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选辑
王达成谈清华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前后
（一）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发生的“五卅”运动，是掀起全国反帝大浪潮的起点，也是全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新高潮的起点。中共北方局在李大钊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动员和组织了北京的各界群众，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五卅”运动后不久，同全国一样，在北京也形成了一次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民主运动。一九二六年三月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奉直军阀，竟公然出兵参战，派出军舰，炮轰我大沽口。这个消息立刻激起北京人民的无比愤怒。三月十八日，各界群众十余万人在天安门联合召开了示威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段祺瑞时执政等于现在的总理）门前时，反动军警公然开枪射击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那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主要是通过国民党左派的组织进行活动的，不少共产党员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叫“国民运动”。当然，国共合作以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九二五年底，国民党内部极右的“西山会议派”竟在北京等地组织起伪地方党部。所以，当时北京市的国民党有两个市党部。左派的在王府井大街翠花胡同，右派的在西城的一个地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极力诬蔑共产党，胡说什么共产党的革命是讲空话，运动有危险时，他们躲在后面，把群众推到前面。
我一九二三年从山西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开始也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了各种活动。“三一八”运动时，我参加了游行。我们同去的四个人，一个是同房间的戎之桐，一个是郭灿然，还有一个杜存荣。当我们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时，正遇到军警的弹压，许多革命群众牺牲了。戎、郭两人负了伤。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我当时就决心为牺牲的烈士报仇。戎住院后，我帮他整理床铺，发现在他床底下有许多共产党的材料，我立即给他收起来，藏在天花板的一个小洞里，并在医院告诉了他。这一来，不仅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且也知道了他和郭都是共产党员。当时特别受教育的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我参加了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张仲超烈士的追悼会，会上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是三月十八日牺牲的。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因为它无情地粉碎了国家主义派对共产党的污蔑之词。这些都是我以后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二）
一九二六年夏天，我在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了，由于未找到工作，开学后又回到燕大旁听。由于戎之桐对我比较了解，我又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年九月，他介绍我入党，并由市委刘伯壮同我谈话，谈话后就算正式批准了，事后戎告诉我，刘伯壮是党的北京市委书记。当时入党没有仪式，也没有举行宣誓。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个工作，在该馆购置股任职员，每天在图书馆的地下室上班。到清华前，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向我介绍了清华的两个党员，一个是雷从敏，一个是朱莽。这就是说，我来清华前，清华只有这两位党员。我到清华后，陈为人同志带雷、朱两人到我房间来，开了个会，把我们三人组织了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并任命我为支部书记。当时我也没有打听雷、朱两人是在何时、在何处入党的。这就是清华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的过程。
