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港口、航路、船舶及航海研究
（一）港口研究
2016年有关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港口的成果，以对登州（今山东蓬莱）、杭州、宁波、泉州、汕头等港城历史的考察居多，另有一些文章论及扬州、上海、福州及泉州。值得关注的是，广东海洋大学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杂志2016年各期设置专栏集中收载了一些海丝沿线各港的研究文章。另外，包伟民主编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杭州出版社，2016年）也收入了若干篇论述东南沿海港城的论文，诸如：鲁西奇的《隋唐五代江南沿海港口与近海航路》、杜正贤的《钱唐故址考证》、刘恒武的《唐宋明州港区变迁的考察》、张晓虹的《近代城市地图与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区域城市空间研究》，等等。
首先，古代登州研究方面，《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2期发表了8篇相关论文：蓬莱市文物局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与保护》；朱龙、董韶华的《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袁晓春的《登州港外来海洋文化遗产——蓬莱高丽古船研究》；盛立军、袁晓春、张俊杰的《登州与高丽使节郑梦周》；刘莉的《日本圆仁笔下的登州》；王晓楠、袁晓春、张俊杰的《登州港明朝紫檀木舵杆与郑和下西洋》；袁晓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蓬莱史迹》；张开城的《岛海仙乡蓬莱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考察》。这些文章论及登州的城市、港口、海上丝路、文化遗产以及渡海来访人物等专题。此外，龚俊文的《隋唐时期东北亚地区“共享的历史”——以山东半岛登州港为中心》（《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重点关注遣隋唐使、张保皋、圆仁在登州的活动，强调了登州在隋唐时期东北亚“共享的历史”中的地缘角色。
先前学界有关扬州的研究偏重隋唐时段，诚然，入宋以后，扬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已经难以与前代相比，然而，作为大运河和长江航道的节点，扬州在东南沿海物流圈中的角色仍然不可忽视。何适的《从内地到边郡——宋代扬州城市与经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论文，2016年）系统研究了两宋时期扬州城市变迁及其历史原因。论文指出，因为北宋时期的“强干弱枝”政策，扬州辖域缩小、城市地位下降；南宋以降，由于扬州处在南北对峙的前沿，城市随之属性改变，城池建设得以加强。关于两宋时期的扬州经济，何适特别提出：“南宋与北宋两个时期，扬州的军政地理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扬州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若着眼于官方与民间的区分，则北宋扬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自由参与其中的程度要更高一些；南宋时期，官方调控扬州经济的举措更为频繁，而商人在扬州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中的作用也更为引人注目。”
上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方面，张晓东的《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兼论丝路贸易和殖民贸易的兴替》（《史林》2016年第2期）值得关注。张晓东论文概括说：“古代上海地区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交流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上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上海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众多的丝绸贸易起点港之一。上海地区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明清时期，上海港作为国内大港的地位已经日益稳固，其参与海外活动仍然很积极，但面临明清禁海政策的反复限制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整体衰落。在丝路贸易被殖民贸易取代的历史进程中，上海地区的贸易历史传统优势被西方人所注意。由于农业社会传统的牢固存在，古代上海没有产生真正的海洋城市和海洋文化。”此外，张晓虹的《近代城市地图与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区域城市空间研究》（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杭州出版社，2016年），利用19世纪后半叶上海城市地图资料揭示了上海英租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空间特征。
有关杭州研究的最新进展，可以从包伟民主编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得以了解。论文集所收古代杭州相关文章有：杜正贤的《钱唐故址考证》、刘未的《南宋临安城研究史》、曹家齐的《南宋定都临安府对严州之影响》、久保田和男的《南宋临安国城小论》、郎旭峰的《南宋临安城城垣范围研究》、徐吉军的《南宋都城临安的火灾及其消防》和《南宋临安文化的成就与研究综述》、姜青青的《南宋西湖的真相——就<西湖清趣图>引发的诸多史实与罗以民先生商榷》、赵嗣胤的《南宋前中期临安礼仪空间初探——兼论礼仪空间作为城市史研究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等等。这些论文聚焦于南宋杭州，考察内容涉及城址、城市文化、礼仪空间以及南宋西湖等。
另外，邱靖的《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着重论述了宋代杭州的海外贸易。论文分析说：“杭州的发展离不开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地处太湖流域，钱塘江、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纵横沟通，水运条件十分优越，杭州海外贸易的兴盛得益于宋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为管理海外贸易在杭州相继设立了两浙路市舶司、杭州市舶司（临安市舶务）和澉浦市舶场，同一城市设置过三级市舶机构，纵观宋代历史，这是独一无二的。”另外，杭州盛产丝绸、茶叶和瓷器，这是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经济基础。文章还指出，杭州深处杭州湾内，不利的海运条件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2016年以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专题的论文有：龚缨晏和陆臻杰的《关于宁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3期）、陈晔的《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交往》（《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丁洁雯的《大运河（宁波段）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衔接——论庆安会馆的起源、价值与保护对策》（《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莫意达的《宁波（明州）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1期）、广东海洋大学“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课题组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1期），等等。
