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民公会（1792.9.21—1795.10.26）

新共和国

从第三次国民会议的选举，可以看出大革命的顶峰与衰退，雅各宾派巧妙操纵的技巧甚至超过1791年的选举。这个过程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选举人，组成选举人的委员会，并选出“议员”代表该区参加国民公会。两次的选举均采用口头与公开的方式。在每个阶段，如果投票者侵犯当地领袖，他将冒受伤害的危险。城市中的保守派拒绝投票，“缺席的数目很大”。在有投票资格的700万人中，630万人没有参加。巴黎从9月2日开始投票并连续好几天，而在监狱门口的大屠杀给予投票以生存的启示。在许多地区，虔诚的天主教徒拒绝投票。因此，极力勤王的旺代选出的9名代表中的6名同意处决国王。在巴黎，选举人在雅各宾俱乐部聚会，结果选出代表首都的24人都是共和党人，而且是巴黎公社的支持者：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德穆兰、比兰—瓦伦、赫波斯、弗雷隆、大卫……在各省，吉伦特派人都为他们自己做了准备，选出布里索、罗兰、孔多塞、佩蒂翁、戈代、巴尔巴鲁与蒲佐。外国人中被选出的是普里斯特利、潘恩与克洛茨。新命名为公民菲利普·平等（Citizen Philippe Égalité）的奥尔良公爵，被选为巴黎激进派地区的代表。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在土伊勒里宫集会时，它已有750名代表。在所有的代表中，除了2名中产阶级、2名工人，几乎都是律师。180名有组织、受过教育、口齿伶俐的吉伦特派人，占立法会议的主要部分。以目前无外侵危险为由，他们获得一项法律上的宽纵，用以打击嫌疑犯、移民、教士及战时的经济管制。自由企业重新恢复，民众随即抱怨投机图利与价格操纵。吉伦特派为压制激进派没收不动产的行动及与民众之间的分歧，在国民公会的第一天实施一项措施，宣称私有财产的神圣。1792年9月22日，吉伦特派、山岳党与平原党共同宣布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

同一天，国民公会宣布，法国及其属地的基督历法，应以大革命的历法代替，年份将定为Ⅰ（1792年9月22日至1793年9月21日）、Ⅱ、Ⅲ……月份将以他们独特的气候定名：葡萄月（葡萄收获期）、雾月与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与风月为冬季，芽月（芽萌）、花月与草月（草长）为春季，收获月（收获）、热月（温暖）与果月（果硕）为夏季。每个月份分为3个旬，每一旬以10天终了，替代星期日为休息日。剩下的5天，称之为无套裤汉日，将是国庆的节日。国民公会希望这个日历能提醒法国人，使他们收成丰富的并非宗教的圣者或四季，而是大地、是工作，大自然将代替上帝。新历将于1793年11月24日开始实施，并在1805年底终止。

吉伦特派与山岳党赞成私有财产、共和政体与对基督教的战争。但在其他几个论题上，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有歧见。吉伦特派愤恨巴黎地理上不成比例的影响——那里的代表与那里的民众——在政策上影响整个法国。山岳党憎恨商人的影响与大富豪决定吉伦特派人的投票。丹东（在他选区的700张选票中得到638张）辞去司法部长的职位，并从事联合吉伦特派与山岳党的工作，其目的是寻求与普鲁士、奥地利的和平。但是，他是巴黎激进派的偶像，吉伦特派人不相信他，而且要求他提出在任部长期间的经费收支记录，他不能说明他曾经支出的总数来使他们满意，也不能解释他购买巴黎与近郊3栋房子所需金钱的来源。毫无疑问，他过着豪华的生活。他责备质询者为忘恩负义的人，放弃对内对外调停的努力，加入罗伯斯庇尔的派系。

罗伯斯庇尔在各区中的声望仅次于丹东，他在代表中仍是第二号人物。在国民公会选举主席的投票中，罗兰获得235票，他只得6票。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说，他是一个独断主义的哲学家，有很多关于道德的陈词滥调。他也是谨慎的机会主义者，有耐心地等待每个机会以增加权力。他基本上无矛盾的建议，这使他的权力缓慢上升。他避免直接牵涉攻击土伊勒里宫与“九月大屠杀”，但是他已将民众的恐怖纳入资产阶级的政策中。从一开始，他即提倡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虽然他实际上曾示意禁止皇族与天主教徒投票。他维护私有财产制度，不同意一些穷人没收与重新分配财产的请求，但是他提议征收遗产税及其他若干税收，因为这将“借温和与有效的措施减少财富过度的不平等”。同时他等待着，让他的对手因兴奋与极端而疲乏不堪。他确信有一天他将统治国家——并预测有一天他将被杀害。“他知道，这些人全了解，他的性命几乎时时刻刻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既不是罗伯斯庇尔也非丹东，而是马拉全力支持劳动阶层。9月25日，为了庆祝新共和国的成立，马拉将他的期刊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刊》。他现在49岁（罗伯斯庇尔仅34岁，丹东33岁），他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他忙碌于不妥协的政治运动，打击被他视为民众敌人的吉伦特派，增加商业化的资产阶级的中间人，使大革命成为“自由企业”经济的政治力量。他粗暴的批评传遍整个巴黎，煽动各区发生叛乱，而且几乎造成国民公会的一致反对。吉伦特派批评他们所称的丹东、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三人同盟”，但是丹东否认与他有关，罗伯斯庇尔也回避，他虽与山岳党来往，但少有朋友。1792年9月25日，维尼奥与其他几个人在阅读国民公会文件后指出，马拉独裁并参与大屠杀。这位生病的“护民官”站起来为自己辩护时，他受到大喊“坐下！”的侮辱，他说：“在国民公会中，我似乎有许多敌人。”“我们都是！”吉伦特派人高喊着。马拉继续要求有限度的罗马式独裁，并承认他曾煽动暴动，但是他宣布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与此项计划没有关系。一位代表建议逮捕他，以谋反罪审判。这个动议被取消了。马拉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并宣布：“如果起诉被判决，我将在护民官脚前把我的头打开花。”

吉伦特派人引导法国进入战争。在这几个月内，吉伦特派因法国军队的胜利及法国政权与革命理想的扩张而强大。1792年9月21日，安内·皮埃尔将军率领他的军队顺利征服萨伏依。“我的军队前进，”他向国民公会报告，“是一项胜利，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出来迎接我们。各党派佩戴三色的帽章。”9月27日，另一支法国军队进入尼斯，并未遭受任何反抗。9月29日，军队进占维勒弗朗什。11月27日，萨伏依在当地政治领袖的要求下被合并到法国。

莱茵省的占领比较困难。9月25日，屈斯丁将军领着他的义勇军进占施派尔，虏获3000名战俘。10月5日他进入沃尔姆斯，10月19日进入美因茨，10月21日进入法兰克福。为使大革命赢得比利时（奥地利的属地），杜穆里埃必须攻取热马普，这是一场主要战役。奥地利在长久抵抗后退却了，留下4000具尸体在战场上。布鲁塞尔陷落于11月14日，列日于24日，安特卫普于30日。在这些城市中，法国人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杜穆里埃不服从向南移动与屈斯丁军队会合的国民公会的命令，反而停留在比利时与投机商交易军需品。在受到当局指责后，他以辞职威胁。丹东被派去劝解，成功了，但杜穆里埃向敌军投降时（1793年4月5日），丹东因牵连而获罪。

被这些胜利陶醉，国民公会的领袖采取两个辅助政策：一、伸展法国的势力到地理上的“天然边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海洋；二、为争取边界的人民，他们请求以军事支援达成经济与政治的自由。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发布一项醒目的法令：

从此刻起，法国宣布对人民（所有合作地区）有统治权利，管制目前仍统辖你们的所有民事与军事当局，及任何形式的各项税收。废止什一税、封建制度、奴隶制。也宣布废止你们所有的贵族与教会团体及所有跟平等对立的特权。你们，由此时起，都是兄弟与朋友，是有相同权利的公民，而且都有管理、服务与保卫你们的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博爱的布告”（Edict of Fraternty）带给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许多困难。对这些占领的区域课征税赋用以支持法国的占领时，他们抱怨这是统治者为获得税收而假托的名义。在比利时，在列日与莱茵省，习惯于持有全部或部分统治权的教会教士们，看出他们在神学与权力方面失去信任，他们超越了国界与教义团结起来反驳，结果可能摧毁法国大革命。1792年11月16日，为使法国获得安特卫普的商业利益，国民公会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禁止荷兰以外的船只通行，荷兰准备对抗。欧洲的君主将国民公会的请求视为向所有国王与封建贵族挑战的宣告。这是反对法国的第一个联盟的具体形式的开始。

国民公会决定将路易以叛国罪审判。自8月10日起，大多数的王室成员被软禁：国王，38岁；王后，37岁；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28岁；国王的女儿，玛丽·泰雷兹，14岁；国王的儿子，皇太子路易·查理，7岁。吉伦特派尽其可能延迟审判，因为他们知道王室家族很可能被判罪、处死，而且将使针对法国的攻击力量增强。丹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圣茹斯特——25岁，一位新人物，因激烈地呼吁弑君而受到国民公会的注意——他说：“路易与民众争斗而且战败。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外国战犯。你们已看到他背信的阴谋……他是巴士底狱、南锡、练兵场……土伊勒里宫的凶手。还有什么敌人什么外国人给你们更多的伤害？”11月20日，在土伊勒里宫的寝室中发现一只铁箱子，被罗兰送交国民公会，这构成谋反罪行的有力证明。里面装有625份秘密文件，证明国王与拉法耶特、米拉波、塔列朗、巴纳夫及移民、保守派新闻业者之间的交易。很明显，路易忽略他对宪法应有的忠实立场，并策划破坏大革命。国民公会命令用面纱掩盖米拉波的半身像，雅各宾派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捣碎纪念米拉波的雕像。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被捕，拉法耶特逃回他的部队，塔列朗永远处在逃亡中。12月2日，一些由城市各区来的代表到达国民公会，并要求立刻审判国王。不久，巴黎公社为相同的意旨提出强烈的建议。12月3日，罗伯斯庇尔参与此项请求。马拉主张所有审判的表决必须是口头与公开的方式——这将使迟疑的吉伦特派人受到走廊与街道上无套裤汉的任意支配。

审判开始于1792年12月11日。一位代表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说道：“国民公会大厅的后面被改成为像戏院的包厢，穿着迷人服装的妇女，喝着饮料……带位者……带领奥尔良公爵情妇进入。”国王被要求解释一些在箱中发现的文件，他否认他的签字及所有与箱中有关的文件。他以记忆错误的说法或将责任推诿给部长们的方法来应付询问。他要求宽延4天以便让他请一位辩护律师。马尔塞布在路易十五时保护过哲学家与《百科全书》，他愿为国王辩护。路易悲伤地接受了，并说：“你牺牲太大，因为你将有生命危险，却仍然不能保全我。”（马尔塞布被斩首于1794年4月。）同时，外国的官员建议为国王收买选票，丹东同意做收买的代理人，但是所需的费用总数超过他们的陛下愿意投资的数目。

12月26日，塞兹也到场为此案辩护。“国民公会，”他反驳道，“是无权让代表审判国王的，他在他的人权范围以内争取他的生存。他是最仁慈、最有人性的人之一，是法国王座上最公平的统治者之一。难道代表忘了他的许多改革吗？他不是以召集三级会议而使大革命开始，而且包容所有法国人民的过失与愿望吗？”起诉人回答道：国王与外国军队联合打击大革命，为什么因为是继承王位的人犯叛国罪而应该获得例外？只要他继续活下去，就会有阴谋恢复到大革命以前的力量，这将成为所有企图出卖他们人民希望的君主的榜样。

1793年1月15日开始投票决定国王的罪行。749位中的683位代表——包括国王的堂兄奥尔良在内，宣布定罪。此判决交由法国人民的主要会议批准或撤销的举动，受到罗伯斯庇尔、马拉与圣茹斯特的反对，而且被424票对287票否决了。“向民众求助，”圣茹斯特说，“将不能恢复君主政体。”罗伯斯庇尔一直是拥护民主政治与男子普选的，但是现在他迟疑不前。“道德，”他说（意味着共和主义者的热忱）, “永远是世上的少数派。”

