的欢呼，随即将他们制服上的三色国家徽章以王后白与黑的帽章取代。一份报告说到这些被抛弃的颜色，当时是大革命珍视的颜色，随即被践踏在舞动的双脚下。康庞夫人作为目击者，否认了这个事实。

这则故事传到巴黎后被夸大。一项报道特别指出一支军队在梅斯附近聚集，企图进军凡尔赛并解散国民会议。米拉波与其他代表公开批评这个新的军事威胁。马拉、卢斯塔洛与其他新闻记者要求人民应该将王室与国民会议移至巴黎，在那里他们就可以置于民众小心的监视之下。10月5日，市镇市场中的妇女首先知道食物的缺乏，领先组队向40英里外的凡尔赛进军。她们在继续进行时，邀请上千的男女加入。这不是一个悲剧或悲伤的行列，一则轻松的法国幽默增添了一些趣味。“我们将召回面包师与面包师的妻子，”他们喊道，“听从米拉波将是我们的荣誉。”

在大雨倾盆之下到达凡尔赛，他们聚集了8000多人，整齐地站在王宫的高门与铁栅前，要求晋见国王。一组代表来到国民会议，代表群众要求足够的粮食。莫阿尼耶当时为主席，由一位美丽的女代表路易松·沙布里相随晋见路易。见到路易时，她激动得噎住了，仅能叫出一声“痛”就昏了过去。她醒来后，路易保证替既湿冷又饥饿的群众找到面包。离去时，她想吻他的手，他却像父亲般拥抱她。此外，许多妩媚的巴黎女人与佛兰德斯军队混在一起，而且使他们保证兵士不向无武装的女人射击。几名士兵带着饥饿的妇女进入他们的军营，给予她们食物与温暖。拉法耶特带领1.5万名国家卫队队员于那天晚上11点到达。他受到国王的接见，国王要求他的保护，他却与内克结盟，劝告国王接受人民的要求：国王与王后应该住在巴黎。然后，他精疲力竭地回到诺艾旅馆。

10月6日清晨，疲倦而饥饿的群众借着一个机会涌入王宫的庭院，一些持械的民众闯至通往王后寝宫的楼梯上。王后穿着衬裙，抱着太子，逃入国王的卧室。王宫的卫队抵抗侵入，他们有3名被射杀。拉法耶特虽然来晚了，但很起作用，他温和的保证使暴动得以平息。国王走上阳台，保证迁回巴黎。群众高呼：“国王万岁！”再次要求王后露面。她做到了，站立在一旁。这时一人用滑膛枪瞄准王后，他的枪被那些靠近他的人打落。拉法耶特趋近安托瓦内特，而且吻她的手以示忠贞。被软化的暴徒发誓敬爱王后——如果她愿意到首都居住的话。

将近中午，一个史无前例的行列组成了：最前面的是国民卫队与王室的卫队，接着是载着国王、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王后与她的两个孩子的马车，接着是一长列装载面粉的两轮货运马车。随后就是胜利的巴黎人：有些妇女坐在大炮上，有些男人用长矛高举被杀的王宫卫士的头颅。在塞夫勒，他们停下将这些头颅予以粉饰。王后怀疑她是否能活着回到巴黎，那晚她与其他王室人员睡在土伊勒里宫，草草就寝。几天后国民会议的代表来到，住在土伊勒里宫的戏院里。

