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题签集》出版感言
为纪念启功先生一百零五周岁诞辰，丁酉岁初，编集启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出图书题签的《启功先生题签集》工作启动，书局徐俊总经理嘱我协助，得以又一次温习先生那些蕴涵博大精深学养的墨宝，许多熟知的往事涌上心头。
为出版物题写书名，启功先生按本意写作“题籖”，所钤印文亦然，现简写为“题签”。启功先生为出版社图书题签，数量至钜，这同题写牌匾、机构名称等一样，是他书法艺术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启功先生为中华书局图书題签，按出版时间算，最早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即“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幅，该集1962年出版。70年代初，他奉命从北京师范大学借调到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校点工程。当时能暂离校园文革风暴，脱身于批斗“臭老九”漩涡的启功先生，在庆幸自己能比较安心地在书局这一方小天地里奉献学问之际，更把书局称为自己的“第二个家”，自然愿为“自家”多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可惜当时书局也并非世外桃源，在掌权发号施令的“造反派”眼里，这批有着“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右派”等等身份的人，是不准“乱说、乱动、乱写”的；尽管启功先生当时为书局一些员工书写过条幅（大多是毛主席诗词），而题签甚寥，1973、1974、1975三年共6幅，且当时所出为数不多的图书中需学者题签者也不多。“文革”后，先生回师大继续任教，他在书法界的声名鹊起，随着书局出版的图书日益增加，无论是作者或编辑，请启功先生题签的要求也持续不断。先生则一如既往地热诚允诺，及时书写，在1977、1978年所出图书中各有两幅，而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则有12幅，为书局的文史类出版物增添了光彩。
1978年，作为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从新疆考回母校北师大中文系师从启功、郭预衡、邓魁英、聂石樵、韩兆琦等教授研读中国古代文学。1980年，作为撰写《岑参边塞诗研究》硕士论文的基础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考辨西域地名的短文，呈给启功先生批阅。启先生看了以后，特意写信给书局傅璇琮先生，将其中的《“瀚海”辨》一文推荐给创刊不久的《学林漫录》，肯定我这篇文章有新意，适合在这个辑刊发表。1981年初，拙文便刊登在《学林漫录》第二集中——而该集的书名即是启功先生所题。这一年，书局图书有启先生题签14幅，可谓数量空前。1981年秋季我毕业分配时，启功先生又推荐我到书局进入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个时期书局的文学编辑室，老中青三代编辑人才济济，出版古代文学典籍整理本与相关学术论著亦呈现一个小高潮，别的编辑室出版物也有较大增长，我因常回师大看望启功先生，即充当了频频请先生题签的“联络员”。据我统计，从1982年到1987年的六年中，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70幅，占这个题签集所收总计175幅的40%，几乎每月一幅。自1987年夏秋之际我调到《文史知识》编辑部工作后，虽有时也依然会承担一些责编向启功先生求题书签的任务，但毕竟不像之前那么便捷了，加上其他原因，先生题签的数量也减少了许多。1988至1999的十二年间，书局出版物中有先生题签的47幅，约平均每年4幅。2000年至去世前一年的2004年，先生因身体原因，尤其是目疾严重，用毛笔书写已相当困难，但对书局的题签之请，则改用硬笔勉力而为，还书写了8幅。以上所述，只是题签数量上的统计，而启功先生的题签，还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对此，书中所附启先生大弟子来新夏教授的《启功老师题书签》一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中有生动的叙述。下面我再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些补充。
与当下有些书家为图书题签开价取酬迥异，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始终不收分文。记得有一回书局领导想给启先生的题签开“润笔”，让我了解别的出版社相关标准并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听我报告后，十分严肃地说：“书局是我第二个家，为自家干活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岂可获取报酬啊？”启先生不仅对书局出版物题签“有求必应”（程毅中先生语），还常常主动为设计图书封面的美编着想，在题签前仔细询问书的开本大小、封面配图、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等情况，以便于安排字体的繁简、大小与位置。那时书局设计封面基本上靠美编自己绘图，而先生则对书局几位美编的一些专业特长也有所了解，有时题签还会尽量因人而宜来书写。有一次，他觉得已印好的某本书封面还不尽如人意，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某人画风细弱，这本书的封面要让我来设计就好啦！”常常有的作者或编辑没有讲明白求签书内容的繁简、版式，先生就会主动提出繁、简、竖、横各题一幅，以备选用；有时，同样的书名他题写几幅之后，会眯起眼睛细看，考问我：“哪条好些啊？”若他觉得还不太满意，就马上做圈补调整，甚至揉掉重写。我每次看先生题签，不仅仅是能够欣赏到他秀美、隽永的书法艺术风格，还能从他严肃认真、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的态度中获得教益。当然，启功先生不仅是对书局出版物书名的题写如此细心，对其他出版社的求签也同样如此，有时及时题、立等可取，有的约时待写也绝不拖延，外地的乃至自己费心封缄付邮。
我到书局文学编辑室担任的第一本古籍整理书是《罗隐集》。1982年，我还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时，启先生就预先为该书写好了题签，整理者雍文华（与我同届的社科院研究生）听说后十分欣喜。1983年，室领导让我担任已故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的责编，启先生在书写题签时，专门给我讲述了50年代中他和王先生等学者一道编著《敦煌变文集》的一些往事，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重民先生过早弃世而叹息不已，嘱咐我一定要编好此书。书名题写后，美编王增寅几易设计稿，并预先印好样张让我呈启先生审定，该书于1984年4月出版，获得了学界的好评。之后，与我编辑工作关系密切的一些书，如《古代小说戏曲论丛》《元诗选》《敦煌文学作品选》《文学二十家传》《宋诗纵横》《晚清小说理论》等，也都是先生主动提出题签的。2001年，启功先生因眼睛黄斑病变和前列腺病等身体原因，用毛笔书写已经十分困难，但只要书局有题签需求，仍勉力用硬笔书写。2002年，北大荣新江、朱玉麒二位合著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由我担任责编，书名即请启先生用硬笔题写。在此之前，先生特意将他从日本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一函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送我，指出此书资料珍贵，在东瀛已经印行大半个世纪，中国读者却难得阅读，很有必要译成中文出版，嘱我找人翻译。我遂请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李德范女士翻译全书，并配了图版，列入汉学编辑室的“世界汉学论丛”，于2003年8月正式出版。是书印制前，启先生特地用硬笔在宣纸上题写书名，因书名较长，不便与该论丛的其他书配套，便将先生的题签单印制于扉页之中。还有，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费十年之功用中文撰著的《戴名世年谱》，是我退休前担任责编的最后一本书。我曾陪作者两次拜访启先生，先生很赞赏这位汉学家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还用硬笔为此书题写了书名（遗憾的是这次印制漏了此幅）。当时先生俯身低首执笔题签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丁酉岁杪，《启功先生题签集》正式印行。启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物的题签，是他书法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第二个家”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保护与传承这份遗产的必要举措，该书的出版，其意义非同一般，其影响定将深远。
（原载2018年2月24日《文汇报》，作者系中华书局退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