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岁月的社群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硬币的一面，物种的脑容量与它们的社交圈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转向硬币的另一面，远古历史（deep-history）的探索。远古历史在我们的叙事中同样重要。研究远古历史是考古学的专长，它发端于300多年前的考古学运动，是整个启蒙运动中人们求知的焦点之一。然而，我们如今所认可的考古学是19世纪的产物。在19世纪上半叶，依据器具制作材料的不同，史前历史被划分成了三时代系统——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这些器具材料就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简单证明——人类从猎人转化为农民，并最终进入文明社会。

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最热衷于解密的就是人类的远古生活问题。人类是产生在冰川期吗？这会让人类的起源更加古老。或者，人类只是在最近一次地质期中产生的吗？很多人都支持后一种说法，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最古老的历史就是《圣经》中的记录。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150年前就已经找到了。

1859年，两位英国人约瑟夫·普莱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和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各自主导了地质学和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法国人布歇·德·彼尔特（Boucher de Perthes）声称，在法国北部索米山谷里，有证据可以表明人类曾经与长毛犀牛和猛犸象这样已经灭绝了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年代。

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对此进行了跟进研究，4月的一个午后，在亚眠郊区阿舍利的一个采砾场，他们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见图0-4）。

图0-4 阿舍利遗址的考古挖掘

阿舍利砾石坑位于法国索姆省亚眠市郊区。这张图片拍摄于1859年4月27日，其中一位采石工指着一把手斧（见图0-5）。手斧所处的砾石层属于冰川期。

紧接着，术语“阿舍利文化”（Acheulean）便开始被用来指代工具制造时代。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甚至为他们的发现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一个石制工具，这个石器就处在原地，从砾石中探出（见图0-5）。在这个地方，两位科学家还发现了灭绝动物的骨骼化石。在伦敦，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古物学会的认可。

图0-5 阿舍利手斧

这把手斧对旧石器时代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克莱夫·甘布尔和罗伯特·克鲁斯金斯基重新安置了这把手斧，手斧上面仍旧贴着1859年的标签。

有关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尽管有趣的是，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石制手斧却遗失了。这把手斧直到整整150年后才被克莱夫·甘布尔和罗伯特·克鲁斯金斯基（Robert Kruszynski）重新发现。在普莱斯特维奇于1896年逝世后，他的遗孀将这把手斧捐赠给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后，它就一直作为史前古器物被收藏在那里。这绝对是一块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石头，它彻底颠覆了《圣经》中的年代史，并揭示了人类久远的远古历史。由于当时缺乏年代测定技术，我们只能对它的历史时期进行估算。

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为其1865年的名著《史前时期》（Prehistoric Times）所取的副标题是“以远古遗迹和现代野蛮人的风俗习惯为例”。那些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例如塔斯马尼亚土著民，被认为是创造了阿舍利手斧的旧石器时代人在现代社会的代表。他们区别于之后的新石器时代人。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是更为精良的斧头，彼时农业也已经取代狩猎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手段。这样的类比持续了许多年，直到科学家们意识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直接比较，既会误导自己又会造成史实性的错误，这样的类比才作罢。除此之外，这样的方法错误地认定生活在现代的人并没有任何进化，只是古人的活化石而已。

考古学家将后续工作集中在搜集信息上，先是在欧洲，然后是在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里，考古学家对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漠不关心，并开始更多地关注早期人类制造的工具和食用的食物。然而，社会生活仍旧不可避免地成为考古学思想的核心。澳大利亚的杰出学者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其1951年出版的著作《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中，将社会生活的概念又完整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柴尔德认为考古学在人类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类似于古生物学之于动物学。尽管对柴尔德来说，社会生活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一起腾飞的。虽然不尽完美，但这一传统还是被保存了下来——考古学家将研究的焦点留在了社会生活上。由此，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和斯图亚特·皮哥特（Stuart Piggott）在1965年撰写了人类文明历程的大纲，并将其命名为《史前社会》（Prehistoric Societies）。

描述人类的进化进程是我们的殷切期望，但人类进化的框架，即人类起源的必要背景研究，始终依赖于最匮乏的早期证据。科学家拓荒的决心和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让进化论思想迅速发展到现今这一阶段。这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发现来自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和玛丽·利基（Mary Leakey），他们两人于1959～1960年间在东非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与之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些石制工具，它们所处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将近200万年以前。

这一发现一举将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人类历史延长了3倍之多。有关人类起源的时间深度被揭开了，这样久远的历史定然会让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大吃一惊，他们两人原本推测的人类历史至多只有几十万年之久。奥杜瓦伊化石出土时，正值人类历史开始用现代术语来标记的年代。当时，科学的年代测定法，如钾氩定年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科学家的发现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其他科学（包括心理学）也开始来敲考古学的大门。路易斯把握时机的能力恰到好处，他以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的名义，成功地将自身的关键发现结集出版。彼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构思出了“心智进化的四阶段”理论，而欧文·哈洛威尔（Irving Hallowell）撰写了“自我、社会和文化”的相关著作。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向前迈进，对人类的早期心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呢？

部分阻力来自其他看似积极的科学发展。其中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掀起的一场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新考古学革命”。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新考古学最伟大的倡导者之一是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他揭示了考古学证据的局限性。宾福德指出，选择性保存会扭曲历史记录，并且我们再现古人类过去生活的方式很容易创造出“现代神话”。当石制工具与动物骨骼，甚至是人类化石一同被发现时，你并不能简单认定那里就是一处“露营地”，甚或是一处“猎杀场”。有太多其他的自然因素能够造就出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