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体内容
引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概括为“十四个坚持”。这“十四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十四个坚持”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这“十四个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
其中，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
。此外，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内容也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确立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破解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上述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核。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经验出发，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主线；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本节，我们将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协调利益矛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七个方面入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基石。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我们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以此为指导，我们党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要求明确写入党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发展奇迹，反复证明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党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贯彻和升华。
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规律要求，也具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本质要义，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发展观的新飞跃、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体系的本质规定，因而也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只有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区分开来。
为了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十三五”规划纲要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结果。这些成就来自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来自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与环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千百万人民孜孜以求的一个基本理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固然，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是，也不是说在现阶段，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可以无所作为。相反，我们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一步步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特别是在民生领域取得一系列新成绩。
例如，“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整体上跑赢了GDP增长，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全国基尼系数双双下降；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持续提高，城乡统筹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实现中国梦，最终要靠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力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
二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时代，人民的需要有所不同，社会生产的发展状况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人民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就会发生转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近七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只有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及时、准确和科学的判断，才能明确发展方向，制定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必然是建立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站起来”的经济基础。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彰显出“富起来”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趋多样化，需求层次日益提高，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生产的落后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转；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水平离世界经济强国还有距离，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总体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这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发展理念的变化。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进一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新要求，还必须看到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中蕴含的“不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不变”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的前提和基础，不能因“变”而忘记了“不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从经济建设角度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强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指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从长期发展视角看，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及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正因如此，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实践的关键，是评价改革效果的根本标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要清醒地认识到，评价中国改革的绩效，必须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绩效作为根本尺度，而不能以所谓西方主流价值观，或是传统保守的理论教条来判断改革的成败得失。
从更为理论化的层面分析，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就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因此，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期间，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如此方可真正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需要看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科学技术，科技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我们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因此，实现创新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和重要部署。
还需要看到，生态环境保护也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着重注意的一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西方的发展理论，在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上始终没有突破的一点在于，其认识上的最高点，也仍然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和绿色发展理念，其高度在于在承认和重视资源、环境和生态是生产力的同时，也将发展的目的本身，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纳入其中，形成了手段和目标高度一致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阐述并实践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理论，使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我们学习贯彻这一精神，就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欧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行不通，而应探索走出一条环境保护新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发展道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四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都是尖锐对立的。在前者看来，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在后者看来，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拥有市场运行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和充分的激励机制，无法形成真实反映资源稀缺性的市场价格。因此，两者水火不容，“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奥斯卡·兰格等人虽然力图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中模拟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其论证缺乏微观基础，未能将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中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与行为模式进行充分考察，故而并未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问题。
揭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的理论贡献。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后，又几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特别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论断，并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如果我们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话，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就不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市场经济通过鼓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探索，来调动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提高生产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创造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另一方面，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角度来看，市场机制通过促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不断推动就业岗位增加与居民收入增长，这显然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以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为指引，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实践证明，根据我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支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应当是有机的。一方面，公有制要通过股份制等形式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形成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简言之，就是能够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比较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需要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相容的，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同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样，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彼此之间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相矛盾的地方。市场经济虽然有着自主经营、追逐利润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运用灵敏的经济信号及时对生产和需求进行协调等显著优点，能够比计划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弱点，引发一些新的矛盾，诸如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逐利性、投机性会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产生矛盾，市场的竞争性必然导致经济垄断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等等。
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难度不容低估。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具体地看，包括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导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上来，如何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等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均有待我们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此外，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观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必要性。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因此，从其崇尚“看不见的手”的传统来看，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天生具有倡导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倾向。即便如此，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家也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发现并深刻揭示了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即由于垄断、外部性、不充分信息、交易费用等的存在，以及不能解决保护弱势群体等问题，市场机制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而排除政府作用、极端化地依赖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恰恰在西方国家造成了经济增长平庸、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进而政治结构发生激进变化的恶果。
