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诚信涵养的无字契约

诚信是传统文化推崇的道德规范之一，也是受儒家传统义利观影响较深的宁波商帮的商业道德基石。宁波商帮在经营过程中，在价值观上主张义利兼顾，见利思义，以诚信为本，视信誉如生命，不齿于见利忘义的欺诈行为。在近代中国工商界，宁波商帮讲求诚信世人皆知。宁波商帮一直恪守的商业道德传统，将诚信经营原则直接延续到海外，将宁波人讲求诚信的美誉传遍世界。船王包玉刚对此感受颇深：“在现在这个国际社会里，生活方式和行动与从前不一样，但跳Disco管跳Disco，在商业道德这上头，我看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有信用才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条旧船为起点，经过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奋斗成为世界船王，制胜法宝就是诚信。

包玉刚

包玉刚认为，诚信是良知契约，不讲诚信不可能取得经营上的成功。纸质的合同尽管具有法律效力，但可以设法撕毁。作为经营者，要有心灵诚信合同意识，因为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心灵诚信合同是永远不会被撕毁的。包玉刚一贯遵循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世作风，将企业的良好信誉放在首位。由此，他深得银行家信赖，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成功之道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包玉刚的经营风格属于稳健型，初期经营金融业时就是这样。进入航运业之后，他仍然坚持稳健诚信的风格，很快获得了香港汇丰银行的垂青。

良好的诚信美誉度帮助包玉刚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他获悉日本一家航运公司着急租船，就对汇丰银行高级职员桑达士说，自己有机会花100万美元购入一艘7200吨级的海轮，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租期5年，且日本航运公司愿意在与其有往来的银行开具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协助买船，75万美元即为第一年船租。他打算用信用状向汇丰银行抵押，借钱买船。桑达士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好事，但承诺如果包玉刚果真能拿到75万美元的信用状，肯定会借款。不久，包玉刚果然拿到信用状，桑达士心服口服。正是凭借着诚信人格与经营才能，包玉刚后来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一位华人董事。

契约能够生效，义务得到履行，必须以诚信为先决条件。离开了诚信，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诚信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没有诚信，商业就成为欺诈的代名词。包玉刚的成功还有一条为人称道，即在诚信的基础上，注重与客户建立长期持久、相互信任的良好伙伴关系。20世纪60年代，国际航运业形势一片大好，世界各航运公司争相向日本订购船只。不料20世纪70年代初风云突变，航运业不景气，许多航运公司的船只租不出去。这同样危及造船业，当时几乎没有一家航运公司向日本造船厂下订单。

包玉刚审时度势，一是认定航运业不景气只是暂时现象；二是认同日本造船业的信誉与质量。于是，在航运业最不景气的1971年，包玉刚仍然坚持向日本造船厂下了6艘造船订单，总吨位高达150万吨。此举帮助日本造船厂渡过了危机，同时赢得了日本造船界的尊重，称他为“最受尊敬的主顾”。此后，包玉刚在日本的各项业务一帆风顺。可见，包玉刚深知诚信经营是企业成功的真谛。

诚信是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自我修养，实现从诚信规范的他律向自律的转化，从而培养自我优良的诚信品德，确立高尚的诚信人格的一种高度自主，充分体现和提高自我尊严的主体性活动。余姚人宋汉章是近代宁波著名银行家，1931年创办中国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不久，由中国保险公司承保的汉口申新四厂突遭大火，损失惨重，折合银洋高达200余万元。失火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劳资双方都急切地盼望保险公司尽快赔偿火灾损失。当时中国保险公司实有资本为250万元，一旦理赔，极有可能倒闭。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尤其是中国保险公司的其他投保户，忧心忡忡，深恐中国保险公司“拆烂泥”。

面对不利局面，宋汉章不惜代价，坚决维护公司诚信，打消人们十赔九不足的疑虑，不仅快赔，而且赔足。理赔结束后，汉口申新四厂专门在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鸣谢启事。此举使中国保险公司因祸得福，信誉鹊起。欲破译宁波商帮的成功密码，这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

宋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