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并非初愿的职业选择

我这辈子看到的第一架飞机不是在天上飞，也不是停靠在机场的地坪上，而是被悬吊在巴黎歌剧院附近一条马路的半空中。

那是1909年的夏末，就在我从菲律宾返回美国的途中。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少尉，刚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这是我从学校出来后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到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部队担任少尉。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快乐旅程。我们经常一连几个月在这个岛国的热带雨林中开展行军训练，很少有什么机会去花钱。当时我每月领到的津贴是116.66美元，在海外部队服役比在国内高出10%，所以我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不仅还清了军校毕业时购买装备欠下的债，还有一点儿盈余。就是靠这点儿钱，我从菲律宾一路“逛”回了纽约，途经香港、新加坡、苏伊士运河、亚历山大，在开罗住了牧羊人酒店、游览了金字塔。然后又到了地中海，乘“大选民号”邮轮在热那亚上岸。

同船旅行的有不少伙伴，一帮为人友好的英国军官也从印度和缅甸返程回国，还有一位在远东地区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英国职业外交官解甲归田。同船的还有从中国天津换防回国的德国驻屯军，带队的军官们傲气十足。一群前往欧洲旅行的美国女教师，人手一册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旅行指南》。最好笑的是一位荷兰父亲，自从新加坡港上来了两位妖冶的红灯女郎，他就像母鸡一样紧盯着自己二十四岁的儿子。一位出手阔绰的澳大利亚军官一路上炫耀着自己的传奇经历。有位意大利人对美国不太感冒，称美国政府不久前援助埃特纳火山喷发难民的救灾款，只不过是山姆大叔的政治手腕。还有一双“兄妹”——不过，船长先生总是用带着英国口音的大嗓门宣称：“兄妹？！如果他们是兄妹，就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兄妹！”一路上，船长大人对美国的评价也不怎么高。就这样，我和陪伴自己第一次远行探险的旅伴们一一握手、道别，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上岸，前往瑞士。

几周以后，我就漫步在巴黎街头了，眼睛、耳朵简直应接不暇，尽情呼吸着那里的浪漫气息。不经意之间，一个悬吊在半空中的奇怪装置吸引了我。

这时候，我在西点军校读书时学到的那点儿法文派上了用场，一边看下方标示牌上的说明，一边听围观者的谈论，搞清楚了这是一架会飞的机器。就在数周前，1909年7月25日，路易·布莱里奥先生开着它从法国的加来飞到了英国的多佛，成功跨越了英吉利海峡。

从那以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观了路易·布莱里奥先生的单引擎飞机，这架脆弱、怪异而又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的机器被安置在巴黎荣军院博物馆展出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不过它对于我，有着和其他到荣军院博物馆的参观者不一样的意义，我想对于林德伯格也是这样。当1927年他孤身一人驾机飞临巴黎的时候，被热烈的人们簇拥着来到荣军院，向布莱里奥先生的单引擎飞机表达敬意。即便到了林德伯格的时代，布莱里奥的单引擎飞机、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格伦·寇蒂斯的第一架飞行器，依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就像卡克斯顿的印刷机和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一样，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直被人们看作是机器发明的先行者。无关是与非，也无论战争或和平，他们都极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样貌。

我得承认，当时我对空军的未来一无所知。然而，在那个夏天，我可能还是有一些和其他围观布莱里奥飞机的人不太一样的想法：“既然一个人可以这样做，那么如果很多人一起飞过去，对孤悬海外的英格兰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当然也称不上什么预见，要不是布莱里奥飞越的正好是英吉利海峡，我可能也不会想那么多。不过，英吉利海峡带来的英格兰与欧洲大陆隔绝的地理优势，却是我从香港到热那亚一路旅程中大家每天晚上热议的话题。我登上“大选民号”邮轮以后，刚开始大家还在讨论日本人意图入侵菲律宾的问题，但没过多久，话题便转向了英德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每当英德两国的军官在邮轮的吸烟室或甲板上相遇，气氛就会有点儿小紧张。就在那之前的几个月，波斯尼亚——黑塞戈维亚的争端和其他一些矛盾正在加剧欧洲的危机，英、法、俄结成了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同盟。德国军官喜欢在晚餐大厅里开派对，又唱又闹，毫不掩饰他们的不耐烦，盼着马上与英国人开战的那一天。英国军官们对此很不舒服，认为“可恶的德国人”在故意挑起事端。