（三）
当时我们党支部的活动是秘密的。党内活动有三个内容：（1）发展党员；（2）从事国民运动；（3）学习。
我们支部刚建立时，只有三个人。后来朱莽发展了余冠英，雷从敏发展了魏明华。再后来魏明华发展了李景清（河南人，听说解放初期任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后不知下落），余冠英发展了朱理治（朱铭勋）。此时七名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我仍任支部书记。朱理治是我在任时发展的最后一名党员，当时我代表西郊部委同他谈的话，记得是在大礼堂前谈的。可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我离开清华前不久。
我是图书馆职员，接触学生少，我分工抓党内的工作，不在学生的工作中公开露面。当时在校内，党组织主要搞国民运动，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学生中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阵地，当时不少党员都是先参加国民党，在国民党左派里锻炼一个时期，再加入共产党的。朱莽是新制大学部的学生，为更好地掌握国民运动的领导权，朱参加了国民党，还任过国民党清华区分部书记。当时与朱莽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张彝鼎，是国民党员。后来，余冠英也参加做国民运动的工作。雷从敏是旧制留美预备班的学生，而且当时是学校的运动员，与校警比较熟悉，所以他分工做校警的工作，主要是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上作准备。李景清、朱理治入党时间晚些，当时未作具体分工。
最后是党内学习，当时主要学习《共产主义ABC》和社会发展史等，也发些其他的学习资料，有时市委的同志来讲广州的革命斗争情况。
我们党员开会在我房间里。
（四）
香山慈幼院原有两个党员，我又发展了在该院任教的我中学的老师郭桐轩。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支部，再加上燕京大学一个支部，清华一个支部，三个支部组成了一个西郊部委（当时叫部委，不叫区委，区委是后来改叫的）。当时的部委书记由燕京大学的支部书记戎之桐兼任，我兼任部委的宣委。
当时市委是派人联系各个支部的。我在燕京大学入党时，是市委书记刘伯壮谈的话。我记得我入党后，他还参加过燕京支部的一次会。我在清华任支部书记时，市委与我们支部的联系人开始是陈为人、夏秀峰，后来换成李渤海（此人后来叛变了）。
我还记得党在武汉召开五大时，北京市的代表是陈为人，他去武汉时穿的西装是从陈锡人那里借的。他在武汉时，还给我打了一封隐语电报，由我转交给市委的李渤海。
（五）
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清华当了六个月的支部书记，五月间我离开了北京，去绥远做商震部队的工作。我离开清华时，支部书记的工作是交给雷从敏的，这是我同当时市委的李渤海商量后定的，不是交给朱莽的。雷从敏后来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武汉铁路局任总工程师，“文革”中受审查，外调人员曾来我处要我提供他的情况，我才知道他的下落，现在他已去世了。
清华大学校史组1982年12月22日访谈了王达成。访谈记录刊载于《清华党史资料》第4期，1983年1月3日，经本人审阅。本书收录时编者对题目做了改动。
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
朱理治
（一）
我是一九二六年秋进清华的，一九二七年三月由余冠英介绍入党。当时清华支部负责人姓朱，叫朱莽，可能他是清华第二任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此人情况不明，可能牺牲或疯了，这时已经是大革命退潮时期，还可以找余冠英同志了解到更早的情况。
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有三十六七个同志，校内左派势力很大，国民党中左右两派的斗争也很尖锐，大家都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党决定大家加入国民党，加强对左派的领导，开展工作。“四一二”以后，我们写了些标语，出了墙报，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投降，以后党就完全转入秘密活动。这时很多人消极了，跑的跑了，退的退了，比较坚定的只剩下六七个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我离开清华时，他们还在坚持斗争，没有消极，现在也许还在学校）。
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在大钊同志领导和影响下作风一般很好，很朴实，对学习也抓得很紧，每周都要学习。每次支部开会，一个形势报告，一个工作报告，一个学习（主要是党章学习），然后是理论问题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共有五六项。那时学习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等。一九二七年暑假，发动大家找参考文献来研究，我们把《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等都找来了。每周的组织活动，都是秘密开会，五六个人一小组，同志们不直接发生关系。
