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礼》中的令
从上文的讨论看，法在《周礼》中是一个包含甚广的观念，其与礼的分界并不甚清晰，《周礼》有“法仪”一词（《大仆》《小臣》《齐仆》《道仆》），据《射人》“以射法治射仪”，所谓“法仪”，当是据法而定的仪，本身又带有典范法式的意味。这种广义的法与世俗的政治并不完全对等，其所对应的是古典政治，追求的是正，从作器程式，到人的行为规范，到国家制度，都属于法的范畴。主收藏法的人为大史与司徒，大史之职与宗教关系密切，而司徒以教化为其主要职责，这反映了这种政治的古典性质。
对于世俗国家的管理来说，并不需要这么多的法，日常政治的运行主要借助令来推动，《周礼》中法与令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内史》“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这里法与令区分得很清楚，《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又讲“凡治者受法令焉”，令显然与治理联系在一起。
《周礼》中的令主要有四种，政令，禁令，征令，戒令，其中前两种出现尤多；从意义上看，政令与征令为一类，禁令与戒令为一类。出现“政令”的有《小宰》《宫伯》《兽人》《渔人》《医师》《酒正》《盐人》《内宰》《大司徒》《小司徒》《乡师》《州长》《党正》《司市》《胥师》《肆长》《遂长》《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稍人》《里宰》《旅师》《土均》《山虞》《林衡》《泽虞》《司巫》《巾车》《乐师》《司爟》《司士》《司右》《道仆》《牧师》《司隶》《柞氏》《薙氏》，计40官。出现“征令”的有《宰夫》《小司徒》《乡师》《闾胥》《掌炭》《小胥》，计6官。出现“禁令”的有《宰夫》《天府》《内宰》《寺人》《小司徒》《乡大夫》《司虣》《遂人》《遂师》《土均》《林衡》《川衡》《胥》《小宗伯》《典祀》《墓大夫》《职丧》《家宗人》《肆师》《候人》《弁师》《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计26官。出现“戒令”的有《宰夫》《宫正》《盐人》《寺人》《乡师》《州长》《族师》《鄙师》《酂长》《司士》，计10官。
在政治运作中，令的功能分两类：一是令人知事，《周礼》中的政令、征令当属此类；一是令曰勿为，《周礼》中的禁令、戒令属于此类。这两类据前统计，令人知事数量上较多一些，禁止性规定显得稍少。法是做事规范，令是令人做事，二者结合是古代政治的基本运作样式，《周礼》作为讲政治之书，有较多的政令，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中禁止性规定比令人知事类规定少，除了带“令”的禁令外，《周礼》中还有很多“禁”，比如“刑禁”一词，书中多次出现：
《乡师》:“治其政令刑禁。”
《胥师》:“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宪刑禁焉。”
《遂人》:“各掌其政令刑禁。”
《土均》:“以和其邦国都鄙之政令、刑禁。”
《小司寇》:“宪刑禁。”
《布宪》:“掌宪邦之刑禁”, “合众庶则以刑禁号令。”
《小行人》:“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
与“刑禁”近似的是“戒禁”：
《小司徒》:“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
《党正》:“凡其党之祭祀……掌其戒禁。”
《族师》:“若作民……掌其治令、戒禁、刑罚。”
《遂师》:“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遂大夫》:“掌其政令戒禁，听其治讼。”
此外，书中还有“厉禁”（《山虞》《泽虞》《迹人》《矿人》《典祀》《牧师》《司隶》）、“纠禁”（《小宰》《宫正》）等。
这些“禁”是否有成文的条文，现在难以判断，