夜深以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邮轮正航行在印度洋上，热带信风把密不透风的船舱吹得像个火炉，根本无法入睡。所有的单身汉和一些已婚男士常常坐在顶层甲板上聊天，不列颠人和德国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过去与将来。对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而言，那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因为几乎没有人会提起我的祖国。顶层甲板上的英国人在喝过两三杯之后，也变得像德国人一样粗鲁。每个人都清楚战争正在走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知道自己输不起这场战争。大家热切地讨论着有关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但没有人想到美国会成为影响这场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没有人建议大家如何一起阻止这场尚未打响的战争。

当德国军官夸耀他们强大的陆军时，英国军官们总是还之以微笑，用讥讽的口气反问道：“你们觉得皇家海军如何？”这个问题总是让德国人脸上青一阵紫一阵，一听到英国人的舰队，年轻的德国军人个个热血偾张。英国军官们轻描淡写地评论着——和英国开战，说着轻巧，凭什么呢？知道是什么最终打败了拿破仑吗？滑铁卢吗？真是无知！是1812年的沙皇俄国吗？其实也不是！这些都是必然的结果。就算拿破仑打赢了滑铁卢，也只是暂时的胜利而已。大不列颠依然在那里屹立不倒，每一天都在养精蓄锐，继续称霸世界的海洋。这就意味着，“老波尼”的帝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安全过，看看1804年以后的历史确实如此。英国人只是在等待决战的那一天，所以特拉法尔加海战是迟早的事。拿破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损失一半的法兰西舰队，没有了舰队的护航，他又凭什么来入侵英国呢？

德国人听到这里就炸开了：“英国海军只不过是个大肥皂泡泡而已，戳一下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国人只看重海军，真是愚蠢至极！”不过，我看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底气全无。

一年之前，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十分紧张，感觉随时都会开战。后来我们在菲律宾见识了海军少将罗布利·埃文斯率领的美国舰队的震慑力，他们正在进行环球巡航，途经马尼拉，随后又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在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大家对“海上力量”的认识程度不一。很显然，英国人在那个时代的海上霸权使他们更为热情地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甚至在我们美国人对此思想认识统一之前。这位出身西点军校的伟大海军理论家发表《纳尔逊传》和海权论三部曲，也就是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如今他的理论已经成为那些谋求“世界霸权”的人的信条。海军，作为一支战略性、威慑性的力量，可以随时投入到世界各地的战场。尽管其作用有时可能不够直接和明显，但海军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和全球机动性，使其重新赢得美、英、法、意等国的重视，特别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重视。人类的历史可以证实，大范围的领土扩张大多依赖海军来完成。而且很明显，除非建立另一支更强大的海军，否则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击败它。

我敢肯定，在1909年那个又黑又热的夜晚，那些坐在“大选民号”邮轮顶层甲板上吵架的德国军官们，其实内心深处都是很明白的。每当讨论到英国舰队时，他们都会显得过分敏感，这就是证明。无论英国人的舰队多么强大，德国人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打破英伦诸岛永恒地理优势的办法。所有可能的招数都想过了，甚至包括当年拿破仑在绝望中想出来的利用气球飞过海峡，以及在海底挖通一条隧道（在1909年的时候这种理论依然十分流行）。

不过，当第一次看到布莱里奥的单引擎飞机的时候，我确实也想到了拿破仑的气球，想到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持的地理优势或许遇上了克星。

在西点军校上学时，学校曾经组织我们这些军官生乘坐热气球飞越一片平原地带，驾驶热气球的是弗兰克·P·拉姆中尉。18世纪的时候，受到法国人布兰卡德和罗泽驾驶热气球飞越英吉利海峡的英雄壮举的影响，有位艺术家像发疯一样创作了很多有关热气球的神奇画作，直到现在不少高等学院和博物馆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幅画描绘了从空中入侵英格兰的情景，海峡上空飞满了热气球和各种各样怪异的飞行装置，还有些会飞的人被画上了翅膀，但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东西与布莱里奥的单引擎飞机还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与飞机的第一次接触。