1月16日，最后问道：“法国国王路易应受到怎样的判决？”这时有两个党派突然在街道上发生暴动。走廊上的群众高呼判处死刑，并对任何赞成其他判决的人的性命加以威胁。那晚以前，发誓永不要求将国王处以死刑的代表，现在因考虑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投票决定判处死刑。丹东屈服了。潘恩立场坚定。奥尔良准备接替他的堂弟，投票赞成他的死刑。马拉赞成“24小时以内处死”。罗伯斯庇尔，极刑的反对者，现在认为一位活着的国王对共和国将有危险。孔多塞请求从今以后废止极刑。布里索警告死刑将使所有的欧洲君主对法国发动战争。一些代表对他们的投票加上评论——帕加内尔说：“死刑！对国王只有死刑才有用。”莫瓦斯·米勒说：“今天，如果死刑不存在，就必须予以设立。”迪沙泰尔已经奄奄一息，投票反对路易的死刑，然后去世。最后的投票总数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

1月20日，一名国王以前的卫士杀死了赞成死刑的圣法尔若。1月21日，一辆马车被一列武装卫队环绕着，通过由国民卫队所排列的街道，载着路易驶向大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在行刑处他向群众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但是就在那时，桑泰尔，巴黎国民卫队队长，高喊“鼓手！”的声音掩盖了其他一切。沉重的利刃下落时骨肉断裂，群众表情阴沉。“那天，”一位围观者回忆说，“每个人步伐缓慢，不敢彼此相望。”

第二次革命（1793）

国王被处死刑是山岳党、巴黎公社与战争政策的胜利。它促使“弑君者”为大革命做出悲惨的献身，因为他们是波旁王族复辟的精选牺牲者。它让吉伦特派分裂并处于绝望，他们在投票上有歧见，他们害怕失去生命而迁至巴黎，而且渴望相对的和平与各省的法治。罗兰失望而且梦醒了，在国王处死的当天即向行政会议辞职。和平，曾因奥地利与普鲁士进入分裂的波兰使之成为可能，现在因欧洲的君主对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一位国王被斩首感到愤怒而成为不可能。

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想对法国发动战争，发现国会与人民震惊于王族本身躺在断头台的消息，以致几乎全部反对那项政策——如同他们自己及他们的祖先，从未以刀斧对付查理一世。皮特的真正理由——当然法国的安特卫普统治权是英国旧敌进入莱茵河的枢纽——是大英帝国与中欧贸易的主要利益。而且，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宣布将比利时合并到法国，危机会更加严重。现在荷兰与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已在法国的掌握中，这个富有与人口稠密的流域接近依赖工业产品出口维持生存的大不列颠。1793年1月24日，皮特将英国驻法国大使免职。2月1日，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与荷兰宣战。3月7日西班牙加入他们，同时这第一联盟——普鲁士、撒丁、英国、荷兰、西班牙——对大革命进行第二阶段的极力阻挠。

一连串的不幸使国民公会迟于了解它面临的困难。大革命的军队在最后胜利之后即已松懈，成千的义勇军在他们服役期满后纷纷离去。东线部队总数由40万人降至22.5万人，而且由于承包商贪财兼无能，在杜穆里埃的保护下榨取军需，致使这些士兵衣着破烂，臃肿不堪。这位将军一再忽略政府发出的指示。2月24日，国民公会依靠新的募兵制扩充军队，但是这让富人有购买替身的机会。有好几个省反对募兵制。旺代的民众不满募兵与食物昂贵稀缺，以及反天主教的立法行动，形成普遍的反叛，以致军队不得不由前线调回予以镇压。2月16日，杜穆里埃率领2万名士兵进犯荷兰。他留下当作比利时驻军的部队遭受突然袭击，并被萨克森—科堡王子率领的奥地利军队歼灭。杜穆里埃本人（3月18日）被击溃于内尔温登，于4月5日率领部下向奥地利人投降。4月，英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代表聚集，计划征服法国。

对内的困难加上对外的挫折，威胁法国政府的存亡。由于没收教会与移民的财产，新发行以土地担保的指券几乎一夜之间贬值。1793年4月，实际价值是面值的47%,3个月后下跌为33%。新的税收普遍被民众拒绝，因为他们所缴的费用几乎等于他们的收益。强制性的贷款（1793年5月20—25日）剥夺资产阶级不断增加的财产。这一阶级层利用吉伦特派来保护他们在政府中的利益时，即加剧了吉伦特派与山岳党在国民公会中的冲突。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劝诱雅各宾俱乐部从最初的资产阶级的政策转为较激进的观念。巴黎公社，现在为肖梅特与赫伯特领导，利用后者的《迪歇纳神父报》（Père Duchesne），鼓动市民包围国民公会，要求强征财富。接连许多天，马拉将吉伦特派人当作富人的庇护者而加以攻击。1793年2月，雅克·卢与瓦尔莱领着一群劳动阶级的“疯狂者”抢夺高价面包，而且坚持国民公会对民生必需品限定最高价格。被这些难题困扰，国民公会将1793年的工作交给委员会决定。

大多数委员被指定了特别活动与管理的范围：农业、工商业、会计、财政、教育、福利或殖民地事务。他们通常都有专家协助，即使在危机加剧时仍然有许多优异表现。他们准备新的宪法，而且留下世袭遗产立法的推断。这后来为拿破仑发现，有助于《拿破仑法典》的构成。

为了防备外国的间谍、内部的分裂与政治的冲突，国民公会设置公共安全委员会（1793年3月10日）作为国家的警察机构，其有独特权力对住宅实施突击检查及逮捕任何叛逆或有罪的嫌疑犯。巴黎公社与各区设置附加的监督委员会。

3月10日，国民公会成立革命法庭审判嫌疑犯，他们准许有辩护律师，但是陪审委员的判决不接受上诉或复审。4月5日，国民公会任命富基埃·坦维尔，一位得名于搜查、不仁慈的检查与偶有人性观点的律师，为首席检察官。他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脸像一只鹰，他的鼻子像一把剑。革命法庭于4月6日开庭。战争期间被送去审判的人数变得十分庞大，革命法庭将它必要的法律程序省去的越来越多，而且将所有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送来的案件加快宣布犯罪的裁决。

公共救助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6日，取代行政会议成为政府的主要力量。它是一个战争内阁，不被视为受宪法约束的公民政府，而应被视为领导与统率一个为生存而战的国家的合法政体。它的权力仅受限于它对国民公会的责任，它的决定必须提呈给国民公会。它控制外交政策、军队与将领、文职的公务员、宗教与艺术委员会、政府秘密的职务，它有权拆阅私人与公共信件，它处理秘密的资金，而且经过它的“代表”控制各省与生存有关的一切。它在位于土伊勒里宫与塞纳河之间的佛洛勒大厦聚会，围绕一张“覆盖绿布的桌子”开会讨论，此处变成法国政府所在地有一年之久。

丹东现在又被选为国家处于危机时的领袖。他开始说服他的同志和国民公会，政府应公开地拒绝任何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企图。因为受到他的鼓动，国民公会顶住了罗伯斯庇尔的反对，将和平的提案送给联盟的每个会员国。丹东说服不伦瑞克公爵停止他的攻击，又成功地与瑞典结为同盟。他再度想为山岳党与吉伦特派谋求和平，但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太深。

马拉加强对吉伦特派人的攻击。然而，以此增加的暴力却使他们获得（1793年4月14日）国民公会的一项法令，导致他以拥护谋杀与独裁的罪名而受大革命法庭的审判。他受审时，一大群无套裤汉聚集于法庭和附近的街上，誓言对“任何加诸他们最喜爱的保护人的暴行予以报复”。在惊恐的陪审团委员会释放他后，他的同党将他置于他们的肩上，胜利地走向国民公会。在那里，他扬言将对告发者予以报复。然后他被欢呼的群众举着走向雅各宾俱乐部，在该处他被推崇为会长。他恢复他的政治运动，要求将吉伦特派以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背叛者的名义，排拒于国民公会之外。

国民公会排斥了吉伦特派的抗议与警告，赢得一项宝贵的胜利，宣布谷物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每一阶段的最高价格，而且要求政府机构向生产者征收所有必须满足民众需要的产品。9月29日，这些措施被推广成为“普遍的限价”（general maximum），用以设定所有基本的产品的价格。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无限期的竞争现在变得剧烈，农民反抗征收他们的作物。利润动机受到新法律阻止时生产力下降，“黑市”发达，以高价供给那些能够买得起的消费者。设立最高价格的市场缺乏谷物与面包，饥饿者再度在全城的街道上发生暴动。

吉伦特派人极度憎恨巴黎低阶层置于国民公会的压力，请求他们在各省的中产阶级选举人营救他们免受暴民的虐待。1793年5月4日，维尼奥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选举人：“我代表民众的保护人召请你们来保护我们，如果时间许可，消灭专制政体并对自由意志予以报复。”巴尔巴鲁也同样写信给他在马赛的支持者。在里昂，资产阶级的少数党与以前的贵族联合，排挤他们身为激进派的市长。

5月18日，吉伦特派人的代表说服国民公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企图影响立法的活动。此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是吉伦特派人。5月24日，国民公会命令逮捕煽动者赫伯特与瓦尔莱。巴黎公社共有16区的代表要求释放他们，国民公会拒绝了。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鼓动市民反叛：“民众被压迫时，除了自己外一无所有时，他不起来反抗，那必定是一个真正的懦夫。所有法律被破坏时，专制政府独裁达到顶点时，优良的教义与礼节被践踏在脚下时，民众必须揭竿而起。此刻已来临。”5月27日，马拉在国民公会要求整顿此委员会：“由于你们的疏忽，物价过度上升，侵害自由，而且触怒起义的民众。”当夜，山岳党通过一项措施撤销此委员会。但是，5月28日，吉伦特派人以279票对238票通过再度设立此委员会。5月30日，丹东加入罗伯斯庇尔与马拉的阵营。

5月31日，各区响起警钟，唤醒市民聚集到市政厅组成一个“革命会议”，而且获得激进派领袖昂里奥率领的巴黎国民卫队的支持。在他们与大批群众的保护下，新的“革命会议”进入国民公会的大厅，要求在大革命法庭控制吉伦特派人。整个法国每磅的面包价格于是固定在3铜币。任何将造成的赤字可借向富人征税以抵消，无套裤汉暂时可保有投票权。国民公会最后不得不放弃对这受人憎恨的委员会做第二次整顿行动。相互斗争的党派于该晚退让。

“革命会议”的委员于6月1日回到国民公会后，要求逮捕罗兰，他被无套裤汉认为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闻风逃向南方。罗兰夫人准备向国民公会求情因而延迟离去，她被拘留在修道院监狱，将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6月2日，大约有8000名男女，多数武装着，包围国民公会大厅。卫队以大炮对准国民公会大楼。“革命会议”通知所有代表不得离去，一直到它全部的需要被满足。马拉控制讲坛并大声喊着他所要逮捕的吉伦特派人的名字，其中一些人避开守卫与群众，逃到其他各省，22名被软禁于巴黎。从那天起一直到1794年7月26日，国民公会都是山岳党、公共安全委员会与巴黎人民的忠仆。第二次大革命已打败资产阶级，并建立临时的劳动阶级的独裁政府。

胜利者授权塞克尔与圣茹斯特依照1792年10月11日的规定制定新宪法，并借此发布新的命令。它恢复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增加国民生存、教育与革命的权力。它为顾及公共利益而限制财产权，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仁慈地承认上帝与道德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信仰。卡莱尔不能承受民主政治，称此为“所曾写下的最民主的宪法”。它被国民公会（1793年6月4日）接受，并以1801918对11610票，为全体选民的1/4承认。1793年的宪法只是一个文件，因为7月10日国民公会重订公共安全委员会为统治权高于一切的机构，直到和平来临。

马拉之死（1793.7.13）

吉伦特派的三个亡命者——佩蒂翁、巴尔巴鲁、蒲佐，获得受到卡昂庇护的、反对巴黎人掌握政府的“联邦主义者”的北部据点。他们演讲抨击无套裤汉——特别是马拉，发动游行来抗议，而且计划进军到首都。

