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营经济体制与机制的相关研究与评述

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民营经济研究力度不断加大，流派纷呈，观点迭出，成果丰硕。本书的主要观点在于，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市场经济的公平地位需要制度公平来做保障，发展民营经济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营经济研究现状述评

（一）强调民营经济与国营（有）经济概念的对应性

据专家考证，“民营”一词来自王春圃所著的《经济救国论》，该书首先把国民党经营的企业称为“官营”，把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首先使用了“民营”一词。

董辅礽等学者认为，个体、合伙、私营、成员入股分红的合作社、个人入股或公众持股的股份经济，以及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合作的经济，都属于民营经济，而传统的国营（有）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都不能说是民营经济。本书采纳这一提议，将民营经济看作与国营（有）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

（二）对民营经济内涵界定的争议

学者木志荣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形式都是所有制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双重体现。民营经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当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比较大的经济形式，民营经济为当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其起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有的学者认为，“民营经济不能等同于私营经济，也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非国有经济”。因此，民营经济实质上是以民营方式来经营的经济模式，因此它包括国有民营、民有民营及混合所有制民营。

（三）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民营经济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由我国大陆居民民间投资创办，其产权归投资者所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特征的经济组织形式。民营经济成分主要包括个体经济、自主资本建立的私营企业，或个人或私营企业作为最大股东的企业（集团）等。

（四）民营经济政策的变迁路径与发展环境

从最初的禁止存在到后来的允许发展，再到后来的鼓励、支持、引导，我国的民营经济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由此可见制度傲慢与制度偏见给民营经济造成体制的不公正性，以及给民营经济造成的脆弱性。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有些困难是民营企业本身无法克服的。

从中国发展趋势及世界潮流来看，民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因此，相比国营（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需要适宜的发展环境。《建议》提出，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限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以上举措使得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得到优化。

二、参考文献综述

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从体制与机制的角度切入民营经济的大视野，将其放到中国古代、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政策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以现实的眼光剖析历史的断面，从学术的角度论述对民营体制与机制发展有影响的各种因素。

“民营工业，起于家庭手工业，先于官营工业存在并与官营工业共同发展。”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民营工业，但官营仍占主导地位（王天伟，2012）。工商产业是由政府管理还是任由民间发展，刘含若等作者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提出，自西周时期起，以“工商食官”为载体，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工商产业已然形成制度体系。“工商食官”是夏商周时朝的官营手工业制度，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国营有（有）经济体制，其最重要作用在于政府垄断。因此，在漫长的2000多年时间里，官办工业和手工工场的规模空前扩大，工业部门日益增多（王天伟，2012）。

社会分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营经济仍然顽强地生存。春秋时代出现诸如弦高、子贡、陶朱公等民营个体户。当然，他们是彼时商界里的头面人物。宁波籍历史学家童书业在其著作《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认为：“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才出现了社会第三次大分工。”但不同时期，官营工商业和民营经济在不同时期的产业演变路径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

“重农抑商”是封建社会的既定国策。一般而言，制度政策体现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明显程度。战国时期的法家以“利出一孔”为最好的政策选择，认为国君应该“在经济上掌握臣民的贫富予夺，即是说国家和君主要臣民富就富，要臣民贫就贫”，这源于“统治者对国民人身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因此，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及其施行的制度政策显示出对民营经济的歧视与打压。汉代推行抑商政策的同时，称商为害商、贼商（王天伟，2012）。

童书业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重本抑末，歧视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此，“重农抑商”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政策在历代占据主流地位，因为“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有的学者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解释逝去的历史片段与现象。吴晓波先生在其著作《浩荡两千年》中提出了“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等疑问，是对“重农抑商”的文化理念和制度政策的施行效果及影响的最好诠释。因此，从汉唐到明清，“集权”与“抑商”是封建社会的两大主题，前者是基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重要内涵，后者是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施政实践。

“匠户制度”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童书业先生认为：“匠户制度的破坏，始于明代中叶以后，而完成于清代康熙年间，这与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期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本书作者认为，“重农抑商”可认为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近代以来，从“重农抑商”到“重农重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之旅。

朱荣基的《近代中国海关及其档案》（海天出版社，1996年），反映了近代社会自开放以来的贸易往来概况，实际上是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折射，显现在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路径。由杭州海关译编的《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海关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则是对相关海关对外贸易的数据记载，显示出自然经济的发展模式向被强制性地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后的路径与结果。

