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创业网络与效率、效果

第一节 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脉络

西方社会网络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等人的社会结构思想。如：布朗提出了社会网络(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的概念，齐美尔则提出社会的过程观点，他认为社会网络的本质存在于人际交往及互动中，这为社会网络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有关社会网络的系统性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计量学学派、哈佛学派以及曼彻斯特的人类学派是社会网络研究起源阶段最主要的代表学派。

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计量学学派以社会计量学(Sociometircs)为基础，提出并倡导运用图论方法研究社会网络，开启了运用明确工具进行网络分析的大门，其代表学派是“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包括库特·勒温(Kurt Lewin)、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等。莫雷诺主要关注人际关系对心理治疗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社群图”(sociogram)，用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群图用点表示个人，用线表示人际关系，以系统的经验数据资料为基础，突出图形在呈现关系结构中的作用，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当代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特征。勒温是社会心理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场(field)理论”或“拓扑心理学”，认为群体的社会力量在群体行为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基础，勒温的学生卡特赖特(D.Cartwright)与数学家哈拉里(F.Harary)开拓性地运用图论来研究群体行为，不仅拓展了图论的运用，而且通过引入新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网络研究。

哈佛学派关注人际模式、群体关系和团伙现象(cliques)，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人际关系论和工业社会学论的创始人梅奥(G.E.Mayo)。1927年，梅奥在与沃纳(W.Lloyd Warner)合作的著名实验——霍桑试验——中强调非正式组织或人际关系在组织运营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应该把工人看作“社会人”而非以往单纯的“经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对工作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领导中不仅要关注“正式组织”，更要重视“非正式组织”，善于对后者及人际关系进行调节。之后，沃纳又于1930年至1935年间进行了著名的扬基城(Yankee City)研究，进一步完善、深化了群体关系研究，指出社区组织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并开始用各种图来表示阶级结构和家庭组织等关系模式，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基础。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以此为基础，在其著作《人类群体》(The Human Group)中使用矩阵重组(matrix rearrangement)法对小群体或小团伙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曼彻斯特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运用“社会网络”概念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其重点关注部落和乡村社会等特殊组织中的“共同体”关系结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伊丽莎白·博特(Elizabeth Bott)、克莱德·米切尔(Clydell Mitchell)。巴恩斯使用“网络”概念研究挪威渔村的社会结构，把该特殊社会生活整体看作是由点线组成的整体关系网络(total network),而由人际关系构成的非正式领域是局部网络(partial network)。其以大量与实践密切相关的研究为基础，在著作《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中透彻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分析，其对社会网络主要概念、分析手段、研究单位及数据收集等基本问题的系统总结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博特对英国家庭开展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对亲属关系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明确使用“网络”作为研究工具，并提出“结”(knit)的概念，这是第一个明确的网络结构尺度。米切尔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系统地梳理了社会网络研究与分析方法的发展及应用。他将社会关系秩序分为结构秩序、类群秩序和个人秩序，提出沟通行动以及工具性行动构成实际互动网络。同时，他在提出整体网络、“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ered network)概念时，也相对明确地提出社会网络的主要形态特征及互动特征，包括可达性(reachability)、互惠性 (reciprocity)、密度 (density)、范围 (range)、持久性(durability)、强度(intensity)、频次(frequency)，这标志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关键性进步。

20世纪70年代，新哈佛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历经近半个世纪发展的社会网络研究走向成熟，该学派由一大批专业的社会网络研究人员组成，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网络理论的拓展和创新，极大地完善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引领社会网络研究进入成熟稳定的新发展时期。在理论上，新哈佛学派提出关系/网络结构观(relational/network approach)，通过观察和分析不同的现实社会群体或组织构建各种社会结构模型。怀特等学者指出：“目前存在的大量关于社会结构的类型性描述不具有牢固的理论基础，而网络概念可以为建构一种社会结构理论提供独特的方式。”在方法上，一系列数学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网络分析中，如集合论和多维尺度(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或相似性结构分析(similarity structure analysis)，这些方法和技术可以相对准确地衡量社会网络中的关系性质和特征。

新哈佛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怀特(Harrison C.White)和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怀特在理论上的贡献体现于他对结构分析的重视，集中体现在《身份和控制：一个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Identity and Control: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等主要著作中。他认为，市场也是一种网络，以人们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信任和规则为基础，供应商、生产商和购买商是这个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他在方法上的重要贡献是将数学方法运用到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推动了网络分析技术的成熟。他与学生们共同开发的“块模型”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广泛应用。格兰诺维特与他的导师怀特不同的是，他对社会网络研究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理论方面，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思想中：一是注重微观与宏观分析的结合，他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是链接这两个层次重要、有效的工具；二是弱连带理论，他不仅指出在西方劳动力市场中，弱连带在找职和转职中作用尤为突出，而且提出通过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来衡量关系强度。他的观点成为后来众多研究的基础，影响深远。

通过理论和方法的双重提升，新哈佛学派的研究给社会网络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注入了新的内容，并且逐步推动社会网络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高潮阶段，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地运用到多个学科的多种研究情境中，甚至引起多个领域的新研究高潮，逐渐奠定了该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二、当代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

