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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莱里奇

这注定是断裂的、伤痕累累的描述。从1996年退出钢琴舞台，到今天重返人们的视野，波格莱里奇所传递出的怪异、困惑乃至痛苦感与日俱增，人们并没有听到因年岁而增加的圆融、和解。如果说稍早期的波格莱里奇尚能制造出如涅高兹所说的“天鹅绒上钻石般的音质”的话，那么2011年他留给大多数上海人的印象可谓惊心动魄：虐待钢琴乃至虐待自己，封闭式的演奏，令人错愕的空白，愤懑，夹带着不少失误。傅聪曾有过评语，大体是说听波格莱里奇演奏会感到莫名和愤怒。外媒则不断地扼腕叹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我们的天才堕落？”当然，这些负面评价乃至“骂名”并未对钢琴家本人产生过多的烦恼，他认为人们不过喜欢拿他当话题谈资罢了，并冷嘲热讽地对《纽约时报》说：“我是世界上被写得最多的钢琴家，哪怕是我为钢琴把灰尘掸去，都会有长篇大论。他们只是不能原谅我长得好看吧！”

无论如何，波格莱里奇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受大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我更喜欢德国作家、乐评人凯泽（Joachim Kaiser）的说法：“他是一个必须被严肃对待的艺术家，一位极具天赋、散发无穷魅力的钢琴家。简单概括，他让人激动。”任何一种表达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于是，我们有了如下一些关于钢琴家的解构碎片，印象的叠加、不同的向度，或许每个人在这幅立体主义式的拼贴画中都能拼出自己的答案。

一次访谈

——告诉我，他是个好的对话者么？

——一般而言，他很冷漠。如有切中他心思的话题，或许他会有热情解释一番。

2014年12月，波格莱里奇在香港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这是香港乐迷期待已久的盛会，曲目菜单可谓“慷慨”，包括李斯特、舒曼、斯特拉文斯基及勃拉姆斯的作品。与其他会准备大量曲目库供主办方选择的钢琴家不同，波格莱里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音乐会曲目都要限定在很少的数量内，以确保演奏保持高水准。于是记者从这个角度开始了战战兢兢的发问。

记者_您为香港的观众选择了跨度从浪漫派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大作，这背后有什么意味吗？或者说想传递给乐迷怎样的讯息？

波格莱里奇_讯息就在曲目里。

记者_我浏览过你的官网，通常你每个乐季都会设定很有限的音乐会曲目，包括独奏、协奏曲等。每次挑选时，是否遵循某种逻辑？

波格莱里奇_是的，通常我希望能给观众多些展示，通过曲目编排架构之间的逻辑勾勒出某种形象。逻辑既从音乐角度出发，也兼顾钢琴表演。

记者_你是否会将肖邦钢琴比赛视作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当阿格里奇称你为“天才”并退出评委席为你正名时，你做何感想？

波格莱里奇_我当时二十二岁，去问任何一个二十二岁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瞩目对象的年轻人，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吧。

记者_你如何定义“天才”这个词？

波格莱里奇_我认为这个词被滥用了。

记者_有评论将你同伟大的格伦·古尔德相比，你是怎么看待传奇钢琴家古尔德的？

波格莱里奇_我不认识他，我从未听过他的音乐会，也从未见过他。

记者_据闻你退出舞台表演的那些年一直在从事珠宝设计。是什么令你有这样的改变？你又为何重返舞台？

波格莱里奇_你的提问基于并不准确的信息，因此我没有什么好回答的。只能说，我的确有些年不登台演出了，不过业余时候我一直在画画，那是我无数爱好之一。

记者_除了音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波格莱里奇_在我看来有几种关系很重要，音乐家与作曲家之间，音乐家仿佛是从作曲家手中接过礼物；而对于观众，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忠诚的情感，必定也要将忠诚同等地回馈给他们。

格尔尼卡

记得萨拉热窝吗？记得克罗地亚美丽的古城杜布罗夫尼克吗？记得消失了的南斯拉夫吗？

波格莱里奇记得。

1958年，波格莱里奇生于当时尚存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克罗地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母亲则来自塞尔维亚。这个家庭很好地诠释了南斯拉夫脆弱不堪的民族势力构成。一直以来，波格莱里奇总在以钢琴家的身份做些力所能及的修补，然而战争的伤痕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何况他的武器仅是一架钢琴。通过在世界各地巡演、发行唱片所得，波格莱里奇帮忙修建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遭受重创的家园，为难民提供有限的医疗帮助。1994年，波格莱里奇在萨拉热窝建立基金会，将善款用于建造一所医院，向当地居民提供医疗照护。他也是首位在科威特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1999年他在科威特共举行了五场音乐会，只为萨拉热窝母婴医院筹款。