我们同时在校外工农群众中进行活动，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党员。
不久，我调到西郊区委，当时西郊区委的范围包括农大、香山慈幼院在内。到一九二八年我离开北京时，区委还有二百到四百个同志，农大有二三十个，香山慈幼院有八个，农民方面有一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北京党组织计划在北京组织暴动，我是西郊的大队长，半个月以后，市委领导机关被破坏，暴动没有搞起来。那时我们虽然也在农民中进行了一些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但由于工作不大会做，农民党员又没有平常的斗争锻炼，所以成绩不大。
后来我调到市委工作，不久组织又被破坏，我的关系也丢了。一九三零年回到南方找关系，在南通被捕，被判了两年徒刑。后来找到了党恢复了关系，一九三四年又从南方调到河北省委工作。这时正值北京组织大破坏之后，党决定恢复北京组织，一九三四、三五两年间派了许多同志到北京设法恢复。我在天津得知清华在这时期的斗争还很多，清华还有党员，是当时党员较多的一个单位，因此我们首先在清华恢复了党组织。我记得当时北京一共只有九个党员，清华便有四五个。
（二）
一九二五年清华开始办大学部，由于收费少，名声大，考的人很多。我们那一班（一九三零级，新制第二级）有四千多人报考，结果只取了80人，很多贫苦子弟由于拼命用功，考进来了。大学部贫苦子弟多，倾向革命，所以校内左派势力占优势。
清华收费少，学生可以向学校借钱，我进学校后只交了半年学费，暑假没有钱，还向学校借了一些，到时学校也不催不问。
清华有个独立环境，有自己的警卫系统。外面不敢直接进来抓人，抓人要经过学校的允许，因此比较好掩护。我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间负责西郊区委的活动时，利用清华的环境，掩护了一些同志，这时是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北京组织第三次遭到大破坏，很多同志找不到关系，到西郊来找我，我把他们送到工字厅后院住着，清华的同志们很好，虽然已经和上面断了关系，没有经费，自己也很贫困，但却积极帮助他们。有一些人这时虽然不敢参加革命，但对我们还抱着同情的态度，仍然给予帮助。我们依靠清华的支部和工友同志的帮助，就把他们掩护下来了，后来找到关系，恢复了市委。
清华有点自由主义，这在当时对革命活动是有好处的。曹云祥是个官僚，梅贻琦是个自由主义者（参加国民党是后来的事），我被捕后他还打电报保我，说这个学生很好，“安心读书，绝不务外”。马约翰也说：“怎么把这个人也抓起来了，真是！”教员中教经济的陈总，教逻辑学的金岳霖……都是自由主义派的。但是也有一批反动教员。这时教员中自由主义派是多数，反动派是少数，共产主义派一个也没有。
当时清华学生中三种势力界线很清楚，左派——共产主义者力量相当大（其中有些人大革命失败后消极了，但他们对革命还是同情的）。穷苦学生学了点马列主义的理论，有了点觉悟，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真正坏的还没有，有投机的人，但是叛徒还没有（是否这样，可问冯仲云同志）。
其次是国民党右派。我被捕，是一个人告密的，我和他还是老乡、同学和亲戚。一九三零年我回家乡找党，在旅馆住着，我在乡下，他在城里。本来离得很远，但他路过旅馆时看见旅馆登记牌上有我的名字（朱铭勋），他就勾结在北京国民党党部的一个人用市党部的名义打电报来告我，说这个学生是北京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因此我被捕了。他们告了我几条：①俄国大使馆抄出的名单中有我；②宣传新三民主义；③组织共产党向工农方面活动……我知道大使馆抄出的名单中不会有我。曾叫冯仲云去查，朱莽的名字在上面。我们说他是诬告，后来将我由四年改判成两年。
另一派是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后来一部分转向我们，一部分转到右派方面去了。
斗争尖锐，界线清楚，这是当时清华形势的特点。
（三）
旧清华是资产阶级教育，但也有可取之处。
一、注重科学。新生进去后要学点大学物理，训练点科学精神，这对革命有好处。
二、注重体育。我在白区和在热河搞工作时都感到它的好处。有一次，我代表市委参加西郊区委会议（这时是一九二八年三月间），事前发现有叛徒，但市委分析后认为可以开会。我在会上发现情况不好，便赶快把会议结束了。刚走出来，听见背后有人叫我“朱先生”，我回头看时，原来是我们的一个支部书记（燕大同学），他也是刚参加会议出来的，但发现他身边有两个穿灰衣服的人，他们前后挟着他。他面色很不好，见他们走近，我问：“你们找什么人呀？”这个叛徒说：“朱先生，请你去，后面还有两个人……”他叫我到燕大平民学校一位教员家里去，这一家是一个家庭支部，党员很多（那个叛徒原来在燕京工作，后调到市委，认识这一家，叛变后先把这一家人逮捕了）。我当时穿着大褂，把手插入裤子口袋里，装作去掏手枪，骂道：“你们这些土匪，装什么蒜，我们打……”我旁边还有一个同志，他不敢动手，反而被他们逮捕。我翻身跳下沟里，绕着圈子往清华跑，他们在后面一面追一面喊：“前面是共产党，抓！”这时我手里还挟着文件，跑到一处厕所，赶快塞到茅坑里去了。跑回清华时，正遇见马老，他问我：“你从哪里来呀？”我说：“我练长跑去了！”这一次我在清华躲了半个月，怕门外有人守着，不敢出学校，后来冯仲云找了一套西装，把我送到上海去了。
