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
我虽然在五十年代前期就读过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一九六〇年起还研究《创业史》并陆续写过几篇评论，但我和柳青本人有机会见面，却在他于《延河》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四年之后。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八月初，我去西安作协机关住下后的第二天晚上。
西安地区天气竟是这么炎热，白天太阳底下晒着犹如烧烤，天黑下来却还酷热得难以忍受。已是晚上大约八点钟了，仍然没有多少凉意。坐在室内想写点东西，挥汗如雨，手臂与纸张接触的地方全湿透了。连灯下看东西也不断冒汗，真恨不得浸泡在冰水里才好。于是只好走到室外去乘凉。
一位约摸五十多岁、理着平头的老汉，坐在院中水泥池边上，他也正在纳凉。
我曾听人说过，柳青因“文革”中受到冲击，已和他的家人离开了长安县的家，住进了西安作协所在地，集中起来参加运动。他每天负责打钟，给作协机关报时间，莫非这位老汉就是他？
于是我走过去，有点冒失地发问：“您是柳青同志吗？”
“是。您贵姓？”
“我是严家炎。”我伸出手去。
老汉也伸出他的手，和我握着说：“啊！昨天听人说你到这里来了。咱们这是第一回见面吗？你来西安几天了？”
“昨天下午刚到。”
“西安天气和北京不大一样，夏天热得厉害。”
“是啊。早上还算凉快，白天和夜间都很热，真是大陆性气候。”
“倒不是因为离海远，还有一些具体的气候条件。”
于是，他打着手势说起影响西安这一带的气候条件来了：高大而绵延不绝的秦岭山脉如何围挡在从西南到东南的方位，西南与南方来的温湿气流如何受到阻隔，形成了西安地区暑天的蒸笼效应……他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又相当准确到位。
我从《创业史》中知道柳青对这一带地理、气候条件是熟知的，但熟悉到这种如数家珍的程度，理解得这么透彻，却出乎我的预料。这使我惊奇不已。
我问到他近期身体状况。他告诉我，自己患的是季节性哮喘病，每当受到某些花粉或其他说不清的细小物质的感染，就容易引发很难受的哮喘，因此总得时刻小心，但眼下情况还算可以。当前使他感到着急的，倒是另一件事：《创业史》第二部的稿子找不到，被某大学的造反派学生抄家时抄走了，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他担心会不会丢失。我听着也感到意外，甚为关切，却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向他建议，可物色熟悉该大学情况的人先去询问
。
大约聊到晚上九点左右，又到了应该打钟的时刻，柳青先与我分手道别，离开水泥池边打钟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第二天晚间，我和柳青又在纳凉时见面。他向我问到《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写作和发表的情况。他问我：“那时你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形象的文章？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某位领导人授意——比方说像林默涵这样的人物支持你写？”我告诉他：“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写这篇文章，我仅凭自己阅读《创业史》的艺术感受，而且是把作品读了两遍，做了许多笔记才形成的一些看法，总想把它写出来。在我的感觉中，《创业史》里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确实是梁三老汉；梁生宝作为新英雄形象也有自己的成就，已在水平线之上，但从艺术上说，还有待更展开、更充实、更显示力度，眼前仍比不上梁三老汉。因此，不写就觉得手痒痒的。只是我那篇文章中有些措辞可能不太妥帖，斟酌得不够，直来直去，像 ‘三多三不足’之类。”柳青问：“你当时多大？”我告诉他：“那时二十七八岁。”又补充说：“有关《创业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一九六〇年冬天到一九六一年夏天写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起先对刊发梁生宝这篇有点犹豫，搁了一段时间，延到一九六三年才发表。”柳青马上说：“如果是这样，看来我对这件事有点误解了。我总以为，批评梁生宝形象的那些意见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有人想借此来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发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他又补充说：“你谈梁三老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当时我跟《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也说过。”“是跟张晓萃同志说的吧？”“是，一位女同志。”
随后，柳青还很有感慨地说：“在我们国家，一部作品无论怎么走红，好像也红不过五年。现在有人又主张 ‘工农兵文艺’了，这种说法我不赞同。过去延安讲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那还宽一点。一九四九年以后讲 ‘人民文艺’‘人民文学’，我的理解是更宽广了，现在怎么又退回到 ‘工农兵文艺’的道路上去呢！这样下去，我这个作家感到自己实在很难适应今后的创作要求了。”又说：“我这些话，即使被中央 ‘文革’知道了，我也不怕。”