正因如此，只有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发挥出巨大推动作用。从中国实践看，正是因为中国的决策者比较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已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例如，有海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成分包括依靠政府管理经济、依靠经济绩效考核官员等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包括中国党和政府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制高点，拥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部分非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和发展战略决定权等方面；“市场经济”成分主要是指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价格，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上三种成分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
西方学者的这种分析就严谨性和准确性来说，当然有待商榷。但是，此类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鉴于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问题上天生具有的意识形态成见和理论偏颇，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上的相容性和实践中的可结合性，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克服和抑制市场机制内在缺陷的意义，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推进这种有机结合中不断完善和成熟的，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形成逻辑严密、结构有序的理论体系。
五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而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恰是一个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适宜边界的伟大试验，有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1978年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表明，完全忽视市场作用、由政府统揽经济事务的经济体制，导致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够快等一系列弊病。因而，改革甫始，这套经济运行模式就作为主要的改革对象。
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正是向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中不断注入更多的市场化因素，以便发挥市场机制优势，改进资源配置效率、调动生产者积极性和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理论界的探讨一度更多的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做文章，形成诸如板块论、有机结合论和渗透论等认识。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正式放弃了计划经济模式，中国改革进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整体推进阶段。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民营企业；（4）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5）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6）转变政府职能；（7）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中国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施开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国有企业，重视人力资本和教育，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体制基础。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其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而是在于很好地运用了国家权力来逐步改革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扭曲的制度结构，引入市场机制，改善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增加了国民储蓄与投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经济高速发展由此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作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当一些西方学者观察到中国的发展成就后，则以“发展型政府”概括这种政府作用，特别是表现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概括上面。
尽管早期的改革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但仍有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一方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导致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政府职能的发挥也应该有所不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下面，我们从几个关键经济领域概括在这个方面仍然存在的问题。
从资源配置效率看，土地、信贷、自然资源和部分上游产品的价格仍然被严重压低，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这种体制因素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由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从市场竞争格局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还没有最后完成，行政性垄断广泛存在，非国有经济在价格、税收、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仍面临着所有制歧视，政府在市场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依然存在，各种经济成分在国家统一的产业政策下各显其能、公平竞争的态势尚未形成。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由于金融、企业、政府等领域改革的不到位，中国的宏观调控无法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提供有效的政策信号，从而不得不过于倚重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可能使宏观调控长期锁定在较低效率的次优状态。
从社会层面看，在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仍占有重要地位，社会性支出仍然不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协调。同时，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使得设租、寻租和腐败现象得以蔓延，贫富差距的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当前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功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有关，也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有关。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就必须破解金融体制、财税管理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垄断行业等一系列改革难题，而所有这些改革的切实推动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也离不开市场制度的不断发育和完善。
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伴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党的十五大指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结束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总书记的讲话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具体阐释：从理论角度看，它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实践角度看，这个重要判断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遵循总书记上述讲话的精神实质，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于政府作用，要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从市场一端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为此要加快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提供制度保障。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开放促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政府一端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因此，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始终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去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现问题。要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只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崛起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地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同时又不断地用发展的办法化解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的动态过程。历史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的各种由于改革不配套、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而导致的过渡性问题，也需要并且完全可能通过继续推进改革的办法得到根本解决。在更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保障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道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将更为清晰合理。
六 协调利益矛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当前，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企业家营造宽松环境，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理解上述讲话。政治经济学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化解各种经济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越来越多，阻力越来越少，进而使得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从理论上说，协调好利益矛盾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统一起来，就是要在改革的进程中将责任、权力、利益三者统一起来，掌握和运用权力者必须要承担相对应的风险与责任，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就必须要赋予相应的激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权力脱离了责任的束缚，则权力可能被滥用，引发社会失序，而如果责任脱离了利益的激励，则履责也会无效率。
同时，化解各方面的改革阻力就意味着要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处理好改革可行性与改革必要性、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制度创新与依法改革、鼓励基层探索与做好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或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互为补充的关系，且在不同的改革时期有所侧重。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发展实践已经提供了大量新鲜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构成了中国改革发展的独特之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宝贵的事实基础和理论创新源泉。
例如，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各项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检验标准，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稳定。由此看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虽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却是互为条件和互相促进的关系。
再如，就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而言，当农村家庭承包制在一些地区出现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随着家庭承包制的逐步铺开，中央文件也不断扩大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程度。到1984年，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呈现燎原之势。随后，人民公社被废除，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回归村民自治组织。这个改革过程非常快，仿佛是在实施“休克疗法”。但实际上整个改革过程中体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是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以及各方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的结果。
七 促进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我们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的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享发展作为首次明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赫然在目，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新实践的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各项实践中得到了突出的贯彻。特别表现在，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各类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取得了一系列民生领域的新成绩。
也要看到，囿于我国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现象，与老百姓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
党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不同发展水平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认识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诉求也会不同。我们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多从社会发展水平、从社会大局、从全体人民的角度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要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保障。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