矞矞禹迹 煌煌史彰
（代序）
大禹作为上古的传说人物，在漫长而广泛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刻民族认同感的特殊符号，渐渐地浸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从而汇聚成了特定的“大禹文化”和“大禹文化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关于大禹的研究，有四个核心问题：一是禹迹，二是禹事，三是禹释，四是禹意。
所谓“禹迹”，就是从区域文化视角考察大禹的“行迹”，从长江上游地区的“禹生石纽”到下游的“禹娶涂山”，从黄河中下游的“禹都阳城”到下游地区的“禹东教乎九夷”，在这样一个广大区域内都有禹的文化行迹，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如何认识这种在广泛区域内俱有的“禹迹”传说和遗迹，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是至今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
所谓“禹事”，就是古代各类文献典籍所记述的有关大禹的传说故事，“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从方法论的角度，按照记述其传说故事的文献年代将其排列起来，系统梳理其全部的传说故事，是研究禹事的基本方法。前人对此做了比较完整的工作，但分歧在于对某些先秦重要文献典籍年代的认识，使文献先后顺序的“排列”并不一致，也就造成了大禹传说故事的序列分歧。好在今天我们可以根据出土文献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谓“禹释”，就是从古至今的学者对“禹迹”“禹事”在文化和学术上的研究和解读。从认识论的角度，无论是先秦儒家和汉后经学家们从“人王”到“圣人”的解读，或是历史学家们从历史到神话再到历史的解读，或是神话学家们从神话到历史的解读，亦或是民俗学家们“禹是一条虫”的图腾说，都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如禹的属性（是神、人王、圣人、孝子还是蛇图腾等）、起源、流传、价值等。如此众多的“禹释”可谓是仁智相见，百花齐放，从而形成特定的大禹文化现象和文化系统。可惜对此相关的重大学术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清理。
所谓“禹意”，就是从价值观的层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禹迹”“禹事”及在“禹释”中所给予的社会价值判断和取向。我们知道，大禹治水是一个影响最为悠远而深刻的神话传说故事，其文化要义集中体现在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救世济民的集体社会意识和智慧。但对大禹的价值取向绝不仅仅如此。在祭祀形态、国家政治、民间生活，以及从自然到社会秩序，从经学到史学，从个人到群体，从婚姻到民俗，从人王到天命等诸多方面，人们对大禹都有许多富有社会意义的载述和解读，时至今日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符号仍被不断地弘扬与传播。
杨栋的这部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善的，对上述四个问题皆有较好的梳理与总结。大禹传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学术和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既关涉夏文化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可以从学术史上总结二十世纪古史辨派神话研究的得失。上古历史与神话、传说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大禹是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传说人物，大禹传说既蕴含着一定的史影，又有很强的神话色彩，作者将其纳入到广义的神话范畴中，一方面探析其中的史实素地，一方面梳理其演变发展，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较为中肯的观点。
目前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研究或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或运用西方神话学理论进行阐释，而对于记载中国神话的文献本身往往关注不够，甚至对文献文本断章取义。作者敏感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神话的文献学研究，从文献出发，同时将神话置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探究中国神话的深层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质。杨栋在硕士阶段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对文献学基本理论和方法非常熟悉，因此其博士论文显示出扎实的文献学功底，这表现在：一是搜集材料竭泽而渔，举凡传世文献、出土材料、图像资料都进行了大量搜罗；二是始终关注文献的生成年代，从而更好地梳理神话的演变；三是能够正确地解读文本，并合理地运用到观点阐释中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使用了大量新出土材料，很好地将古文献材料和新出土材料结合起来研究大禹传说史实素地及其演变发展，可以说是对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一种践行。另外，作者还新补充了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上博简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如清华简《厚父》有禹建夏邦的记载，而《厚父》的成书年代当在西周初年，从而将禹和夏发生关系的文献记载时间大大提前了，也修正了过去古史辨派的观点。上博简《举治王天下》中的《禹王天下》则是一篇对禹之功绩进行概括总结的文献，颂扬了禹的五大功绩，以禹为中心，独立描述其个人功绩，为战国文献所鲜见。这些材料作者都适时地吸收了进来。作者还收集了汉画像石中的大禹图像，考证图像内容，并解读其中的象征意义。
学术著作贵在创新，本书也多有作者自己的新见。如关于大禹治水传说，人们一般称颂他的治水之功，作者通过对早期文本叙事的梳理，发现在西周以至春秋时期，人们传颂的乃是禹的敷土之功，因为洪水发生以后，敷土才是生存和生活的最为紧要之务。到战国时期，由于出现了疏水灌溉的方法，“禹敷土”开始转变为“禹治水”，并逐渐夸大禹治水的能力。再如在论述纬书中的夏禹神话时，作者从文本生成演变及其文化背景的角度指出：纬书中的夏禹神话故事大多承自先秦文献，纬书作者通过抄录、虚构、糅合、改编等手段对其文本进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了风格独特、意蕴深厚的纬书夏禹神话体系。关于“禹生石纽”传说，作者认为它是“禹生于石”这一神话叙事的置换变形：石是夏民族的崇拜物，随着夏遗民迁入四川，“禹生于石”的传说亦进入川蜀，与川西北的大石传说相融合，当这一传说流传到汶山石纽时便产生了变异，“禹生于石”变成“禹生石纽”了。
全书有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体系。当下的很多著作往往是发表论文的结集，然后冠以一个笼统的书名，章节之间既没有太大关系更不能前后呼应。而本书则表现出纲举目张结构完整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来。本书对夏禹神话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对相关重要的与夏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考辨分析，是相对全面的一次夏禹神话文献的整理，揭示了夏禹神话传说演进的脉络、文化内涵及这一神话传说相关各种元素的内在关联性。本书还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留待读者自己去阅读。当然本书也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如利用考古材料对相关问题的考证还有待加强。
杨栋是我指导的硕士生，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出身于山东世代务农的寒门，六年的共同学习生活使我对他的谦虚守信的性格人品、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在他读硕士期间，我即规划其读博的选题，故引导他作了《淮南子》的研究综述，希望他博士学位论文做《淮南子》对先秦文献征引和利用情况的研究，但他最后自己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也是十分理解的，因为这个题目和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很相近，而复杂程度似乎更大。经过三年的时间，他比较理想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也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好评，并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博士论文”，后来又进一步修改完善，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现在书稿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也算是对其努力的回报。
我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杨栋在读博期间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学校人事部门已经正式同意将其留校任教，我也对他寄予厚望，但由于生活的原因他选择了待遇较好的湛江师范学院，最后又辗转到了目前的黑龙江大学。当时看来留在东北师大或许是更好的选择，但经此波折，亦或是一次更好的人生历练，更让其真正懂得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随后杨栋又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随刘跃进先生作博士后研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安平秋先生作访问学者，更可见其对读书与治学的热爱。作为他的老师，相信他将来会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
2018年10月31日
于长春净月居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