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建构的暹罗

从根本上说，历史或许可以被看成是泰国性的一个主要数据库。大多数对泰国性的解释都以从历史中寻找支持为傲。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也变成了决定“什么是泰国性”或“什么不是泰国性”的权威。对于泰国性的解释很少有不援引历史以证明其合法性的。可以说，所有对历史的研究都是关于泰国国家感的学术与科学话语的支柱。正因如此，如果要在泰国研究上有所建树，特别是泰国人进行研究的话，就应该在现存的研究作品之外有所突破。这种研究应该是一种挑战：一种反向的历史（a counter-history）。

传统的对于泰国历史的研究总是会预设从未知时代开始，就存在某种政治的或社会经济的“东西”，一个王国或者国家的存在。只有如此，历史学家才能讨论它的政治组织、经济形态、文化、发展和改革。它是先在的；研究只是对这种先验事物的再次确认。但是，本书所研究的是泰国国家感是如何一步步被创造出来的。这一研究将重新审视被传统历史学家作为卓越的泰国性而称颂不已的伟业，即现代暹罗的建立。但是，这一研究并不是讨论民族国家建立的进程，它想要表明的是：暹罗是一种话语建构。泰国历代国王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话语的工具。泰国性只不过是一种对卑贱出身（humble origin）的建构。

跟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一样，历史将暹罗在19世纪与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看成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暹罗从未正式成为殖民地；对于这一与众不同的现象，泰国人常常引以为豪。因此，暹罗被认为是一个实现了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国家，这还得感谢历代国王的无上智慧，正是他们明智而又及时地应对了欧洲力量的威胁，在合适的时期引领泰国迈向了现代化。而那些留存下来的传统，特别是泰国佛教和泰国君主制，就成为了现代暹罗独有，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尽管遇到过一些挑战，但是这种关于泰国历史的既有看法在泰国社会中坚如磐石，不管是在今天泰国的学术界，还是在年轻激进分子的圈子里，都是如此。当然，这同样也使军人干政变得底气十足。

在泰国，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及70年代受到泰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质疑。一些另类的历史（alternative histories）被构建起来，特别是以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变革之类的术语包装起来的历史。在这种视角下，现代暹罗的形成是其进入世界市场的结果，其标志是1855年与英国签订的正式条约。对君主制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直接争论，则表现为这样的命题：民族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并非在1932年专制君主制结束之前，暹罗在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一个专制国家。

除了泰国国内关于泰国建立的话语之外，西方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暹罗被看成是一个被间接殖民的国家，从19世纪中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届独裁政权时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19世纪晚期的国家建构和国王的角色同样大受质疑，没有人把它看作民族国家的开端。这一争论的中心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泰国无法在国王统治下实现信仰泰国佛教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在各个方面（族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现代国家政治一体化。在西方学者的话语中，被当作现代泰国的“东西”最近得到了多样化的定义。

这些挑战试图反击那些对国王能力和传统习俗的适应性的过分信任。与之相反，它们更注重历史中非个人的力量，并试图将看上去是民族主义者的国王与现代国家的诞生分离开来，强调泰国在从君主统治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时的那种无能为力。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取径，必须预设一个原型或者组成民族国家概念的一些准则，然后将暹罗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体，与这些模型或准则相对照。这种研究，其目的是为了确定暹罗是否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者通过应用学者所规定的条件去探究这个国家的性质。

正统的王朝史和战争史对泰国民族国家设定了一种静态的、老式的定义，并将这种定义应用到过去。另类的历史展现了动态与过程，却仅仅依据所讨论的历史之外的特定的学术标准而定。确实，学者试图根据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来判定一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与本质结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本真或认同。一个国家的全部历史都假设了这样一种实体的存在，或者假定了这种实体的确切条件，就好像这种认同早就被赋予了。