不久之后我就面对了一个新的个人问题，可能要被调派到纽约市总督岛的新岗位，看起来我在海外服役的惊险生活马上要结束了。新岗位的工作纯粹是例行公事，我想这可能是陆军中最枯燥无聊的差事了，或许是个写写回忆录的好地方。

1886年6月25日，我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格雷特温市，过去也叫梅里恩广场，是费城“主线”区域靠近梅里恩南城区的一个小地方。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我父母双方的家庭就是生活在蒙哥马利县附近的居民。母亲是蒙哥马利县民主党的忠诚党员，经常给我们讲述祖辈们参加独立战争的往事。她的长辈中有四位，我父亲的长辈中有三位都曾为美国的独立而战。早年的阿诺德家族主要从事铁器铸造工作，我的祖父托马斯·G·阿诺德是当地有名的打钉匠，曾经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父亲H·A·阿诺德选择了学医，我是“阿诺德医生”的第二个儿子，从小在一个非常幸福的环境中长大。父亲是一个拥有很多居民的大型社区的总医师，还经常去临近的诺里斯镇、甚至更远的费城给人看病，这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不知道布兰迪万河和福吉山谷的风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不然真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宾夕法尼亚这块气候温和的乡村地区充满了那么多的军事传奇。在诺里斯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的骑马塑像，在我们儿时的心目中，他无疑是南北战争时期最伟大的英雄。在美国各地，很多像他这样的战争英雄也都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不过，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有那么多战友都来自宾夕法尼亚这块土地，包括乔治·马歇尔、“图伊”·斯帕茨和乌扎尔·恩特。恩特在轰炸普罗耶什蒂的英勇表现，和汉考克将军在面对皮克特冲锋时的勇敢一样，都成了美国军事史上的光辉篇章。休伯特·哈蒙出生于切斯特，刘易斯·布里尔顿和乔·麦克纳尼出生在这个州的西部边远地区。还有“蛮牛”哈尔西海军上将，尽管是个正宗的新泽西人，也特意跑到宾州的索思摩学院读书。

对我们家最直接的军事影响不是宾夕法尼亚安宁的乡村，而是我的父亲，1898年，他暂时放下社区诊所的工作，跑到驻扎在波多黎各的宾州骑兵部队中当了一名中尉军医。从那以后，父亲觉得应该把一个儿子送去西点军校读书，或许还能帮着儿子谋上个一官半职。不过最初被父亲设计成为未来军官的那个儿子不是我，而是我大哥托马斯。父亲为我规划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从巴克内尔学院毕业后，他希望我成为一位传播上帝福音的牧师。

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向朋友们谈起这些往事，他们都会笑话我。不过，我此后的职业生涯证明，这条道路也需要有传教士那样的坚定信仰。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像传教士布道“赎罪”一样，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兜售自己关于空军建设的思想。

我当然无法预见到我们姐弟几个人的未来：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哥哥汤姆和两个弟弟克利福德与普莱斯。我们的童年和疯狂的飞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件事可以算得上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命运。1889年一个夏天的早上，我们当时生活在格拉德维恩，一位吓坏了的母亲怒气冲冲地盯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小的那个三岁，从头到腰的衣服全都湿透了，还滴着水，下身的衣服是全干的，正呼哧呼哧喘着气。大的哥哥五岁，身上也溅了一些水花儿，语气平静地向妈妈解释：“哈利想到雨水桶里面游泳，我把他拽出来了。”

大家一定想到了，那个小儿子就是我，大的是我哥哥汤姆，后来他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等到了该他进西点军校的时候，汤姆只是用像当年把我从雨水桶里救出来以后一样的平静语调宣布，他不打算去西点，决定上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将来做个电气工程师。我父亲也拗不过他。不过，阿诺德医生已经请求西点军校准许他儿子参加入学选拔考试，接下来大家就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尽管我的高中校长并不看好这样的安排。