巴黎的民众迫使国王采取行动，再度掌握大革命。现在，国王受制于他的人民，他接受《人权宣言》为既成事实。第三次移民浪潮因而开始。

革命的宪政（1790）

虽未遭到王室的反对，但对这个城市充满着密探而忐忑不安的国民会议，即着手撰写宪法，载明并认可大革命的成就。

首先，王位应予保留吗？那是当然的，而且允许它是世袭的，因为它担心——直到合法与忠贞的情操从君主政体转移至国家为止，这股令人神往的王者之气仍将是维系社会秩序所不可少的，而且继承权将防止继位战争及当时在王宫酝酿的某些阴谋。但是，国王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制了。对于王室年俸，国民议会将每年表决，任何过度支出须向立法机关申请。如国王未获国民会议准许而离开王国，他可能被罢黜——这点他不久就体会到了。他可以任免他的部长，每位部长须遵照要求提呈一份资金分配使用情况的月报，而且随时接受高等法院的传讯。国王统率陆军与海军，但是无立法机构事先同意，他不能对外宣战或签订条约。他有权否决任一向他提呈的法案，但如果被否决的法案经立法机构连续三次通过，该法案即可成为法律。

立法机构如此崇高，应该像英国与美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吗？“上院”（Upper Chamber）可能是仓促行动的遏制者，但也可能成为君主政治的堡垒。国民会议未接受它，并为防患于未然，宣布终止除国王以外的所有继承权与爵位。选举立法机构的是“积极公民”——付过相当于3天工作报酬所得税的成年男性财产持有人，包括富有的农民，但不包括受雇用的劳工、演员与无产阶级者，这些人被归类为“消极公民”，因为他们容易被他们的主人或新闻记者操纵而变成反动或暴动的工具。照此安排，到了1791年，有429.8万人（在2500万人口中）在法国享有投票权，有300万名成年男子无投票权。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害怕城市的民众，恰恰证明此为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为了选举与行政上的目的，宪法将法国划分成为85省，每个省又分成若干区。这是法国首次成为统一的国家——境内不存在有特权的地区，而且全部使用一种度量衡和法律制度。惩罚标准全由法律决定，而不再由法官随意决定。拷问、上枷示众与打火印被废止，但死刑仍保留，以适应罗伯斯庇尔目前的不满与将来的便利。被控诉的罪犯可以由抽签选出的“积极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在陪审团的12人中只要有3人通过就可以定罪。民事案件由法官判决。旧的最高法院因其产生第二个君主政治，被民选的国民会议指定以新的司法部代替。每省两位高等法官由下级法院的法官中抽签选定。

两个重大与有关联的论题保留着：如何避免破产、如何调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税收无法为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而且教会持有令人羡慕而不必付税的财富。它采取最近任命的欧坦主教塔列朗提出的办法（1789年10月11日）：用教会财产支付国家债务。

塔列朗是历史上非常迷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一个军功卓越的旧式家庭，如果不是4岁时因跌倒而使一脚永远脱臼，他可能也会成为一名军人。但他必须一生跛行，而且要设法克服每个障碍。他的父母将他交给教会。在神学校他阅读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作品，而且在附近养了一位情妇（1775年）。他显然遭到逐门，但在21岁那年他从路易十六那里获得恩准，进入了兰斯的圣德尼修道院。1779年他被任命为牧师，随即他成为他伯父赖姆斯大主教的代理主教。他继续取悦出身名门的妇女，她们中的一位为他生下一子，日后成为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军官。1788年，塔列朗被任命为欧坦主教，他虔诚的母亲没有反对他成为主教，虽然她深知自己的儿子是一个缺乏信仰的人。然而他替国民会议拟定改革计划，深深地打动了教士们，并选举他为三级会议的代表。

国民会议（1789年11月2日）不顾牧师们的极力反对，以508票对346票，议决使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当时估计这笔财产为30亿法郎。这项决议请求政府“为民众的礼拜支出、部长的生活费用、穷人的救济提供解决办法”。12月19日，国民会议授权特种金库出售4亿法郎的“指券”（assignats）——这是一种国库债券，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定金额的教会财产的纸币，而且附有5%的利息，直到销售完为止。借着这些“指券”所得，政府偿还更多急迫的债务，因而确保金融界对新政权的支持。但是“指券”的购买者发现难以得到满意的回报，“指券”被当作通货使用，而且因政府发行得越来越多，使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它们除付税外失去任何价值，而财政部被迫接受它们的面值。因此，财政部发现每年亏损超过所得。

