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通缉犯”一跃而成座上宾
阎锡山正好要筹建共产党提出的民众抗日团体，缺宣传组织方面的能手。于是马上表示要重用薄一波，还说：“他们能凑几个钱？不用了。”说完大笔一挥，写了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让郭挺一带了5000大洋，去北平监狱请薄一波回太原“共商保晋”大业。
阎锡山希望能把牺盟会办得有声有色，但他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靠山西的老班底已经不行了，必须不拘一格，大胆延揽共产党方面的人才“为我所用”。曾经被他两次通缉过，其时正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的薄一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进入了阎锡山的视线。
“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在北平北海附近北平图书馆后面一条叫作草岚子的胡同里突然间建起了一座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监狱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监”和“北监”。
位于草岚子胡同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刚建成，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押送到这座新建的监狱。
北平反省分院是1931年底南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刘建群来北平“创造”的。刘提出，软硬兼施是政治家惯常采用的一项重要手段，尤其对待政治犯，来了硬的后要来软的，来了软的后要来硬的。只有软硬兼施，恩威并举，才能使其归顺。他把对待犯人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毒害，以及严格限制和不断灌输反动思想融为一体，称之为“反省”。并规定犯人以6个月为一个“反省期”。一期不行搞两期，三期还不“反省”者，则严加处分，甚至枪决。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圈套：铅印好一个“反共启事”，要犯人在上面捺个手印，即可释放出狱。并规定，凡刑期已满的，也必须履行这道手续。个别贪生怕死和有背景的人，不等刑满，主动去捺个手印，就出了狱。少数刑满的人，狱中受苦受怕了，也履行手续出狱了。
敌人这“软”的一招，确实毒辣。原来狱中关押的“囚徒”，除极少数是因病保外就医和极个别无条件释放外，不少人是捺手印出狱的。到1933年过后，全监只剩下100来名所谓的“死硬分子”，在继续坚持顽强的斗争。
1936年春，刘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个春天其实是一个酝酿着大转折的春天，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步伐日益加快，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曾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国内各阶级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指出当前形势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状态，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在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是要用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发动、团结、组织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了保证党在新时期历史任务的完成，还批判了长时期以来在党内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
此时，中共与张学良的谈判正在秘密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一路风尘来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带来了瓦窑堡会议的春风，带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来，他便着手纠正白区工作中的种种“左倾”错误。白区的地下工作，过去是关起门来干，或者打开大门，冲向大街，赤膊上阵地干。胡服说：“不行，再也不能那样干！”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发出的声音，主要就是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坚持华北阵地，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惨重，无力去实现党对各阶层群众的领导。
刘少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说，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16]”