科黛属于他们中最热忱的听众。她是高乃依的后裔，出生于一个有爵位、穷困与坚定的保王党家族，她在修道院受过教育并做过两年的修女，她设法获得机会接触普卢塔克、卢梭甚至伏尔泰的作品，她被古代罗马英雄激励而且心悦诚服。知道国王被处以死刑时，她为之震惊，而且对马拉怒骂吉伦特派人一事感到愤怒。6月20日，她访问了巴尔巴鲁，他年方26岁，十分英俊，以致罗兰夫人将他比喻为哈德良国王的情人安提诺乌斯。科黛已快到她25岁生日，但是她的心中有爱情以外的事情，她想要一位代表的介绍信以便她能被准许进入国民公会。巴尔巴鲁给了她一张拜见迪佩雷（Lauze Duperret）的短笺。7月9日，她搭乘马车直赴巴黎。7月11日，她到巴黎买了一把6英寸长的菜刀。她计划进入国民公会会议室，在其座椅上刺杀马拉，但马拉生病在家。她找到他的住址，但被拒绝进入，因为马拉先生正在洗澡。她只好回到住处。

洗澡现在成为马拉最喜爱的事情。他的疾病明显是一种皮肤腺病，并已恶化。他发觉浸在掺入矿物与药剂的温水中可减轻痛苦，而且用湿毛巾覆盖在他肩上，用浸过醋的大手帕包住他的头。在与澡盆相连的木板上，他放置纸、笔与墨水，日复一日，他在那上面为他的定期刊物写文章。他的姐姐阿尔贝蒂娜周到地照顾他。从1790年起，西莫内·埃夫拉尔开始作为他的仆人，到了1792年，成为他不合法的妻子。他们的结婚并未经过教士的圣典，而是在“上帝前面……在大自然的大教堂中”。

科黛在她的住室写了一张短笺给马拉，请求正式谒见。“我来自卡昂，热爱国家的你们应该很迫切地想知道在那里发生的阴谋。我恭候你的回信。”不过她已迫不及待，7月13日的晚上，再度登门造访马拉。她再次被拒绝进入，但是马拉听见她的说话声，即请她进入。他礼貌地接见她。“卡昂方面情况如何？”他问道（不久她报告了他们的特别谈话）。“来自国民公会的18名代表，”她答道，“与省府官员腐化地统治该处。”“他们是哪些人？”她说出他们的名字，他逐一记下，而且批准对他们的判决：“他们很快将被斩首。”就在那时，她抽出利刃刺入他的胸中，但是因用力过猛而刺穿大动脉，血由伤口涌出。他向西莫内·埃夫拉尔高喊：“救我呀，我亲爱的朋友，救我呀！”西莫内·埃夫拉尔赶到时，他死在她的臂弯中。科黛由房中冲出，但被一名男子用椅子击倒。警察接到通知后随即来到，并将她带走。“我已完成我的任务，”她说道，“让他们做他们应做的。”

马拉必然有其优点，才能赢得两个互相敌对的女人共同的爱。他的姐姐奉献其有生之年，使他死后的名声得享尊贵。他一度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死后留下的只不过是一些科学方面的稿卷及25个铜币。他是一位宗教狂热者，狂热地献身于已为自然和历史遗忘的劳动阶级。科德利埃俱乐部将他的心脏视为神圣的遗物加以保存，成千上万的人以“屏息地崇拜”瞻望它。7月16日，所有的代表及来自各革命党派的男女，参加了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花园举行的葬礼。他的雕像由大卫雕刻，被安置在国民公会的大厅中。1794年9月21日，他的遗体被运至万神殿。

科黛的审判过程很短。她承认所做的一切，但认为自己无罪。她说她仅仅是为“九月大屠杀”的受难者复仇，“我杀死一人却救了一万人”。在给巴尔巴鲁的信中，她坦白地表示，为达到目的，她“不择手段”。在宣判后的几个小时，她被处决于大革命广场。她受到群众的咒骂，群众甚至拒绝一位教士替她做宗教仪式。她到死前还不了解她曾给予吉伦特派人的致命打击。维尼奥了解此理，并宽恕她，还向他们解释：“她虽置我们于死地，但教我们如何光荣地牺牲。”

“伟大的公安委员会”（1793）

国民公会保留每月改变公共安全委员会会员资格的权利。7月10日，国民公会免除丹东的职务，因为他和平的外交与内政政策已告失败。但为了继续与他保持关系，国民公会选他为双周期会议的主席（7月25日）。他的第一个太太死于2月，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6月17日，他娶了一个16岁的女子。7月10日前，他搬进一个新家。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受职于公安委员会，但是丹东从未喜欢过他。“那个人，”丹东说，“甚至笨到不会煮一个鸡蛋。”8月1日，罗伯斯庇尔敦促国民公会给予公安委员会无限的权力，也许因为他的要求被拒绝，他对德穆兰述及，他看到夕阳照红塞纳河时，以为此河“血流成渠”。9月6日，国民公会建议他重新回到公安委员会，他拒绝了。由于疾病和劳累，他不得不于10月12日离开巴黎，在马恩河谷他的故乡阿尔西他购置的住宅中休养。他于11月21日回来时，塞纳河“血流成渠”。

在那个夏季，“伟大的公安委员会”包括12人：全部是中产阶级，全都有良好的教育与收入，全都熟悉法国革命哲学家与卢梭。他们之中8位是律师，2位是工程师，只有赫波斯做过劳力的工作，劳动阶级独裁者的职位绝非属于劳动阶级。我们逐一予以介绍。

一、巴雷尔，38岁，增加若干职务于其分内工作，出席国民公会为公安委员会达成的决议辩护，并获得法令的认可。他和蔼并善于游说，能变死刑判决文为雄辩术，变统计学为诗词。他使若干敌人得以幸存，使政治局势改变。他活到86岁，这足以使其了解政府的是非与理想。

二、比兰—瓦伦，37岁，认为天主教会是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摧毁。他与各党派和巴黎公社保持关系，并坚持他不妥协的政策，使其他委员为之恐惧。他负责各省的协调与联系，领导新的行政机构，而且一度成为“公安委员会中最有权力的委员”。

三、卡诺，知名的数学家与军事工程师，负责掌握法国军队、策划运动、教导与训练将领，他的能力与忠诚获得普遍的尊敬。他是公安委员会中唯一受到整个法国赞誉的人。

四、赫波斯，43岁，曾为演员，他忍受大革命前戏剧职业所受的压迫。他永不会宽恕资产阶级停止他的演员生活及教会对他的约束，并以他不妥当的职业将他逐出教会。在12人中他对“贵族政治的商人”的处置最严厉，他还提议炸毁巴黎监狱——它充满嫌疑犯、囤积者与奸商。

五、库东，38岁，因得过脑膜炎而残疾，以致他无论到何处都必须乘坐轮椅。他归罪于年轻时过度的性行为，但他仍受到他妻子的崇拜。他是一个心肠仁慈、意志坚定的人，以其恐怖时代对中枢各省的仁政而与众不同。

六、塞克尔，34岁，似乎是不得其所才成为十二人执政团之一。他是律师行业中的贵族，一位富有的律师，以高尚风度与伏尔泰学派的才智著称。受革命浪潮的影响，他参加攻击巴士底狱，写了1793年宪法的大部分，而且在阿尔萨斯担任公安委员会的严酷执行者。他生活舒适，有一位贵族情妇，1794年4月5日他被斩首。

七、兰代，47岁，在逐渐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中掌管粮食生产与分配，而且在军队、粮食与服装的补给上完成后勤支援的奇迹。

八、普里厄，被称为“黄金河岸的普里厄”,30岁，在军队弹药与物资供给上完成相同的奇迹。

九、皮埃尔—路易斯，也被称为“马恩河的普里厄”,37岁，在争取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与保王党人加入大革命上，耗费许多精力。

十、安德烈，44岁，新教徒，受过耶稣会教育，成为商船船长并成为新教徒的牧师。他掌管布雷斯特法国海军，领导其与英国舰队作战。

十一、圣茹斯特，26岁，是12人中最年轻、最强壮的，他是恐怖时代最独断、热心与肆无忌惮的人。在皮卡第由他的寡母抚养长大，他骄纵、爱慕虚荣，不顾及各种法规，带着他母亲的银器逃到巴黎，却花费到妓女身上，因而遭到逮捕与短期监禁。之后他学习法律，写了20篇色情诗，赞美暴行并称颂放荡为神圣的权利。在大革命时期，他首先发现他的快乐主义是如此切合实际，但是理想鼓舞他捧高其个人主义成为罗马人的美德，以致要牺牲一切来实现那些理想。他将他自己由享乐主义转变成禁欲主义，但保持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局。“这天来到时，”他写道，“我不能给予法国人民温和、有活力、理性的方法，却屈服于暴政与不公正，那一天我将会杀死我自己。”在《共和政体的制度》（Republican Institutions,1791年）一书中，他认为财富的集中，使政治与法律的平等及自由成为笑柄。私人财富必须加以限制，政府应以小农和独立技工为基础。教育与普遍的宗教必须由政府管控。法律应该简要、清晰，而且不繁琐，“冗长的法律是民众的不幸”。所有的男孩出生以后均由政府以斯巴达方式抚养，以蔬菜维生并训练他们作战。民主政治是好的，但在战时必须采取专制。1793年5月10日，被选为公安委员后，圣茹斯特极力让自己辛苦地工作，他以工作繁忙到无娱乐时间来驳斥他有情妇的谣言。这位固执、性急的年轻人变成一位严格的训练者、一位能干的创立人、一位大胆而常胜的将领。胜利地回到巴黎后，他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主席（1794年2月19日）。他骄傲而有信心地凌驾于他人，却谦恭地接受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为自己的失败辩护。他在26岁11个月时去世。

十二、罗伯斯庇尔并未取代丹东成为12人的首脑。卡诺、比兰—瓦伦、赫波斯，过于固执而不能被领导，罗伯斯庇尔从未成为独裁者。他的工作原则是耐心学习与采取迂回策略，但非公开领导。他以简朴生活、鼓励劳工阶级与维护他们的利益来维持自己在无套裤汉中的声望。1793年4月4日，他提呈国民公会《公民与人权的建议的宣言》：

社会有义务提供所有它的成员的生计，帮助他们获得工作或者替那些不能工作的人获得生存的方法……给予每个缺少民生必需品的人必要的援助是每个有盈余的人的义务……所有不假设人民是善良的而政府官吏是腐败的法规，是邪恶的……各国人民都是兄弟。

按照一般人对这12个人的粗浅认识，他们不完全只是杀人者。他们确实十分迅速地遵循由宗教战争与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年）留下的暴力传统。他们之中大多学会处死他们的敌人而无任何良心的谴责，有时还具有做善事的满足，但是他们将其宣称为战争的传统与需要。他们自己易遭到这些灾祸，他们之中任一人可能受到挑战、免职与斩首，他们当中有几位就是这样结束的。任何时刻，他们都可能遭到巴黎民众、国民卫队、野心将领的叛变，任一次前线失败或一省的反叛，都可能使他们的权威动摇。同时，他们在不同的工作上日夜辛苦：早晨8点到中午在他们的办公室或小组委员会，下午1点参加国民公会的会议，晚上8点到深夜聚集于他们会议室的绿桌旁商量或讨论。他们面对里昂的迅速资本主义化、吉伦特派在南部的起义、天主教与保王党在西部起义造成的法国分裂的局面。此时，它受到东北、西南与东面外国军队的威胁。它在陆地与海上遭到挫败，每个港口都被封锁。伟大的公安委员会瓦解后，法国借独裁与恐怖的力量达成政治的统一，一批新的将领受过新的训练，常常由卡诺与圣茹斯特率领，发动战役，以决定性胜利挫败敌人。法国几乎独自与整个欧洲为敌，却显现了除她自己内部外的各个方面的胜利。

恐怖时代（1793.9.17—1794.7.28）

·观众的渴望

恐怖时代是一种周期性的情绪错乱。严格地说，它应从1793年9月17日颁布《嫌疑犯法》（Law of Suspects），至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为止。在这之前之后还有1792年9月的恐怖与1795年5月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1795年，保王党对革命派实行的猛烈报复），另一次恐怖是在拿破仑统治崩溃之后。