社会网络研究热潮兴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不断涌现出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新理论观点，而这些观点又进而拓展了社会网络研究的边界和视野，并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网络的理解和认识。在众多的探讨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包括：强弱连带假设、结构洞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

(一)弱连带优势与强连带假设

格兰诺维特在针对究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牛顿镇居民求职情况的研究中发现，对个人求职影响最显著的并不是其所持有的“强连带”(strong ties)，而是“弱连带”(weak ties)。基于该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弱连带优势理论”(strength of weak ties)。他指出，由于弱连带能够连接不同的团队和人群，从而带来更丰富的非冗余信息，通过较短的局部桥梁作用形成高效的信息渠道，因此能够促使人们得到更多的工作信息，促进个人求职。格兰诺维特颇具创新性的观点不仅证明了弱连带在社会网络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为社会网络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和视野，成为后续多种观点的基础，包括著名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理论。

尽管大多数已有的网络模型是以强联系为对象，并局限于较小的特定的群体中，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优势理论强调了弱联系的特殊力量，指出社会网络分析是连接社会学中宏观和微观研究的工具。他通过讨论人际关联(interpersonal ties)的力量展示网络分析如何与扩散、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政治组织、社会凝聚力等宏观现象相联系。格兰诺维特突破性地指出社会网络分析使得宏观和微观层次之间的连接变得清晰容易，并且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这种连接产生出一个悖论：弱联系常常被看作是联系疏远的表现，但在此却被证明是个人机会以及个人融入群体必不可少的联系；而产生近距离紧密关系的强联系却会导致整体的分裂(overall fragmentation)。

从衡量方式上来说，联系的力量指的是投入的时间、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以及互惠服务内容等，通常，两人之间的联系越强，他们共同交往的个体也越多。强联系的形成需要较多的时间投入，双方往往相似度较高。与此相对的是“桥”(bridge)的概念，指的是两点之间的唯一通道，所有的桥都是弱联系，本地桥(local bridge)可以创造更多、更短的路径，这就是弱联系的重要意义。

弱联系在扩散(diffusion)过程中的作用尤为明显。无论扩散的内容是什么，它们都能通过弱联系和桥到达更广泛的个体，穿越更大的社会距离，实现真正的扩散。例如，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弱联系(其中有一些弱联系是本地桥)传播开来。同样，弱联系在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中的作用与此类似。自我中心网络各个部分的密度不相同，格兰诺维特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强联系和非桥弱联系(nonbridging weak ties)组成的部分，二是桥联系部分。而社区群体通常被分为不同的小团体，而正是桥弱联系成为这些小团体之间的信任传递桥梁。

然而，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在被广为接受的同时也受到了后来学者的挑战。华裔学者边燕杰以中国内地为研究情境，发现弱连带优势理论在中国情境下并不适用，并且肯定了强连带假设。边燕杰指出，在伦理本位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信息不是通过一般意义上的连带传递，而是通过代表强关系的“人情”来实现。中国特殊情境下的人情关系是长久往来的情意、实惠交换，不仅有很强的信任作为基础，更包含义务的成分，这就使得强关系的作用比弱连带更为显著。格兰诺维特弱连带优势观点中所蕴含的信息是可以传递的，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也是可以传导的，但情感关系是非传导的。在中国“差序格局”下，以情感为基础的强关系难以替代，是个人社会网络的核心。

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的研究发现有差异，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两者结合起来相对全面地刻画、阐释了不同情境下强弱连带的不同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从他们的不同观点中可以看出，研究情境是社会网络研究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针对各种理论边界问题的探讨，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结构洞理论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是当今社会网络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该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一书中。他在研究竞争场域(competitive arena)中的参与者(player)如何获得竞争优势时发现，竞争者行为及行为结果与网络结构中的“洞”密切相关，更具体而言，网络行动者与这些“洞”的接近情况可以较好地解释他们的竞争状况。他所定义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指的是竞争网络中行动者之间无连接或关系间断的情形，是存在于非冗余联系人(nonredundant contact)之间的缺口(chasm)(如图2.1中的A、C就是一个结构洞)。处于结构洞两边的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冗余的来自于网络关系的收益，包括信息利益(information benefits)和控制利益(control benefits)。更具体而言，信息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优先获取通路(access)、先机(timing)和推举(referral)，而控制利益是指处在洞结构中桥(bridge)位置的第三方(broker)作为信息流动的唯一通道，对信息的流向具有控制权，从而实现对结构洞两边行动实质利益的控制。

博特指出，网络结构社会中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关系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结构洞与信息流动和商业机会相联系，在不同的网络中均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如：在产品网络中可以促使生产者在价格谈判中占据优势，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职业关系网络中，处在结构洞位置的高级经理人可以更快、更容易地获得升迁机会；在市场网络中，因结构洞而产生的市场多样性给予市场行动者生存机会。因此，博特的“结构洞假设”认为，在竞争中，竞争者占有的结构洞越多，代表其具有较为明显的关系优势，从而有较多的机会获得高利润回报。他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的导言中明确指出：

