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深处凡人家

——丹柿小院老舍故居

无论在北平还是北京，灯市口西街都是黄金地段核心街区，东边紧邻王府井，西边是紫禁城护城河。丰富胡同夹在灯市口西街正中，就像《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人们若不留心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就是大隐隐于市吧。

拐进胡同第一户，是老舍的家。一切喧嚣，穿过小院砖砌门楼便自觉收敛，连三月天的沙尘雾霾，遇到满园郁郁葱葱也稍显退散。参观者络绎不绝，脚步都放得很轻，仿佛怕打扰作家的思考、惊落枝头的露珠。

逢年过节，这里变得很热闹，老舍纪念馆工作人员按照北京传统装饰小院，组织民俗活动，游客们不像朝拜文豪故居，更像到一位平凡老者家中作客。这应当是老舍自己也会喜欢的纪念方式。当年，他在院中亲手培育了三百盆菊花，上至文人官员，下至送报送奶的工友，都曾被他邀来品茶赏菊。曹禺写道：“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一个隐士，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

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

1949年10月，刚刚接到文艺界友人发来的邀请信，老舍就匆匆自美国启程回国。刚做完坐骨神经手术，他是被人用担架抬上轮船的。漂泊半生，老舍为途经的许多城市写下文字，但加起来也比不上故乡皇城根儿。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月牙儿》，他“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北平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血里。费正清劝他再观望一阵，可是回北京，他等不了。

与许多归国名人一样，老舍被新政府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夫人和四个孩子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尚未返京。房间现代化国际范儿，但写作只能在梳妆台上对着镜子。

对老北京人来说，独门独院才有家的味道。“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1936年在青岛，他这样满怀憧憬地写道：“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少小离家老大回，揣着在美国积攒的稿费，老舍想买个自己的房。

新中国成立伊始，有产业的人纷纷抛售房屋，价格极低，但全北京没人买。解放区干部、归国文艺人士都听从政府分配，住进宿舍楼或合住大院，“买房置地”似乎不合时势。老舍问周恩来，能否自己出钱买房？周恩来说，你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没问题，你买吧。于是，老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特批”可以买房的作家。

他赶紧托好友卢松庵和张良辰看房。两人挑中了东城廼兹府丰盛胡同的小四合院。廼兹府大街即今天的灯市口西街，老舍对位置满意，信任朋友眼光，连看都没有看就定下了。房主开价一百匹布，老舍用五百美金稿费买来布匹换了房。

1950年3月，夫人胡絜青携儿子舒乙，女儿舒济、舒雨、舒立回京，简单修葺装修后，4月，一家人搬进新居。北京人爱在四合院种果树，图个吉利好看，老舍请人到西山移植来两棵柿子树。柿子圆润火红，是国画家青睐的题材。胡絜青年轻时就喜欢画画，回北京正式拜师齐白石。三间正房中的东房是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胡絜青为这间房取名双柿斋，整个新家叫作“丹柿小院”。前半生，老舍住过的地方不下几十处，从1950年到1966年，丹柿小院是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小院连房带院占地三百平方米，在四合院中算是规模很小的。郑振铎、高君箴夫妇去祝贺乔迁之喜，看到“狭长的房子有点像列车车厢”；客厅新粉的墙壁因为受潮花糊糊一片，老舍指着墙说，“这是多妙的一幅天然山水画呀”。《四世同堂》里写祁老人十分喜爱自家的小房：“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老舍常得意地说：“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像赵树理、丁玲。”

当时，北京有两条丰盛胡同。另一条在西四南大街，因明初大将丰城侯李彬府邸在那里，得名丰城胡同，清代讹传为丰盛。而廼兹府原名奶子府，是明代皇子选乳母的地方，后来为了雅致改叫廼兹府，这里的丰盛胡同得名于天启皇帝的乳母奉圣夫人。西城丰盛胡同宽敞整齐，名气更大，寄给老舍的信件常常错投到那里。老舍去世后，东城的丰盛改了名字，叫作丰富胡同。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

在老舍眼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再没有一点积垢”。简朴的小院也在他的手里变得精致温馨，处处体现平凡人家的生活情趣。

正院一进门是一座木影壁，一般漆红底黑边，老舍请人漆成了草绿、深绿、黄、红、黑五彩影壁。时下初春，两棵柿树刚发新芽不见果实。以往每到秋冬季节，街坊四邻、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老舍夫妇亲自登门送上的“有机柿子”，这是老北京的传统：“送树熟儿”。臧克家记得，那些柿子有方的有尖的，活枝鲜叶，收到他舍不得吃，摆在宜兴泥茶盘上，当作艺术品鉴赏。