这些著名的恐怖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外来的危难与内部的不稳，导致民众恐惧、骚动与戒严法的实施。第一联盟国夺回美因茨（7月23日），进占阿尔萨斯，并攻入距巴黎100英里的瓦朗谢纳。西班牙军队也占领了佩皮尼昂与巴约纳。法国军队处于混乱状态，法国将领不服从政府的命令。8月29日，保王党人将一支法国舰队、土伦的重要海军基地和一家兵工厂，交给英国。大不列颠统治了海洋，而且能随时占领在三个洲的殖民地。得胜的联盟国讨论瓜分法国，而且他们计划有进一步的胜利时恢复封建权利。

事实上大革命支离破碎。旺代燃烧着反革命的火焰。天主教的起义者已打败在维耶的政府军队（7月18日）。贵族，国内的或移民在外的，都积极策划复辟。里昂、布尔日、尼姆、马赛、波尔多、南特、布雷斯特已陷于起义的吉伦特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益发剧烈。

法国经济本身是一个战场。5月4日和9月29日设立的价格管制已被贪心者的机智破坏。乡下的穷人同意最高价格，农民与商人却反对，而且不断拒绝生产与分配限价的粮食。从批发市场和农场送到城市商店的货品越来越少，以致只能满足最早在店门前排队的几位购买者。饥饿的恐惧已传遍巴黎及乡镇。在巴黎、桑利、亚眠、鲁昂，民众抗议食物不足并准备推翻政府。6月25日，雅克·卢率领他“忿激派”（Enragés）的队伍到国民公会，要求将所有投机商——包括一些代表——逮捕，并迫使他们交出最近获得的财富：

你们不是民主政治，因为你们允许富有。在最近4年内，富人收获了大革命的果实。商业的新贵，比贵族更可怕地压迫着我们。他们的榨取是无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商品的价格在惊人地上升。投机商与工人间激烈的斗争应该到了结束的时候……恶人的财富比人类的生命更神圣吗？行政机构供应与分配生活的必需品，正像军队管理他们自己一样——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就不具备向富人征收资本的必要条件——资本家与商人将由无套裤汉筹措相同的款项……如果独占与横征暴敛不能消除。

赫伯特公开抨击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背叛者，并鼓动工人夺取这个懦弱政府的权力。8月30日，一位代表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演说：让恐怖时代成为法治的全盛时代。9月5日，来自巴黎各区的群众要求“推翻暴君、囤积者与贵族”，并游行至巴黎公社在市政厅的总部。市长帕什、检察官肖梅特，及他们的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大革命的军队携带手提式的斩首机巡视法国，逮捕吉伦特派人，迫使每个农民交出他们储存的产品，否则将被就地处以死刑。

在外国侵略与国内处于大革命的形势下，公安委员会成立了，它领导了使法国走向胜利的法国军队及融合了使纷乱的国家成为统一的恐怖分子的机构。

8月23日，按照卡诺与巴雷尔提出的大胆计划，国民公会发出法国史无前例的征集令：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驱逐于法国领土之外为止，所有法国人受征召长期服役于军队。年轻人赴战场，已婚的人打造武器与运送粮食，女人将制作帐篷与服装，并在医院服务，老人到公共场所提高战士的勇气，并宣传国王们的罪恶与国家的统一。

所有未婚的人，从18岁到25岁，在“法国人民对抗暴君！”的旗帜下应征入伍。

不久，巴黎变成一座兵工厂。土伊勒里宫与卢森堡宫的花园以生产其他物资为掩护，每日制造约650支步枪。失业消除了。私人所有的武器、金属、过剩的衣服全部征用，成千的工厂被接管。资本与劳工都被募集，从富人手中榨取了10亿法郎的贷款，价格由政府决定。一夜之间，法国成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铜、铁、硝石以前部分依赖进口，现在必须从被封锁的边境及港口偷运进来。幸运的是，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不久被处以死刑）于1775年将火药的品质改良，并增加其产量，因而法国军队有比他们敌人较好的火药。科学家们借蒙日、贝托莱与富克鲁瓦之誉，寻找必要物质以满足供给或发明代替品。那时，他们是各个工作场所的主管，并为他们的国家热忱服务。

9月底，法国已有50万名武装人员。他们的装备仍然不足，他们的训练不良，他们的士气仍然消沉。宣传首次成为国家的事业，几乎是垄断事业。布绍特当时任陆军部长，他付给报章杂志费用以介绍国家实况，而且发行范围覆盖至很少有人阅报的军营。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或代表，向前线军队发表演说并慰问将领们。新战役的第一次交战——对抗美国与奥地利的军队，9月6日至8日发生于翁斯科特。这时，德布勒公安委员会委员乌沙尔将军建议退却后，再度反败为胜。由于这次及其他几次的失误，这位将军于1793年11月14日被送上断头台。其他22位将领几乎全属于大革命以前的，因为过失或漠不关心，或忽略公安委员会的命令而被监禁。较年轻的男人受过革命训练，接替他们的位置——奥什、皮舍格吕、儒尔当、莫罗，勇敢地采用卡诺的持续攻击政策。10月16日，在瓦蒂尼，5万名法国新兵遭遇6.5万名奥地利士兵时，40岁的卡诺持着一把毛瑟枪与儒尔当的部队加入战斗。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却提高了大革命军队的士气，并扩大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利。

9月17日，温和的国民公会通过《嫌疑犯法》，授权公安委员会或其密探，得以逮捕任何回国的移民，任何移民的亲属，任何停职而未复职的公务员，任何反对革命或战争的人。这是苛刻的法律。除了革命党人，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徒与资产阶级被迫生活在遭受逮捕甚至死亡的恐惧中。公安委员会的正当理由是至少须维持战时的对外统一，以求国家的生存。一些移民赞成公安委员会的理由是：危急的情况下害怕与恐怖是合法的统治工具。路易的外交部长蒙摩利伯爵，于1792年表示：“我认为用恐怖主义处分巴黎人是必需的。”法兰克朗伯爵认为法国与联盟国的敌对将“一直继续到国民公会瓦解”。普鲁士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移民：“他们的国家在恐怖中。如果我们放弃他们的国民并任凭他们被报复，法国立刻将成为一个很大的公墓。”

至于王后，她将面临国民公会的裁决。撇开她早期的奢侈，她干涉政府事务，她厌恶巴黎民众的恶行为众人所知。毫无疑问，她曾与移民及外国政府联络阻挠大革命，而且欲恢复法国君主传统的权力。在这些行动中，她觉得她是利用自卫的人权，她的控诉者认为她违犯国家选出代表通过的法律。很明显，她向法国的敌人泄露皇室会议的秘密计划，甚至大革命军队的战役计划。

她为路易生了4个孩子：一个女儿，玛丽·泰雷兹，现已15岁；一个儿子在幼年时去世；第二个儿子死于1789年；第三个儿子，查理，现已8岁，他有望成为路易十七。在她的女儿与她的小姑伊丽莎白夫人的帮助下，她热心地照顾他，然而连续的监禁损坏了男孩的健康与精神，使她为之绝望。1793年3月，伊丽莎白夫人为她提供逃亡计划，她拒绝了，因为那势必留下她的孩子。政府知道此项计划时，不顾王后的反对将太子移往他处，并将他与他的亲人隔绝。1793年8月2日，王后、她的女儿、她的小姑，被监禁在神庙内一年后又被移至司法大厦（Conciergerie，巴黎古监狱，法院的一部分，为该建筑管理人占有）。在该处她被称为“寡妇卡佩”（Widow Capet），受到比以前较好的待遇，甚至教士到她房中做弥撒。不久她尝试另一次逃亡，结果仍然失败。因此她被移送到另一室，被更加严密地看守。

9月2日，公安委员会决定她的命运。一些委员赞成保全她的性命，作为与奥地利交换和平的人质。巴雷尔与安德烈要求将她处死。来自革命自治团体的赫伯特告诉12位陪审：“我已经以你们的名义答应将安托瓦内特的头送给迫切想获得它的无套裤汉，如果缺少他们的支持你们将无法生存……如果我必须等待很久才能得到它，那我将亲自割下它。”

10月12日，王后接受长时间的初步审问。10月14日和15日，富基埃作为首席检察官，在大革命法庭审判她。第一天的审问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下午5点至夜里11点，第二天是从上午9点至下午3点。她被控将数百万法郎从法国财政部移至她奥地利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处，并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法国，还让她的儿子堕落。只有最后一项控告使检察官有些气短。王后对此回答说：“天性使我拒绝回答如此不利于母亲的控诉。我向在此的所有母亲请求帮助。”听众被这位女人目前的处境感动。她年轻时的美丽与华服早已盛传欧洲，现在年仅38岁，已有许多白发，并穿着孝服。她以勇气与尊严反抗那些明显地用延长精神与肉体痛苦来折磨她的人。对她的迫害结束时，她也因屡经打击而失明。她在牢房中已知道她的判决是死刑。

现在受到单独囚禁的她，写了一封诀别信给伊丽莎白夫人，请求她将国王留给他们的遗言转述给她的儿子与女儿。“我的儿子，”她写道，“必须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遗言。”这封信并未送给伊丽莎白夫人，而是被富基埃—坦维尔扣留，交给罗伯斯庇尔，成为她死后发现的秘密文件之一。

1793年10月16日早晨，死刑执行者桑松来到她的牢房，反缚她的双手，把她的头发齐颈割掉。她乘坐一辆马车经过站满士兵的街道，穿过仇恨并辱骂她的群众，到达大革命广场。中午，桑松向群众举起她被割下的头。

在大革命法庭加快行动后，它现在每天判决7人死刑。所有的贵族都被逮捕，许多已被处死刑。自6月2日起被收押的21名吉伦特派人，于10月24日受审。维尼奥与布里索的雄辩对他们完全无用，法庭的答复是，迅速、提前处以死刑。其中一位——瓦拉泽——离开法院前就举刀自尽，他的尸体与其他被判死刑的人一起运至断头台。“大革命，”维尼奥说，“像农神，它正在吞噬它的后代。”

这种不幸的事件，也发生到罗兰夫人身上。她正在康西格里等待命运的安排，该处也将成为她走上断头台前的栖身之所。她的监禁还有一些趣事，许多朋友送给她书籍与鲜花，她收集许多普卢塔克与塔西佗的作品而使她的牢房成为一所小型图书馆。她埋头记录她的往事作为强烈的止痛剂，并定名为《求助于公正的后代》（Appel à I'impartiale Postérité）。她描写她年轻时代愉快的回忆时，她目前的期待更为苦痛。她于1793年8月28日写道：

我感觉到我已尽失追寻这些回忆的决心，我的国家的悲惨境况折磨着我，一种不知不觉的意气消沉刺穿我的心灵，冻结我的想象力。法国已变成一处屠宰的坟场和恐怖的竞技场，此处她的子孙彼此争夺、厮杀……历史绝不能掩饰这个可怕的时期或这些穷凶极恶的野蛮行为……这是否就是罗马或巴比伦比得上巴黎之处？

预料她的死期即将来到，她写了一些诀别的话给她的丈夫及仍然为他们做逃亡准备的情人：

我的朋友，愿好运能使你到达美国，这是自由唯一的避难所……而你，我的丈夫与伴侣，老得太早使你衰弱，艰难地逃避着暗杀，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我还有多久可作我凄惨的祖国与堕落的同胞的证人？

没有多久。1793年11月8日，她被大革命法庭控告与罗兰共谋滥用公款，而且从她的牢房写怂恿信给巴尔巴鲁与蒲佐，让他们煽动暴徒反抗雅各宾派控制国民公会。她为自己辩护时，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的旁听者驳斥她是女叛国者。她被宣判有罪，并于同日在大革命广场处以死刑。她注视着由大卫设在这个庄严广场的自由雕像，大喊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一列革命分子随她走上了断头台。11月10日，轮到巴伊市长——他是天文学家，曾给过国王红色帽章，并命令国家卫队向练兵场的请愿者射击。11月12日，吉伦特派人菲利浦·平等，即奥尔良公爵被捕，他不能理解山岳党何以如此迅速地处死一位忠心的党羽，但是在他的血管里流着国王的血液，而且他曾那样渴望获得王位，谁能知道这个愿望会在何时使他再度疯狂？11月29日是巴纳夫，他曾想保护并要左右国王。然后是将领屈斯丁、乌沙尔、比隆……