所以，在学校学了点科学，学了点体育运动，对革命还是有好处的。当然，整套教育仍是资产阶级的。
（四）
李乐光原来是国民党左派，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后，提高了觉悟，于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党，很坚决。冯仲云也和他一样。当时留美部还有两个同志，一个姓魏，一九二八级，大革命失败后留下的六七个人中有他一个；另外一个曾经被捕，后来我在上海还遇见他（编者注：徐子佩），以后听说疯了，姓名想不起来了。问问冯仲云也许知道。我被捕后一年多，冯仲云也在校内被捕了。
大革命失败后，留在清华的几十个同志，虽然组织工作不敢做了，但对革命还是同情的。我来清华时，从家里带了二百元，以后家里不帮助了，一九二八年我父亲想这样不好，又借了八十元寄给我，这时正是北京组织大破坏后，许多同志在清华住着找关系，八十元钱都用上了。那一次我从海淀跑回清华后又没有钱了，找了个姓李的同志，借了点钱。
我们开始对农民运动注意不够。“八七”会议后反右倾，反机会主义，党的工作也想向农运方面搞，我、冯仲云都去搞过农运，但由于方法不好，时间也短促，收效不大。我们找农民谈，启发觉悟，发展了几个党员。
李大钊同志时期对工人运动很注重，有些做人力车工人工作的学生亲自去拉车，和群众打成一片。
一九三四年底一九三五年初，我代理河北省委书记时知道北京有九个党员，其中四五个是清华的。这是恢复后的，我一九三五年五月离开北京。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1961年2月访问了朱理治同志，访谈记录刊登于《清华党史资料》第3期，1982年12月20日。
附：朱理治，在校名朱铭勋。江苏省南通县人。1907年7月25日生。1926年9月至1928年3月在清华经济系学习。1927年4月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余冠英。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任清华党支部书记，曾任北京西郊区委委员、北京临时市委候补执行委员。离校后，曾任中共河北省委、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经委副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我在清华经历的“五四”运动
梁实秋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煜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己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着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的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青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的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地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彩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颟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做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盒”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分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分，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不过清华的罢课当初也不是没有远大目标的。十一年三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嚣张是不须讳言的，但是求知的欲望也同时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急不暇择的吸收进去。我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不是我一人如此，多少敏感的青年学生都是如此。