有意味的是，波格莱里奇的个人职业生涯也一直在别人的口水战中忙于“修补”，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依然是无解的谜题，人们对他的描述似乎还停留在年轻时，连同他未曾软化的钢琴技艺：无鉴赏力，甚至粗野不堪（英国媒体）。一个浑身是问题的天才出现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欧洲城市，他的演奏奴役了他的乐迷。不可否认，“戏剧性”一直是波格莱里奇身上抹不掉的关键词。

回到1980年，波格莱里奇在华沙肖邦钢琴比赛第三轮中被淘汰的那一幕。或许是当时冷战环境下的政治需要——赢家必须是莫斯科人，或许也真有评委觉得他不够资格——他被打了零分。评委会成员阿格里奇愤然离席，宣称一位真正的天才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华沙事件的补偿很快来了：一张跻身国际舞台的入场券。那夜，“被淘汰的选手”波格莱里奇身穿丝质套装，脸上带着浪漫主义特有的忧郁，仿佛即将奋身跃入音乐死亡的深渊。

古典乐界常有青年才俊因赢得重大比赛桂冠而星途坦荡，而波格莱里奇则因为出局而成了明星。音乐会引发热烈的浪潮，人们爱极了英俊少年的炫目表演，但也有乐评称，他的技巧与控制力虽堪称完美，却带有浓烈的异端色彩。随着南斯拉夫解体，巴尔干地区陷入疯狂，负面的不和谐声音便愈发明显。关于巴尔干战争、科索沃的话题，波格莱里奇总是很谨慎，仿佛一座等待伤口自我愈合的城，缄默不语。平日里，如果没有演出，他喜欢穿运动套装，把自己打扮成好战的保镖，待人总是冰冷礼貌。他的笑容里没有快乐。

二战期间，他的父亲试图加入抵抗组织，为德军所捕获，险遭厄运，母亲则两度被关入集中营，家中成员多数遭到迫害。对此，波格莱里奇很平静地表示：“一百年来所发生的大规模暴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将影响每一个见证者，而这一切最终使我们的灵魂得以进化。”这或许部分解答了这位怪异的钢琴家灵魂构成中的冰冷、大胆和惊世骇俗。我想起波格莱里奇指着大屠杀纪念馆说：“看啊，它的存在是要令我们知道人类能经受住多大的灾难。”在他的音乐中，这只魔鬼突然跳出来，便是叫耳朵不寒而栗。

忽然，我的脑海中现出格尔尼卡的画面。

“他们突然发现我成熟了”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被忽略了：我是拿着证书的、合格的音乐家。

波格莱里奇极端、过于出位的演奏方式让很多专业人士头疼不已：用虐待钢琴的方式表达“响”，用听不见甚至是空白表达“弱”。果真要这么愤怒、粗鄙地虐待音乐么？人们早先把此归结为年轻音乐家的不成熟。

1998年，波格莱里奇在DG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四首肖邦谐谑曲。肖邦一直是波格莱里奇与听众最亲密的纽带。这一回评论有了些柔和的声音，知名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称：“新专辑不再难以入耳，至少弱的部分听得见，响的部分也不再难以承受。尽管依然有些喧闹，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钢琴家的观点。”波格莱里奇立刻跳起来反驳，“我讨厌那些胡言乱语，仿佛他们忽然在我的演奏中发现了成熟。……以前，有人叫我钢琴界的弗兰肯斯坦，键盘上的魔鬼，一位穿着皮裤演奏的钢琴家，可我自己连一条皮裤都没见过。他们讨论一切，却对我的演奏只字未提。如今，他们却突然发现我成熟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被忽略了：我是拿着证书的合格的音乐家。我有权依照自己的方式诠释要演奏的作品。我坚信自己是有这样的资格的，今天这些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