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864）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锦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官办”“官督商办”为基础的国营（有）企业的成因、路径及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进入近代后，由于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制度与近代农工商并重发展的理念形成天然冲突，更由于外来要素和规制不断涌入，“重农抑商”到“重农重商”、以“官办”“官督商办”为基础的国营（有）企业逐渐向近代民营企业转变，意味着国营（有）经济体制的垄断架构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促使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民营经济逐渐在经济社会中形成重要地位。

三、本书主要观点

（一）公有制和私有制形式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

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体制及其产权结构，伴随文明演进和历史发展而来，是经济行为的组织形式，尽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原理，蕴含明确的利益价值取向。因此，一国或一个地区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改革和发展，只能服从一定社会基本制度所规定的经济发展目的。而不论采取何种模式，都要在自然法则下体现符合人性及其正常的价值追求，换言之，必须有符合人性的经济体制，经济社会才能发展。

（二）经济体制与制度公平具有内在关系

公有制和私有制形式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所有制性质对政府经济政策及其形成的经济体制产生重要影响；“重农抑商”成为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管仲是经济垄断的“始作俑者”，首创垄断性的国营（有）经济体制，对后世国营（有）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市场经济本身的公平需要制度公平来做保障，公开、公平配置资源，保证机会公平，才能体现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要义。

（三）历史上大多朝代实行国营（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并存的“双轨制”的经济体制

基于自然经济基础上小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历史上的很多朝代均实行国营（有）与民营并存的“双轨制”经济体制。其中，大多数朝代都力主实行国营（有）经济体制，在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上向国营（有）经济体制倾斜，但也有少数朝代实行国营（有）经济体制与民营经济体制并行不悖的发展政策，而且积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民营经济对推动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营经济是发展的主力军，是基于私有制性质的所有制和产权结构的发展形式，也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形式。中国自战国时代起才有真正的民营商业行为，经过与国营（有）经济数千年的博弈，民营经济历经坎坷、艰难曲折。及至在近代全球工业化环境的影响下，民营经济适逢机遇，加快发展，为推动中国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发展民营经济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作用

今天，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力军，在市场化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和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中，民营经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不断完善。

（六）推动供给侧改革为民营经济营造和谐适宜的发展环境

供给侧改革对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十三五”所进行的包括供给侧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其核心在于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经济主体的关系。通过供给侧改革，在政府搭建发展平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的基础上，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降低交易成本，真正发挥市场的作用，将改革红利转化为民营经济和谐适宜的发展环境，促进资源要素实现最佳配置，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切入，来研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一是通过对历史的简要叙述，追溯民营经济的发展起源，分析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原因及实施过程对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的影响；二是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体制与机制为主线，以点带面，叙述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制度、“重农抑商”、政府垄断经济的成因及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三是分析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四是阐述其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着重分析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困境。

（二）研究方法

1．历史分析法

对我国古代、近现代历史进行有目的的梳理，从我国古代、近代史中寻找有关民营经济、国营（有）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的遗迹；通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营（有）经济体制的形成路径，及其对民营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形成和影响的分析，将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的坐标定位于历史长河的某一节点，揭示其发展路径和模式，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2．理论分析方法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各种不同体制之间的耦合性，即“制度耦合”。本书从市场经济的相关理论入手，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要素资源配置和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等不同要素的组合、作用及演化特征，从理论层面论证民营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及与国营（有）经济共存的耦合机制。

3．文献研究方法

本书在写作前，通过检索工具查找方式和参考文献查找方式，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对有关文献进行分析整理或重新归类；进行创作型研究的构思，在此基础上研究设计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研究目标。同时，将各个不同时段的历史片段进行整合、分析、归纳和推理，从国营（有）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形成过程反证民营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形成机理、民营经济及其群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定位和地位。

五、本书在理论与应用上的意义及创新之处

（一）对从古至今的民营经济体制与机制的发展路径进行论述

本书在拓宽民营经济研究视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的眼光，通过揭示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回望我们的祖先走过的不平凡之路，进一步显现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从学术的角度将国营（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种体制与机制的博弈过程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品味。

（二）从体制与机制的角度切入民营经济发展的大视野

本书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切入，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政策大环境中的多个维度中去考量，分析民营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的运行轨迹及在国营（有）经济体制下的生存发展路径。重点分析改革开放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下，民营经济遭遇的困境与无奈，学者将之称为“体制困境”，如越不过的“天花板”、跨不过的“玻璃门”、进不去的“弹簧门”等。

（三）从“体制困境”入手凸显深化改革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

无论是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期，还是处于新常态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始终是需要加快发展的重要一极。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遭遇的“体制困境”，折射出深化改革、政府转变职能的紧迫性。体制理顺了，民营经济发展就能顺利。抑或说，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与市场如何切割，始终是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力度过程中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因此，本书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如一地践行两个“毫不动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