我记得仔细阅读过的书刊包括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尝试集、短篇小说集、中国哲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域外小说集，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戏剧、少年中国的丛书，共学社的丛书、晨报丛书等等。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的是每期必读的。当然，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坚定的见地，但是扩充眼界，充实腹笥，总是一件好事。所以我那时看的东西很杂，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肖伯纳，罗索与柏格森，太戈耳与王尔德，兼收并蓄，杂糅无章。没有人指导，没有人讲解，暗中摸索，有时自以为发掘到宝藏而沾沾自喜，有时全然失去比例与透视。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侥幸的邪恶小径。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基本的科学，不感兴趣，敷敷衍衍的读完一年生物学之后对于物理化学即不再问津，这一缺憾至今无法补偿。对于数学我更没有耐心，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借口曰：“性情不近”。梁任公先生创“趣味说”，我认为正中下怀，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因此数学的成绩仅能勉强维持及格，而并不觉得惭怍。不但此也，在英文班上读些文学名著，也觉得枯燥无味，莎士比亚的戏剧亦不能充分赏识，他的文字虽非死文字，究竟嫌古老些，哪有时人翻译出来的现代作品那样轻松？于是有人谈高尔华绥、肖伯纳、王尔德、易卜生，亦从而附和之；有人谈莫泊桑、柴霍甫、屠格涅夫、法朗士，亦从而附和之。如响斯应，如影斯随，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之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
选自梁实秋：《清华八年》，自《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本书收录时编者对文章做了节选，题目为编者所拟。
学生对于社会应该怎么样
施 滉
我们承认我们学生应该为社会谋幸福之后，我们就要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达到“为社会谋幸福”目的。我个人的愚见，可分两层如下：
（一）现在社会，是不良的社会，是有病的社会。我们要想为社会谋幸福，我们就要变不良的社会为良社会，变有病的社会为无病的、健康的社会，所以学生对社会应该负有改良的责任。
（二）因为学生对于社会应该负改良的责任，所以学生对于社会的情形，应该要时时留意。至于具体的办法，可以分作下列四项：
（1）调查。社会的情形非常复杂，我们要研究社会的情形，不能不有有系统的调查，《新青年》七卷二号有一张社会调查表，我们可以据他去调查；
（2）研究。有了调查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某种社会制度是好的，某种是坏的等；
（3）批评。研究之后，就根据新研究的结果去批评社会的情形，以唤起社会的注意；
（4）实行改良。譬如我们觉得社会上一切不良的现象，是由于人民的知识太浅，我们就得要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去办平民学校、工人夜校、补习学校、举行演讲、发行话报等。又譬如我们觉得早婚制度不好，我们自己就不要早婚。总之，我们对于社会，经过调查、研究、批评三步之后，我们一方面就要想法子叫社会实行改良，一方面就自己出来改良，以做社会先导。
选自《清华周刊》第185期，1920年4月24日。本书收录时编者对文章做了节选。
罗静宜忆“超桃”
现在我来介绍“超桃”：“超桃”是兄弟组织，共8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是我。目前“超桃”中8人中就剩我一人了，介绍它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施滉、罗静宜在美国
“超桃”存在的时间是从1923年到1927年，五年中做了很多事，也经历了很多，所以我想讲讲很有必要。它说明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表现和遭遇，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介绍“超桃”从罗宗震开始。
罗宗震是我远房同族伯父罗瘿公的儿子——我的堂兄。罗瘿公是很有名的诗人。他写了《锁麟囊》《荒山泪》等京剧剧本。他原来不是诗人，是政治家，是袁世凯的秘书。因不同意袁世凯的做法，退出政界，致力于文艺，特别是京剧创作。他扶持京剧界，特别是程砚秋，把程砚秋从戏曲班中救出来，教他写字、画画，写了剧本让他唱，程唱戏时为他捧场，对程如家人。程砚秋也把他当作老师，对他非常好。罗瘿公的墓地是程为他修的。
罗宗震是罗瘿公的独生子，很聪明。我认识他时，他是清华学生。学习名列前茅，积极参加各种社团的工作。后因其父有病，请假太多离开了清华。他在清华时不仅功课好，而且参加很多社团活动，最主要的是“超桃”。
“超桃”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以政治救国为目的的社团（那时青年常常在聚会中，各抒自己的政见）。
