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着重提炼其中的深沉精神

问：从1978年到1991年，你担任过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西大校长等行政职务。我们感觉，你的学术报告，你平时发言讲话，总能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你的观点。就是说你的政治素质高，能从一个很全局、很宏观的角度上来分析、研讨问题；概括总结能力强，能从众多的发言中总结出观点，抓住要害。不知道你的这些素质，是不是跟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有关？

张岂之：改革开放以后，我担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校长，这都是我没有料到的。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依然没有放弃业务，也坚持给学生上课。像我这样，不能只是研究专业，还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能完全用政治口号来宣传，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体会来做宣传。

我还有这样的体会：写长篇的学术论文，只要写出观点及其所依据的材料，形成一个系统的逻辑整体，自己就认为是达到了预期目的。可是写不离学术宗旨的普及读物，包括讲学，就更加需要有提炼、概括，不能任意地列举材料，也不可用使人难以理解的文字表述，要做到简而不陋，论而不繁，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在研究和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才能有所前进。

问：你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这么多年来，你如何不受非学术的和市场上的干扰，坚守这个领域呢？

张岂之：这么多年来，我把我的研究课题、讲学主题、研讨会发言主题，放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些年讲学有自己的主题，不是为了开会去凑个热闹。会前我都要准备，发言稿修改多次。在学术会议中，我也学到其他学者们的许多长处。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不长，不到2000字。在这个简洁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中，两次提到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第一次是在总结抗战胜利时说：“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第二次是在结束时说：“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也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明天”。这表明了中国人、中华儿女应当具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这个大题目需要深入加以研究，使之在中华儿女心中开花结果；以它作为精神动力，不断为民族的复兴和前进而努力奋斗。

问：在你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张岂之：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写过一本小书。1997年，为配合在大学生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我写了《中华人文精神》,10万字左右，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0年以后，即2007年我对此书作了修订补充，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此书又成为《人民·联盟文库》中的一种。写这本小书，就是想阐述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的回答是：此精髓可名之曰“中华人文精神”。对此，我从七个方面加以阐述：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源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

我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着重提炼其中的深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反映。当然由于研究的方面不同，提炼出的“精神”也会有不同的文字表述。

问：这种精神，如果归纳起来，从通俗意义上来讲，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张岂之：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归纳，我想可以从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会通精神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是人文精神。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产生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早在文明初创的黄帝时代就已蕴含人文精神的萌芽。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才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带有这样的特征：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认为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可成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即“君子”，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中的“人学”。古代人文精神特别重视社会的细胞——家庭，为家庭成员规定了应当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认为有了家庭和谐，才有社会的稳定和均衡，等等。这些人文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积极进取、坚忍不拔、敬老养老、救济孤寡、勤俭持家、治国等，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不过，古代人文精神也出现过被扭曲的状况，或者它的某些方面被引向片面化。比如由于过分强调家庭的作用，因而在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方面把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推到最重要的地位。又比如，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制度和法治；将道德人格化，即塑造出所谓的“圣人”，忽视了社会整体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

第二，自然精神，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创造都离不开农耕的物质基础，由此引发出人与自然的学说。这在道家学说中有比较充分的论证。道家经典《道德经》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始原，“有名”作为万物的本根。在中国古代道家学说中，认为天地万物源于“道”，而“道”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创世主，也不是神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庄子则强调人们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能破坏自然。庄子过于强调自然而然，忽视了人的主观努力，这不能不说是缺点。“自然”精神不仅在于人类社会要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从自然界汲取美感，进行艺术创作，给生活带来美的享受和高雅的情趣。

第三，奇偶精神。我们祖先在农耕实践中观察山的向阳面和背阴面，提炼出“阴”与“阳”两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常见的范畴。当人们用阴阳来解释自然和人事变迁的时候，又归纳出奇与偶的概念。奇与偶的分离和结合，乃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从这里展开了异常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的理论思维活动。不过，我们应当分辨：当古人用阴、阳作为占卜的基本出发点时，会引向神秘主义；也有人用阴、阳的相互关系来阐述人生的道理，于是相生相克、抑损举补、安危、动静、左右、上下、盈缺、贵贱、尊卑、情思、知行等辩证概念便应运而生。

同时，还有会通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也吸收了外域文化。她不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的长处，又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叫做“会通”精神。我国先秦时期的学派之间相互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如荀子虽出身于儒家，尊崇孔子的传统，但正如清代学者傅山所说，他的思想广泛吸取了各家思想的精华，同时对各个学派，包括儒家的若干派别在内，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善于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佛学最初传入中国时，产生了“格义”之学，沟通了当时流行的玄学与佛学原理。在这之后，佛经的翻译逐渐多了起来，在中国形成了许多佛学学派，其中不少具有中国特色。清代，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富强努力学习西方知识，力求贯通中、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