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里的这一批共产党员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害，他们大多数是1930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将近一半是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有光辉的革命经历：李楚离参加过北伐战争；唐方雷先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徐子荣领导过确山农民暴动；殷鉴、胡锡奎、马辉之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周仲英、赵镈、张友清在黄埔军校时就是中共秘密党员；薄一波在天津宪兵司令部里秘密组建党组织。他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刘少奇曾经说过：“在白区，政权是国民党政权，军队是国民党军队，……白区党员的工作条件要艰苦万倍。在根据地入了党，就有工作做，吃饭、穿衣有了保证，……白区的党员必须自己找饭吃，自己赚钱来养党，自己出钱来做党的工作。党员在白区工作，脑袋好比拴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被敌人拿去的危险。”
现实的斗争，多么迫切地需要大批有经验的党员出来为党工作啊！而他们又大多被关押在敌人的监狱中。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向华北步步紧逼，一旦占领平津，被关在北平反省院的这批共产党员，肯定也会像东北三省沦陷时被关押在那里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一样，遭到日本法西斯野蛮的屠杀。是让这批党员尽快地出来为党工作好呢？还是等着敌人把他们杀害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
这批党员在被捕前，不畏白色恐怖，不顾万般艰难险阻，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每天与敌人周旋。不幸被捕后，他们不畏敌人的酷刑和屠刀，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始终坚守党的秘密，保证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甚至把敌人的法庭当成了宣布共产主义的讲台，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尊严。到了眼下，国民党的华北当局已经不是张学良，也不是何应钦，而是国民党不得已而新换上台的宋哲元，日本大军压境，虎视眈眈，华北、平津危如累卵，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怒潮澎湃，如火如荼，以宋哲元为首的华北国民党当局和反省院的头头们自顾不暇，惶惶不可终日。
北方局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时，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在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有几十个共产党员被押在那里，这批党员干部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并且熟悉北方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是一批难得的骨干，应该设法让他们尽快地出来工作。”
北方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立即向党中央请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马上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商量后，批准了这个要求。刘少奇接到中央的批复后，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负责。柯庆施即将此事交给在北方局工作的化名邢西萍的徐冰去具体办理。
徐冰，河北南宫人，1924年在德国留学时加入共产党，1925年因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活动，与朱德等被德国当局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德国，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翻译。1932年秋被叛徒出卖，被关入草岚子胡同反省院。1933年春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北平中国大学任教。
此时的徐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因为他具体参与了营救草岚子胡同反省院薄一波等几十名忠贞的共产党人的行动，30年后，他竟然会因为此事而被整得生不如死，而且更令他痛苦的是，挨了整，还无法向任何人解释！
徐冰说：“我对狱中的党员一个也不认识，联系有困难。”
柯庆施想了想说：“在你那里工作的有个党员叫孔祥祯，他在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牢，同里面的人很熟悉，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让他通知狱中的党组织。”末了，柯庆施还郑重地强调了一句，“你告诉孔祥祯，这是党中央指示这样办的。”
柯庆施点名让孔祥祯去办，是因为孔祥祯就是从草岚子保外就医出来的，在里面的时候，他还担任过狱中的支部书记。
孔祥祯，山西省泽州县人，1925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领导和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纵队，指派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开展陕北的工农武装斗争，1931年初，调往河北省唐山地区任军委书记，不久被捕关押在北平反省院。1932年12月经地下党营救，保外就医。出狱后，他的公开职业是在一个家在北平而人在伪满洲国做汉奸的官员家里当家庭教师，和徐冰一直保持着单线联系。