罗兰感谢冒生命危险保护他的朋友们。11月16日，他单独步行外出，依靠在一棵树下，写了一封永别的短笺：“得知我的妻子已被杀害，这种恐惧与愤怒使我放弃隐藏。我不想以罪犯之名久活于世上。”然后他以剑刺进自己的胸膛。孔多塞写了一首胜利的赞美歌后，服毒自尽（1794年3月28日）。巴尔巴鲁举枪自杀，未能成功，6月15日被斩首。佩蒂翁与蒲佐在政府特务的追缉下，在波尔多附近的田野中自杀。6月18日，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有一半已被狼吃掉。

·各省的恐怖

吉伦特派人中仍有若干保住了脑袋的。在一些城镇，像波尔多与里昂，他们有较高的职位，雅各宾派认为必须将他们排除。如果吉伦特派对各省的行政干预被约束，雅各宾派可控制整个法国。由于此目的及其他目的，公安委员会派代表到法国各处，并给予他们绝对的权力。他们能罢免民选的官吏并另予任命，能逮捕嫌疑犯、替陆军征兵、征收捐税、实施价格管制、强制贷款，索取农产品、衣服、原料，而且设立或认可地方的公安委员会作为巴黎伟大公安委员会的地方机构。代表常常在无情与敌对的情况下，完成革命与军事组织的奇迹。他们对反叛的镇压毫不仁慈，有时还过度激烈。

他们之中最成功的是圣茹斯特。1793年10月17日，他与勒巴斯被派去拯救在语言、文学与习惯上与毗邻的德国相同而不愿接受奥地利军事侵略的阿尔萨斯。在莱茵河区的法国军队受挫于斯特拉斯堡，并滋生失败主义与兵变的情绪。圣茹斯特了解军队遭受到虐待，缺乏领导，也许有叛变之虞。因为军官们对大革命认识不够，他将他们中的7名处以死刑。他听取牢骚，并以果断的方法加以整治。他从富有阶层征收所有过剩的鞋子、外套与帽子，并从193名最富有的市民那里征收900万法郎的银币。无能与迟钝的官员被免职，已被判决的贿赂者均处以死刑。法国军队再度与奥地利军队在阿尔萨斯遭遇时，入侵者被打退了，该省重归法国管辖。圣茹斯特回到巴黎，渴望做些其他的事，几乎忘记他与勒巴斯姐姐的婚事。

勒邦并未过着公安委员会代表的生活。受到他的雇主警告小心“虚伪与错误的人道”之后，这位蓝眼的前教区牧师，想在6个星期内“减少”坎布雷的知名之士150名、阿拉斯的392名。他的秘书说他死于“一种特别的热病”，在送进家门时他还以垂死的表情来捉弄他的妻子。他于1795年被逮捕入狱。

1793年7月，卡里尔被派至旺代区镇压天主教的叛变，并维持南特的安全以防止更多的叛乱。公安委员会的塞克尔向他表明：“我们获有确定性的胜利时，我们能变得慈悲些。”卡里尔受到鼓励，他宣布法国无法供应其人口迅速增加所需的粮食，因此减少贵族、教士、商人与行政官员的措施将是合于人民意愿的。在南特，他反对审判，因为这浪费时间。所有的嫌疑犯，他命令法官“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除去，否则我将杀死你与你的同党”。因为南特的监狱已关满嫌疑犯与已定罪的犯人，还缺少粮食，他命令他的随从以驳船、木筏与其他船舶装载1500名男女老幼——让教士优先——并凿沉这些船只于卢瓦尔河。他以这种及其他方法在4个月内处理了4000名不良分子。他以这样合于战时法治来说明他行为的正确。旺代居民发生暴动，每个人都成为大革命的敌人，一直到死。“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发誓，“而且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方法使它再获新生。”公安委员会威胁要逮捕他，才可抑制他的热忱。他说：“我们将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断头台。”1794年11月，他被传到大革命法庭，并于12月16日证实他的预言。

弗雷隆与公安委员会其他官方工作人员在罗讷河与瓦尔河残酷地使用暴力：受害者在马赛有120名，土伦有282名，奥兰治有332名。相对平和的是库东，在他的任务中最仁爱的表现是在多姆山省为陆军招募新兵。在克莱蒙费朗，他重组工商业来生产新团队所需的物资。市民看见他以正义与人道的方式运用他的权力时，他们十分喜欢他。他任职期间从未有人被“革命的法官”处以死刑。

富歇曾为拉丁语与物理学教授，现年34岁，尚未成为巴尔扎克所谓“我所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人”。他看起来似乎很阴险：瘦长，尖刻，双唇紧闭，眼睛与鼻子尖锐、冷静、神秘、固执。他与塔列朗擅长迅速改变立场及用不当的方法求生存。从外表观察，他是一个忠厚的人，有谦虚的习惯与豪放的个性。1792年，他被南特市选入国民公会，开始他倾向吉伦特派，后来他看出它的没落，便转向山岳党并发布一本小册子，要求从资产阶级到劳动阶级都支持大革命。为了战争，政府应“收取任何超过人民需要的东西，奢侈品是明显与无理由地违反人民的权利的”。所有的黄金与白银都应没收，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将以强硬的态度充分地行使委派给我们的权利。姑息措施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必须贯彻实行。”代表到达卢瓦尔河下游各省，特别是在讷韦尔与穆兰时，富歇对私有财产全面加以禁止。他榨取的金钱、贵金属、武器、衣服与食物，足够装备他征召的1万名新兵。他从教堂抢到金或银的圣体匣、船舶、大烛台，并转送给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发现阻止他这种热忱是不利的，并认为这有助于赫波斯恢复里昂对革命的信心。

里昂几乎是资本主义法国的首府。在其13万名居民中的资本家，与整个法国其他各地有联系，商人的生意遍及全欧洲，工业界巨头控制了100家工厂，许多劳动阶层人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在巴黎的同阶级弟兄已差不多控制了政府。1793年初，在沙利耶的领导下，里昂也获得相同的胜利。但是宗教比各个阶层力量都大，至少有半数的工人仍是天主教徒，并愤恨雅各宾派反基督徒的政策。资产阶级动员其不同的力量反对劳动阶级专制时，劳动阶级分裂了。一个商人、贵族与吉伦特派的联盟排斥激进派政府，并杀死沙利耶与他的200名部下（1793年7月16日）。成千的工人离开城市，暂居于郊外，等待下次革命的机会。

公安委员会派出一支推翻胜利资本家的军队，由来自克莱蒙费朗、双腿残废的库东率领。10月9日，这支军队以武力推进并重建雅各宾派的权力。库东认为仁慈的政策适合一个依赖工厂与商店不停运作的城市，但是巴黎公安委员会有其他看法。10月12日，它通过国民公会，传达给库东一道由罗伯斯庇尔策定的训令，愤怒地为沙利耶与200名激进派分子复仇。训令的部分内容是：“里昂这座城市将被摧毁。每个富人的住宅都将毁掉……里昂这个名字将从共和国城市的名单中除去，剩下住宅的整体名称是自由市。里昂的废墟上将用以处理罪犯后代与惩治保王党人。”

库东不喜欢这项任务。他责怪这些名贵住宅的摧毁，然后在克莱蒙费朗使用更多同性质的劳工。11月4日，他在里昂被赫波斯接替。他们以一次嘲弄性的宗教典礼纪念沙利耶“为人民牺牲的救世神”，引导行列的是一匹戴着主教法冠的驴子，其尾上系着十字架与一本《圣经》，在一公众聚集的广场上用赞美词及《圣经》、木制圣人偶像与祈祷书和圣礼薄饼所做的营火，对殉道者表示悼念。为使里昂受到革命的净化，赫波斯与富歇设立一个20人的“临时委员会”与一个7人法庭审判嫌疑犯。临时委员会公布一份被称为“第一次共产宣言”的宣言。它建议“广大的穷人阶层”与大革命联盟。它公开批评贵族与资产阶级，而且告诉工人们：“你们受到压迫，你们必须打倒你们的暴君！”法国领土上所有的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的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社会公平的第一步是向每年收入1万法郎的人征税3000法郎。大量的金钱得自被监禁的贵族、教士及他们被没收的财产。

这份宣言不能完全为里昂人民接受，因为他们中许多是中等阶级。11月10日，1万名妇女签名请愿要求以仁慈的方式对待被囚禁在监狱中的成千名男女。委员们冷酷地回答道：“安静地做你们的家务……别让我们再看到你们耻辱的眼泪。”12月4日，也许为了让事情处理得干脆些，60名犯人被新法庭判决死刑，并被带至罗讷河附近一处空地，以机枪或大炮射杀。第二天，在同一地点，209名囚犯被以相同的方式处死。12月7日，又杀死200名。此后，屠杀改以斩首机缓慢进行，但是尸体的臭气散布至城市。1794年3月，在里昂被处死的人达到1667名——2/3是中上阶级。成百的昂贵住宅被摧毁。

1793年12月20日，一群里昂市民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请求终止报复，赫波斯被驱至巴黎。他成功地维持他的政策。富歇控制里昂，并使恐怖持续下去。他获悉土伦再度被占领后，写信给赫波斯：“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庆祝胜利。今晚我们在闪电般的炮火下打发213名叛徒。”1794年4月3日，富歇被召至国民公会为他自己辩白。他逃过惩罚，但永不忘记罗伯斯庇尔控告他暴虐残酷，有朝一日他将报此仇恨。

公安委员会慢慢觉察到各省的恐怖已进行到特别无节制的程度。为此，罗伯斯庇尔召见卡里尔、弗雷隆、塔利安，而且要他们的工作报告。各省的恐怖于1794年5月终止，巴黎的恐怖却还在继续。至此（1794年7月27—28日），它已夺取了2700名巴黎人的性命，整个法国的受害者达1.8万人。罗伯斯庇尔也成为受害者。有人认为受害者总数达4万人。那些被囚禁的嫌疑犯总计约30万人。被处死刑的人的财产归属到政府时，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恐怖政策。

·对宗教之战

那些在世界变得费解、无意义与悲惨之时，以宗教信仰作为最后依赖的人，与认为宗教生来是为阻碍通往理性与自由道路的一种受人支配与浪费金钱的迷信的人，在这二者之间，现在存在着最深的分歧。这种分歧程度在旺代最深——卢瓦尔河与拉罗谢尔间法国临海的地区，酷冷的天气、多岩而不毛的土地，使人口锐减，伏尔泰的智慧与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几乎没有影响此处。人们欢迎大革命，但是立宪会议颁布《教士法》——没收教会的财产，使所有教士成为政府的公务人员，而且要求他们宣誓效忠这个曾经剥削他们的政权。农民支持他们的教士，拒绝附和。年轻人被召为义勇军或被征入陆军来向暴徒开火，为何这些青年一定要舍命保护一个异教徒政府，而非他们的教士、圣坛及家庭的守护神？

1793年3月4日，旺代发生暴动，9天后，它波及整个地区。5月1日以前，3万名暴徒已被武装，几名保王党的贵族联合地方领袖，并将他们的新兵加入到受过训练的军队。国民公会了解他们的力量时，他们已占领图阿尔、丰特奈、索米尔和昂热。8月，公安委员会派了一支军队由克莱贝尔率领进入旺代，奉命摧毁农民武装并蹂躏所有支持他们的地区。克莱贝尔于10月17日击溃天主教在绍莱的军队，并于12月23日在萨沃奈将其完全瓦解。巴黎派出的军事委员被安置在昂热、南特、雷恩与图尔，有权处死任何有武器的旺代居民。昂热一带，有463人在20天内被处以死刑。在旺代的居民被奥什（1796年7月）征服前，已有50万人丧命于这场新的宗教战争。

在巴黎，大多数居民已不关心宗教。在这方面，山岳党与吉伦特派有一个协定，他们联合起来削弱教士的权力，并设立异教的历法。他们鼓励教士结婚，甚至放逐任何曾阻挠它的主教。在大革命的保护下，2000名教士与500名修女选择了配偶。

