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

问：1978年从乡公社调到郊区文化馆，当时是下定决心要去搞文学创作吗？

陈忠实：是，当时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郊区文化馆在小寨，有两处办公用房，一处在小寨俱乐部的小楼里，住着大多数文化干部和文化领导；另一处是“文革”前的老文化馆所在地，全部是平房，已破落残损，有三四位干部挑着好点的房子住着。我便选了东南角一间空房，收拾一番便坐下来读书。我从早读到晚。目的只有一点，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来荡涤我的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

“四人帮”可笑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因为太离谱姑且不论，17年里极左的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思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文学自己的因素，是强加以致强奸文学的非文学因素。对于非文学因素的荡除和真正的纯文学因素的萌生，只有用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荡除，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来逼其消遁。阅读使我进入了真正的五彩缤纷的小说世界，非文学的因素基本被廓清了，我才觉得我正临门属于真实的文学的殿堂。信心也恢复了，羞愧的心理得到了调整，创作的欲望便冲动起来。

问：你后来又到省作协，成了专业作家。这是哪一年？

陈忠实：我在1982年冬获得专业作家的称号，并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组。自此时起，文学创作成为我的专业，也成为我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的主业。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我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及至我真正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懈怠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什么了。

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念，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来，赶紧写……

新时期文艺复兴以后，连续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且获得了不少好评，我的信心才鼓舞起来了，直到进入《白鹿原》的写作并完成。

问：在你初登文坛的时候，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这些陕西的大作家，是不是也在精神层面上坚定了你写作的信心？

陈忠实：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当地报刊上经常出现几位工人和农民业余作家的名字，很羡慕，想着自己如果能够像他们一样发表短诗小散文或者小小说就好了。那时候，我读着《创业史》、《风雪之夜》、《保卫延安》等几部陕西作家的作品，连想也不敢想我会成为作家，能成为一个发表作品的业余作家就很好了。那时候，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家。

柳青生前我见过两三面，第一回是他被游街时。第二回是他刚获得“解放”，被邀请到一个出版会议上向业余作者讲创作。我在听讲者之列，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动作，正讲到某个问题的关键处，柳青停止说话，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球状喷雾器，把尖头塞进嘴里，一捏一放球状物体，便往喉咙里喷进一股一股白色气体，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听说柳青是在喘不上气时，便用医生配给的这种器具缓解呼吸之难。我几乎不忍心看那惨相。第三次是在省文化厅举办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大约是在1974年6月，请柳青来给业余作者辅导创作，仍然离不得那只喷雾器。那时候正学习一条“反潮流”的最新指示，柳青借题发挥：“能不能识别潮流错误，是认识水平问题；能识别错误潮流，反或不反，是个品质问题。”我至今记得这句话。

我很想拜访柳青，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如我是他的崇拜者。缺乏勇气，这是我的弱点。

问：当你在西安看到柳青被游街批斗时，是不是也曾经对文学有过怀疑？

陈忠实：我在“文革”初期被划为保皇派，惩罚措施是养猪（农业中学种地也养猪）。我拉架子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买分配给学校的饲料麸皮时，恰好遇见文艺界的游街队伍，看到被游街的柳青等我崇拜的作家。我的直接感觉是，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几乎就把我的梦彻底摧毁了。我十分悲观，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甚至连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了。我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段。我发现，为了文学这个爱好，我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上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而一旦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的追求，我变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凑合为生了。

问：写作《白鹿原》你回到了乡下老家，我在一些你的访谈里看到你说回到乡下是要“远离尘嚣”、“耳根清净”等词，当时你要回避的是什么？

陈忠实：我想回到乡下老家的决定，是获得专业写作条件的1982年冬天作出的，不是为了写作《白鹿原》才回祖屋的老屋院。专业写作条件的荣幸得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时间可以由我支配了，写作从此将成为主业。我同时也意识到压力，作为专业作家如果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且不说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的脸上也难以承受。我要抓紧这难得的专业写作的机遇，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我在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的青年作家中，年龄偏大，就更浪费不起时间，便决定回乡下祖屋的屋院读书写作。

城市比之乡村，既引领着最新的生活潮流，也杂拌着喧哗；即使文艺圈内，也难免厚此薄彼的是是非非，七长八短的议论，听了容易分心。我回到原下祖居的屋院，可以静心读书，更可以回嚼在乡村工作20年的体验，形成作品。却不是清高。

问：冒昧问一下，当《白鹿原》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在陕西文学界受人关注吗？当时你的内心是否惶恐？

陈忠实：我一直受到前辈陕西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关心，这不仅毋庸置疑，而且给我创作形成心理压力，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会使他们失望，压力很直接地转化为探索创作的动力。

“惶恐”的心理反应出现过，那是在读过路遥的《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之后发生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这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同院朋友，已经把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那时正热心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心理的演变，而路遥却触摸到乡村青年更为普遍的人生追求。我由此而发生了对自己的创作思路的甚为严峻的反省。

问：听说你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对妻子说不弄个东西出来就回家喂鸡，是这样吗？你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也写到，李星曾经激你说，再写不出长篇你就跳楼算了。

陈忠实：传言难免走形。关于回不回家养鸡的话，不是说在《白鹿原》之初，恰恰是在写完之后。当时连我也有点六神无主，难以判断审稿的结果如何，妻子问我，如果发表不了咋办？我顺口说，那就办个养鸡场。其实这是我早已揪着心的事，养鸡也不是纯粹开玩笑的话，而是此前想到过的事。我已想过，年届五十了，写出的小说（长篇）如果发表不了，那就很为自己这个作家难为情了。我想办个养鸡场，不仅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生活角色的调整，把写作重新调整到业余的位置，于脸面于心理会更平和。

李星确实说过这句话，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我尚未听到这个消息。会场里，我和李星分别坐在路遥的左边和右边。李星从路遥（正在发言）背后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奖的喜讯。隔过几分钟后，他又从路遥背后跟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一时被噎住，却也感动了我，他比我更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