一天，徐冰对孔祥祯说：“目前抗日救亡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参加工作，但是现在干部很少，领导很着急。你知道草岚子反省院里，敌人还关押着我们几十个党员，那些同志好多你都认识，北方局现在没有办法争取他们无条件释放出狱，经请示党中央后，可以让他们按照敌人的规定在报上登‘反共启事’，然后出来。你必须想办法把中央的这个指示送给狱中的党支部。”
孔祥祯听后大为吃惊，说：“虽然我在狱中担任过支部书记，对他们都很熟悉，但我出狱3年多了，没有同他们联系过，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呢？而且这些同志在狱中都很坚定，很多人刑期早就满了，但仍然坚持不出狱，就是为了要争取无条件释放，要打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跨出监狱大门。现在让他们用登‘反共启事’的方法出来，他们能干吗？这样做与他们长期受到的党的教育背道而驰，涉及他们的政治生命，是极其严重的，上级必须确实负责才行。”
徐冰说：“这的确是党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么敢让你这样去做呢？”
孔祥祯十分不情愿地表示：“既然是党中央的指示，没啥可说，我执行就是了。”接着又犯难地说，“我出来已经3年多了，狱中的情况变化很大，再说，我也没有通往狱中的通信线路啊。”
徐冰在屋里踱着步子说：“你先回去想想办法再说吧。”
说来也巧，没过两天孔祥祯在大街上碰见了化名万曲非的魏文伯，魏文伯也是反省院中的一个老病号，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1935年底保外就医出狱。两人见了面，都不敢谈自己的组织关系，孔祥祯更不敢将自己的任务告诉魏文伯，因为魏文伯出狱比自己晚得多，便问他：“里面怎么样？”
魏文伯说：“跟以前差不多”。
孔祥祯说：“我有些东西想送进去，有认识的人吗？”
魏文伯说：“我有个族侄叫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跟里面的看守有关系。”
“可靠吗？”
“非常可靠。”
孔祥祯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赶去报告徐冰，把徐冰乐得抓着孔祥祯的肩膀直摇。当下，二人便商量着如何给狱中党支部写这样一封非同一般的信，徐冰转述北方局的指示，孔祥祯记录。信是写给殷鉴的，殷鉴是孔祥祯出狱后的党支部书记。据魏文伯说，他出狱时，仍是殷鉴担任这个职务。
信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首先分析了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党急需干部，关在反省院里的同志应尽早出狱，去担负紧迫的实际工作。
信里高度肯定了难友们几年来在狱中进行的斗争，但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应再将斗争的舞台局限在监狱那方狭小的天地里。
信中表示，党中央对狱中同志是完全信任的，当前党在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只有履行敌人的手续，才能尽快地出狱为党工作。
最后一条是保证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党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绝不歧视。
信写好后，由孔祥祯署名。
1936年6月，狱中党支部突然接到一封从秘密渠道转来的信，继殷鉴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看到此信后惊诧不已，立即召开支部干事会进行研究，干事会的三个人薄一波、殷鉴、刘澜涛都对来信大为怀疑。按照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不就是要在敌人的“反共启事”签名按手印，还要公开登报，这不就是向敌人屈膝自首吗？北方局和党中央怎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孔祥祯保外就医已经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现如何？会不会已经站到了敌人营垒一边，用这样卑劣的手段来诱骗大家上敌人的圈套？三个人反复研究琢磨了好几天，越想越感到此事疑问多多，决定不执行，只把来信给少数骨干传阅了一下，便束之高阁了。
就这样，第一封信犹如泥牛入海。
实际上，这时候薄一波正在设法用另一个方法出狱。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他在草岚子监狱，管他那个监房的，是个叫牛保珍的班长，多年共处，逐渐拉上了关系。又通过牛班长，跟一个姓栾的管理员拉上了关系。实际上，1934年，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进行绝食斗争，提出改善犯人生活，刑满者不必履行“反共启示”手续即可释放等要求，就是由薄一波作为代表，出面跟栾管理员谈判。这样，薄一波与这个栾管理员也就逐渐熟悉起来，搞好关系之后，薄一波就向他提出，想办法把他们搞出去。