公安委员会的代表通常使教士不信仰基督教，这成为他们任务中一项特别的要素。他们将一名教士监禁，直到他结婚。在讷韦尔，富歇发布了严格的规定：教士必须结婚，必须生活简单如一名使徒，不得穿着教士服装，在教堂以外的地方不得执行宗教典礼，基督徒的葬礼仪式被废除，墓地必须设置碑文，以让民众知道“死亡是永久的睡眠”。他劝导一名总主教与30名教士丢弃他们的修道服，并戴上革命的红色小帽。在穆兰，他骑乘于一个行列的前列，沿途击碎所有的十字架、耶稣受难像和宗教的偶像。在克莱蒙费朗，库东宣称对基督的信仰已成为经济上的欺诈。他雇用一名内科医生当众证实一瓶由奇迹产生的“基督的血”，只不过是染色的松节油。他终止政府对教士支付报酬，没收教堂的金银器皿，而且宣布不能变成学校的教堂将拆毁改建成穷人的住宅。他认为大自然是上帝的神学，天堂是地上的乌托邦，因而它的人民都是善良的。

反基督教信仰运动的领袖是巴黎“市议会”（City Council）的赫伯特与巴黎公社的肖梅特。受到肖梅特演说与赫伯特新闻的鼓动，一群无套裤汉于1793年10月16日侵入圣丹尼斯修道院，把埋葬在那里的贵族棺材翻空，并熔化金属制品以备战争之需。11月6日，国民公会授权法国各行政区，正式舍弃基督教的教会。11月10日，巴黎劳工阶层与下等社会的男女行列以模仿宗教的服装游行穿过市区。他们进入国民公会大厅，并向代表要求参加在圣母院的夜晚庆祝典礼。在一家歌剧院中，康德莱穿着饰有三色旗的服装并戴着红色小帽，像自由女神般站着，由在场的女士唱谢尼埃著的《赞美自由》。礼拜者在礼拜堂中央跳舞、唱歌，而敌对的新闻记者与自由投机者在会堂附属的礼拜堂举行爱的仪式。11月17日，巴黎的主教戈贝尔屈服民众的要求，出席国民公会，发誓放弃他的办公室，将他的主教牧杖与戒指交给主席，并戴上表示自由的红色小帽。11月23日，巴黎公社命令巴黎所有基督教的礼拜堂关闭。

国民公会的第二个考虑，是想知道它并未重复它的反基督教的行动。代表几乎都是不可知论者、泛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其中几位想到受激怒的虔诚天主教徒的智慧——他们仍然处于过半数的优势地位，而且有许多准备以武力反对大革命。有些，像罗伯斯庇尔与卡诺，觉得宗教是能防止社会不断发生的骚动、反抗根深蒂固而无法被法律消除的不平等的唯一力量。罗伯斯庇尔相信天主教的教条是对迷信有组织的探究，但是他认为无神论是一种不谨慎的假设而不予接受。1793年5月8日，他曾责备哲学家是藐视人民并贪图国王奖金的伪君子。11月21日，他告诉国民公会：

每个哲学家与每个人，可以采取任何一种他满意的无神论主张。任何人因为有如此的主张便构成犯罪是不合理的，但是采用如此制度的政府官员或立法者将更为愚笨……

无神论是贵族政治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照顾受压迫善良的人，并惩罚得意洋洋的罪犯，这是人民的基本观念。这是欧洲与世界人民的观点，这是法国人民的观点。这种观念不属于宗教、迷信或礼节，它仅仅属于难以了解的权能、罪犯的恐怖、美德的持久与慰藉。

丹东同意罗伯斯庇尔，他说：“我们永远不会为了设立无神论的权势而绝灭‘迷信’的势力……我要求终止在国民公会中那些宗教的假面戏。”

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再度准许信仰的自由，而且保证对忠贞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予以保护。赫伯特提出抗议，他加入削减罗伯斯庇尔声望的一派。罗伯斯庇尔视其为主要敌人，并伺机消灭他。

·大革命吞灭它的后代

在无套裤汉中，赫伯特的势力也许伸展至各党派，而且利用激进派力量进入国民公会，从而恢复巴黎对全国的统治。罗伯斯庇尔的势力以前建立于巴黎民众，现在为公安委员会，他凭借较优的情报、决策与行动的机构，掌握国民公会。

1793年11月，公安委员会的名望达到最高峰，部分由于成功的国家总动员，更主要的是由于几处前线的军事胜利。新的将领——儒尔当、克勒曼、克莱贝尔、皮舍格吕——为大革命后辈人物，受到旧法规与战术或没落保王党的束缚，他们统率的100万人仍无适当的装备与训练，但是有一种思想鼓舞他们的勇气：如果敌军攻破法国防线，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可能得到怎样的后果。他们受挫于凯泽斯劳滕，但是他们收复并占领兰道与施派尔。他们将西班牙人驱至比利牛斯。在年轻的拿破仑的协助下，他们再度占领土伦。

8月26日，一支英国、西班牙与意大利的联合军队，受到英、西舰队的保护与地方保守派的鼓动，获得在地中海战略性的港口与军械库，一支革命军队围攻它3个月之久却徒劳无功。岬角分割此港，并俯视着军械库。获得这个据点，也就把握住了整个战局。但是英国人已用非常坚固的要塞堡垒——称之为小直布罗陀，封锁接近该岬角的陆地。24岁的拿破仑，立刻看出如果敌人的舰队能被迫离开港口，则其驻军将丧失来自海上的补给，因此不得不放弃该城。经过勇敢而冒险的侦察之后，他发现有一处丛林，可让他的炮兵安全地轰击该要塞。他的大炮摧毁堡垒的墙壁后，一营法国军队攻入要塞，杀死防御的军士，更换了那里的大炮。这对敌人的舰队构成威胁，领主胡德命令驻军放弃该城，同时舰队被迫离开港口。1793年12月19日，法国军队收复土伦。奥古斯丁，公安委员会的地方代表，写信给他的哥哥，极力称赞这位年轻炮兵“卓越的功绩”。一个新英雄的事迹由此开始。

这些胜利与克莱贝尔在旺代的那些人，使公安委员会能自由地处理内政事务。此时，有一个明确的“外国阴谋”要暗杀革命的领袖，却未发现确凿的证据。贪污遍布于陆军补给品的生产与供货方面，“在南方的陆军要求3万条马裤——一个最无耻的要求”。投机使商品价格提高。对重要的产品，政府已设置了限价，但是生产者抱怨如果对工资不做同样的控制，他们便不能固定其价格。通货膨胀被抑制了一段时期，但农民和制造商削减生产，失业率随着物价上升而增加。因为供给缺乏，主妇们必须排队才能购得面包、牛奶、肉类、牛油、油、肥皂、蜡烛与木材。排队有时自午夜开始，许多男女躺在门阶或人行道上，等待商店开门。饥饿的妓女到处寻找生意。许多地方，暴徒冲进商店并抢走商品。市政的劳务已经停顿，犯罪盛行，警察稀少，垃圾散布并污秽了街道。类似的情形发生在鲁昂、里昂、马赛、波尔多……

这些表明公安委员会对整个经济处理失当。巴黎无套裤汉的生活费与政府的财富，正被投机商获取。于是他们抛弃罗伯斯庇尔改为支持赫伯特与肖梅特，进而热诚地听取所有财产或至少所有土地国有化的建议。一个党派的领袖建议将所有的富人处死，以为解决经济穷困的办法。1794年以前，工人有一个共同的不满，资产阶级已暗中获取了大革命的果实。

1793年底前，公安委员会受到一个有力的革命领袖与一个著名新闻业者的新挑战。纵使丹东表面上极为残忍，他内在的仁慈性格使他回避王后的死刑与恐怖时期的暴乱。他由阿尔西回来后，他主张将入侵者驱逐于法国领土以外，并将大革命最主要的敌人予以处死，如此就无太多理由继续恐怖、继续战争了。英国提议和平时，他建议应该接受。罗伯斯庇尔则拒绝，而且基于政府仍然受困于不忠、阴谋与腐败的理由，应更加强化恐怖手段。德穆兰一度曾为丹东的秘书，期望他钦佩的朋友像他一样，获得幸福的婚姻。他出版了一份刊物《老科德利埃报》（Le Vieux Cordelier），要求结束恐怖政策：

自由既不是歌剧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也不是红色的无边帽，更不是脏的衬衫、破布。自由是快乐、合理、平等、正义、人权宣言及你们庄严的宪法（仍然在冬眠）。你们是否愿意让我认识自由，让我倒在她的脚下，并让我为她流干血液？请释放你们称为嫌疑犯的20万名市民……不要认为这将成为一般民众的致命措施。相反，它是你们能采取的最具革命性的措施。你们能以断头台消灭你们所有的敌人吗？如果还有更大的狂乱呢？你们难道能以断头台毁灭一个敌人，而在他的家庭与朋友中不再多毁灭两个？

我与其他主张必须实施恐怖的人有很大的歧见。我确信你们当中有一个仁慈的公安委员会的委员时，自由将可获得，欧洲也可被征服。

直到目前，仍对德穆兰友善的罗伯斯庇尔惊恐于开放监狱的请求。那些劳动阶级、教士、投机商与资产阶级——如果被释放，他们是否更有信心重新开创或毁灭这个共和国的计划？他确信逮捕的恐惧、加速的定罪与可怕的死亡，是唯一使大革命的敌人不敢以阴谋推翻它的力量。他怀疑丹东突然变为仁慈，是为了救助一些最近由于不法行为被捕的伙伴免送断头台，从而避免暴露出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中，法布尔·德格朗丁与沙博受审于1794年1月17日，并被判有罪。罗伯斯庇尔断定丹东与德穆兰将被罢免，这个委员会将为之结束。他断定只要这些老朋友活着，他将永不安全。

他继续让他的敌人分裂，而且参加他们的党派使其相互斗争。他怂恿丹东与德穆兰攻击赫伯特，欢迎他们对抗击反宗教战争的援助。赫伯特支持镇民暴动和抗议食物昂贵与稀少，他谴责政府与放任者，并于1794年3月4日激烈地批评罗伯斯庇尔。他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同志于3月11日有公开起义之势。绝大多数委员赞同罗伯斯庇尔，认为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赫伯特、克洛茨与其他几位同志被捕，并被控告在分配人民粮食时有不法的行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控告，因为它让无套裤汉怀疑他们的新领袖——而且在他们决定叛乱前予以定罪，然后很快送他们上断头台（3月24日）。赫伯特崩溃，并悲叹克洛茨以日耳曼人的平静等待他的死期来临，他对群众说：“我的朋友，你们不应将我与这些恶棍混在一起。”

丹东一定了解他被用作对抗赫伯特的工具，而且他现在对公安委员会仅剩少许价值。即使如此，他继续借主张仁爱与和平以疏远公安委员会——这些主张要求委员弃绝他们赖以生存的恐怖措施，反省他们一意孤行的战争。他敦促终止屠杀。“让我们，”他说，“留若干人给断头台来处理。”他仍然筹划教育计划与司法改革。他仍保持目中无人的作风。有人告诉他，罗伯斯庇尔计划逮捕他。“如果我知道他确有此念头，”他答道，“我将吃掉他的心。”他的朋友催他先攻击公安委员会。但他的勇气与意志都很薄弱，他不能振奋起以往大胆进取的精神。四年大革命浪潮中的奋勇前进已使他疲乏不堪，现在他毫无抵抗地沉迷于逆流中。“我宁愿被斩首也不愿送他人上断头台，”他说，“我厌恶人类。”

很明显，比兰—瓦伦首先建议处死丹东。许多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同意他的看法，如让宽容运动继续下去，无疑会让大革命向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投降。罗伯斯庇尔暂时不肯决定立即处死丹东。他与其他委员相信丹东已持有一些政府财产，但是他确知丹东对大革命所做的贡献，他深恐将大革命中的一位伟大人物处以死刑将导致某些党派与国民卫队的叛变。

在罗伯斯庇尔犹豫不定期间，丹东拜访了他好几次，不仅为他的财务记录予以辩护，而且为把忧郁的爱国精神转化为终止恐怖与寻求和平的政策而努力。罗伯斯庇尔仍然怀疑，并变得更为敌对。他帮助圣茹斯特（时常受到丹东的嘲笑）预备一个对其最大的敌手不利的诉讼案件。3月30日，他与公共安全委员会及一般安全委员会联合决定，由大革命法庭宣布丹东、德穆兰与12名最近被判挪用公款罪犯的死刑判决。丹东一位极有权力的朋友将此消息透露给他，并催促他躲藏到巴黎以外的地方。丹东未接受。次晨警察逮捕了他与德穆兰，并予以监禁。他批评道：“……革命的权势竟属于最恶劣之人。”

