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由文学专业偶然闯入哲学领域的，因学浅位卑，寂寂无名，且又是个外行，再加以生性孤傲，进来之后未与哲学领域任何著名或不著名的学者有所交往。故在本书完稿将欲付梓之时，虽有意恳请一相关名家作序增色，亦终不可得。又深恐书中观点多与世相忤，倘不幸因此而触怒名家自取其辱，反为不美。即有名家肯俯允赐序，毕竟素昧平生，互不了解，如果所写内容不合己意，那时用与不用，亦是件大为难之事。于是便打消此意，自己写了一点自以为很有必要的话缀于正文之前，姑且算是自序吧。不过似乎觉得还是称之为“前言”要更好一些，正所谓“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凭此“前言”，或许可以避免一些本来就不应该产生的误会和麻烦。
一
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公认的最高范畴，那就是道。金岳霖即曾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道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
在中国哲人看来，道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大约二十年前，在被冥冥中一种似乎颇显神秘的力量围追堵截之下，笔者不太情愿地走上了学术人生之路，并且逐渐对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运用自己所悟之道解释一切自然及社会现象皆能顺理成章、通透无碍，以其检视各家各派之思想亦能研几析理、明辨是非，而且还能用它清楚地分析人类社会弊病产生之根源并给出解决之办法，于是恍然有佛祖菩提、阳明龙场之感。
作为形而上学的道肯定是唯一的，然而现实中却又各家之学派异道殊。余以为，众学之中唯有道家之说比较接近真道，其他皆伪道耳。当然，称之为伪道，并不意味着就是纯粹的谬说，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有些道虽不是真道，但却是由真道衍生出来的理，比如儒家的仁义之道，其对于人类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种种危机日益呈现，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如汤因比、罗素、李约瑟等人便提出应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拯救人类的妙方。前些年李泽厚先生则直接呼吁：“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笔者也基本认同这一说法。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日益强大，而西方哲学在为现代人类安顿人生上又显得力不从心，也许现在确实到了该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
不过，对于众人多把期冀的目光集注于中国儒学，笔者却深不以为然，因为在笔者看来，能够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问题的，恐怕非道家之学莫属。胡孚琛曾说：“无疑地，道学必定更具现代和国际意义与价值。上接黄帝以来五千年历史的、合理的、合法的、合情的道统，下开21世纪世界新理念。近代东风与西风的矛盾必由大道统一起来。目前，道学的现代和国际意义与价值，已是现代国际学术界所公共认同的。国际研究公认：‘道’将是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董光璧也说：“我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史意义。”对于二位先生之言，笔者亦深有同感。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各种罪恶层出不穷，人为灾祸连连不断，而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如今更使得人类面临重重足以导致整体毁灭的严重危机。人类如欲改善生存状况、化解种种危机以期彻底解救自己，唯一途径只有回归大道，舍此别无他法。不过笔者亦深知，仅凭中国古代道家已有之学说是绝对不可能令人信服的，因此很有必要结合相关现代知识对道进行科学阐释。曾有学者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哲学争取话语权。诚然，但争取话语权既不能靠诡辩取胜，也不能靠一味宣传，更不能靠武力强推，而只能靠把中国哲学打造成为经得起质疑和批判的科学理论。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地证明中国传统哲学确实是真理，所谓争夺话语权也就只能是说说而已。当然，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是为了搞霸权，而是为了让全人类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
笔者服膺、尊崇道家之道，并因此而皈依道家，没有其他原因，就因为认定道家之道确实是宇宙之最高的绝对真理，而决非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荀子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的确，人之为学，应道在君则从君，道在父则从父，道在华则从华，道在夷则从夷。一言以蔽之，曰“从之以道而不以君父华夷”。韩愈所言极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我虽然承认自己大体上属于道家，但从本质上来说，我应该属于绝对真理派。在求学之路上，我决不会以得某大师之真传为荣，而只以得到真理为荣。不管是任何人，也不管是任何学派，只要其思想与绝对真理也就是道相符合，我都会赞同并吸收，否则我都会反对并拒斥。李泽厚先生曾说他所提出的情本体论是“人类视角，中国眼光”，笔者论道，正是如此，不过须改为“人类视角，道家眼光”方更为准确一些。