当时中国处于非常危险的关头。虽在抗战之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各帝国主义贷款给不同的军阀，内战频发。不是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就是那个军阀打这个军阀，民不聊生。农村破产，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社会充满崇洋媚外的风气。帝国主义军舰开进了我国内河，各通商口岸有外国租界，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在外国租界不能执行中国法律。不平等条约像铁链一样。中国的地位日益下降，大家都感到中国的地位很危险，怎么办？有各种主张，有的主张科学救国；有的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乃至宗教救国，提法很多，莫衷一是。
“超桃”几个人提出政治救国。其他办法固然不错，若没有好的政治，什么事也办不成。办个好学校，军阀一下就会把它封闭了。办工厂则竞争不过帝国主义，科学方面先进的东西西方不教给你，只把过时的东西教给你。宗教更不用说了。基督教天主教都是披着宗教外衣来剥削压迫我们，所以宗教救国就更荒诞不经了。
“超桃”八个人除了我以外都是清华24级同班毕业生。那时清华学生进校时年龄不能超过18岁，有大有小，有8岁、12岁和16岁的，在清华学习8年。他们从中国各地来，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年龄水平各不相同，有的从农村来，有的从偏远落后地区，从边疆来，也有从小城市来。很多人以前在农村或小城市上小学，来北京清华等于进入初中一年级，进了洋学堂清华。清华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时校董都是美国人，一切都是美国人说了算。学制是初等班三年，等于初中。高等班三年，等于高中。然后是大一、大二。
许多学生从穷乡僻壤来到清华，清华相当洋气，竞争很激烈，淘汰率很高，所以他们要拼搏。能毕业者学习都不错，学的美国东西多。除了国文以外，讲课都用英文。在这个情况下，有的清华同学很崇洋，认为什么都是美国好。但“超桃”八个人，都是来自内地，政治敏感性较强。在学各种科学的同时，学了许多各国名人传记，激发起爱国情怀，感到中国所以衰弱，不是中国人不争气，不如外国人，而是帝国主义压在我们头上，政治上扼杀我们。
“超桃”成员不是一天就觉悟到这些的。他们最初的目标要做个好学生，有志青年。最初，是冀朝鼎组织的读书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让大家读书，做些有益的事情，去印信封信纸，去养马。暑期回家，办贫民学校。组织洋车夫、驴夫参加读书班，教他们识字。后来更进一步组织“唯真”学会，不仅要读好书，参加劳动，还对成员提出几条要求：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不嫖娼、不做军阀爪牙，为人诚实。初步有点政治意义。
随着年龄增长，学问增加，他们更加认识到中国不能强盛不是中国人不争气，而是军阀打仗，官僚贪污腐化，所以要政治救国，必须有政党。当时有“新青年”“新思潮”等出版物，启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为了救中国，应团结一致，于是组织“超桃”。意思是：要超过桃园三结义，组织起来，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个人得天下，而是为了救中国。
怎么办呢？我们决定要组织起来，组织一个政党。但我们几个人学问不够，不懂军事，好多事都不懂，因此想看看国内有什么好的政党。我们首先考虑梁启超的研究系，但觉得它不行，不像政党。
我们要救中国，此时正好国共合作，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我们感到不错。但国民党提出节制资本，这样革命就不彻底，既然资本主义不好，节制资本就是不彻底，共产党最彻底，我们要加入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在哪里？我们不知道。
那时党是秘密的。1924年，党刚成立不久，在知识分子中活动不多。找不到共产党，就先好好研究共产党的理论。“超桃”成员读了很多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的文章；也看胡适的文章，但觉得不对口味；喜欢看陈独秀的《新青年》和《妇女生活》等。我们看得很认真，做了摘录，也看苏联和东欧的小说，还有美国进步小说《愤怒的葡萄》，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我们也开始研究列宁的著作，甚至还研究了无政府主义，但对无政府主义不感兴趣。
清华办学目的是培养领袖人物，所以学生从各国领袖人物，如拿破仑的传记中吸取统治阶级的经验，看统治阶级教育青年一代的书。“超桃”成员在对各方面理论、学说比较后，觉得共产主义最好。于是1924级毕业时，“超桃”开了一个会，决定大家一起找共产党，将来加入共产党。
大家推举施滉为领袖——会长，决议要服从他。“超桃”组织很严密，是秘密不公开的组织，它什么都管，包括婚姻，也要大家讨论。
现在看来，这个组织不但严密，而且有主张。行动一致，有力量。后来它发展的外围组织如“诸兄”（原是兄弟会组织），“中山学会”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超桃”开始有罗宗震、施滉、徐永煐、冀朝鼎，后来又吸收了胡敦元、章友江、梅汝璈，最后是罗素抒（我原来的名字），共8个人。开始“超桃”研究什么是友谊，认为既然是朋友，就不能言不及义，要有目标，互相勉励，做大事，要救中国，从政治上救中国。决定后，就串联，找朋友，找来找去就8个人。