这里需要提一句，没有资料显示，在1936年6月，孔祥祯通过魏茂林给狱中党支部送去那封信之前，中共北方局与草岚子监狱中的党支部取得了联系。那么，许多资料都说，当时在狱中的党员学习过狱外党组织送进来的中央文件，能及时了解党的最新政策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就是狱中党支部通过薄一波对栾管理员、牛班长这些人晓以大义，施之恩惠，花钱买通了一些看守，不断从外面把报纸、杂志买好，偷偷地运入狱中，使狱中难友不但可以看到当天或隔天北平发行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而且能看到当时在市面上也很不易购得的由邹蹈奋主编、上海出版、只能半公开出售的《生活周刊》，甚至能看到国内禁止发行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刊物《国际周刊》。更有甚者，马列的外文原版著作也被运进监狱，先由可靠难友秘密翻译，译出来后，再送到各号房传阅或传读。结果，“反省院”变成了“党校”。当时在狱中的难友扶屏，将家里每月给他的钱拿出一半交给支部，他说，“每月1元2角的报纸，我们要花五六元钱”。“我看到过的译本有《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半月刊）《国际通讯》《布尔什维克》等等，不下几十本”。这就不难理解，薄一波为什么甚至敢于跟这两个牢头研究越狱的问题。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势力撤出平津地区，到1936年，国民党就想把北平反省院迁往保定。栾管理员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向薄一波提出，可以想办法在路上把你们放出去。不过他说，这事我一人干不了，还得和弟兄们一起搞，得给他们一点钱。要多少？5000大洋。
5000大洋！薄一波上哪儿找这么大一笔款子？
很快，薄一波就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山西做情报工作的特科负责人胡熙庵。胡熙庵是薄一波的定襄老乡，而且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1928年，薄一波在天津做兵运工作时，顺直省委将打入国民党机构的秘密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由薄一波任支书，成员就有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科主任科员张文昂、造币厂科长胡熙庵、市政府宣传科长张友渔等人。这时，胡熙庵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
于是，薄一波就托看守，给胡熙庵寄去一封信，请胡熙庵帮忙筹款。胡熙庵接到信，先找特科系统的党员智良俊。智良俊也是定襄人，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此时的公开身份是胡熙庵那个经济统制处的科员。据智良俊的后人说，当年他爷爷为了营救薄一波出狱，甚至“拆房卖地”去凑钱。胡熙庵又找到张文昂，张文昂回忆说，当时他每月薪水100元，留下20元，都给了胡熙庵。胡熙庵还找了秘密党员牛佩琮，牛佩琮也是定襄人，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宣传部长，这时打入阎锡山身边潜伏，任阎锡山的绥靖公署秘书。几个党员凑来凑去，只凑了几百元。胡熙庵、牛佩琮他们一商量，决定找也是定襄人的郭挺一，去活动阎锡山拿钱营救薄一波。
薄一波写信的初衷，是想让胡熙庵想办法筹钱，买通看守逃出去。结果最后变成让郭挺一去找阎锡山了。
郭挺一是薄一波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两人于1925年先后在该校加入共产党，都是定襄人。1928年，郭挺一在赴霍州参加山西省委会议途中被捕，正当郭挺一在狱中组织难兄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之际，霍州省委会议却缺席将郭挺一开除出党。郭挺一从新入狱的同志口中得知自己已经被党开除，情绪逐渐消沉，后被转入山西反省院，于1935年7月按例履行手续刊登“反共启示”具保出狱。1936年到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自强救国会，担任工人委员会主任委员。
郭挺一很熟悉薄一波，私交也很好。据说，郭挺一在狱中时，薄一波于1931年被组织从天津监狱营救出来后，还特意回了一趟山西，试图营救郭挺一出狱未果。
郭挺一听胡熙庵说花点钱，履行个手续就能把薄一波救出来，当然愿意帮忙，马上就通过梁化之去找阎锡山，说胡熙庵他们几个定襄老乡正在凑钱救薄一波，一波是个难得的人才，关在监狱都5年多了，着实把薄一波夸赞了一番。
阎锡山正好要筹建共产党提出的民众抗日团体，缺宣传组织方面的能手。于是马上表示要重用薄一波，还说：“他们能凑几个钱？不用了。”说完大笔一挥，写了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让郭挺一带了5000大洋，去北平监狱请薄一波回太原“共商保晋”大业。
就在胡熙庵他们凑钱想辙的同时，这边徐冰和孔祥祯左等右等不见第一封信的反映，于是在8月又写了第二封信送进草岚子监狱，明确告诉他们：“这是特定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党现在向你们作出保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政治上一律不视为自首叛变分子，组织上不歧视，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接到此信后，仍然拒不执行，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这一次狱中支部进行了反复讨论，大部分人决定执行。
1936年9月初，就在中共北方局紧锣密鼓地催促被关押在草岗岚子反省院里的薄一波等数十名共产党员按照敌人的规定签名画押，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当儿，阎锡山居然也在这时候派出特使郭挺一，到北平监狱面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因为到1936年9月薄一波出狱之前，中共已经与杨虎城、张学良、宋哲元、李宗仁、刘湘等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的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唯独只有卡在红军前出到河北抗战前线路途上的山西阎锡山，仍未建立任何统战关系。
无疑，阎锡山派特使请薄一波回山西“共商保晋”，正是中共与阎锡山建立合作抗战统战关系的绝好机会。
郭挺一到了北平。他先去见宋哲元，宋哲元写了一封信给监狱长，郭挺一进监狱见了薄一波。薄一波不知道郭挺一是胡熙庵活动来的，只知道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代表，因此第一句话就问他：“我们不是已经分道扬镳了吗？”