历来许多哲学家都在力图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希望能够用它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更希望能够用它来规范和指导人类的行为。对于这种体系，余敦康先生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究竟何谓体系?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否在于寻找或者复制哲学家的体系?这都是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恩格斯曾说，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如果一个哲学家从这种需要出发，在对宇宙人生的思考中提炼出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总原则，并且能够根据这条总原则来克服各个方面的矛盾，解释各个领域的问题，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这就在思想内容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如果他虽有精深独到的哲学观点而缺乏“一以贯之”的总原则，或者虽有“一以贯之”的总原则而解释的领域不全面，或者虽涉及广泛的领域而不能在逻辑上自圆其说，我们可以由此来断定这位哲学家的体系不够成熟，不够完整。
他还说：
《庄子·天下》篇说：“明于本数，系于末度。”这是对中国的本体之学所提出的最高要求。所谓“本数”，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原则。所谓“末度”，相当于原则的发展和应用。一个充实而丰满的本体论的哲学系统，应该做到“本数”与“末度”的有机结合，而不能使二者相割裂。如果仅仅“明于本数”而不能“系于末度”，叫做有体而无用。反之，如果仅仅“系于末度”而不能“明于本数”，叫做有用而无体。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反复循环，由用以求体，再由体而及用，才能构筑成一个有体有用的完整的哲学系统。
对于这些论述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的，只是对其中认为所有体系都只是暂时性的东西有些不以为然。笔者以为，这世上应该有一个由绝对最高真理衍生出来的最大体系，而它却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永恒的，哲学家们所苦苦探求的正就是它，我们不能因为还没有找到就武断否定它的存在。这种理论体系是由形上贯通到形下的，也就是所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而它能否构建成功，关键在于“明于本数”。何谓“明”?一曰正确，二曰清楚。如果对“本数”也就是作为形而上的绝对最高真理理解不正确，或是解说不清楚，那么在其基础上构建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是完善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儒、道是影响最大的两家，然而在笔者看来，道家对“本数”（亦即道）的认识方向正确，但说得不够清楚，儒家倒是说得很清楚，但却又是错误的，因此他们都没有能够把这一最大的理论体系真正完善地建立起来。而在本书中，笔者对道的解释之清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虽不敢肯定它绝对正确，但至少在应用其所形成之理论时几乎可以做到畅通无阻。本来笔者撰写此书的初衷只是想弄清楚道家的人生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完全不曾妄图要构建一个什么理论体系，然而在完成之后重新审视，我却惊讶地发现它似乎就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所要努力构建的那个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固然主要以传统道家思想为依据，但却决不是对其原有思想的一个简单梳理或总结，而是有着极大的创新和发展。所谓返本开新，其是之谓乎?
笔者深知道乃公器，虽由己心而得，却不敢据为私有、秘不示人，故欲公之于众，以期有益于世焉。《淮南子·要略》云：“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处神养气，宴炀至和，而己自乐所受乎天地者也。”这也正是笔者撰著此书之意。惟所献者果至宝乎?果芹曝乎?亦望识者明鉴，以安吾心。
自从人类大脑有了自觉意识之后，每个心理和智力正常的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人生观，而绝不可能存在没有人生观的真空状态。一个人心中若无正确的人生观，则一定会被错误的人生观所占据。而一个人如果被错误的人生观所控制，危害的就决不会只是他个人，其身边之人及其所处之社会都将深受其害。有鉴于此，笔者特别希望此书所论述的适性人生哲学能够给世人指导人生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
在本书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笔者对其中之理论与观点愈来愈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并盼望能够早日完成以飨世人。然而现在当真要把它呈献在大家面前时，内心却又感到万分忐忑不安。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笔者的自信又消失了，而是害怕其中的有些观点会触爆文明人类所普遍具有的那颗极其骄狂、虚荣而又脆弱的玻璃心，另外还有一些观点则极有可能会让那些特别崇尚并早已习惯谦下这一“美德”的人感到心理不适。因此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在此说上几句，一是替自己很有可能会遭受的误解和批评作一个预先的辩护，二是想劝说那些极易被激怒的读者能够以一种平和、理性、宽容的心态去阅读本书。