国民会议（1790年2月13日）采取断然的手段禁止修道院活动，给予无依靠的修士生活津贴。修女因从事教育与慈善方面的公益事业而遭伤害。7月12日，《教士公民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颁布实施，规定教士为政府的官员，而且承认天主教为国教。新教徒与犹太人可自由地在私人的教堂做礼拜，但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天主教的主教由各省民选的“议会”选出。在此选举中非天主教的选举人——新教徒、犹太人或不可知论者——可以自由地参加。所有的教士在接受政府薪金前，必须发誓完全服从新宪法。在法国的134位主教中，130位拒绝宣誓；在教区的7万名教士中，4.6万名拒绝接受新宪法。绝大多数民众站在不宣誓的立场，而且联合抵制宣誓的教士自由服务。受到人民支持的保守教会，与中上阶层支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冲突增加，成为大革命衰微的主要因素。国王始终拒绝签署新宪法，主要因为此立法失去民心。

其他人有拒绝的理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强有力的少数党，抗议限制财产持有者的选举权违背人权宣言，而且侮辱了一再保全国民会议免受国王军队压制的巴黎无产阶级。农民与市民一致愤慨于若干政府法规的被废除，如规定保护“自由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受分配者操纵的措施。

然而国民会议感到，宪法是不寻常的文件，给予胜利的大革命合法与确定的形式是有些道理的。目前崇高的中产阶层代表，认为民众——大多数仍为无知的——还不能按人数比例参与政府的审议与决定的。此外，贵族已逃亡，现在不正是轮到资产阶级乘机接管一个逐渐依赖智慧管理与经济发展的进步国家的时机吗？因此，国民会议不顾国王的踌躇，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的政体。而且，1790年6月5日，它邀请83省派遣他们联邦的卫队参加巴黎人民与法国政府在练兵场庆祝占领巴士底狱——大革命成就的周年纪念。邀请与热诚散布后，30名外国人，由一个被称为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的富有的德国人率领，于6月19日进入国民会议，要求得到法国公民的荣誉，并被允许进入这“人类种族的大使馆”（embassy of the human race）的联合庆典。它是如此命名的。

为了这个场面，多丘的练兵场必须装饰：一块30英尺宽、10英尺长的地方需要弄平整并修筑台地，以容纳30万名群众。一个中央土墩需要加高，成为一座圣坛，可让国王、王后、高级教士、国民会议代表与民众登上以表达他们效忠这个合法新生的国家。然而只剩15天来进行装饰工作了。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的第14页描写巴黎的男女老幼如何带着锄头、铲子、手推车，高唱着“它将要去！”——整平那片广阔的地带，修筑那些台地与国家的祭坛。

因此，在这个新节日前一个星期，士兵们由法国各地来到巴黎，有时候巴黎的国民卫队行进到数英里外去迎接他们。1790年7月14日，他们排成骄傲的队列进入练兵广场，总数达到5万人。他们的旗帜飘扬，他们的乐队演奏着，他们的喉咙发出洪亮的歌声，有30万名高尚的巴黎人加入。主教塔列朗——此时尚未被逐出教会——主持弥撒仪式。200名高职位的教士与牧师登上祭坛并接受誓约，国王自己发誓尽其可能遵从新法律，所有的集会群众高呼：“国王万岁！”礼炮声起，成千未能参加典礼的巴黎人举手向着练兵场宣誓。每一城镇都有类似的活动，并以酒与食物分给人民。当时的法国人如何能怀疑辉煌的新世纪已经开始没落呢？