“超桃”成立后，我第一次参加是24级同学出国前在玉泉山一个小馆子开的一次会（之前有过几次小会）。会上正式决定一定要参加共产党。那次会罗宗震因父病未出席，后来把会议决定告诉他，他也很同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相信共产主义。当时我们对共产主义认识很浅薄，虽然读过《新青年》，李大钊、陈独秀、向警予的文章，对其他人太不熟悉，对中国人了解很粗浅。当做过深入研究后，“超桃”决定清华同学出国前，去拜访孙中山、李大钊等，以便了解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出国留学的使命。大家虽是有目的的，但政治上很松散，只能按学生方式行事，通过学生会写文章、办杂志、宣传。至于扩大组织，最初仅限于接触到的清华同学。
到美国后接触很多华侨，但华侨是广东人，其他“超桃”成员不懂广东话，无法活动，对外国人接触不多，只有冀朝鼎认识一位美国共产党员，了解较多，其他人刚到美国，就忙于工作和生活，头一年没有什么发展。
现在我把“超桃”成员介绍一下：
罗宗震是罗瘿公的独生子。在清华学习时，考试名列前茅，演讲比赛成绩突出。
施滉是云南洱源人。当时这地方很偏僻，交通多靠骑驴解决。其父是小学教员，离家到90公里外任教，留他和母亲、弟弟在家。母亲种地，每天做豆腐脑到集上卖。施滉三岁时就开始帮母亲摘豆子，以便磨成豆浆。母亲出去时就把弟弟交给施滉管。他三四岁就背着弟弟玩，弟弟睡觉尿了床，就把他移到干爽的地方。没有玩具，到田里筑水坝，到树上掏鸟蛋，把鸟蛋放当地温泉里就能煮熟。乡里没有糖，小孩哭了就喂点盐。施滉五岁时父亲把他带到乔后井读书，他给母亲磕了三个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母亲。所以开会时讲到家里的事就哭了，听到的都很难过。他在父亲的学校里没有玩伴，父亲外出就把他锁在屋里，寂寞了，他就用脚踢墙发泄，但也没人理他。
几年后，他到军医学校学习，好容易到毕业，毕业时他考第一名，按规定第一名可保送天津军医学校，他未被保送，而另一有钱有势的子弟却被保送了，对他刺激很大，深感不平等。后来他离开父亲，偷偷温习了功课，准备考清华。考取后，他父亲借了一百元，亲自把他送到北京报到。另一考第二名有势力的子弟错误认为施滉近视眼，如施滉面试不被录取，他跟到北京就能补上。这对施滉造成威胁，结果施滉还是通过面试被录取，成了清华的学生。他与几个清华的同学组织在一起，进行各种活动。他在清华学习很好，总考第一，演讲和辩论都取得好成绩。但因没钱，生活无着，只好到校图书馆当实习管理员，以获得工资来补贴生活。罗宗震是富家子弟，和冀朝鼎在经济上帮助他。罗宗震帮助最多，送他衣服，成为好朋友。冀朝鼎成绩也很好，两人从一开始建立友谊，并能团结大家。
施滉在群众中威信最高，当班长。出国时带队（后来让给周培源），这不仅是以他的才能，而是他能团结人。大家认为他讲话有道理，信任他，听他的话。
徐永煐是安徽农村人，他思考问题很细，方向明确，做事很认真负责，入党前后都做了不少工作，与别人辩论有条理，道理讲到别人佩服为止，能争取到群众，但不像冀朝鼎那样在形式上动人。
章友江，江西人，家里开土产店，从小没有父母，是哥哥把他养大的。他从小城市来，有串联找朋友的活动组织能力。
胡敦元，安徽人，出身于中农家庭，有点钱就寄回家，是运动员，有点英雄气概，做事像打球一样要拼搏。他一个人闯，独树一帜，加入“超桃”后，同大家一起，表现很好。后因种种原因，走了不同的道路。
梅汝璈，江西人，家很穷，妹妹被送人当童养媳。每当讲到童养媳时，他都非常感慨。所有人中他功课最好，上大学时拿了金钥匙，后来当法官。东京大审判参与审问东条英机，回国后在外交部当顾问。他说过：我的脑袋要保留，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就不干了。当时国民党杀了很多共产党人，他胆小始终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虽未参加党，但一直为党工作，中山学会由他主持刊物，由他编辑，很能干。
我是“超桃”唯一的女生，是哥哥罗宗震要我参加的。冀朝鼎、徐永煐也主张应有个女的，代表中国，有的却认为女的没有什么意义。刚参加时，他们讨论清华的事情，我不感兴趣。后来，我到了美国就起作用了。
出国前，我已认识施滉，并订了婚。他们要我当他的秘书，我不干，要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国前我想学农业，出国后，为配合“超桃”活动，就没有学农业。
上世纪90年代当“超桃”八位成员中七位已先后离世，罗静宜作为当时最后的一位健在者，在双目失明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用录音口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她本人也于1998年辞世。录音由罗静宜的女儿施琦生、施琦生的女儿陈维真整理成文字稿，陈维真2011年3月提供给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哀韦杰三君
佩 弦