笔者坦言，本书中有一部分观点，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应该属于惊世骇俗、耸人听闻之类，甚至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比如说，笔者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并不存在本质区别，而且人类远不像我们所自诩的那样优秀，它也不是什么唯一理性的生物；恰恰相反，整个文明人类是所有已知生物中唯一的一个病态物种，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主要指循性而行），其他动物要比人类理性得多，人类只是在一些次要方面（主要指循性而行的方式和能力）显得特别聪明而已。还有，历来学界探讨人类之本性，即心言性、心性不分可以说是绝对的主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笔者却坚持道家的自然人性论，也就是所谓的即生言性，并对心与性作了明确的区分，对二者之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诸如此类还有不少，这一部分观点笔者称之为“逆言”，他人可以理解作大逆不道之言，我自己则解释为逆耳之忠言。
本书中还有一部分观点，在许多人看来应该属于大言不惭、大言欺世、大而无当之类，或者认为它们过于抽象，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笔者称之为“大言”。比如说，笔者认为道家之道是唯一正确的道，非此道不足以拯救人类，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理性的人文宗教，并取代其他传统宗教成为人类统一的终极信仰。笔者还认为以循性而行之道为理论依据的适性人生哲学应该成为所有其他人生哲学的宪法，它主张人生的终极目的只是为了充分而和谐地发挥内在人性，而不是为了追求其他一切性外之物，因此人类社会所普遍流行的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即使按照儒家所主张的那样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去追求也是错误的。
毋庸讳言，笔者的确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对于自我本质的认识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误区，有些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其中既包括许多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也包括一些在人类社会普遍流行的主流观念。其表现要而言之为重末而轻本，重理而轻道，重变而轻常，重现象而轻本质，重实然而轻应然，乃至干脆以末为本，以理为道，以变为常，以现象为本质，以实然为应然。其结果便往往把一些表面现象或事实说成是真理，却不知这些所谓的“真理”对人生并不能起到实际而有益的指导作用，更多时候反而是一种误导。比如说历来就有许多学者主张人一定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因此人就是由现实社会或客观环境所决定和塑造的，而这就是人的本质。殊不知这只是在陈述实然的人，而实然的人并不一定能全面而正确地体现人的本质，如果任由这样的理论来指导人生，做人就难免无主于中、茫无头绪，只知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其下者便是近墨者黑、同流合污。其实真正能够指导人生的应是首先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应然的人，只有这样现实中的人才会知道该如何去做，而从理论上研究应然的人也不一定非得要以现实中的人为对象。还有，即使是陈述实然的人，认为人就是由现实社会或客观环境所决定和塑造的这种结论也是片面的，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人决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有的甚至还截然相反。与上述认识思路相比，笔者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因而能够极大地突破在人类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那些习惯性错误思维的束缚，从而摆脱其误导。
对人生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必须循性而行，而不要去追求一切本性之外的东西，这才是人的真实本质之所在，其次便是尽可能以正确、高效、理性、文明的方式去充分而和谐地发挥本性。事实上人类从诞生之初即已开始逐渐迷失本性，大肆追逐性外之物如功名富贵等，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本质早已经发生了异化。可惜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或是意识到了也不重视，只知为人类在发挥本性的方式和能力方面的优秀表现而沾沾自喜、狂妄自大，并且错误地把这些相对次要的东西当作是人的本质。如此一来，他们便再也无法看清人的真实本质，当然也就更加意识不到在人类真实本质上已经发生的严重病变以及将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简而言之，在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上，绝大多数学者一直是对主要方面早已存在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对次要方面的一些小优点、小成就却津津乐道、大肆夸耀。