在伦敦、青岛住小洋楼的时候，老舍最怀念的就是北平“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在丹柿小院，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每一个到过老舍家的人，描述他家的样子，必从满园鲜花说起。1961年，法国汉学家贝热隆到老舍家做客。谈文学时他们通过翻译人员，有一种公事公办的色彩，谈到花时，老舍兴奋地直接用英语聊起来。十几年后，贝热隆半调侃地回忆道：“单凭这种对鲜花的爱好，在某个时期就可以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就像普通的北京老爷子一样，老舍颇为他的花得意，总想秀给别人看。昙花一现定叫朋友秉烛夜游；金秋时节，菊花开了，更是丹柿小院的盛事，必邀大批朋友轮番饮酒赏菊。老舍夫妇在院中养了多达三百盆菊花，品种近一百，恐怕植物园也不过如此。培植方法是老舍跟他哥哥舒子祥学来的。舒子祥拉过洋车、当过巡警，骆驼祥子的原型就是他。

老舍自言，他对花像好朋友似的关切。“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了，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夏天暴雨，邻家的墙倒了，砸死一百多棵菊，“全家几天都没有笑容”。

正房中间是客厅，面积不大，但几把沙发、一张小圆茶几，也够三两知己舒适畅谈。当年贝热隆环视客厅，瓷器、扇子、挂画叉竿，老舍收集的各式手杖、镀金的球型时钟，无不让他感叹，“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这位作家把他的生活环境整理得有条不紊，以他写作的那种细腻来布置一切”。

老北京人，尤其是旗人，无论贫富，讲究个体面干净。家具陈设，老舍每天至少亲自擦拭一遍。红木的旧式多宝格和条案上，摆着他淘来的古玩和工艺品。老舍纪念馆副馆长王红英告诉我，老舍先生在“文革”刚开始就去世了，大规模抄家还未开始，这些藏品也就因此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可惜的是老舍精心收藏的一百多把名伶手绘扇面，都被抄走，后来被低价出售了。

老舍搞收藏，标准只有一个：他喜欢。至于是真是假，完整还是残破，值多少钱，他都不管。郑振铎是海内闻名的大收藏家，与老舍相熟多年不见外，进客厅四处看看瓶瓶罐罐，轻轻说了声：“全该扔。”老舍一笑：“我看着舒服。”

大圆桌上每日必摆插着鲜花的花瓶，和盛满时令水果的果盘。每天，老舍把水果一个个拿出来擦好，把果盘也擦干净，再把水果摆回去。二十出头时老舍单身在英国，几年没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和神经性肠炎，不能吃生冷食物，水果摆出来只为好看，闻着清香。

墙上的“天然山水画”早已被名家画作取代。老舍第一张藏画是1933年托许地山向齐白石求来的《雏鸡》，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客厅西墙是老舍“私家美术展”，十天半月换一轮。

现在来到故居，可以看到墙上挂的是李可染的《耕牛图》，这是抗战期间，老舍在李可染的重庆画展上购得的。画作右首题字为老舍所拟，齐白石书写：“当时政治教人民置农器，未教人民读农器谱。可染以耕牛为农人之首，真善教人也。”一画荟萃三名家，是老舍纪念馆镇馆之宝。副馆长王红英告诉笔者，这是老舍去世前最后一幅亲手挂上的画。丹青寂寞，迎来许多观赏过客，却再没等到主人归来，将它摘下收起。

他是很场面的人物

1950年6月，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更因为他人缘好。抗战期间，大后方文人就推举他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如林斤澜所说：“傅雷是个书呆子，老舍先生可不是。他是很场面的人物，有老北京那种外场的本事。什么曲艺、戏曲、书、画界都能交往，在文艺界也如此。”

所谓“外场的本事”，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对待朋友，老舍没有贵贱之分。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道，1954年秋天一个晚上，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刘世森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大夫，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老舍叫住他：“别走哇！这是咱们的市长，见见他好嘛！”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冬天，刘世森帮老舍把一盆二百多斤重的腊梅搬进屋里，老舍震惊于他的力气，坚持要给他下二斤面，刘世森说吃不了，老舍对保姆说：“不行！给他下二斤！”还嘱咐一定多放炖肉，浇肉汤。

作家黄秋耘有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渐渐发现，小院总有些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小孩，一见老舍就像《茶馆》里一样，照旗人的规矩打千儿作揖，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赶紧扶起，请进屋里倒茶递烟，临走再塞点钱给对方，说是给孩子买点心吃。老舍告诉黄秋耘，这些人有的给行商当过保镖，有的在天桥卖过艺，有的当过“臭脚巡”，都是他作品中的“模特儿”。“现在他们穷困潦倒，我还有俩钱儿，‘朋友有通财之义’嘛！别见笑，我这人是有点封建旧思想。”说罢哈哈大笑。《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每一篇传世之作，都是老舍交了真朋友才得来的。