郭挺一当然听懂了薄一波话里掖着另一层意思：你姓郭的不是早就被党开除了吗？难道你又归队了？组织上派你来的？
郭挺一的回答是：“你话里别挟枪带棍的，我没错，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恰恰相反，是山西省委的某些人乘人之危，把我扫地出门。现在阎先生要铁了心抗日，我跟他抗日就是了。”
薄一波看了阎锡山给他的信，又对郭挺一说：“‘共商保晋’？这事你可以做，我不能做”。
言外之意就是，我薄一波是不想像你那样，先履行手续出狱，随后再与阎锡山共事。
很长时间薄一波心里对郭挺一都有个定论。1982年，薄一波到太原召集华北五省党史征集委员会开会期间，专门找来研究胡熙庵问题的李育正和研究郭挺一问题的王汉山，谈这两个人的问题。2005年9月，李育正在郭挺一10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回忆说，当时“谈了一整夜，谈到郭挺一的问题很激动，谈到胡熙庵的问题也很激动，薄老说：‘历史已经形成这样一个说法了，过去一直说他是叛徒，我的观点就是：郭挺一到阎锡山那里是错误的。’”
很明显，薄一波的意思是说，郭挺一履行手续出狱，就去阎锡山那里，没有组织上的授意，是他自己去投靠的。当然这就会是一个重大问题。
这时，坐在一边的牛佩琮开口说：“一波，我记得他在国师入党比你还早。他哪里是投靠阎锡山呢！是我写信把他叫出来，说阎锡山当时要抗日，缺乏人才，把他弄过来吧，当时他去当了工人委员会主任，以后胡熙庵听说花点钱，履行手续就能把你们草岚子这批人救出来，我们就活动让郭挺一去救你们去了。”
就这样，薄一波在30多年以后才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
所以，当1986年召开“北方局”党史征集会议，有人在会上说：“郭挺一是个大叛徒”时，薄一波当即气愤地说道：“你道听途说，你有什么根据，你知道什么？”
当年，郭挺一在监狱里碰了薄一波的钉子，并没有打道回府，而是留在了北平，继续做薄一波的工作。
过了不久，狱中党支部又收到了第二封信，信的内容还是催促他们尽快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早日为党工作。信也仍然是由孔祥祯个人署名。
与前一封信相比，这第二封信的口气就相当严厉了，一开头就写道：“你们知道是谁让给你们写这两封信的吗？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尤其让薄一波等人受到强烈触动的是，上级组织还警告说：“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那时，狱中党员们并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也并不认识刘少奇本人，但对党中央代表是无比亲切和崇敬的。尽管如如此，因涉及的性质实在是太严重了，党支部仍然对第二封来信深感疑惑和不理解。5年来，不正是为了保持革命者的气节，不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名按手印，才刑期满了也不出狱，才戴着镣铐受尽了狱卒们的折磨，才冒着随时被敌人杀头的危险，进行了那么殊死的战斗么？可是，现在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居然要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名按手印，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难友们在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来。
对于北方局的第二封信，薄一波等党支部领导成员虽然仍不理解，但却不能再束之高阁了。当他们向党员们专达时，果然不出他们所料，立即引起了党员们的惊疑的激烈的争论。
马辉之说：“这封信肯定是敌人搞的阴谋，党员在不可能让自己落入敌手的党员登报自首，靠不住，不能执行。”
韩均刚向刘有光传达完，刘有光便同他大吵起来，说：“上级怎么可能下达这样的指示？你是不是坐牢坐久了，动摇了，自己想叛变，还想拉我跟你一起下水？”
两人争吵不下，支部又派杨献珍同刘有光谈话。刘有光仍然不服，说：“既然中央有信来，你把信给我看看，我得弄清楚是真是假。”
周痒说：“我们已经坚持了好几年，这么出去，岂不是前功尽弃。”
王新波听后提意见说：“虽然是让我们假自首，是一种策略，责任不在我们，可报纸一登，白纸黑字，中央必须应再明确一下才行。”他还说，“出狱以后要以正式党员对待我们，应当立即分配工作”。
周仲平向贺致平、高梦九传达时，贺致平惊奇得直摇头，高梦九则坚决反对。还有多名党员向党支部建议：尽快设法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查清孔祥祯出狱后的政治表现，是否坚定可靠，以便判定来信的真伪。
魏文伯与冯基平都是1935年12月保外就医的。魏文伯出狱后，一直与杨献珍有书信联系，狱中支部决定由杨献珍向魏文伯写信了解情况。魏的回信很快送到了狱中，证明孔祥祯出狱后一直很坚定，积极为党工作，未发生过任何问题。
孔祥祯为传达北方局的指示，连续给狱中党支部写的两封信，在全体党员中间引起了非同一般的震动和反响，怀疑、反对、争论，激动着各个监号，冲击着每个党员的心，紧接着北方局第三封催促的信又通过秘密渠道送了进来。即使有很多党员仍然很不理解，但党支部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根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坚决执行。
不过刘锡五仍有疑虑，他要求自己先不出狱。他对首批出狱的薄一波说：“只要是中央的指示，我一定执行。只是希望你们出去后，再好好了解一下，如果真是党的指示，就想法子给我送一只鸡进来。要是情况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出狱后没几天，北方局派人给狱中送去了一只鸡，最后打消了刘锡五的顾虑。