龚缨晏和陆臻杰文章认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可分为：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兴盛时期、衰落时期和停滞时期。宁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延绵不绝，持续发展；河海交汇，港通天下；面向韩日，兼及南洋；浴火重生，成功转型”。
陈晔在论文中概括说：“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于东汉晚期开通，唐代为长足发展时期。唐代明州海上贸易随造船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拓展，明州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唐开元明州建州，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从小溪迁来，使宁波升为州域的行政中心，明州港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成为唐代的四大名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同时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海上丝绸之路’。”
丁洁雯论文着眼于大运河（宁波段）与海上丝绸之路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论述，特别强调了庆安会馆的历史价值，文章写道：“宁波庆安会馆地处三江口，拥有河海畅通交融的地理优势，以漕粮海运与南北号商帮的迅速崛起作为创建契机，在维系宁波河海联运和传承海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大运河（宁波段）重要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庆安会馆作为宁波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点，应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利用。”
有关宁波港的专论文章有：刘恒武的《唐宋明州港区变迁的考察》（包伟民主编《中国城市史研究论文集》，杭州出版社，2016年）、莫意达的《两宋明州港之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1期）、白斌的《明代海洋政策与宁波港口地位变迁研究》（《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1期）。
刘恒武论文首先如是诠释“港区”概念：港区是港口城市区别于不依赖水上交通体系的内陆城市的关键要素，由于港区是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集散场所，故而这一区域是港口城市空间中最富活力、最为多彩的组成部分，港区研究对于港口城市特质的把握至关重要。论文进而对唐宋时期明州港区的空间位移及其空间肌理的变化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唐代海船的主要泊岸地在和义门—渔浦门余姚江滨一带，港区相关设施相比于后世的宋代尚不十分完备。入宋以后，外洋船舶多以三江口南侧的奉化江西岸为寄泊地，明州市舶管理机构也设置于此，与此相应，这一片区也出现了满足海航需求的仓储、修造船、航海祈福等各种设施，这些设施共同构成了完善的港区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与日本奈良、韩国济州一同当选为2016年“东亚文化之都”。宁波《天一文苑》特别开设“东亚文化之都研究”专栏刊发相关成果，其中代表性论文有：李广志的《概论日本关于宁波区域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天一文苑》2016年第14辑）、刘恒武和刘俊军的《日本东福寺旧藏宁波宋代碑石拓本》（《天一文苑》2016年第14辑）、山川均的《奈良东大寺的复兴与明州石工》（《天一文苑》2016年第15辑）、杨古城的《浙东招宝七郎大权修利研究——横亘东亚、西亚、南亚海域文化交流的见证》（《天一文苑》2016年第15辑）、李广志的《日本真言密教与宁波之缘——以空海投掷三钴杵传说为中心》（《天一文苑》2016年第16辑），等等。
历史上，舟山群岛诸港属于宁波辖域，与宁波三江口及镇海口的港埠共同构成河运—海运的物流网络，近年舟山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正得到逐步推进。韩翔和韩鹏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舟山城市变迁》（《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指出，“舟山群岛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代以前，舟山群岛是中国与东亚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在明代随着海商集团的崛起和西欧殖民者介入东亚海上贸易，舟山群岛成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网的交汇点。而随着海上贸易活动的兴衰变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变化，舟山的城市发展也经历了独特的变迁过程，在城市规模和城墙构造以及坊巷设置等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金涛的《舟山“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轨迹及其地位与作用》（《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1期）一文强调说：“舟山港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港和国际贸易港，而且是中国的东海航路中不可或缺的‘关港’及起航港。所以，舟山港在‘海上丝路’上拥有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近年，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已有较多积累，李艺的《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对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与作用、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保护与开发等方面”的既有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阐明了相关专题研究的动态与趋向。陈恺旻的《从<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看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福州》（《文化学刊》2016年第11期）通过对《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的解读，探讨了王审知在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及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在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方面，杨洸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对泉州海上丝绸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重点针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演变、贸易状况、文化交流等若干专题的研究现状做了归纳评析。另有如下专论文章值得关注。
黄晖菲的《略论市舶司制度及其对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之影响》（《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认为，“泉州的市舶司制度起步略晚，但其影响却不容忽视。泉州的市舶司制度，对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产生了诸多影响，并推动了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其作用值得肯定”。