但这些还不是《周礼》之“禁”的全部，在一些官职职守叙述中，“禁”字也时常出现，《士师》有“五禁之法”，五禁为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掌交》有“九禁之难”。有一些官名中即有“禁”字，如禁杀戮、禁暴氏。至于官职中禁的具体所指，几乎有一政，必有一禁，禁与前面的法的规范范围对等，物不合程式要禁，仪式不合规范要禁，违反制度更要禁。除此之外，还有火禁（《宫正》《司烜氏》）、水禁（《萍氏》）、夜禁（《司寤》）、沟渎浍池之禁（《雍氏》）、道禁（《野庐氏》）、墓禁（《冢人》）、骴禁（《蜡氏》）、四方之禁（《大行人》）。这些禁未必有条文，道理在于这些官职的设置职能不少是单一的，就负责某一特定之禁，制定条文本身多余，官的存在就是禁令的存在，官就是禁令的化身，这与宗教学意义上的承载道德的价值，在文化意象上有相通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指出，《宫正》讲“修火禁”, 《司烜氏》也讲“修火禁”，这里的修禁，应该不是制定条文的意思，而是说禁火是他们的职责，修火禁即督促属下做好防火工作。与之相关的是《小司徒》讲的“令群吏宪禁令，修法纠职以待邦治”，这里的修法也不会是立法的意思，如果司徒负责立法，首先是大司徒，而不会是群吏，所谓修法，当是指督促群吏使法得到贯彻执行。睡虎地秦简《语书》有“腾为是而修法律令”，学者或以为是秦官吏有立法权的证据，学者已指出这种理解不妥，这里借《周礼》顺便证论之。
从前文的叙述看，《周礼》中的令，禁止性的规定更多一些，道理也不难理解，禁止性规定与法相对应，而《周礼》的法涵盖的范围也超过令人知事之令，毕竟世俗政治的事务并不能包含人生的全部，而《周礼》作者心目中的法则包含了人生的各个方面，禁与法，构成了所谓不入礼则入刑的规范体系，禁止性的规定自然要远多于令人知事之令。
前节提到，《周礼》的法律体系中没有战国时期的专门的刑律，现在看来，其所以没有专门的刑律，当与其礼法的规范体系联系在一起。刑律的出现只有在人们对犯罪的程度有了明晰的认识之后，方可能出现，对于什么样的犯罪可以归入刑事犯罪的范畴，这个认识的出现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据前所论，类似刑律的部分归士师管辖，《大司徒》《媒氏》《司市》中也讲“其附于刑者其归于士”，似乎对于刑事犯罪有相对集中的安排。但根据上文列举的“刑禁”的官职，掌刑禁，即意味着对违禁者用刑，按照后世的理解，用刑就属于刑事犯罪，这里体现的又是没有统一的刑事犯罪概念，也就是说，《周礼》的刑律，散见于各种具体的官掌权职中，前文讲刑典的对象包含三部分，即邦国、百官与万民，凡称“刑禁”盖都属于刑典的范畴，但却不一定意味着有专门刑律。其所以未形成统一的刑事犯罪概念，当与当时的法还是依托于礼而定联系在一起，其所谓法其实是礼法，即将原先的礼所涵盖的范围尽数纳入到法的管辖范围。违法即为违礼，也就是触犯了禁，所以其禁也是涵盖甚广，而没有在禁中根据违禁程度进行再分类，事实上在礼的框架中，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分类。
礼致力于塑造人，用儒家的话语表述就是成人，《士师》跟刑律相关的部分称为八成，其对于刑的理解似乎也指向于成人。秦的刑徒一般认为没有刑期，学者或从身份刑的角度去认识，这或许是正确的，在《周礼》的框架中，刑者也是一种身份。不光与刑相关称之为成，治民之则也称之成，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又讲“以官成待万民之治”；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称治邦之法则为成，其潜在内涵，笔者以为作者仍然是从成人的角度认识政治的功能。
独立刑律的出现，只有突破这样的政治文化观念才有可能，在礼的框架中，人被束缚于身份体系中，承担的责任不同，违禁后受到的处罚也不相等；同时，人又被分隔在各个血缘团体之中，各个血缘团体本身具有司法权，出现统一的刑律本身也不现实。只有政治进入世俗政治为主导的时期，社会步入编户齐民的时代，针对万民的统一的刑律方有出现的可能。《周礼》正处于这个转型期之中，而主导作者的观念则是旧的政治观念，其所设计的法令体系中没有独立刑律完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