唯有刘格平固执地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相信上级组织会让他们向敌人自首，因此比其他同志多在草岚子监狱呆了整整8个年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走出牢门，重见天日。
按监狱当局规定，凡在狱中服刑时间未达到刑期一半的，仍然不能履行手续出狱。因此，狱中党支部对能够出狱的党员，作了研究安排，分批出狱。
延安窑洞里的中央书记处为了使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同志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于1936年12月4日给胡服发出电报，说“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期分批送西安，我们交通今日出发专接。”
第一批同志出狱后，很快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9月22日，薄一波一出大牢，郭挺一就租个小轿车，将薄一波接到公寓，盛情邀请薄一波为阎锡山工作，薄一波再次婉言拒绝。
9月25日，孔祥祯安排薄一波见徐冰，徐冰传达胡服指示，山西一定要去。薄一波还是说：“先去看看，回来再说。”
薄一波哪里知道，这时候陕北的毛泽东对于统战阎锡山，打开红军通往河北抗日前线的道路，已然是心急火燎，反复指示刘少奇，应把“晋绥”放在北方军队统战工作的“第一位”，要充分了解“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
薄一波晚年回忆说：“我从监狱出来个把礼拜，10月5号可能是就回到了山西，在山西住了20多天。当时革命的没多少，党内只有一个特科，他们组织了一些人在车站上欢迎我。大约有十几个人，稀稀拉拉的。胡熙庵带了一些人，叫我到他们那里住。还有梁化之和郭挺一（他先回来了）准备的汽车也到车站来接。我跟他们回去之后，就住在郭挺一那里。”
薄一波在太原调查期间，看到的情况还是让他感到山西的形势大有可为。特别是10月18日，在海子边（当时亦称文瀛湖，现儿童公园）召开了牺盟会宣传大会，到会者有工人、学生、商人、市民及牺盟会员共约万余人，大会主席是张文昂。大会通过了告同胞书和通电，并印发了牺盟会的工作纲领及宣言。
所以，薄一波临走时对梁化之说：“请你告阎先生，我愿意回山西工作，但我还需要回去同‘远方的朋友’商量一下。”
“远方的朋友”指什么，梁化之一听便明白，阎锡山也不会不懂。
这边薄一波答应赴晋工作，那边驻太原特务机关向阎锡山直接提出取缔“牺盟会”的通牒，并通过日本外务省向南京外交部提出质问。
10月22日，蒋介石到了西安，张学良依约邀请阎锡山赴西安，按两人之前商量好的，一同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剿共，一致抗战”。阎锡山既以祝蒋介石50寿辰为名，致电蒋介石，请求允许到西安晋见。但当阎锡山乘机抵西安时，蒋介石却以“避寿”为名，飞去洛阳了。
10月31日，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又跑到洛阳见蒋介石祝寿，没想到老蒋先是在洛阳军校训话时，当众不点名地臭骂了一顿张学良，说：“日本是皮肤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谁主张容共，谁就不是人，是混蛋！”
下来又质问阎锡山：“牺盟会是谁提的建议？要严加惩办！”
阎锡山对张学良摇摇头说：“汉卿呀，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再想想办法吧”，然后回了太原。
10月底，薄一波等中共山西公委一行5人来到太原，住在胡熙庵家中。11月初，阎锡山从洛阳回来后，就与薄一波正式会谈。薄一波对阎锡山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不是做客。按照家乡话说，叫作先小人，后君子。有几点说清楚了以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
阎锡山对此一一表示同意，只是加了一条：不得发展共产党员。
然而，在此之前，阎锡山对于“联共抗日”，只是在赵戴文、梁化之等很小的范围内议论，现在要把薄一波等人正式用起来，委以实权，就不可能再对山西上层保密了。
因此，阎锡山做了个“民意测验”，他把山西的上层人物都找来，对他们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若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助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你们要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
数日后再次开会表决，令阎锡山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到会的38人中，竟有31票赞成联共抗日。
于是，阎锡山在其高干会议上，正式宣布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身份到“牺盟会”任秘书长，主持工作。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班子进行了改组，新班子的成员几乎全是共产党。
11月12日，陕北中央代表彭雪枫经南汉宸接洽，由天津到达太原。在阎锡山的同意下，彭雪枫即与阎方全权代表、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具体磋商有关事宜。双方商定：
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
二、建立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渠道，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中共地面交通安全；
三、彭雪枫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在建立自己电台之前，先用阎方的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