米拉波偿还债务（1791.4.2）

即使是男人也有多疑的时候，况且一个女人。对于路易与王后，土伊勒里宫似乎是一间暖房，虽然在这里他们的每个行动受制于民众的默许或责难。1790年8月31日，国王在南锡的瑞士军队因拖欠薪饷与官员暴虐而叛变。一些叛军被国家卫队射杀，一些被处以绞刑，一些被处罚做划船苦工。得知这个消息，4万名巴黎群众气势汹汹地向王宫聚集，抨击拉法耶特，谴责国王的“南锡屠杀”，并要求他的部长辞职。内克静静地离去（1790年9月18日），与其家人住在靠近日内瓦湖的科佩。拉法耶特建议国王接受宪法以使巴黎平静。然而，王后怀疑这位将军阴谋策划取代国王，因此非常明显地对拉法耶特表示出她的反感，以致拉法耶特离宫而委托米拉波挽救君主政体。

米拉波十分愿意。他需要金钱维持他无节制的生活方式，他觉得国王与国民会议的联合是控制暴民的唯一方法，而且他看出采取这项政策与补充他的财源并无抵触。早在1789年9月28日，他曾写给他的朋友拉马克:“一切将失去。国王与王后将被除去，而你将看到民众在他们冰冷的躯体前显露着狂喜。”10月7日，同是在给拉马克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你对国王与王后有任何影响力，说服他们如果王室的家族不住在巴黎，法国将遭殃。我正忙于计划帮他们逃走。”路易拒绝了米拉波的计划，但他同意给米拉波金钱保卫君主政体。1790年5月初，他同意为这位伟大的冒险者偿付债务，给予他每月1000美元，并承诺奖赏他19.2万美元——如果他能使国民会议与国王和解。8月，王后在圣克劳德花园单独接见米拉波。王后仪态万千，雍容华贵，这位叛变的魔王吻她的手时，因虔敬而战栗。在写给知己的信上，米拉波心醉神迷地描述她：“你不了解王后。她内心的力量无比强大。她是一个有勇气的女人。”

他认为自己是“付出而非获得”，按照拉马克的看法，“他为自己的信念而接受报酬”。他无意保护专制主义，相反，1790年12月23日他向国王的部长提呈的声明书，是一项调和民众自由与王室权力的计划：“直接打击大革命将无法击中目标，因为这使许多人得享较好法律的行动值得支持……革命的精神与宪法中许多的要素必须加以接受……我关切所有大革命的影响……因为有如此不易变动的胜利，以致除了分裂王国外再无动乱可摧毁他们。”

他借热诚与贿赂挽救残余的王权。国民会议怀疑他唯利是图，却佩服他的天才。1791年1月4日，国民会议选他为任期两周的会议主席。他有条理的管理与公平的决定使他们惊奇。他整天工作，整晚吃喝，并借女人使自己精疲力竭。3月25日，他又与两名歌剧院的舞女作乐，次日清晨他患了剧烈的腹部绞痛。27日他出席国民会议，之后疲惫而颤抖地回到他的房间。他生病的消息立刻传遍巴黎，戏院关闭以示对他的尊敬，民众包围他的住处想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一位年轻人主动提出为他输血。经受了许多痛苦折磨后，米拉波死于1791年4月2日。

4月3日，一些巴黎选民的代表要求国民会议将圣杰尼耶夫教堂改为法国英雄的灵堂与坟墓，而且在这不久即被称为万神殿的教堂前立碑，纪念“一位被祖国感恩的伟大人物”。这些一一实现了。4月4日在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所称的“世界上曾有过的最盛大与最著名的送殡”之后，米拉波被埋葬在那里。一位历史学家估计群众在30万人至40万人之间——他们在街上与树上，在窗边与屋顶上。“有人会以为他们在移送伏尔泰的遗骨——一位永生不死的人。”1792年8月10日，从被推翻的国王的文件中找到了给米拉波金钱的证据。1794年9月22日，国民会议命令将失去光辉的英雄的遗体移出万神殿。