照此发展下去，人类的命运恐怕只会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楚霸王项羽一样自取灭亡，且临死之前都不明白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还在妄言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指出：“天体运动的核心法则使哥白尼一开始只是认作假设的东西获得了完全的确定性，同时还证明了那使宇宙结合的看不见的力（即牛顿的引力），这种力如果不是哥白尼大胆地以一种违背感官的、但毕竟是真实的方式，不到天空中的对象那里、而是到这些对象的观察者那里去寻求所观察的运动的话，是永远不会被发现的。”笔者同样认为，如果不能突破人类现有的那些有问题的主流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束缚，想要真正认清人类的本质并发现人类问题的根源恐怕也是很难的。
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更尝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能避免指出一些‘可怕的’事实，只要他相信那是真的。”既然笔者自认为看到了人类的某些问题，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就有责任把它们指出来，对与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不知我者，或疑心我有反人类之倾向，实则我不过是在这个遍地“非人”的时世里，非常不合时宜地说了些真实的“人话”而已。我这样做决不是出于对人类的极端仇恨，恰恰相反，那是出于对人类的无比热爱。爱之深而责之切，哀其不幸而怒其冥顽，这是历来道家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人类”的态度，我也不例外。弗洛伊德曾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真无知态度构成了挑衅，本书同样如此，但我以为这种“挑衅”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很有必要的。
本书观点基本上均经过比较科学的论证，是由道自然而然推导出来的结论，道家讲“道法自然”，它们正是道的自然流露。庄子以“三言”醒世，那是一种故意的手段，本书之观点却不如此，它们不是故意要为逆而逆，为大而大，更不是为了要吸引眼球，哗众取宠。本书所探讨的道以及以其为理论根据的适性人生哲学本来就是一个大主题，老子即曰“道大”，又“强为之名曰大”，探讨大主题则必有“大言”，何足为怪乎?如果没有“大言”，那反倒是不正常的。道大没错，“大言”也没错，至于有人认为其大而无当，无所用之，那只是他自己拙于用大罢了。道属形而上学，抽象是其主要特征，这也没有什么好批评的。适性人生哲学是从理论上探讨人类的本质，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样去做人，它所塑造的“真人”是做人的最高样板，因此必定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现实中的人或许达不到这种境界，但应该如司马迁所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样的理想化难道不好吗?
对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来说，允许质疑和批判肯定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对于学界提出的新观点，尤其是与主流观念迥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却不应初闻之下即断然否定，拒绝接受，并且仓猝地以已有的思想观念为武器去批驳它，而是应该首先去认真了解，看其有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反映了事物本质，是否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真正了解之后再不带成见地将其与已有的思想观念互相比较，看看究竟孰是孰非，孰优孰劣。须知主流不一定意味着正确，反主流的新观点倒极有可能更接近真理，人类历史往往就是在对主流观点的批驳中而逐渐进步的。况且一个人真要批判它，那也必须得先理解它，对于一个还没有理解的观点，他是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批判的。许多学者之所以喜欢轻易地去批判别人，往往就是因为他们在过于自以为是的同时却又对别人的理论和观点缺乏深入的了解。
英国著名科普作家汤姆·杰克逊说：“引进新的思想或许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存在。”笔者创作此书，正有想让人类重新审视自我并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思，因为我深深地感到，迄今为止被一些小聪明冲昏了头脑的所谓文明人类对自己的定性和评价是极不客观的。还有，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及观点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因此对现实中的任何个人及任何社会组织都不会带来任何实质的危害，比如说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本质区别、人类是所有生物中唯一的病态物种等，它们顶多是让某些人心里感到不舒服罢了。有鉴于此，笔者诚恳地希望人们能够以一颗宽容之心允许这种貌似“异端”但确实没有什么危害的声音存在，也许它还极有可能真会唤醒我们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来呢。
