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弗莱彻《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系君主传统》一文，曾给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东岸学界带来不小的震荡。美国哈耶一系高校后来培养出来的学界名流如罗友枝、柯娇燕、巴菲尔德等关于北亚史和内亚史的思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影响。
在弗莱彻看来，游牧社会比所有农业社会都更加政治化。游牧社会特殊的生活方式，让战争成为各个超部落草原组织的存在基础。战争将草原社会结合在一起，战利品是草原政治领袖得以维护权力、团结诸部落的制胜法宝。睿智的草原领袖痛恨和平，他们总要为发动下一次战争寻找借口。如果他们始终保持草原本位，那么他们的政治体系就注定是这种以战争为基础、危机四伏的、野蛮的草原政治体系。相反，如果这些领袖的目的不只是建立一个以草原为中心的部落联盟或草原帝国，如果他们的目光投向南方，直指汉地、波斯等地，那么生活方式的定居化、政治体制的官僚化就成为必然，草原可汗最终也一定会蜕变成为一个农业帝国的君主。北向意味着对于民族性的坚守，南向则注定了被定居文化同化直至民族消亡的命运。
实际情况是，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8世纪中晚期，这些北方民族（包括从早期的匈奴到后来的蒙古等典型游牧民族，以及契丹、女真、满人等魏特夫、冯家昇所谓的“第三文化”或巴菲尔德所称的“满人”类型民族）多选择了南向策略，而这也就为欧亚大陆各定居社会构成了长达二十余世纪的“北方问题”。
弗莱彻英年早逝。在他辞世后的三十余年间，各种关于北方民族的新史料层出不穷，各类新观点、新方法也相继粉墨登场。不过，再没有人会像弗莱彻这样如此坦诚、如此政治不正确地谈论北方草原社会的政治问题。虽然学者多以弗莱彻为楷模，以能够运用多种语言史料（尤其是此前不被学界重视的北方民族语言材料）为荣，但他们的研究兴趣却转向了游牧民族征战活动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身份认同、想象社会、二元政治、二元文化、文化传播、贸易中介、外来语、饮膳交流等问题。在目前繁盛的北方民族研究当中，我们很少能见证对人类根本问题的关怀，我们目睹更多的是处于各类政治正确压力之下的谨小慎微，对于各类文化中心论的愤愤不平，“对情报的贪婪”（张承志语），对异己的北方民族的盲目好奇，以及对伪命题的苦苦追寻。摩拳擦掌的布瓦尔与佩居歇们，一方面在大量囤积资料，另一方面又在制定学界规则。“二元”“文化传播者”“身份认同”“想象社会”云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当今史学界《庸见词典》中的词条，虽然学者必须知晓，但其作用也仅仅是可佐谈资而已。“对于历史和艺术史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博学之子更加危险了。”（布克哈特语）
我的挚友林鹄博士新著《南望》根据汉文写成的草原文献和中原文献，重述了耶律阿保机以降辽代前期几代君主笃定的南向主义，以及以建立一个以汉地为中心的帝国为鹄的的几代辽代政治家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政治历程。本书所用材料全为中古史研究的常见史料，研究当中也并无明显的方法论可言。作者无意像现代实证主义学者那样，去探索历史事件背后所有可能的动因以及条件，因为他深知，如果那样做，他必须具有一种“非人类的智力”，他必须“假做上帝”（夏尔·佩吉语）。作者也无意尝试以各时代、各群体自身的标准去评价这些时代和团体，并在具有终极目的的普世历史中来评判这些时代和群体。因为他知道历史主义史学（包括新历史主义史学）为自己设定的这两个目标自相矛盾。作者的论述始终如一地聚焦于辽代政治大业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凭借身处现实政治当中的政治家（即辽代前期诸君主）的政治思维，去阅读、阐释史料。如果我们一定要为本书总结出一个方法的话，那它一定是历史观察当中所谓的“直觉方法”（佩吉语）。像传统史家一样，作者在本书多处，考虑了“历史虽未发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作者不仅论及曾经发生的事情，他还谈论可以发生的事情。他关注的是政治家（包括辽代政治家）根据或然性和必然性，倾向于做或说哪一类事情。这也就让他的历史关怀变成了一种普世关怀。隐藏在本书众多文献考证之下的，是一部布克哈特式的诗化历史。
历史学者从事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复原及同情地理解“他者”的喜怒哀乐，而在于研究者的自身发现。1852年，布克哈特在发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之前，曾这样告诉诗人保罗·海塞：“我从来不会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可以允许所有观点、所有时代都拥有它们自身价值的彻头彻尾的老牌文化史家，会变得像现在的我这么偏激。但这就仿佛我的眼睛上有鳞掉落下来。我现在告诉我自己圣雷米曾经告诉克洛维的那句话：‘将你过去崇敬的东西扔到火里，开始崇敬原来被你扔进火里的东西。’……我不再会对每件事情、所有事情的价值做出那种貌似客观的泛泛认同，我要让自己重新变得偏狭。”因为写作《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布克哈特实现了他的第一次觉醒，开始了他治学的晚期风格。那一年，布克哈特34岁。通过研究中国中古政治史，本书作者的眼睛也“有鳞掉落下来”，实现了一次顿悟。我坚信，一定是由于汉地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政治传统及其背后的思想根基在体制建设和社会建设两方面所具有的超历史价值和意义，辽代前期的政治家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汉化之路，本书作者才会以数年之功去复原中古中国的这段政治史。作者在未来数年里对于这些超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复原，或许可以导致他的再次顿悟？对于他的第二次航行，我翘首以待。
乙未年己丑月末（2016.02.06）序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