这种困境在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史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困扰早期东南亚历史学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国家的形成。具体来说，即如何在不去争论什么是国家的基础上，来探讨一个国家的形成问题。这个标准常常是社会科学家规定的，而不是早期东南亚人自己规定的。因此，历史学家时常对暹罗是否是一个国家抱有怀疑。

要超越民族国家来看待问题。唐纳德·埃默森向我们表明，对“东南亚”这一概念的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形成。殖民者根据各自的势力范围划分了统治区域。是战争，特别是日本人的占领，而不是学术，消除了殖民地之间的分隔。此外，“战争一旦爆发，地图就要重画”（making wars means making maps）。美国国家地理学会（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制作了一幅东南亚的地图，同盟国在战后建立了东南亚最高统帅部，从此，“东南亚”一词开始流传开来，尽管它的定义还存在争议。正如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为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等许多独立国家，有谁敢保证说缅甸和斯里兰卡就应该是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分裂为缅族、孟族、克伦族、掸族、斯里兰卡人、泰米尔纳德邦或者其他人的国家？什么才是民族的精髓所在？一种无可非议的判断，可能突然变为无稽之谈。

有别于对民族准确定义的追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看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民族并不是一种给定的实体。更恰当地说，它是想象的产物。相对于宗教统治与王朝专制，民族被设想为一个新的阶段、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其时空特征以多种形式被展现出来。这种身份认同通过诸如语言等特定的媒介才变得可能。作为想象国家感的一种主要技术手段，语言通过多种方式形塑了一个民族，例如，通过方言、书面语、出版物、皇室语言、诸如教育之类的国家体制、殖民统治下的统一语言等等。概括来说，语言可以使某一人群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时空共存的范围内理解他们的共同体。国家感是一种想象出的范围，并没有先定的认同或本质；它是一种文化的建构。通过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刻画这种可能的范围，我们就能够知晓得一清二楚。反过来，这些技术手段创造了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与事实，使之变成了实在之物。

安德森的开创性研究为国家感研究开启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它也需要更多批判性的质疑。首先，在安德森的研究中，充当想象共同体的中介的语言被语言学家们称作“言语”，即在日常交往中的口头的、操作性的语言。而广义的语言是人类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中介。那么，其他类型的中介，如技术、当地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等等，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促成和塑造想象的共同体的？

其次，安德森似乎过于关注想象，即一个民族的可想象性。这听起来好像一个民族是在头脑中凭空创造出来的，并且随着人们头脑中这种观念的再生，这个民族就会维系下去——因此它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或许仍然会疑惑，这样一种介质如何在真正的人类关系当中构想出用以维持想象共同体的运行与再生产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强调意识胜于人类实践的活动总是有理念论的倾向。因此，新的想象共同体似乎就是在新理念的顺利传播下创造出来的；这就像在一张空白纸上书写一种新的语言。如果一个国家并不是第一个想象共同体，或者唯一的想象共同体，如果新的介质并不是在真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那么，在新旧介质之间，就必然会出现交汇、冲突、融合或联合的情况。

再次，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中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积极认同。他的语言媒介创造了一种认同范围，形成和定义了共同性（commonness）的时空轴。而要弄清楚共同性的范围，就需要对这种范围的内外之别加以确认。想象的认同总是暗示着对超越边界之外的认同的缺失。事实上，民族志学者对这种族类认同存在的问题是很熟悉的。基本上，族类认同是一种通过对“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同而加以定义和区分的动态机制。在一些情况下，关于“我们是谁”（who we are）的观念可能只有在识别出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特征时才表现得更明显，而不是在对“我们”的自然特性进行积极思考时。再进一步来说，这种区别是文化上的，并不是基于任何自然属性的，并且可以被改变。这也是国家感认同的一种本质。

本书并不是对民族建立、国家形成或民族起源问题的另一项研究。它也不是一部从前现代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政治或经济史。它是一部国家感认同的历史：是什么形成了泰国国家感？对于它的认同又是如何被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