由于本书中批判了太多古今中外著名学者的观点以及一些在人类社会普遍流行的主流观念，且有部分言辞貌似激烈而武断，因此难免有人会视之为狂妄。然而笔者以为，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危害最大的态度是不允许质疑和批判，先入为主，固执己见，听不得不同意见，至于所谓的狂妄，其实倒并不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况且有些学者的所谓狂妄并非真的狂妄，他们只是在客观地陈述其研究所得，而有些人不能理解，便主观上认定他们是一些狂妄之徒，笔者大概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这种狂妄无非是一种很正常的“自以为是”，在本书中我已经论证过，如果单从字面意思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是“自以为是”的，因此我真诚地欢迎任何人批判我“自以为是”的观点，但决不接受任何人批判我“自以为是”的态度。
笔者还以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理，他就有权力将其大胆地发表出来，并有权力据此去批驳他人的观点，我们对他的唯一要求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而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仅仅为了照顾某些人的心理感受而故作谦逊。真正的学者以探求真理为天职，对于别人提出的观点，他更应该关心的只是它能否成立，有没有价值，至于提出者之态度是否狂妄，则不应去过多计较，更何况那所谓的狂妄还极有可能只是某些人自己的一种主观感受呢。有位西方学者指出：“在早期的罗马，基督徒经常标榜自己的无知和缺乏教育，把独立的哲学思考同傲慢之罪联系起来。”我真诚地希望现代人应该要比古代人更进步更开明一些，而不要继续轻易地把坚持独立思考并敢于发表个人意见等同于狂妄傲慢。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声称他发现了真理，只要允许接受检验和批判就行。当有人声称他发现了真理时，我们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真理是人类追求的一大主要目标。然而由于新发现的真理往往与已经盛行的主流观念不相符合，它会颠覆人们的所谓“常识”，因此现实中许多人初闻之时的第一反应既不是惊奇，也不是好奇，甚至连怀疑都不是。他们首先表现出来的情绪竟然是强烈的反感、厌恶乃至愤怒，并立即认定此人必为无知狂妄、哗众取宠之辈。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去认真了解一下对方究竟是如何证明的，而是直接予以断然否定，殊不知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极易导致主观偏执。
对于那些可能对本书的第一印象就会产生强烈反感的读者，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认为这本书不值一读，那就不读也罢。道不弃人，人自弃道，如之奈何?如果有人觉得言之有理，并愿意继续读下去，那不妨再听听笔者的几点建议：
第一，我们人类有太多太多长期养成的根深蒂固的成见，本书之观点大多与之相左，因此必须尽可能做到如道家所说的涤除玄鉴，佛家所说的破除执念，儒家所说的毋固毋我，从而以人应有的虚灵不昧之本心去认真阅读。
第二，尽可能顺着作者的思路去阅读，这不是要给你洗脑，而是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之深微意旨，况且深入进去也并不妨碍你还可以再走出来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和批判。这方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书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人性和道等，笔者都有自己的界定，相信每一位读者也会有自己的理解，但阅读本书时请务必用笔者的界定去理解它，否则一定会产生许多无谓的争议。须知，学术上大量无谓的纷争正是产生于双方都未能意识到的概念理解上的分歧。
第三，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思辨性较差，我们应该谦虚地把它看作是一种不足而不要文过饰非，更不要骄傲地把它当作是一种特色。本书之理论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和改进，思辨性较强。因此读者决不可以把它当作浅显易懂的心灵鸡汤，而必须耐心阅读，细细体味，必要时亦不妨暂时停下来掩卷深思。
第四，本书虽然文字较多，但却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大大小小的观念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证，只是未必集中于一处，因此必须完整阅读方能融会贯通。若只是草草浏览一过，浅尝辄止，或是随意选读，欲尝一脔而知全味，读后恐曰：“此非，彼亦非，几一无是处。”但若能全读、细读、深读，则前有之疑，终必冰释，虽未敢尽是，然亦觉颇有其理。
三
最后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本书之撰写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囿于专业或学派等因素。