的确，波格莱里奇七岁开始学习钢琴，五年后应邀前往莫斯科，进莫斯科中央音乐学校学琴，十六岁入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蒂玛克希姆、戈尔诺斯塔耶娃、马里宁，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从1976年起，波格莱里奇开始追随格鲁吉亚钢琴家爱莉莎·克扎拉兹（Aliza Kezeradze）学习演奏，继承了李斯特-西洛蒂学派的演奏传统。其间，波格莱里奇获奖无数，包括1978年意大利卡萨格兰德比赛及1980年蒙特利尔国际音乐比赛的大奖。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必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波格莱里奇有他的问题，而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是否我们太过单一地看待一位不可能单一的音乐家？是否我们错过了一些合理的环节，一些具有持续性的、温柔且坚定的声音？

这一辈子，有太多人对波格莱里奇说出不入耳的话，可他欣然接受了其中一位，并信她、爱她到死：爱莉莎·克扎拉兹。

爱莉莎·克扎拉兹

任何一个音乐家都必须信任另一位音乐家。

十六岁的波格莱里奇被邀请去了某苏联科学家家中做客。在当众表演之后，科学家的夫人淡淡地说：“你没好好利用你的天才。”波格莱里奇听了很生气，觉得这位太太无礼得很。后来，他才知道这位点评者是大名鼎鼎的李斯特-西洛蒂学派传人——钢琴家爱莉莎·克扎拉兹。很快，波格莱里奇拜克扎拉兹为师。波格莱里奇坦言自己认识爱莉莎后，钢琴演奏才算步入正途。1980年，在一次钢琴课后，波格莱里奇向年长自己二十一岁的老师爱莉莎求婚。爱莉莎的决定同样让世人震惊：与科学家丈夫离婚，改嫁波格莱里奇。波格莱里奇的父母无法原谅儿子，从此与他断绝联系。1996年，爱莉莎因肝癌逝世。她死前肝出血，与波格莱里奇吻别，在丈夫身上留下了斑斑的血迹。之后的整个葬礼，波格莱里奇一直不肯洗去身上的血迹：“就像杰奎琳·肯尼迪当年不肯换下沾有她丈夫血迹的衣服一样……现在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站起来，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爱莉莎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张专辑扉页放了两人合照，并刻着这样的字：“这是爱莉莎·克扎拉兹与伊沃·波格莱里奇最后一次合作，我们永远想念爱莉莎，虽然她已不在我们身边。”在世俗的层面，爱莉莎是波格莱里奇的爱情、妻子、家，代表一切安全、温暖、稳定的持续生命力；而在音乐家的层面，爱莉莎又是他追随的老师、对话的合作者。世人认为一位乖张、喜欢“重建”“解构”的音乐家对感情如此专一是匪夷所思的。波格莱里奇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对他和爱莉莎的敌意、质疑，“很奇怪，任何一个音乐家都必须信任另一位音乐家，这种信任甚至可以成为信仰，很遗憾，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出现这样的关系”。波格莱里奇感慨如今音乐学院并不强调师承的关系，如同爱莉莎·克扎拉兹的离去一样令人伤感。

“首先，完美技巧的至高境界是自然；其次，洞察钢琴声响的发展变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钢琴/作曲家是学习的典范，他们往往能理解钢琴同时兼有人声与乐队的功能，可以制造出音色的无限可能；第三，需要不断适应、挖掘现代钢琴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具有更丰富的音响效果的乐器；第四，与他人不同很重要。这是爱莉莎教我的最重要的四件事。”波格莱里奇说。

不论别人怎么说，波格莱里奇坚信自己正走在不断攀升的进化之路上——新的计划、新的曲目以及跨文化领域合作，还有大量等待他花时间筹备的医疗救助机构、难民庇护所。

最后，还需添补一些十分重要的细节：虽然钢琴家拥有惊人的技巧与控制力，但私底下病痛一直纠缠着他。波格莱里奇童年时曾患慢性风湿热，这影响了他的手部肌腱功能，有时候他的演奏手势看起来充满孩子气。波格莱里奇热衷于建筑，他热情地设计了与爱莉莎在萨里郡的家。爱莉莎逝世后，波格莱里奇打算把房子卖掉：“这里不适合鳏夫。”家，总是令人难堪的，它温馨地伫立在那里，总是召唤人们归来，却也一再提醒人们无法挽回的伤痛。

最终，父母的家、与爱莉莎的家、故国的家、音乐世界里钢琴的家，或许都要令波格莱里奇难堪。音与音之间无来由的“空白”，愤怒的敲击，全然无声的弱，毫无章法可言的表演，一切都是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