赴瓦雷纳（1791.6.20）

国王不愿让贵族、教士与君主政体屈服在他们腐朽的古老权威上，而且确信民众如此个人主义与轻举妄动，以致法国人将无法规可遵从，无限制可约束，无法迎合时代。国王乐观地固守着仅有的萎缩权力，而且拒绝贵族与王后每日的敦促——逃离巴黎或法国，然后带回一支军队，本国或外国的，其武力足以重建他有力的君权。1791年1月21日，他签署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这是使教会世俗化的法令，规定废除旧的教区，按83省行政区设立新主教区，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薪俸改由国家支付。但他感觉签署这项法令无异出卖他的信仰，那是他生命中遭受挫折后珍贵的避风港。他震惊于议会1791年5月30日的决定——将伏尔泰的遗体移入万神殿，他似乎无法忍受本世纪中最无宗教信仰的人被洋洋得意地抬入并光荣地置于曾经神圣的教堂。他不同意王后出逃的建议。王后的忠实朋友阿格泽尔·冯·弗森伯爵，为她的逃亡筹款，并安排细节。

全世界都知道那则故事：国王与王后如何假扮科弗先生与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与仆人，于1791年6月20日午夜，静悄悄地离开土伊勒里宫，怀着欢欣而害怕的心情，于次日行进150英里到达瓦雷纳，接近现在比利时（当时奥地利的荷兰）的边境。他们在那里被拦住了，被圣默努尔德的邮政局长德鲁埃率领的农民，用草耙与棍棒等武器逮捕了。德鲁埃派人至国民会议请求处理意见，安东尼·巴纳夫与佩蒂翁立刻得到指令：带着你的俘虏，不得加以伤害，回到巴黎。这是5天的路程，由6万名国民卫队队员缓慢引导。在途中巴纳夫与王后相对坐在皇家的驿车中，他具有旧时政治制度残留的骑士精神，他觉得这位美人处在危难中。他不知道她的命运将如何，在到达巴黎前他是她的奴隶。

经过巴纳夫的努力与其他仔细的考虑，国民会议拒绝立刻加以处置的要求。在无政府的情况下，谁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资产阶级的议会与所有的财产，能由无选举权的巴黎民众掌握吗？因此，这样的消息传了出去：国王未曾逃亡而是被拐走，他的性命至少可暂时保全，新的法律可能留给他较多的王权。雅各宾派的领袖对此进行抗议，俱乐部与报纸号召民众聚集在练兵广场。1791年7月17日，5万人来到，6000人签名要求国王退位。国民会议要求拉法耶特国民卫队驱散暴徒，被其拒绝。其中一些暴徒用石头掷向国民卫队，愤怒的兵士开枪射击，射杀50名男女。一年前保证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终于到此为止了。马拉被警察逮捕并剥夺人权，监禁在一个阴湿的地窖里，而且开始计划一场新的革命。拉法耶特的名声毁灭，回到前线，耐心地等候机会逃离混乱日增的法国。

国王非常感激缓刑，并于1791年9月13日以屈服的姿态到国民会议正式签署新宪法。回到他凄凉的王宫后，他体力不支、泪流满面，恳求王后宽恕他将她幸福的维也纳生活转为失败的耻辱，还加上了监禁的恐怖。

9月底，国民会议准备结束工作。也许代表们已疲倦，而且觉得他们在一生中已做了许多事情。的确，从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有了许多成就——使封建制度崩溃；废除继承的特权；将人民由君主的专制主义与懒惰、自大的贵族社会中拯救出来；建立法律前的平等，终止不经审判而加以监禁。他们还重新组织地方与省的行政部门；借没收财富与宣扬信仰、思想自由，惩戒曾经独立自主及爱批评的教会；他们报复卡拉斯与伏尔泰；他们愿意让保守派的贵族向外移民，并使中上阶层由政府控制；他们在宪法中具体表现这些变动，并赢得国王和绝大多数民众的同意，作为国家统一与和平的保证。

立宪会议（制宪会议）借安排选举一个立法的会议，使宪法成为特别法并考虑将来的问题，将之登记在案。罗伯斯庇尔希望新的投票带来较多权力上有代表性的人，说服其他代表取消新立法机构的选举。然后，1791年9月30日，“所有政治性会议中最值得纪念的”国民会议宣布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