4月1日，勒让德尔建议，从牢中提出丹东，允许他在国民公会中为自己辩护。罗伯斯庇尔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阻止了他。“丹东，”他高声说，“是无特权的……我们将等待这天，国民公会是否能毁去这个早已腐朽的偶像。”然后，圣茹斯特念着他准备好的起诉书。考虑到本身的安全，代表命令立即审判丹东与德穆兰。

4月2日，他们被带至革命法庭。可能是法律论点上的错误，另一批人被牵连进来，包括德格朗丁，其他的“阴谋者”或挪用公款者及——使一般民众和他自己都惊奇的——塞克尔，公安委员会中温和派分子，现在受控与赫伯特主义者和外国阴谋有关联。丹东以权威和讽刺性的辩才为自己辩护，而且给予陪审团与旁观者十分深刻的影响，以致富基埃—坦维尔向公安委员会要求禁止辩护者发言。公安委员会呈予国民公会另一项控诉，据他们所知，德穆兰和丹东的党徒策划以武力援救他们。国民公会借此控诉，宣布这二人不受法律保护——换言之，“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现在可不经法律程序即被处死。陪审员听到这项控诉后，宣布他们获得充分证据并准备宣判。犯人被送回他们的监牢，旁观者被解散。4月5日，宣布全体通过的判决：所有的被告均判处死刑。获知宣判结果后，丹东预言道：“不出几个月，人民将会把我的敌人撕成碎片。”还有：“卑鄙的罗伯斯庇尔——断头台也将要你的性命。你将随我而去。”德穆兰在监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我心爱的露西尔！我是天生命运不好……我亲爱的，为我的贺拉斯活下去……我被绑住的双手拥抱着你。”

4月5日下午，已定罪的人被送至大革命广场。在途中，丹东再次预言道：“我将他们置于一个可怕混乱的局面。他们中无一人有政府观念。罗伯斯庇尔将随我而去，他被我拖垮。啊！最好做一个不干预政事的渔夫。”在断头台上，德穆兰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丹东排在最后一位。丹东十分思念他年轻的妻子，并默默地为她祝福，然后控制住自己：“来吧，丹东，不要怯懦。”他走上断头台时，他告诉刽子手：“将我的头出示给民众，这是很值得的。”他与德穆兰一样，只活了34岁。自卡米耶唤起巴黎人占领巴士底狱后，他们已享受人生。在他们死后8天，露西尔与赫伯特的寡妇及肖梅特，跟随他们走上断头台。

整个局面似乎已明了，所有反对公安委员会的党派都已被铲除或整肃。吉伦特派人被处死或驱退，无套裤汉被分裂而且受到压制，俱乐部——除雅各宾外——都被关闭，报纸与戏院被严格检查。国民公会受到恐吓，将所有的主要议决权交给公安委员会。在后者的保障与其他委员会的指导下，国民公会通过不利于囤积者与投机者的法律，实施免费、普遍的初等教育，废除法国殖民地区的奴隶制度，建立一个有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穷人医疗援助与老人救助的幸福国家。这些措施大部分都因战争与动乱而失败，但被保留成为鼓舞下一代的理想。

罗伯斯庇尔的双手沾满了血污，但未受束缚，现在着手于将上帝归还给法国。以理性主义代替基督教教义的企图，使这个国家转向反对大革命。在巴黎，天主教徒反抗关闭教会与骚扰教士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中低阶层人民参加礼拜天弥撒。在他一次优雅的演说中（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表示大革命与其政治前辈卢梭精神结合的时间已经来到（他的遗体已于1794年4月14日被移至万神殿）。这个国家原本支持一个纯正而平易的宗教——本质上属于艾米尔的萨伏依人的教皇，基于对上帝与来世的信仰——而且宣传公民与社会道德是共和国必要的基石。国民公会希望这个行动能平息宗教的过热并缓和恐怖，因而同意并于6月4日任命罗伯斯庇尔为主席。

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以官方身份，为10万名聚集在练兵场的男女老幼主持一项“上帝的节日”。在一长列怀疑论代表前头是持着花与麦穗的廉洁之士，并以音乐与圣歌伴奏。一辆乳白色的公牛拖的车子装载着成捆的金黄色玉米。在它之后，牧羊人与牧羊女以大自然代表上帝的一种形态与声音。在一只装饰战神的浅盆中，是最知名的法国艺术家大卫雕刻的一座冠以无神论的疯狂象征的木头雕像。他还完成了一座象征全胜智慧的雕像面对着这个场面。罗伯斯庇尔，美德的化身，将一支火把放在无神论雕像上，但是逆风把火焰吹到了智慧雕像上。一篇大体上高洁的题献显示：“法国人民承认上帝与不朽的灵魂。”类似的典礼在全法国进行。罗伯斯庇尔很高兴，但比兰—瓦伦告诉他：“你开始用你的上帝烦扰我。”

两天后，罗伯斯庇尔劝使国民公会宣布加强恐怖，他曾借宗教节日谴责赫伯特，如同他应付并反抗丹东时一样。《牧月法令》（1794年6月10日）认可死刑适用于主张君主立宪制或毁谤共和国、违反道德、散布谣言、偷窃公共财物、投机获利或挪用公款、阻挠食物运输、以任何一种方法干预战争之人。此外，这项法令授权法院决定是否允许被告辩护、什么证人应加审问、何时证据审查应予终止。“至于我自己，”一位陪审员说，“我永远确信，在一次革命中所有被带至革命法庭的人必须加以定罪。”

恐怖的加强获得一些谅解。5月22日，一项计划要谋害赫波斯。5月23日，逮获一名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的年轻人。国民公会相信有外国阴谋计划刺杀大革命领袖，因而宣布不分配住所给英国或汉诺威的战俘。巴黎监狱扣压了约8000名可能暴动或逃亡的嫌疑犯，他们必须以恐怖镇压。

“大恐怖”因此开始了。从6月10日延续到7月27日，不到7个星期，1376名男女被斩首——比自1793年3月到1794年6月10日被斩首的总数还多155名。富基埃—坦维尔描写掉落的人头“如同屋顶落瓦”。人民不再按计划做事，只愿待在家里并留意他们所说的每句话，社交生活几乎停止，酒店与妓院几乎无人问津。国民公会本身形同虚设，从原来的750名代表减为117名，许多代表回避投票，唯恐做出有损他们名誉之事。即使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也畏惧他们将处于新的三驾马车政治——罗伯斯庇尔、库东与圣茹斯特的斧下。

也许战争导致有权势的人屈服于强烈的权力集中。1794年4月，柯布哥亲王率领另一支军队进入法国，任何一个法国防卫者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巴黎的恐惧与混乱。英国舰队的海上封锁使法国无法得到美国的补给。直到一支英国舰队（6月1日）被法国护航船队击败，才能让重要货物运至布雷斯特。6月25日，一支法国陆军阻挡入侵者于沙勒罗瓦。隔日，圣茹斯特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弗勒吕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柯布哥撤离法国，儒尔当与皮舍格吕于7月27日越过边界，在安特卫普与列日建立法国主权。

胜利地击退外国君主的入侵可能减轻了罗伯斯庇尔的压力。一般安全委员会与公共安全委员会互相争夺政治权力，在后一团体中，比兰—瓦伦、赫波斯与卡诺使用暴力反抗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感觉出他们的敌对，罗伯斯庇尔避免参加7月1日至23日的会期，以期缓和他们对他领导权的憎恨，这却给予他们更多策划消灭罗伯斯庇尔的机会。此外，罗伯斯庇尔的战略犹疑不定：7月23日，他屈服于商人的申诉，签署了一项设定最高工资的法令，因而激怒了他以前的支持者。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这道法令使工人们现有的工资仅及以前价值的一半。

从各省回到巴黎的恐怖分子——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尔——表示，他们性命的保全决定于能否除掉罗伯斯庇尔。召他们回巴黎的罗伯斯庇尔要求他们说明他们的任务。“富歇，告诉我们，”他问道，“谁派你告诉人民世上无上帝？”在雅各宾俱乐部，他建议富歇就有关他在土伦与里昂的任务接受质问，否则将丧失会员资格。富歇拒绝接受审问，而且公布一张名单，其上列有将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新候选人，作为报复手段。至于塔利安，他无须如此刺激。他迷人的情妇卡巴吕斯，于5月22日遭到罗伯斯庇尔的逮捕，谣言传出她送给塔利安一把匕首。塔利安发誓，不计任何代价使她获释。

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做了最后的演讲。代表对他有敌意，因为他们中有许多反对他迅速处死丹东，而且责备罗伯斯庇尔使国民公会无能。他尝试答复这些质问：

同胞们……我必须公开心中的秘密，而你们必须了解事实……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消除严重的错误。我是来阻止某些人想将此自由神殿充塞可怕而不调和的誓约……这个恐怖与耻辱的制度是依据何种基础……我们必须向谁展示我们的恐怖……害怕我的人是暴君与恶棍或是善良百姓与爱国志士……我们应将恐怖打入国民公会吗？没有国民公会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曾冒生命危险来保卫国民公会，世上的人都看到可恶的党派策划摧毁它时，我们奉献自己以维护它的存在……谁是阴谋者首先打击的对象？我们正是他们要暗杀的，我们正是他们所称的法国苦恼……不久之前他们向公安委员会公开挑战。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消灭某一个人……他们称我为暴君……他们想迅速证明大革命法庭是一个流血的法庭，是由我一手造成的，而且由我全权掌握——为了杀害所有善良的人民……

此时此地，我不敢指出姓名（这些被控诉者）。我不能亲自撕下掩盖罪恶的神秘面罩。但我可以确切地断定：在阴谋策划者中，有些人是外国人用金钱收买的间谍，有计划地毁灭共和国……这些虚伪的卖国贼，在虚伪外表的掩护下，控诉原告并加倍运用策略……来隐藏事实。这是阴谋的一部分。

我的结论是……暴政控制我们，但并非让我必须保持沉默。人们如何能责备一个真理在他那一边，并知如何为国牺牲的人。

这次历史性演讲中有一些谬误——使人惊异，这是一位始终在政治陷阱边缘选择道路的人。权势可使人疯狂与腐化，降低深谋远虑的能力，增加行动的仓促。演讲的内容——无知的骄傲，推定“真理在他那一边”的人——可能是明智的，不过仅及于苏格拉底接近死亡时的状况。以死来威胁他的敌人，这是很不聪明的。更不聪明的是过分相信国民公会，却不畏惧恐怖政治。更糟的是，由于拒绝提出他所要控诉的姓名，他使更多的代表认为他们会在将来成为他愤怒的受害者。国民公会冷静地接受他的建议。罗伯斯庇尔于该夜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他的演讲得到热烈喝彩，在那里他公开攻击比兰—瓦伦与赫波斯。他们回到公安委员会后，发现圣茹斯特正为他们写诉状。

次日清晨，7月27日（大革命历11月9日），圣茹斯特以敌对的态度与恐怖的心情将诉状呈给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面对演讲台坐着。他挚爱的朋友迪普莱警告他会有麻烦发生，但罗伯斯庇尔有信心地向这位预言者再度保证：“国民公会是公正的。所有的民众也是公正的。”很不幸，那天主持的官员是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赫波斯。圣茹斯特开始念起诉书时，塔利安跳上讲台，将年轻的原告推置于一边，并高喊道：“我请求撕掉诉状！”勒巴忠于圣茹斯特，企图帮助他，但是他的话为成百的声音掩盖。罗伯斯庇尔请求有受审的机会，但也被大声喝止。塔利安高举着武器，宣布：“如果国民公会没有勇气宣判对他的控诉，我将用武装我自己的短剑刺穿他的胸膛。”

赫波斯将他的椅子让给杜里奥，因为他曾是丹东的盟友。罗伯斯庇尔走近讲台并高声说话，但杜里奥的铃声将大多数罗伯斯庇尔的话掩盖。尽管如此，他说的话仍然有部分压倒喧哗：“这是最后一次请你们给予我说话的机会！”国民公会代表大声吼叫，反对这种形式的演讲，一位代表说出使他致命的话：“我请求逮捕罗伯斯庇尔。”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像罗马人般大声说：“我与我的兄弟有相同的罪过，我分享他的美德，我请求与他一起被逮捕。”勒巴斯恳求，也获得同样的待遇。判决以投票方式通过。警察将两位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勒巴斯与库东带至卢森堡监狱。