老舍家的菜、酒、茶、花，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龙须沟》首演成功，老舍大宴演职人员。按照老北京的规矩，在自家院里搭大棚砌灶，一个大师傅带几个小伙计背着大饭锅来，做了一百多道菜。

擅写美食的汪曾祺念念不忘：“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那是胡絜青在老舍指导下千锤百炼的招牌菜。白菜只取心儿，用开水浇，不能下锅焯，焯了就会太烂影响口感；腌的时候码一层白菜，撒一层芥末料；用讲究的容器密封存放几天。不知试验了多少次，才达到老舍要求的标准。老舍很愿意让朋友们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汪曾祺吃到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别处没有，以后再没吃过。酒是“敞开供应”的，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多少喝多少。曹禺坦白，某次受邀来丹柿小院赏菊，他“几杯黄酒到了肚里，竟颓然醉倒在桌下，四座笑声朗朗，朋友们是那样欢悦”。

也有很多时候，老舍领客人到家附近下馆子。当初老舍看上丹柿小院这处房，一个重要原因是离王府井老字号和隆福寺小吃近。东来顺、萃华楼、仿膳饭庄，是老舍最常去的店，有次老舍宴请吴组缃，吴组缃颇感惊讶，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和老舍见面亲如家人。在萃华楼不用点菜，服务员看人数就能按老舍喜好安排合适的菜单，干炸丸子、糟熘鱼片、芙蓉鸡片、乌鱼蛋汤必点。仿膳饭庄至今在北海公园原址，大门口挂的仍是老舍题写的匾额。

趴在床上写作

了解老舍的人都知道，老舍好客，上午拜访却是不受欢迎的。他一生保持老北京人的习惯，早睡早起。大多数作家喜欢挑灯夜战，而老舍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是清晨和上午。起床先浇花，得腿病之前，还要打太极拳，在院子空地练练刀枪棍棒，然后就钻进耳房一直写到吃中午饭，其间唯一的休息是不时出来伺候花。午饭后点上一支烟，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家人知道他在构思，轻易不和他说话。朋友一律下午登门，若是上午来了，最好自己默默看花。

西耳房是书房，与卧室相连。书房极小，只能放开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椅子后面墙厚，老舍别出心裁，请人打了洞，大书橱深嵌其中。背靠书墙，面朝满园芬芳，远胜在饭店对着镜子写作。就在这个斗室之间，他写了《龙须沟》《茶馆》等三十多个剧本，无数散文、杂文和半部《正红旗下》。

非解放区的作家在1949年之后几乎都遇到了转型困境，唯老舍一炮打响，1951年写了受上下一致称赞的《龙须沟》，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自己并不是完全满意《龙须沟》，他对助手濮思温叹着气说：“对老北京人，他们吃喝拉撒睡在哪儿我都一清二楚；到解放后，可就不行啦，不下去，没有生活啦，戏不够秧歌凑！”

三十几岁时，老舍理想中的卧室应当“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在这个床上，横睡直睡都可以，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好像陷在棉花堆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在西屋老舍卧室，看到的是一张坚硬的红木床，床帮上镶着有天然水墨纹路的大理石，床屉是棕绳的。因为腰腿病，老舍只能睡硬板，无福享受年轻时期待的软床。老舍去世后，红木床被抄走，所幸遇到明眼人鉴定有文物价值，没有毁坏，“文革”结束后又归还舒家。

这张床也算老舍的第二书桌，腰病发作的时候他只能趴在床上写。许多作品的写作过程，于精神和身体上都是艰难痛苦的。陈徒手《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写《春华秋实》，经各级领导审阅指示，修改十二稿，时间长达一年多。1955年，因为西安抓住一个冒充战斗英雄的骗子，罗瑞卿请老舍写个戏，这件事本身并不好创作成剧本。从小管老舍叫“二爹”的满族作家赵大年说：“罗可能认为文学就是宣传，这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老舍也是好面子。”老舍到西安采访，因为坐车时间太长，犯了腰病，回家趴在床上写了《西望长安》。

1958年，老舍因腰疼卧床，人艺导演夏淳来看他，他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两个星期之后老舍就拿出了《红大院》初稿，打电话把夏淳叫来，半躺在床上念完了剧本，写的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故事，其中还有大炼钢铁的情节。就像蓝天野说的，这些戏“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

在1956年秋至1957年上半年，环境稍宽松，老舍写了《茶馆》。这个剧本是公认的老舍1949年之后最杰出的作品，出彩的部分仍然是第一幕的“旧社会”场景。老舍在那段时间表达过：社会活动太多，开会太多，希望有充裕的工作时间。他发牢骚说气话：“上午要写作和搬花，就是毛主席叫我开会我也不去。”