尽管有很多关于西点军校的传说，但当年从那里毕业还不像现如今这样困难。我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是西点毕业的，大儿子汉克是1936年考进去的，如果当年我上学时的课程和他们一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搞恶作剧了。不过，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各个部门的出色领导力充分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如今，西点军校在培养未来军官方面的工作还是可圈可点的。但像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过去的军事教育相对而言确实比较简单。自从格兰特考进西点以后，我倒是觉得一切都有点儿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了。我是1903年入校的，学习上不太用功，在班级里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全班110名学生，我很少超过62名，但也不太会落在66名以后。我有的是时间踢足球，还是校队中后卫替补队员，有时候也打马球，参加班际击剑比赛，还有就是和骑兵部队的骑手们一起策马狂奔，不仅是在骑术训练中，我们还经常自己预定骑马场练习。我的日记里记满了和朋友们在一起的闲情趣事，却很少与我军事上的成长进步有关。当时我甚至连个学员下士都不是。

在我的学校档案册里也有很多不良记录，比如让阿诺德学员立刻前来报到，解释为什么“凌晨3点45分才回到营房”或“凌晨4点15分还在营房外面逗留”，等等。这些夜间活动让学校牧师知道了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们很少被他们抓住把柄。捣蛋鬼们有一个纪律严明、配合默契的“小圈子”，大家都是自愿参加的，互相保守秘密。

后来，“小圈子”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偷运了一批焰火进学校，等到大半夜的时候燃放起来，整个校园立马像翻了天一样，军号声、警笛声遥相呼应、响成一片，军官们、学员们兴奋地在床铺上滚打成团。整个事件的压轴大戏当然少不了本人，我爬到宿舍房顶上，点燃了一枚大个头的转轮焰火，高兴地扯着嗓子喊：“1907年，一去不复返！”接下来就乐极生悲了，而且数我最倒霉——房顶上的火光把我的身影映照得一清二楚，整个校园的人都认出了那个家伙就是阿诺德。不过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未来的妻子才第一次来到西点军校，而我正好被关单人禁闭。

无论是军事课程还是玩闹，骑兵训练几乎占据了当时西点学员生活的全部，至少对我们那个“小圈子”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原因！我们的生活目标、我们的全部未来就是为了骑着马儿上战场！

骑兵！在我们看来，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物。风驰电掣般地冲锋！与印第安人浴血奋战！我们幻想着自己将来被派往的驻地是什么样子，到底是现在已经没有战事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还是祖国的边境，不过那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骑在马上，脑子里也全都是与马有关的事情。在我的日记里，最严肃的话题就是关于马术的讨论了，比如：“根据教官的要求，谈一谈关于缰绳使用的想法……”我们熟知每一个骑兵英雄的名字。军事训练结束以后的闲暇时间里，我们会跑出去模仿历史上有记录的各种骑术特技。我们常常在两三匹飞奔的马上跳来跳去，在马背上叠金字塔，训练战马跃过高障碍物等，还有很多花样儿。我们故意大声嚷嚷着招摇过市，有时候还偷偷地嚼着烟草，就像我们想象中的骑兵部队那样。

我们日夜盼望着能成为骑兵部队的军官，有时候看到新近毕业的军官生返校，更加让我们心急火燎。一直到最后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早在自己刚入学的1903年12月17日，威尔伯和奥维尔·莱特两兄弟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把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送上了天。我怀疑除了一个人以外，整个西点军校的军官和学员都没有注意到这次飞行。这个人是年轻的数学教官托马斯·赛尔福里奇中尉，后来他成了第一位在飞机坠毁事故中牺牲的人。

毕业的时候，学校着实让我们都炫了一把。我像所有新毕业的军官生一样，穿上崭新的制服，鲜亮的骑士黄裤边从学员制服的1.25英寸被放宽到军官制服的1.5英寸。学校给大家放了短假，我兴高采烈地赶回家，等待着第一次军职的任命。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任命书抵达的那个早晨。我正和妈妈一起吃早饭，看也没看就开心地把任命书丢给了她。难道一位世界骑术冠军在接受奖杯的时候，还用得着看刻在上面的文字吗？