次一天的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来邀请我到他暂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见到了他夫人马葳和全家人，聊了一会家常话，感到很亲切。
临离开西安前，我与陕西作协红色造反队负责人之一的陈贤仲交谈了一次。我说了我个人的看法：建议对柳青这样的作家，应该早早解放。即使柳青比较崇拜肖洛霍夫，在家里挂他的像，恐怕也算不上是多大问题。陈贤仲也点头表示赞同。
一九七二年，我在自身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之后，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获知柳青夫人马葳前些年受迫害致死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和哀伤。我辗转相托，请人给柳青带去一本书，曲折地向他表达自己一点抚慰的心意。
真正与柳青第二次见面，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一九七八年。柳青当时因花粉过敏、哮喘病严重发作而住在北京朝阳医院，我和新华社徐民和相约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虽然插着氧气管，见到我们后谈话的兴致却很高。他告诉我：“前几年因病来京住院时，很想见你一面，但未能联系上。”柳青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他以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作为例证。他说：“做人，总要有个原则。是一时迁就，随便表态好，还是坚持原则，看似顽固，不肯检讨，实际却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竟哪一种好？我是要坚持后一种的！不要不甘寂寞！郭小川闲得发痒，写了个《笨鸟先飞》，结果出了事。人家根本不要你，你何必凑上去呢！”又说：“我为什么不检讨？因为检讨之后就会被结合进 ‘革委会’，我不愿意被结合进去。”
柳青还说到自己“文革”前在家中挂肖洛霍夫像的事。苏联曾有人认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偷用了别人的稿子，但斯大林站出来保护了肖洛霍夫的名声，否定了此案。几十年后苏联又有人重新提出此案，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的一切都等同于“修正主义”，于是“文革”中的柳青就蒙上了双重“罪名”。但柳青处之泰然。他说：“我认为，学习创作的途径，除了从生活中学习，只有读作品。一部好的作品能带出一批年轻作家。一九六三年在成都一次会议上，当着周扬、林默涵的面，我就讲过这条意见。”他转而问我：“你是搞理论、评论的，我不知你同意不？”我向他连连点头，表示自己是赞同的。
柳青又说：“肖洛霍夫偷别人稿子可能不可能？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斯大林想保护肖氏这样的名作家，与他自己的性格也吻合。但这能算是我的问题吗？”
可惜的是，柳青过早去世了。他不知道，在苏联，人们最后找到了肖洛霍夫创作《静静的顿河》的原稿，终于为肖洛霍夫洗去了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他的“污点”，也为柳青洗去了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看柳青说得很多，很激动，怕把他累着了，就劝柳青别说了，暂且休息一会。由徐民和向柳青介绍了刚开完的文联扩大会议的情况。柳青说：他相信“文艺界的事还在发展”。历史证明，柳青的预言完全正确。
最后，我还想记述自己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参加“丙戌清明祭扫黄帝陵墓仪式”之前在西安去柳青墓前祭扫并有幸见到柳青女儿刘可风女士，以及当晚和刘可风女士交谈的情况。下面不妨抄引我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的一段日记：
晚间，省作协在宾馆设宴招待京中来人，省委宣传部正副部长马、白均出席。省作协主席陈忠实、马部长、张锲团长先后致辞，省作协多位成员及柳青女儿刘可风也参加。会后刘可风访问了我，问了我一九六七年夏去柳青家与她父亲谈话的情况（她事先已问过陕西作协的王宗元），也谈了她在柳青晚年患病期间与父亲的对话。她说她曾向其父表示，她同意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三多三不足”的批评，柳青有点感到意外，后来柳也承认“理念”写得过多等缺点，认为严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严的语气有挖苦嘲讽之处使他接受不了，他后悔自己所写《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刘可风赞同今天张锲在柳青墓前讲的严是柳的“诤友”的提法。
我觉得，可风女士和张锲先生这番谈话，也许可以作为本文所涉问题的结论。
（原载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