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

在各项运动中，老舍的朋友们陆续被批判。老舍像以前一样，请他们吃饭。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是谁都有勇气做的事。

石挥导演并主演过《我这一辈子》，老舍很看重他。石挥被划为“右派”后，情绪低落，来北京办事，躲在小旅馆里不出来。老舍让秘书再三去请，告诉他是在家里见面，石挥这才赴约。丹柿小院一番畅聊后，两人同去萃华楼。老舍拄着拐杖，石挥在大街上模仿起他走路的样子，引得路人围观。这是石挥难得的一次情绪放松。回上海不久，一代“话剧皇帝”投了黄浦江。

1958年，吴祖光下放北大荒劳改。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是老舍做的媒。老舍叫新凤霞到丹柿小院吃元宵，临走时送她一大摞信纸，一对永生牌钢笔，嘱咐她“给祖光多写信，一天写一封，信里别发牢骚”。吴祖光成了北大荒家信最多的人。

1960年底，吴祖光回北京，发现新凤霞因生活困难将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都卖了，他虽深为惋惜，但如此境遇也顾不上许多。临近1961年春节，夫妇俩在王府井大街散步，迎面遇见手持拐杖的老舍，老舍一把抓牢了吴祖光说：“我知道你回来了，正要找你，我有一样东西要拿给你看，现在就到我家来吧！”老舍走进里屋拿出一幅画卷，展开竟是齐白石的玉兰花。他在画店发现画轴签条上写着吴祖光的名字，便替他买了回来。吴祖光问花了多少钱，老舍不告诉他，只应他的要求，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作纪念：“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

当年二十出头的王蒙被划为“右派”，他和老舍并不熟，只在几次大会听过老舍发言。王蒙在报纸上看到老舍和外国友人饮酒赏花的报道，“这虽然是文人的一种情调，但在当时的确是政治上的特权”。王蒙又强调，“特权”这个词一点没有批评的意思。“一个文人大模大样饮酒赏菊待客都成了特权，是社会的不正常。”对于老舍本人而言，这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任务，向外国客人“证明中国作家生活得很潇洒、很有个性”。

吴组缃与老舍知交数十年，20世纪60年代，他来老舍家喝酒，听老舍在酒后发过很多牢骚，具体说了些什么，吴组缃不肯多透露。晚年，林斤澜曾几次劝吴组缃写出来，吴说，实话不能写，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

1966年8月21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进行了一番谈话。舒雨说起离家不远的王府井大街上，老字号店匾都被砸了，接着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她指的是客厅多宝阁里摆的那些古董。老舍斩钉截铁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那是他和子女的最后一次长谈。

两天后，1966年8月23日，在孔庙大成门前，在北京文联大院，老舍遭到毒打。半夜，胡絜青接老舍回家，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用棉花擦洗他脸上、身上的伤口。老舍躺下休息，一言不发。胡絜青问不出什么，只好回东屋睡觉，睡前把剪刀、皮带全都收起来，以防不测。

1966年8月24日，他走出鲜花盛开的丹柿小院，拉着小孙女的手，拖着长音说：“跟爷爷说，再—见—”然后直奔太平湖。冰心说过，她早有预感，老舍要自杀，一定选择投水。就像《四世同堂》里祁天佑投河前的独白：“想到河、海，他反倒痛快一点，他看见了空旷，自由，无忧无虑，比这么揪心扒肝的活着要好得多……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

1978年6月，在迟来的追悼会上，如同许多没能保留骨灰的人一样，老舍的骨灰盒里，放的是他的钢笔、眼镜等常用遗物，以及血衣残片。特别的是，家人在其中放了几朵茉莉花。老舍喜欢茉莉的味道，茉莉花茶是他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

20世纪90年代中期，胡絜青搬出丹柿小院，将故居和老舍的遗物、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成立老舍纪念馆。1999年，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书房桌上的台历定格在1966年8月24日，一切按照老舍生前的样子布置，跨进小院，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只是这时空中，没有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笔下的场景：

老舍先生在灿烂的秋阳下，挽着袖子给几盆菊花松土。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中式便服，像个老园丁。他见我们进来，放下手里的活儿，拍打了两下手掌，说：“脏，就甭握手了。”然后他迎你走进挂满水墨画的客厅，抱起沙发上的老猫，说：“来客人了，让开座吧。”

故人寻踪

老舍故居：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

 

 

从1949年至1966年，阳翰笙与茅盾在东四头条文化部大院做了十七年邻居，阳翰笙经常看见，每天子夜过后，茅盾书房里仍然透着灯光。茅盾后半生远离纷争，深居简出，于风浪边缘保存着火种，终于熬过黑暗，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