妈妈接过来，读得很慢，然后抬起眼睛望着我，说道：“你最好自己看一下，哈利。”我只瞄了一眼，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亨利·哈利·阿诺德……步兵少尉。”

我觉得当我们在马里兰州哈福德格雷斯市等候火车的空当，我那曾当过骑兵军官的父亲一定去找过万格众议员和潘罗思参议员，他们也一定表示很乐意帮忙。在旅馆里我们见了面，他们听了我对初次任命的不满和抱怨，互相对望了几眼，然后提醒我留在旅馆，等到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再去战争部找他们。

第二天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和战争部的一位高级长官交谈。当着潘罗思参议员和万格众议员的面，那个傲慢的家伙十分严肃地告诫我，你已经是一名美国陆军的少尉了，虽然是级别最低的军官，但却是陆军中每一位军官的起点，包括他自己——美国陆军副官长。我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无论任命什么职务，都必须接受。

当时我毕竟刚二十一岁，感到自己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羞辱。“不！长官！”我脱口而出，“我不是美国陆军少尉！我还没接受任命呢！”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潘罗思参议员立马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出了房间，然后又转身回去。我猜他肯定跑回去对那位陆军副官长说，这种火爆性子就是需要在部队里管教管教。其实后来想想，如果上帝给我机会，这些话确是我最应该向那位高级长官说的。当时还没有规定要求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必须加入陆军，所以我坚持不接受那个任命。

过了一会儿，他们让我回到房间。这次副官长带着极大的耐心，又重复了一遍他先前讲过的话，并告诉我，除了战争部长，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任命，但部长大人碰巧远在菲律宾。如果我考虑挑选一个自己想去的部队，或许副官长还能帮上一些忙。

但到底该选哪一个好呢？当时我知道的军事基地也就是温盖特、卡斯特、阿帕奇、克鲁克和兰利这么几个。尽管我连选了三次都是骑兵部队，但副官长却提到了“菲律宾”，还说战争部长也在那里，说不定还会有机会。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去菲律宾。副官长依然保持着很好的耐心，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可以安排，然后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

翻看1907年11月7日写的日记，我已经在前往马尼拉的船上了，当时的心情可不太好，我们离开旧金山港有些日子了，但“四周依然是无边无际的海水，都快把人憋出病来了”。在穿越整个太平洋的旅途中，除了我的不耐烦之外，其实还有三件麻烦事伴随着我。当时我只意识到其中一个，还有两个一开始根本没有察觉。第一件是硬塞给我的活儿，负责监管运送一大笔属于菲律宾政府的现金，钱被装箱堆放在轮船卧舱里，有一名卫兵看守。第二件，我还没有意识到。过去我在军校里是骑兵专业的，不知道是偶然还是军校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故意捉弄我，把我分派到了步兵团。这在骑兵中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在那个年代，骑兵们是享受特殊津贴的，被称为“骑马费”，这几乎遭到了步兵们的一致抱怨。就像后来空军部队享受特殊待遇，也引来地面部队的非难一样。我和陆军副官长之间的故事已经被陆海军发行的周报报道了，我前去报到的新部队的长官们早就看过，第29步兵团早就等着我这个“骑兵”上门了。第三件麻烦事就在我自己身上——那套厚羊毛制服。由于我带的现金很少，便想着到了菲律宾以后再添置热带地区的装备，那里的价格更便宜，可以节省一笔钱派其他用处。没有比这个决定更糟糕的了，随着船越来越接近热带，我只好穿着那仅有的一套羊毛制服，不仅热得浑身发痒，而且我觉得整条船上的乘客都在嘲笑我这个怪人。快到马尼拉的时候，我简直都不好意思进餐厅吃饭了。