巴黎市长莱斯柯命令将犯人移至市政厅，在那里他们受到贵宾的款待，并得到保护。巴黎公社的领袖命令首都国民卫队长昂里奥，率领军队至土伊勒里宫，并占领国民公会一直到逮捕令撤销。但是昂里奥喝得酩酊大醉，不能执行他的任务。代表们指派巴拉斯召集一队宪兵赶到市政厅，将犯人再次逮捕。市长再度向昂里奥求助，他仍然不能将巴黎的国民卫队集合起来，却将无套裤汉临时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对这位降低他们工资而且杀死丹东、德穆兰、赫伯特与肖梅特的人现已少有敬爱。天空开始下雨，他们解散，回到他们的工作单位或家里。巴拉斯与他的宪兵很轻易地控制了市政府。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是他持枪的手控制不稳以致子弹仅射穿脸颊，打碎了他的下巴。勒巴较为镇定地用枪射穿自己的头颅。奥古斯丁由窗子跳出时摔断一条腿。库东由于双腿失去知觉，跌落至楼下，一直躺在那里，最后宪兵将他与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带至监狱。

第二天下午（1794年7月28日）,4辆死刑犯护送车运送这4人，与莱斯柯、昂里奥及其他16人一起送至协和广场断头台。在途中，他们听到了旁观者的呐喊：“打倒极权！”他们还发现有上流社会的观众在等候：俯视广场的窗户都以高价出租，女人们打扮整齐如同参加宴会。罗伯斯庇尔的头被高举时，群众发出一阵满足的欢呼。多死一个人可能并不表示什么，但是巴黎人觉得此人之死表示恐怖即将结束。

温和派（1794.7.29—1795.10.26）

7月29日，大革命历11月9日的胜利者处决70名巴黎公社的社员。暴虐的《牧月法令》被废止于8月1日，被囚禁的罗伯斯庇尔反对者获得释放，他的一些党徒锒铛入狱。大革命法庭被整顿并准许公平审判，富基埃—坦维尔被要求为他的记录辩护，但是他的机智保全他的性命至1795年5月7日。公共安全委员会与一般安全委员会幸存，但是他们的势力已被削弱。保守派的定期刊物盛起，激进派的杂志因没有民众的支持而停刊。塔利安、富歇与弗雷隆发觉到只要国民公会不注意他们在恐怖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仍可获得新的领导地位。雅各宾俱乐部全部关闭（11月12日）。山岳党权势减弱，在12月8日幸存的73名吉伦特派的代表重新获得他们的席位。资产阶级再次虏获大革命。

政府的宽纵使宗教为之复兴。除了较小部分的人民接受过大学教育及中上阶层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外，多数的法国人民，几乎所有的法国妇女，喜爱圣人与天主教历的节庆超过罗伯斯庇尔无根据的庆典与无定形的上帝。1795年2月15日，新政府与旺代的反叛者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以保证他们的信仰自由。一个星期之后，它被推及到整个法国，同时政府请求与教会隔离。

较为困难的是同时满足那些长久对峙的矛盾双方：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强烈要求取消最高价格，消费者要求终止最高工资。国民公会现在受制于自由企业、竞争与贸易的热心崇拜者，并听取不能相容的起诉及最高价格限制的废除（1794年12月24日）。现在工人可自由寻求较高的工资，农人与商人对所有的交易可自由索价。物价波动剧烈。政府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新指券代替一般的纸币，但是它们的贬值速度超过以前。1蒲式耳的面粉1790年花费巴黎人2指券，1795年却花费225指券，一双鞋子的价钱由5指券涨到200指券，一打鸡蛋由67指券涨至2500指券。

1795年4月1日，巴黎几个区两度因为面包价格发生暴动。一些无武装的群众冲入国民公会，要求获得食物并终止对激进派的迫害。几名来自山岳党的代表支持他们。国民公会答应予以迅速救助，但它召集了国民卫队驱散暴徒。是夜，国民公会放逐激进派的领袖——比兰—瓦伦、赫波斯、瓦底尔——至圭亚那。巴雷尔与瓦底尔逃走，比兰—瓦伦与赫波斯被送至南美殖民地过着艰苦的日子。在那里这两位反对教权的人病倒，但受到修女的照顾。比兰—瓦伦幸存，娶了一位黑白混血的奴隶为妻子，甘心过着农夫的生活，于1819年死于海地。

民众的示威演变成暴动。招贴出现于街头，要求民众起义。5月20日，一群妇女与武装的男子冲进国民公会，高喊要求面包，要求释放被逮捕的激进派分子，最后要求政府放弃权位。一名代表被射杀，他的头被割下，被一根矛杆举起，置于国民公会前。主席安格拉，予以正式的礼遇。最后大雨与军队驱散了请愿者。5月22日，皮舍格吕将军率领的军队包围工人的圣安东尼区，而且命令剩余的叛徒投降。11名山岳党的代表被捕并受控共谋叛乱，2名逃亡，4名自尽，5名自杀未遂者奄奄一息，立即被送上断头台。一名保王党的代表鼓动逮捕卡诺，有人反对：“他带来我们的胜利。”因此卡诺得以保全性命。

1795年5月和6月，“白色恐怖”激烈地进行着。这一时期的受难者是雅各宾派，审判者是资产阶级的“温和派”与宗教团体“耶稣派”“耶和派”“太阳派”。在里昂（5月5日）,97名以前的恐怖分子被屠杀在监狱中。在法国东南部艾克斯昂省又有30名人犯以“残酷之极”的罪名被斩首（5月17日）。同样的情形发生于阿尔勒、阿维尼翁与马赛。在塔拉斯孔，200个蒙面人于5月25日夺取城寨，捆绑犯人，并将他们丢进罗讷河。在土伦，工人们奋起反抗新的恐怖。伊斯纳，一名被释放的吉伦特派成员，率领军队镇压工人并将他们消灭（5月31日）。恐怖并未结束，只是形式上有所改变。

胜利的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劳动阶级的联合，因为它已赢取一般民众的支持，而且这些胜利使他们连同无套裤汉都提高了威望。1795年1月19日，皮舍格吕占领阿姆斯特丹，威廉四世逃亡到英国，荷兰变成法国保护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有10年之久。另外的法国军队再度占有莱茵河下游的左岸地区。同盟国溃败而且失和，使法国轻易取得波兰。普鲁士全力防阻俄国从第三次瓜分中（1795年）获取一切，并派密使先到巴黎，然后至巴塞尔谈判，以获得与法国之间的和平。国民公会提出苛刻的要求，他们因为胆怯而不敢趋向和平，和平将使巴黎或其他各处许多饥渴的军队牺牲占领地利益以维持生存，而且使一些需要面包与工作的城市增加罪恶、疾病、与骚动。一些不安分的将领——如皮舍格吕、儒尔当、奥什、莫罗是否能抗拒诱惑不以武力夺取政权？因此，国民公会派遣巴泰勒米至巴塞尔传送命令，保持法国对莱茵河下游左岸地区的控制。普鲁士抗议但让步了，萨克森、汉诺威与黑森—卡塞尔照样行事。6月22日，西班牙割让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多明戈给法国。法国与奥地利和英国的战争仍然持续着——正好使它的士兵停留在前线。

6月27日，3600名移民由朴茨茅斯搭乘英国船只，登陆布列塔尼的基伯隆，并会合“法国西部起义者”（Chouan）极力鼓动旺代叛乱。奥什以一次辉煌的战役击败他们（7月21日），并借塔利安的提议，国民公会处决了俘虏的748名移民。

1795年6月8日，10岁的太子死于狱中。很明显，并非是因疾病所致，而是因瘰病与意志消沉。保王党因此承认路易幸存的两位兄弟中年龄较长、并移居在外国的普罗旺斯伯爵为路易十八，并决心拥护他登上法国王位。非改革派的波旁皇族宣布（1795年7月1日），如君位能予恢复，他愿重建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并具有至高的君主与封建权力。因此法国的资产阶级、农民与无套裤汉始终联合支持拿破仑对外的许多场战争。

然而法国已厌倦大革命，而且开始接受一些出现在刊物、巴黎上流妇女招待沙龙及有威望的君主主义者的意见：只有传统与合法继承的国王，能够使遭受三年政治与经济动乱、宗教分裂、持续战争之苦，在不稳定的生活中变得恐惧而忧愁的人民，重新获得法治与安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法国南部地区疏远巴黎及其政治家。在巴黎，曾为无套裤汉掌握的地方性会议，现在逐渐为商人控制，有些已被保王党虏获。在戏院中那些提到1789年前“美好往日”的台词受到热烈的喝彩。本质上具有叛意的年轻人，现已反抗大革命，他们称自己组成的一群人为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奇特的人（畸形的人）、喜好打扮的人（堕落的人），以他们的富有、奇怪的装束、蓄留或卷曲的头发为傲。他们在街头闲逛，参与危险的俱乐部，并大胆地公开保王党的思想。革命政府的支持减少，以致谣传国民公会即将解散时，民众为之欢呼，一些巴黎人甚至在街上跳舞。

但是，国民公会接近灭亡的时候，1795年6月它开始起草另一部与民主有关的、但与从未实施的1793年宪法大为不同的宪法。现在，它采用两院制的议会，任何一项由下议院提出的较为直接影响民众的行动与新观念的法律的创制措施，必须经上议院资深而有经验的议员同意。民众表示安格拉的智慧与沉着不足以决定一国的政策。因此《共和国三年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III，由1794年9月22日开始）修订人权宣言，以防止产生道德与权力常见的谬误。它省略一项“人是生来具有自由与平等权利”的主张，而且解释平等仅表示“法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选举是间接的：投票者选出代表他们本省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这些选举人将选出国家的立法机构、司法部与行政机构的组成人员。选举人资格限于财产所有人，以致只有3万名法国人民有资格选举政府。妇女投票权被一个国民公会的代表提出，但由于另一个代表询及“坚持丈夫的意愿不是她自己的意愿的妻子，在哪一点是好妻子”而被放弃。政府管制经济被认为不合于实际，遏阻商业的发展，延误国家经济的成长。

新的宪法包括一些自由主义成分：它确定宗教自由与“安全界限”内的出版自由（当时大部分为中阶层控制）。此外，宪法的批准是付托于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并附带一项惊人的条件：新议会中2/3的议员必须为现存的国民公会代表，如果此数目未能被选出，现有的其他代表则互选出议员，以弥补这个2/3的数目。这一主张辩称，有生命危险的代表必须保留，是为了经验与政策的持续。投票者是善良而和顺的：95.8226万张投票总数中，94.1853万张接受此宪法。对2/3条件投票的总数为26.3131万张，其中16.7758万张赞同。1795年9月23日，国民公会使新宪法成为法国法律，并准备有秩序地解散自己。

不顾及它数月的无法制与恐怖，屈服于它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在无套裤汉的统治下受到代表资格被排除的威胁，它仍然取得一些成就。它在某些失去法律灵气与根基的城市中维持法律规则；它融和资产阶级被赋予的权力，并企图控制商人的贪婪而使动乱社会中的民众免于饥饿；它组织并训练军队，提拔能干而有热诚的将领，排拒权势的联盟，而使法国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大海的天然疆界屏障下安然无恙；它还设立十进位制度，成立自然历史的博物馆、工科大学与医学院，设立法国研究所。现在它觉得，经过三年来奇迹般的幸存，它应该得到和平的终了。

但是它的结局与流血有关。劳动阶层与保王党占领了巴黎证券交易所附近的莱皮莱狄地区，发起暴动。基于他们不同的理由，其他的党派参加了这次暴乱。他们总共拼凑了2.5万人，前进到可控制土伊勒里宫与国民公会的位置（革命历1月13日，1795年10月5日）。惊恐的代表们临时任命巴拉斯负起防御任务，他指派当时闲居于巴黎的26岁的拿破仑，集聚人员、补给大炮。这位土伦的英雄知道大炮被藏于何处，派缪拉与一支军队取得它们，并将它们安置在俯视暴徒的位置上。解散的命令被大声传递过去，但不被理睬。拿破仑于是命令他的炮兵射击，约200到300名围攻者被射倒，其余的逃之夭夭。国民公会幸存于最后的严酷考验，而拿破仑无情地开始他在近代历史上最壮观的事业。

10月26日，国民公会宣布解散，并于1795年11月2日开始大革命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