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运动的唤醒

清华学堂成立不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这时候的清华，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在“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争论，但清华的大多数学生的思想还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决定承认日本对我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对于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则置之不理。帝国主义的面目彻底暴露无遗，激起北京学生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晚，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大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了清华园，一向沉静闭塞的清华学校顿时沸腾起来。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5月5日，高等科和中等科科长⁽¹⁾召开校各社团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学生代表团”，派代表进城与各校联系。当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同一天，在清华体育馆前召开了全校同学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由于北京各校原定7日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被军警强行禁止，5月9日清华同学就在体育馆举行了“国耻纪念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引述“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宣誓后，当即在大操场焚烧了校内的日货。

“国耻纪念会”后在大操场焚烧日货

“五四”大示威后，城内各校很多学生领袖被反动当局逮捕。北京各校代表应清华学生代表团的邀请，到清华工字厅内开会并决定为了营救被捕同学与扩大“五四”影响，各校组织宣传队立即上街进行宣传活动。6月3日和4日两天内，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5~10人为一队）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揭露了亲日派官僚的汉奸面目，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军警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日两天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占用，作为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6月3日清华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第三天（6月5日）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反动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出狱。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成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反动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闻一多画作《学生街头演讲》。

王造时（1903—1971），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被捕入狱。这是王造时在清华就读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部分文章目录。

在《一次被捕始末记》中，王造时写了他作为清华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经历，笔触生动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