1907年12月6日晚上，船终于抵达了马尼拉港，但我还不能和大家伙儿一起上岸。我留在自己的卧舱里，穿着那难受的羊毛制服，汗流浃背，守着那一堆钱。驻菲律宾部队的老兵们一脸严肃地善意提醒我，为菲律宾政府押运现金是个苦差事，后面还会有一大堆麻烦。估计撑不到第二天下午，我的钱箱子就会被强盗抢去。三十四年以后的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在加利福尼亚，我同样也失眠了，也在为这个世界上的某件事而担忧，不过后来的事情要严重得多。但在1907年的那个晚上，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世间远比老兵们描述的要黑暗得多，我可能会冲他发火。我当时的感觉真是糟透了，不仅仅是眼前的那堆钱，还有身上越来越湿的制服，广播里也传来令人丧气的消息——海军足球队战胜了陆军队，还是该死的6比0！

第二天早晨运钱上岸时发生的事情，差点儿让我彻底崩溃。在一个人声嘈杂、气氛怪异的码头，一帮我有生以来见过的相貌最邪恶的男人，正坐在水牛车上等着我。凭西点军校里学到的一点儿西班牙语，我绊绊磕磕地向他们下达着指令。还没等我讲完，头一个菲律宾人就拖着十个钱箱子突然跑开了。我马上跟在后面追，但回头再一看，剩下的钱箱子正被其他菲律宾人拖着四散而逃。这阵势我可真是从来没有碰上过。我绝望地在那个城市里找了几个小时，后来才发现，那些面无表情的菲律宾人又悄悄地把钱箱子送回原来的地方，而且还是以我的名义。一切都完好无损，除了那套制服！

我先乘有轨电车，再转公共汽车来到麦金莱军事基地。当时基地里正在举办棒球赛和田径运动会，我连个报到的人都找不到，只好拖着行李去找单身军官宿舍。半路上遇到一位菲律宾勤杂工，咧着嘴冲着我笑，用西班牙语说：“先生，您需要洗个澡！”接着他把我推进了一个空房间，把那身发臭的羊毛制服扒下来。等我洗好澡出来，他从一位不知道名字的军官那里帮我“借”了一套凉快的夏装，尺寸正合适，纽扣和徽章也都佩戴齐全。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军官是“乡巴佬”斐寇尔，当时也是一名步兵少尉，后来成了美国空军的少将，现在还一直追着我讨还他的徽章。

很快我就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中，对待工作我还是头一回这么认真。菲律宾，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世界。就连负责白天看管犯人这样的例行公事，也让一名初任的年轻少尉感到很新鲜。不过，对外国驻军而言，这里有的可不仅仅是所谓的异国风情和在热带雨林行军训练中积累起来的官兵友谊，还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感，我们觉得自己和海军的兄弟们都将涉身其中。那是1908年，荷马·李这一年正在写他那本名著《无知之勇》。几个月后，这个伟大的小个子就出版了这本预言日美两国未来的著作。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我在巴黎看到了布莱里奥的飞机。

其实我们都等着日本人进攻菲律宾，大家准备好了徒步行军到碧瑶，进行最后的坚决抵抗。哪怕睡觉的时候，大家也都把200发弹药放在脚头上。这种紧张情绪并不是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的过敏反应（很多新兵觉得自己在菲律宾服役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也没有受到什么舆论宣传的鼓动。而是日本人，正在我们周边地区进行系统的、几乎是公开的战争准备。

我第一次进入热带丛林执行任务是陪同一位工程师，绘制吕宋岛的军用地图。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们在吕宋山谷建立了一个从林加延海湾到马尼拉的三角测量站，使用测地水准仪和转镜经纬仪，尽可能把地形特征描述得详细些。一路上，无论我们穿越平原，钻进大山，还是在密林中披荆斩棘、艰苦跋涉，好像一直都能碰上来自日本的摄影师和游走四方的“货郎”，或是经常随行在我们左右。还有的日本人看上去像植物学者，一本正经地研究着岛上的植被，不过他们感兴趣的样本好像都长在我们的军用设施附近。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们一位队员返回刚刚离开的三角测量站存放经纬仪，发现一群陌生人正在里面忙活。后来知道他们是日本人，也是来绘制地图的，但使用的却是我们千辛万苦建起来的测量站！