黄泽豪、林仲彬的《宋元时期泉州港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第八届中国民族植物学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亚太民族植物学论坛论文集》, 2016年）指出，“宋元时期，泉州港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通过贡奉、进献、贸易等方式和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印度、越南等国有着密切的药物交流，是同海外进行药物交流的重要途径。当下，泉州与‘一带一路’65个国家中的64个均有经贸往来，探索宋元时期泉州港对中医药文化传播对当代探索利用泉州港传播中医药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傅恩凤、林珊娜的《元代泉州城的聚落形态》（《中国港口》2016年增刊第1期）以元代泉州港相关史迹的考察为基础，探讨了元代泉州城市文化的多元性，解析了当时泉州城市的功能区划。另外，王丽明的《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回顾与思考》（《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对泉州重要文物——印度教石刻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王丽明指出：“泉州印度教石刻自印度学者库玛拉耍弥率先向世界介绍以来，吸引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随着石刻不断被发现，相关研究文章也陆续问世。近百年来的研究，理清了一些历史问题，尤其在石刻的图案解读、所属历史时期、文化艺术渊源、制作背景及工匠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
肖彩雅的《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聚焦于明代泉州区域历史，“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肖彩雅在文中论述说：“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的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汕头是南海航线的重要港口，但与东海航线也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4期刊载了数篇有关汕头历史与文物的文章：广东海洋大学“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课题组的《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张国玲的《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航运文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课题组的《汕头妈祖信仰》、景伟伟的《汕头地区的古代海防》、张丽丽的《汕头华侨文化》、李文河的《汕头海关文物》。这些文章从航运、航海信仰、海防、华侨以及文化遗产等角度勾勒了汕头的历史景观。
（二）航路研究
2016年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航路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日、中琉、中韩之间古代航路发展状况。
王震中的《胶东早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之始》（《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对胶东地区海上航路的开辟背景及其延伸路线进行了探讨，文章论及我国胶东半岛与朝鲜、日本之间航路的开启。王震中总结说：“胶东文化自新石器时代的白石村文化起就体现出了深刻的海洋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在胶东史前贝丘文化遗存与古代文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胶东远古时期的这种海洋文化，最初的影响可达朝鲜半岛等地；至春秋战国时期，胶东海洋文明又产生出海上神仙文化，赋予了胶东文化新的时代特色和文化新质。在大规模的求仙活动背景下，胶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流以及对外贸易也较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就是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2016年论及中琉航路研究的论文有：侯甬坚的《由沧水入黑水——明代册封船往返琉球国的海上经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黄后杰的《明清中琉航海针路变化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年）。
侯甬坚文章指出，明朝派往琉球国的册封使船“从闽海出发，由大陆架海域进入东海边缘的深海之上，此即古人所云‘由沧水入黑水’之途”。黄后杰认为，在中琉双方长达500多年的交流历史上，中国册封琉球使的往返航路有过变更。通过解读明清册封琉球使臣的撰录，黄后杰论文考察了古代中琉航路的历次变化及其原因。
2016年有关中韩航路的史学文章较少，郭长根和张晖的论文《<高丽图经>里的徐兢航路和群山岛》（《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提出了宋丽“徐兢航路”的概念，同时强调了“群山岛”在这条航路上的节点作用，论文写道：“中国从元丰年间开始一直到南宋时期主要利用黄海南部斜断航路。宋朝使臣团访问高丽和回国时都利用过这条航路，因此又被称为‘徐兢航路’。南宋时期以使臣团为首，国际商人们也主要利用这条航路作为国际贸易路线，而这条航路的中间点即为群山岛。群山岛和徐兢航路是高丽时期的漕运路和陶瓷运输通路的要道。宋朝使臣徐兢编纂的《高丽图经》里详细记录了有关黄海南部斜断航路的内容。从文献里对建筑物及其意义的介绍来看，群山岛是通过徐兢航路和沿海航路的海路中心。并且当时也很可能在群山岛造船。贝冢和坟墓遗址是了解群山岛海洋文化最必不可少的。”
（三）船舶及航海研究
2016年古代船舶研究论文数量不多。袁晓春的《登州港外来海洋文化遗产——蓬莱高丽古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2期）论述了古代中韩造船技术交流，探讨了古船保护和复原的若干课题。王晓楠、袁晓春、张俊杰的《登州港明朝紫檀木舵杆与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2016年第2期）聚焦于1984年登州港（蓬莱水城）发现的明代“永乐十年”铭紫檀舵杆，认为这件舵杆应是以郑和船队带回的紫檀材料制成的，文章作者还指出，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海活动拓宽了明代造船的取材范围，一些优质硬木的使用提升了船舶质量。何国卫的《“小白礁1号”考古认知》（《首届“港通天下”国际港口文化论坛参会论文资料汇编》,2016年）通过研究提出，“小白礁1号”的建造者应为中国船匠，建造地则在东南亚，而使用者可能是中国船民。
古代航海研究方面，梁迅的《中国明代航海图特色探讨》（《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6年第1期）分析了明代航海图中包含的针路、航海术、航海仪器等信息，梁迅论文概括说：“中国明代航海图闻名世界，迄今发现的明初‘海道指南图’汇集了千年来南粮北运航线的翔实资料；‘郑和航海图’展示了中国古航海与航海图的鼎盛风貌，首次公开了跨越亚非欧洲际间的14条航线写景图，以及牵星技术成功应用于远洋导航先例，并继承发展了汉代以来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宣扬了以文化交流与特产贸易为主要目的中外交往传统；南海天书‘更路簿’记录了中国历代渔民用生命所换来的航海指南；‘琉球过海图’代表了中国古代航海家曾经越洋过海先后到达琉球、中国台湾、日本等地的东方航海‘针路’（指南针定向）面貌；‘雪尔登中国地图’的航海总图功能，完善了明代航海图系列。”文章还系统论述了中国明代航海图的内容特色和技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