结构洞理论有四个标志性特征。第一，竞争是一个关系问题，并非行动者(player)自身之间的竞争。第二，竞争是一种突现的关系(a relation emergent)，是不可见的。第三，竞争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第四，不完全竞争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权利的问题。这四个特征并不各自独立于结构洞理论，而是相互联系的。

博特的研究与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弱连带优势密切相关，两者均强调了网络中非均衡关系的重要作用，结构洞是群体之间的弱联系；而与格兰诺维特的一般性经验分析不同的是，博特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而且通过成熟的网络分析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有力地证明并拓展了该理论。

(三)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根植于社会学，是社会网络研究中最核心的理论，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认可，并作为基础性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该理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进，期间涌现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林南(Lin Nan)、罗博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亚力詹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等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完善、深化或拓展社会网络理论，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图2.2所示，社会资本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社区研究，代表人物简·亚克布斯(Jane Jacobs)等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说法，用以强调关系网络在构成社区信任、合作基础以及推动社区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最早的与社会资本相关的探讨，但该时期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涉及社会资本视角的层面。

直到20世纪80年代，布迪厄才对社会资本概念及内涵进行了明确、系统的阐释。他以资本理论为基础，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与对相互熟识的、相互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的拥有——换而言之，一个群体的成员身份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资本伪装的三种形式，而社会资本由个人联系的规模和这些联系中所含有的资本容量或数量决定。他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

与布迪厄同时代的另一重要社会网络学者是格兰诺维特。尽管他的研究并不是直接围绕社会资本的概念而展开，但他的观点和发现却成为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直接推动了该理论的成熟。他的两篇著作引导社会资本研究实现了意义深远的分化：首先，他于1973年提出“弱连带优势理论”，这是集体分析层次内部社会资本视角的基础，科尔曼、普特南、布迪厄等学者的研究即从该视角展开；继此之后，他于1985年提出“嵌入性问题”，这是微观个人分析层次外部社会资本视角的基础，林南、博特、波茨的研究即围绕该视角展开。

从集体分析层次、内部社会资本视角出发的研究集中探讨群体或集体开发、维持社会资本的方式以及作为集体财产的社会资本如何提高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布迪厄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将其视为赋予成员信贷的集体财产，即由社会网络或群体共同拥有的资本形式。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及其功能的维持和强化有赖于群体成员对关系的持续投资。以此为基础，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蕴含在关系中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社会资本是个人或活动无法代替的，而在结构内它又能推动个体的部分行为。一方面，群体或组织为参与其中的个人提供社会资本，使其在活动参与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个人在参与集体或群体结构内的各种活动时，其自身也贡献于社会资本的发展与维持。因此，组织中的个人应当积极适应组织中可利用的社会资本，紧密或封闭的网络有利于集体社会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普特南将集体分析层次的内部社会资本的视角运用到针对美国民主社会的自组织研究中，他认为由类似社会性社团参与程度界定的社会资本是集体信任与规范的基础，是影响集体福利生产与获取的关键因素。

从微观个人分析层次外部社会资本视角出发的研究关注个人使用社会资本的情况，即探讨个人如何获取、利用嵌入在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来实现工具性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研究焦点：“(1)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2)为了产生回报，个人如何获得嵌入在关系中的资源。”亨克·弗拉普(H enk Flap)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可以动员的社会资源，而这一特殊资本包括个人网络中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数规模、愿意提供帮助的关系强度和帮助者的关系资源等三个要素。博特的结构洞理论也反映了个人分析层次的外部社会资本视角的基本思想。对于占据结构洞位置和结构洞两边的个体来说，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不同的，而其各自具体利益是通过社会资本的优劣势实现的。特别对于结构洞的占据者来说，正是所持有的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帮助其实现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

弗拉普和博特等学者从不同的研究点出发挖掘出社会资本不同侧面的内涵及功能，而华裔学者林南(Nan Lin)更为深入系统地剖析了社会资本概念，并尝试构建以社会结构与行动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其主要著作包括《社会资本：一种关于行动和结构的理论》(Social Capital:A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社会资本：理论与研究》(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等。在概念界定层面，林南根据资源的来源和途径将个体可用的资源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后者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资源，在数量或质量上来看均是更为重要的资源。他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和/或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包括与个人保持联系的其他个体行动者的资源，具体体现为财富、权力、声望和社会网络等。深入到问题层面，他将关注社会资本对个体社会地位流动和变化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从经验层次总结个体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他认为，社会中个人对财富、权力、声望和地位等社会资源的持有和获取情况呈金字塔形状，即地位越高，持有资源越多，获取资源能力越强，但成员也越少。

林南就金字塔结构中不同层级社会资本的流动及其对社会行动和结构的影响提出了7个系列命题，如表2.1及图2.3所示。

该系列命题和理论模型以理论与经验研究为基础，表明社会资本理论相关概念在等级制结构中具有本质上的关联，在微观层次促使网络中行动者承担相应的行为，这些特征“将社会资本置于弥合宏观—微观的鸿沟与发展社会学的独特位置”。林南的系统性研究工作刻画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并成为后续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为社会资本理论及社会网络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