吕宋山谷的地图绘制完成后，我再次被任命去勘测制作科雷希多岛的地图。科雷希多岛，当时就计划被打造成一个像直布罗陀要塞一样坚不可摧的堡垒。再一次，我们一连几个星期钻进密林中，先用刀砍出一条路，再用测地水准仪测量海拔高度，用转镜经纬仪测量方位距离。巨大的火山石随时都会滚落下来砸到我们！三十三年后，当温赖特将军和他的部队在经过虽败犹荣的艰苦抵抗，最终被迫降下美利坚的旗帜时，我就在想不知道自己当年绘制的地图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帮助。我敢肯定，1909年的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在盘算如何击败美国人的作战计划。

这两年的个人经历为我积累了很明显的专业优势。随着与英、德、法、中、俄、日、菲等不同国家官员和老百姓的交往，也在不断拓宽一名年轻军官的视野，让他比在家时更好地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的长官和海军军官们打交道。

就在那数周之后，我接到命令去纽约的总督岛报到，在途经巴黎时看到了布莱里奥的飞机。

我最担心的事儿来了。总督岛地势平坦，在上面骑马一点儿劲都没有。于是，少尉的生活变得比地势还平淡无聊。在菲律宾的时候，美军第29步兵团的风格是颇为强悍的，我过去连队的指挥官就很有代表性。举个例子，有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他在连队转了一圈后感到不满意，就冷冷地对我说：“军士长，让他们穿老百姓的衣服，二十分钟后全体集合。”

中尉此前也下达过许多奇怪的命令，但没有一个比那天的更令人纳闷。不过，他敬了礼，讲完了，你就得执行。二十分钟内，大家都回来了，不过眼前集合起来的可能是美国陆军史上最令人难堪的队伍。丛林战士们一个个面带羞色，穿得五花八门，戴大礼帽、草帽、德比帽的，穿燕尾服、运动服打绑腿和晚宴背心的，还时不时看到有人拎着手杖。连长严肃地让大家列队站好，一个个检查过去。最后，他又回到队列面前，说道：“我很高兴，看到整个连队为前往纽约执行艰巨任务做好了准备。”

不过，总督岛平坦的地势也有好处，这里是纽约的第一个“机场”。不久以后，伟大的发明家威尔伯·莱特来到这个岛。为了纪念富尔顿设计的轮船在纽约哈德逊河下水一百周年，莱特希望他的“飞机”能够创造“新的纪录”——飞越哈得孙河，绕格兰特陵墓飞一圈再回来。当时我们已经听过这位了不起人物的故事。他刚刚带着自己发明的玩意儿从法国旅行回来，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波城接见了莱特和他的飞行器。大家都说，就是因为莱特，在第五大街上闲逛的女孩们才穿上了紧身礼服。这种被称为霍布裙的在脚踝处收口的长裙，据说就是从一位女士搭乘莱特的飞机以后开始流行的。她的丈夫为了防止她的长裙被吹起来，只好用一根绳子把它扎起来。一些时装设计师后来再看到这位女士，她依然穿着用绳子扎着口的长裙。

莱特是个谦和、安静的人，在百年庆典前一天，他试着绕自由女神像飞了一圈。庆典当天，他驾机升空，绕过格兰特陵墓再飞回来，就像预先设计的一样。

又没过多久，为了赢取《纽约世界报》设立的1万美元奖金，另外一位飞机发明家格伦·寇蒂斯也飞到了我们这个平坦的小岛。他从奥尔巴尼起飞，沿哈得孙河南下，在斯派特代夫尔着陆加了一次油。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寇蒂斯驾机飞越西点军校上空时拍摄的照片，当时校园的建筑和如今没有什么两样。只有照片中那老式的飞机好像在提醒人们世事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未来军校士官生们的生活，同样也改变了当时在那儿读书的一些士官生的未来。

那一年秋天，或许是出于对这些新鲜事的好奇，也可能是偶然兴起，我们一伙人跑到贝尔蒙公园，观看了在美国举办的“第一次全球飞行大会”。当时世界上搞飞行的大人物全来了。伟大的巴西人桑托斯·杜蒙，据说他可以驾驶飞艇在巴黎市区街道的建筑物之间飞行，还答应法国政府同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打仗。还有霍克西、约翰逊、伊利、格雷厄姆·怀特、威拉德和年轻的沃尔特·布鲁金斯——一位年仅十九岁的、不要命的莱特飞行队队员。还有一些公司也参加了大会，比如莱特和寇蒂斯，都派出了展览团队与对手一决高下。