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在家里，听到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我问他“贵姓”的时候，他将他的姓名写在纸上给我看；说是苏甲荣先生介绍他来的。苏先生是我的同学，他的同乡，他说前一晚已来找过我了，我不在家；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我们闲谈了一会，他说怕耽误我的时间，就告辞走了。是的，我们只谈了一会儿，而且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我现在已全忘记——但我觉得已懂得他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从此他就不曾到我这里来。有一回，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后门口遇见他，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他本是捧了书及墨盒去上课的，这时却站住了向我说：“常想到先生那里，只是功课太忙了，总想去的。”我说：“你闲时可以到我这里谈谈。”我们就点首作别。三院离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远，有时想起来，几乎和前门一样。所以半年以来，我只在上课前，下课后几分钟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除上述一次外，都只匆匆地点头走过，不曾说一句话。但我常是这样想：他是一个可爱的人。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三月十九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我最后见他，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天安门下电车时。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据陈云豹先生的《行述》，韦君很能说话；但这半年来，我们听见的，却只有他的静默而已。他的静默里含有忧郁，悲苦，坚忍，温雅等等，是最足以引人深长之思和切至之情的。他病中，据陈云豹君在本校追悼会里报告，虽也有一时期，很是躁急，但他终于在离开我们之前，写了那样平静的两句话给校长；他那两句话包蕴着无穷的悲哀，这是静默的悲哀！所以我现在又想，他毕竟是一个可爱的人。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知道他已危险；第二天早上，听见他死了，叹息而已！但走去看学生会的布告时，知他还在人世，觉得被鼓励似的，忙着将这消息告诉别人。有不信的，我立刻举出学生会布告为证。我二十日进城，到协和医院想去看看他；但不知道医院的规则，去迟了一点钟，不得进去。我很怅惘地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试问门役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一个韦杰三，死了没有？”他的回答，我原也知道的，是“不知道”三字！那天傍晚回来；二十一日早上，便得着他死的信息——这回他真死了！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时四十八分，就是二十日的夜里，我二十日若早去一点钟，还可见他一面呢。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学入城迎灵，我在城里十二点才见报，已赶不及了。下午回来，在校门外看见杠房里的人，知道柩已来了。我到古月堂一问，知道柩安放在旧礼堂里。我去的时候，正在重殓，韦君已穿好了殓衣在照相了。据说还光着身子照了一张相，是照伤口的。我没有看见他的伤口；但是这种情景，不看见也罢了。照相毕，入殓，我走到柩旁：韦君的脸已变了样子，我几乎不认识了！他的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那里还像我初见时的温雅呢？这必是他几日间的痛苦所致的。唉，我们可以想见了！我正在乱想，棺盖已经盖上；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从何处觅你呢？
韦君现在一个人睡在刚秉庙的一间破屋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天气又这样坏；韦君，你的魂也彷徨着吧！
1926年4月2日
选自《清华周刊》第374期，1926年4月9日。作者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1925年到清华执教。
(1) 当时清华尚无学生会，只设有各级级长，而高、中等科毕业班的级长则为该科科长。
(2) 该级为清华学校1924级，1916年入学，学制8年，1924年毕业。
(3) 徐永
：《见孙中山先生记》，载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卷，534~54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4)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彝鼎：《三月十八日惨案以后》，载《清华周刊》第373期。
(6) 王达成，1926—1927年清华任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89年5月逝世。
(7) 括号内为在校时的姓名，下同。
(8) 朱理治，清华1930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1978年4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