无论从事何种学科的研究，我们都要综合整理和学习前人的相关知识，但这只是基础任务，最为根本的任务却是要解决问题，哲学研究也是如此。美国学者托马斯·内格尔便说：“哲学的核心在于一些特定的问题，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具有反思能力的心灵就会自然而然感到困惑。开始学习哲学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思考这些问题。一旦开始了这种思考，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想要解决同样问题的人们的著作了。”因此他还建议：“与其先学上一大堆哲学理论，不如先对这些理论所要尝试解答的哲学问题产生疑惑。”笔者撰写此书的过程几乎就正是这样去做的。而要解决问题，往往又必须突破学科的局限。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说：“我认为，题材或事物的种类，并不构成区分学科的基础。学科的区分，部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便于行政管理（有如教学和职位的组织）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的理论有一种发展为统一系统的趋势。但是所有这些分类和区别都是比较不重要的和浮面的。我们不是某些题材的研究者，而是某些问题的研究者。而问题可能冲破任何题材或学科的界限。”事实确实如此，尤其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道，那就更得打破学科的界限。在研究过程中，我当然会重视前人关于道说了些什么，但我更重视的则是道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了发现道，我们不能只在前人的相关言论中去爬梳搜寻，而更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须知前人的相关研究，给予我们的可能是有益的启发，也可能是有害的误导，对此不能不细加甄别。无论哪一学科的知识，或是哪一学派的言论，也无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还是某些碎言片语，只要有助于解决该问题，笔者皆予采用。
本书之观点固然主要是在传统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从其他学派、学科、学说等方面亦获益良多，比如儒家、生态学、进化论等。特别是现代西学对笔者影响尤大，其中代表学者如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德国哲学家施韦泽、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马斯洛等，他们的思想都曾给予笔者以极大的启发。其实这也正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尤其是道家之道）的确具有与一切现代先进文化接轨的潜质。美国著名动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即曾说：“我认为进化思想——连同它对性质而不仅是数量的强调——机遇（变异）与必然性（选择）的相互作用、历史性进步、世界的等级结构以及由进化论者所发展的一些其他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比笛卡尔—牛顿传统的物理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是这样（只有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这个假定是否能成立），那么进化生物学的一些基本哲学概念，将有可能引起中国文化的某些古老传统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本书的面世真的能够使中国传统之道重新焕发青春的话，那无疑有现代西学的一部分功劳在里面。不过比较遗憾的是，这次笔者毅然舍弃了西学中可以引用的大量相关材料，原因有三：一是这将使得本书的篇幅变得异常庞大，结构更加不好把握；二是这会使得本书已经长达十余年的工期变得更长，笔者的生活也将会因此而更加困窘；三是基于前面两个原因，笔者已经计划以后再写一部或一系列以西学材料为主来专门论证本书观点的学术著作。
第二，本书属于一部颇具原创性的思想著作，引用材料的性质大多属于“六经注我”或“依义解文”，其引用形式在那些极其认真而又苛刻的学者看来可能显得不够严谨，在此也不能不略加说明。
本书引用中国古籍太多，故一般都只在正文中直接说明出处或作夹注，极少数现代人的著作也是如此。引用材料必须注明出处的原因主要就是两点：一是不掠人之美，二是方便查证。然而我们现在那些看似很规范的标注方式有时却让人查证起来极不方便，因此笔者往往会很灵活地运用自己认为更加方便的方式进行标注。比如《宋史》近五百卷，要是标注为《宋史·某某列传》，如果不通过网络或是可以检索的电子材料，恐怕得查很久才会知道具体在哪个地方，这时倒不如直接标明卷数为好。再比如说，如果正文中我直接说明了引用材料是郭象注《庄子·逍遥游》之语，那就实在没有必要在后面再夹注一个《庄子集释》，因为这是常识。至于外文译著及绝大多数国内现当代作品，则基本上都是采用规范的脚注形式，不致会引发异议。不过，虽然近些年国内翻译过来的外国学术著作极多，但翻译水平普遍较低，其中误译的不少，语句佶屈聱牙的更多，本书中有极少部分引文即属此类。然而由于其内容确有引用之价值，故又不得不引，读者遇之不妨得意忘言可也，而不要轻易疑心是笔者引用时抄错了。另外笔者没有像许多学术著作那样在书末附列所有或是主要的参考文献，我不否认他人这样做或者有其意义，但就本书而言，笔者认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另外还有一些引用材料，必须放在本书的语境下来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其原来语境下的意思，有人极有可能会认为是引用者产生了误读。打个比方，笔者著此书好比建一座大厦，其中许多材料都是从其他建筑物里取过来的，取来之后我觉得用在某一地方恰到好处，那就用在某一地方，至于它原来用在什么地方，起什么作用，我倒不是特别在乎。举个实例吧，笔者认为儒家对道和人性的具体内容的界定都是错误的，但他们有许多对其性质和特征的论述却又是正确的，因此笔者照样会大量引用。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不希望有人批评说：“儒家与你说的道和人性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你怎么可以引用他们的话作证呢?”道之不同，已知之矣，其道虽非，其言却极是，弃其非而用其是，借彼之言来论我之道，这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