人群中挤满了小伙子——这批人将成为未来航空事业的骨干和栋梁，被眼前国内外飞机的表演惊得目瞪口呆。也有些人觉得，在回家吃晚饭之前，一定能看到有人摔断自己的脖子，可不能错过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肯定找不到的机会。沃尔特·布鲁金斯驾驶的“快车号”莱特轻型飞机开了个坏头，不过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从坠毁的飞机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种轻型飞机实际上是实验改进中的军用“战斗机”。从飞行专业的角度而言，当时布鲁金斯正试图驾机完成空中360度的急转弯，这种飞行动作此前还没有人做到过。这一幕现场正面看台的观众应该比其他看台的人看得更清楚。看台下坐着参赛的外国飞行员，穿戴得像超人一样。在他们当中坐着莱特兄弟和寇蒂斯，穿着普通的职业装，正在平静地谈论着什么。看台上张贴着花哨的海报，还有几个卖航空杂志的报刊亭，杂志里刊载着各种飞行壮举，我还看到一条用红字写的广告：“飞到空中挑战死神，随时欢迎您的加入！”

后来全国都听说了这件事，特别是那些在大草原上放牛的人，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每天能赚1000美元呢，接下来又听说我们陆军也参加到这场“飞行比赛”当中来了。我们听说，从1902年以后，美国陆军通信兵主任格里利将军对气球飞行越来越没有兴趣，随着兰利飞机最后一次实验的失败，美国陆军正考虑在航空探索上再跨出新的一步。

在1906年赢得首届戈登·班尼特国际热气球大赛的弗兰克·拉姆中尉，帮助战争部重新恢复了对飞行的信心。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想到这个会飞的机器会是一种致命武器，它看起来像是飞得更快的信鸽而已；如果撇开机动性不谈，它也比任何一种气球更快。为了加快飞机应用的进程，我们听说1907年的时候，在时任美国陆军通信兵主任詹姆斯·艾伦准将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叫做“航空处”的机构。还听说拉姆中尉和其他三名军官在那里接受了驾驶飞机的训练，而且像莱特兄弟和寇蒂斯这样的飞机制造商，也对陆、海军使用飞机一事极感兴趣。大家可能想起来了，就是在1908年，炮兵中尉托马斯·赛尔福里奇不幸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坠毁事故中丧生的人。

当时我的全部心思都花在一件事情上，这也是所有刚刚入伍的少尉们都有的心思，那就是尽快搞个中尉当当。在那个时候，常备军中的少尉干上个六七年是常有的事，除非你有什么门道——我想自己就算找到了门道。陆军军械部里面没有少尉——中尉是最低要求的军衔——而且碰巧军械部里还有空缺。

我当时住在纽约湾入口处的桑迪岬半岛上，每天发奋学习迎接选拔考试，可过了一段苦日子。比如，我记得就曾遇到这样的考题，要求我们测算当一门野战炮的3英寸炮管一半装满了水，应该以多大的角度射击。我们必须在考虑到炮管里所有压力和摩擦力的条件下，计算这门炮弹道的顶点。

就在我刚刚考试完，正等着公布成绩的时候，忽然收到战争部寄来的一封官方公函，问我是否愿意前往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参加莱特兄弟开办的飞行员训练？

我一下子摸不着方向了，于是拿着信去找指挥官。看完以后，他对我说：“小伙子，据我所知，如果一个人想自杀，没有比这更好的路子了。”看来这一行果然很刺激，于是我就再也没想着去军械部了。

就这样，在1911年4月份第三周的一个晚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纽约开往代顿的火车上了。口袋里装着战争部第95号特别命令的副本，落款日期是1911年4月21日，上面写着：

“下列名字的军官，被指派执行陆军通信兵的航空任务。请立即前往俄亥俄州代顿市，参加驾驶莱特飞机的训练课程：

第29步兵团，亨利·H·阿诺德少尉

第15骑兵团，托马斯·德维特·米林少尉

这是必须完成的军事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