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制度变迁理论与体制改革
制度变迁是以体制改革为载体的演变路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1978年后的体制改革,使民营经济摆脱了体制羁绊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贯穿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改革成果,但民营经济发展体制的基础有待夯实,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任重道远。
一、体制变迁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
(一)制度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前者包括宪法、法律、税收和市场规制等,后者包括习俗、惯例和意识形态等。他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观念、伦理道德等都是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形态的变迁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结果。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一书中更是认为,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路径。随着政府政策的不断放松,尤其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使个体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民营经济发展所体现的体制改革路径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内涵。
(二)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已在经济社会实践中得到印证。回溯史上能够完成现代化重任的国家,无一不把制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无一不以体制等制度革新引领现代化进程,以人的内心、国家的中心、社会的核心为首要目标,在逐步完善的制度框架下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全方位变革,不断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把生产力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由此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进步。
(三)经济体制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牵引作用,一定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以此带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措施促进了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
在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地理大发现和“三角贸易”的进行,实现了资本主义最初资本的原始积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工业革命的迅速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性不断体现出来,社会阶层的阶级性不断强化,代表资本集团的资本主义攫取利润的血腥味使马克思感到震惊。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大力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并号召无产者起来推翻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严重不适应不断显现出来,给当时有识之士通过改革而缓和劳资双方对立关系提供了广阔空间。其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举措,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改革和变革不断进行,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断适应,其制度变迁的结果体现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三、建立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一)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但百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表明,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极大地激发社会生产力,没有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以苏联为引领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越南、古巴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朝鲜外),即凡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都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走上了改革之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放松管制,给生产资料私有制“松绑”,当然,主体还是公有制,实际上就是放开生产资料私有制领域,把人的生产活动与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人们对生产、经营、分配等环节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利,不断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和生产责任心。
(二)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及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
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997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使经济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按预定计划,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转型时期的重要任务
对完全奉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其间也不免含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可以说,不同经济体制的相互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我国这样向市场经济靠拢的转型国家而言,体制改革的市场成份逐渐居多,而在政治上不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即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放权让利,让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参与经济建设,不断释放经济活力。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在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工资收入等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促进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民众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由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逐渐转型的特点。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但在现实生活中,好的制度既是“看不见的手”(市场),也是“看得见的手”(政府),两者有效配合,才能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速度。
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1984年扩展到城市。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1992年,中国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方向。其后经过改革开放的深化,虽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至今难有恰当的定位,强势的政府代行了本该由市场行使的权力,那只“看得见的手”成了一只“闲不住的手”。世界上凡是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毫不留情地切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归市场,政府归政府,二者不能相互渗透。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重视制度变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020年,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经济体制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不完备,就意味着“市场失灵”。如果“市场失灵”,越是稀缺的资源配置,市场越不起作用,因为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因此,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要解决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问题。几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从穷国到富国的演变,无论体现在经济形态还是社会形态,还是从器物的追求到制度的变革,体制改革都是永恒的主题。
人们不否认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政府的作用同样居于重要的地位。干预得当,政府可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但若“政府失灵”,则会使国家治理陷入停滞的境地。而对当下中国而言,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亟需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政府一方面为经济活动提供产权规则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不能介入经济活动太深,使制度交易费用提升并妨碍经济增长。因此,只有通过法制建设形成的制度环境,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健康关系,才能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降低交易成本,以此形成基础条件,促进经济社会步入良性发展的“路径依赖”。
四、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曾历经曲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高层对民营经济的政策非常明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既定的目标之一”。在此指导思想下,政府成功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以“三大改造”的完成为标志,民营经济曾一度在中华大地上消失。
1978年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才开始发展,“经历了从小到大、由政府限制其发展,到提倡和激励其发展,直到今天大力发展的过程,其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初发展之始并未成为一种合法的体制现象,而是经历了从完全消除到允许发展、再到大力发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过程。
(二)发展民营经济是一种体制需要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经过土地改革及其后完成的“三大改造”,旧的剥削阶级和和统治阶级已经从制度根基上被消灭,把原属他们的私有生产资料,通过没收和赎买的方式,转变为公有制性质,清除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者的生存基础,逐渐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守法公民。通过不断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大陆总体上消失了。
(三)发展民营经济是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制度供给
1.发展民营经济是经济转型的形式与目标之一
一般而言,经济转型是一个经济体为了摆脱经济社会发展困境,通过制度建设、政策实施等手段,主动对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及其他方面进行变革,使生产关系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制度供给变化主要是指经济体制的变化,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其与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投资等因素一起构成经济转型的内生动力。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体制,民营经济被视为另类而遭打压。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从起步到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变化是在转型中渐变的,与改革开放同行。
2.经济转型的实施路径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同步
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主要指这阶段内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各种私营经济的发展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且包括其他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史。在大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实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制度供给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简单而言,制度供给就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进行的制度变革。
经济转型原指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1978—1992年,中国非国有部门产出从22% 提高到47%,主要原因不是国有部门就业和产出的下降,而是这期间大量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或规模扩张。尽管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合伙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未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支持,并且受到信贷、就业和材料供应等限制,但民营经济发展依然强劲,且势不可挡,这无疑是体制变迁的结果。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
1949—1978年间,我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准备阶段。其后,1953—1957年“一五”计划的完成,对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路径,体现在所有制上,就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
2.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阶段
1978—1992年间,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为经济体制指明了改革方向。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为中国的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是新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全党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已形成共识,这为民营经济扫清了制度障碍。其后,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
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完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大支柱”构成,并制定了总体实施规划。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来看,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从市场中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
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就民营经济发展而言,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改革举措:在产权保护方面,明确提出“两个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公平竞争方面,强调“三个平等”,即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引导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融合方面,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甚至非公有资本控股。这些重大理论创新和改革举措,为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强劲的动力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