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家信
这就是我替我们收发处里的男孩儿库尔久科夫写的一封家信。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为完全保留其本来的面目，不加修饰地把它抄录下来。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在这封信的开头，我要赶紧告诉您：上帝保佑，我活着，并且很结实。我想听到您也跟我一样。我还要给您鞠个大躬……（下面他罗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干亲，我们把它省略，从第二段开始）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库尔久科娃，我要赶紧告诉您的是，我眼下在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里，您的干亲家尼孔·瓦西里奇也在这儿，如今当上红军英雄啦。他把我弄到他这儿，政治部收发处，我们从那往阵地上分发书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和家乡的铁面无私的《红色骑兵报》，瞧了它以后，就带着一股子英雄劲头，砍杀低贱的波兰人，我有尼孔·瓦西里奇关照，过得非常好。
“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尽您的能力给我邮点东西来吧。请您把那只小花猪宰了，给我往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里邮个包裹来，写瓦西里·库尔久科夫收。每天晚上睡觉，我都没得吃，没啥衣服盖，冻得够呛。替我的斯乔帕打一封信来吧，它活着还是死了呢？求您照看照看它，替它给我写封信——它的腿还瘸不瘸？还是已经好了？还有些腿上的疥疮，给它钉掌了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用肥皂常给它洗洗前腿，肥皂我放在圣像后面了，要是爸爸把肥皂用光了，那您就到克拉斯诺达尔再买一块吧，上帝不会亏待您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地方太穷，庄户们都躲着我们这些红色的鹰，牵着马钻进树林子里去了，很少看到麦子，麦穗小得很，我们瞧着都好笑。当地人种黑麦，还种咱们那儿的燕麦。这块儿的啤酒花是用木棍儿架起来的，所以长得特别齐，他们用它做自酿酒。
“我急着在这封信的下面两段给您说说爹干的事儿，一年前，他砍死了哥哥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库尔久科夫。我们帕弗利钦科的红色骑兵旅攻打罗斯托夫市的时候，我们队伍里发生了叛变。那阵子，爸爸在邓尼金的军队里当连长。有人瞧见了他，说他戴着不少奖章，像旧制度时候一样，因为那次叛变，我们都给抓了俘虏，费得尔·季莫菲伊奇哥哥落在爸爸手里。爸爸就刀割费佳（费得尔的爱称，译注），嘴里还骂道：白眼狼、红狗子、狗娘养的，还骂其他的脏话，一直割到天黑，直到费得尔·季莫菲伊奇断气。我那时写信告诉您，您的费佳的坟头上还没立十字架呢。可爸爸搜出了那封信，骂道：你们都是你娘的孩子，是她的种，浪货的种，你娘的肚子是我搞大的，我以后还要搞，我这辈子算毁啦，我为了真理要把自己的骨肉统统干死，还骂了别的话。我在他那儿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受过的一样。我有幸很快就从爹手里逃了出来，跑回帕弗利钦科同志的部队。
“我们旅奉命到沃龙涅什补充人员，还补充了战马、背包、枪支和应该发给我们的一切，有关沃龙涅什我可以说说，亲爱的妈妈，叶芙多基娅·费得罗芙娜，这是座非常棒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大一点，这儿的人长得特别俊，河水清得能洗澡。我们每人每天发两磅面包、半磅肉和不少糖，所以，大家一起床就喝甜茶，吃晚饭的时候也喝甜茶，已经忘掉挨饿是怎么回事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油煎饼或烤鹅肉，吃完就躺下歇着。那阵子，谢苗·季莫菲伊奇打仗特别勇敢，全团都想让他当团长，布琼尼同志就下达命令，发给他两匹马、新军服、一辆专用拉东西的大车和一枚红旗勋章，我成了他兄弟了。如今，哪个街坊再敢欺负您，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就能把他宰了。后来，我们开始追击邓尼金将军，杀了他们几千人，把他们赶到黑海里去了，可是哪儿也找不到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到处找，搜遍了所有阵地，因为他太想念费佳哥哥了，可是，亲爱的妈妈，您知道爹，知道他性子犟，亏他干得出来——真不要脸，把红胡子染成黑色儿，换了便服躲在迈科普市里，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旧制度下的恶典狱。可是，纸包不住火。您的亲家尼孔·瓦西里奇有一次在别人家里被发现，他们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写了封信。我们骑上马，跑了两百俄里——我、先卡（谢苗的爱称，译注）哥哥和镇上自告奋勇的小伙伴们都骑马去了。
“我们在迈科普市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后方压根儿就不同情前方，市里到处都在叛变，住满了犹太佬，像旧制度时那样。谢苗·季莫菲伊奇跟犹太佬吵得很凶，那帮人就是不肯把爸爸交出来，还把他关进了监狱，上了锁，还说，托洛茨基同志下了命令，不杀俘虏，他们自己来审判他。别发火，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谢苗·季莫菲伊奇的话管事，他证明他是团长，还有布琼尼同志发的所有红旗勋章，还吓唬人说，谁再跟他争爸爸的事，不交人，就劈死谁。镇上的弟兄们也这么吓唬他们。谢苗·季莫菲伊奇一抓到爸爸，就用鞭子抽他；还叫全体战士在院子里排成队形。这时，先卡往季莫菲伊·罗焦内奇的胡子上泼了点儿水，颜料就顺着胡子淌了下来。先卡问季莫菲伊·罗焦内奇：
“‘落到我手里，你好受吗，爹？’
“‘不好受，’爹说，‘我不好受。’
“先卡又问：
“‘那费佳呢，他落到您的手里，您刀割他的时候，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佳不好受。’
“先卡又问：
“‘那您想过没有，爹，您也会不好受？’
“接着，先卡又对大伙说：
“‘我寻思，我要是落到您手里，您也饶不了我。爹，我这就宰了您……’
“这时，季莫菲伊·罗焦内奇便骂开了娘，骂开了圣母，还打先卡的嘴巴，先卡把我支到院子外面去了，所以，亲娘啊，我就没法给您形容他们是怎么杀死爹的了，因为把我支出院子了。
“这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我还能说说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后头一点儿陆地也没有，都是水，是黑海，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五月，直到我们开往波兰前线，狠狠地教训资产阶级为止……
“您的爱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就此搁笔。妈妈，请照料好斯乔帕，上帝不会亏待您。”
这就是库尔久科夫的信，一个字儿也没改。我写完之后，他拿起这张写满字的纸，贴身揣进了怀里。
“库尔久科夫，”我问男孩道，“你父亲厉害吗？”
“我父亲是条恶狗。”他哭丧着脸说。
“母亲好些吧？”
“母亲还不错。您要是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全家福……”
他递给我一张撕破的照片。上面有季莫菲伊·库尔久科夫，一位宽肩膀，戴着制式警帽的警察，一把大胡子梳理得很平整，笔直地站在那儿，高高的颧骨，没有表情的淡色眼睛很有神。他身旁的藤椅上坐着一位小个子村妇，上衣没有扎进腰带里，一脸孱弱之光和羞怯之情。在外省照相馆简陋的花朵和鸽子的背景墙下，戳着两个年轻人——身材奇大，蠢里蠢气，大长脸、凸眼珠，活像在挨训，这就是库尔久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得尔和谢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