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

今天，711年发生的事大多已经被人们遗忘。但就在那一年，穆斯林入侵了西班牙，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使北方各国的统治者感到不寒而栗。在此之前，“欧洲”和“基督徒”是同一概念。换句话说，欧洲就意味着基督教，基督教就意味着欧洲。但在之后7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斯兰国王统治下的城堡、清真寺和城市却使这一观念产生了动摇。阿拉伯军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后，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迅速瓦解。西哥特王国是后罗马时代欧洲的典型政权。这个王国的统治者是日耳曼人，他们经常自相残杀，信奉着不同于天主教的基督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试图建立一个组织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他们在罗马时代的废墟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过着简朴的日子，他们的语言是退化了的拉丁文。西哥特人与法国的加洛林人、英格兰的撒克逊人或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并没有多大区别。阿拉伯人进入西班牙后，西哥特人在9年的时间里就几乎丢掉了整个半岛。阿拉伯军队前进的脚步停在了法国的普瓦捷，但他们停止进攻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线拉得太长。

事实上，那些进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其中一些人来自今天的阿拉伯和也门，一些人来自叙利亚，还有一些是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其中，柏柏尔人是在不久前才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也将他们称为“摩尔人”。欧洲人害怕他们，但也会向他们学习。例如，英格兰的“莫里斯舞”实际上就是摩尔人的舞蹈，它起源于生活在非洲的穆斯林。欧洲人不知道的是，地中海的另一端发生了一场灾难，这才是摩尔人入侵西班牙的真正原因。

倭马亚王朝曾是个纵横将近5000英里的大帝国，这个国家的哈里发是先知的继承人。但在750年，倭马亚王朝在一场血腥的叛乱中灭亡了，取代它的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的核心，已经变得无比重要。许多阿拉伯人非常痛恨接管统治的前拜占庭官吏和波斯官吏，以及那些为统治者而战的叙利亚人。于是，他们发动了起义。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权延续了数百年，它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从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这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一决定使伊斯兰世界的重心更加偏向东方。但这个新生的哈里发国家并不包括安达卢斯地区。一位被推翻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的孙子逃到西班牙，他和他的继任者统治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伊斯兰世界温和的西方”。

与那个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哈里发国家不同，这个伊斯兰政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基督教世界。对于后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阿拔斯王朝在知识和贸易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安达卢斯地区一直与这个竞争对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是，在安达卢斯的影响下，基督教世界也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阿拔斯王朝认为，自己不但是古希腊知识的继承者，而且是波斯知识和印度教知识的继承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声称反对拜占庭的基督教徒，理由是拜占庭忘记或刻意回避了古典时代留下的丰厚遗产。他们是对的；欧洲西部的基督教国家也在有意地远离古典时代的知识，这些国家喜欢一种虔诚的基督教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丰富了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英格兰人等民族的精神世界，但却无助于他们了解身边的自然世界。他们说不出一天里的准确时间，还要与存在缺陷的历法做斗争。他们的数学知识只有小学生的水平，地理知识也没有丰富到哪儿去。欧洲之外的世界和近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个谜。世界或许是平的，如果走得太远，就会掉下去。相比之下，阿拔斯人则为他们的好奇心和自然科学感到自豪，他们测量世界的周长，并将他们所了解到的世界绘制成地图。这几乎是18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完美镜像。那时，基督教徒开始热衷于研究科学和技术，而伊斯兰世界则在宗教上趋于保守，反对探求知识。

科技上的领先势必会刺激穆斯林的领土野心。就像之后善于航海的欧洲人来到其他大陆，并努力理解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阿拔斯人建立了一个纵横4000余英里的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边境。欧洲人需要寻找跨越大洋的新工具；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也需要新工具，有了新工具，他们就能在跨越沙漠、山脉和海洋时绘制他们行进的路线图。欧洲人发现了新的地貌、植物和动物。这些新发现验证（之后又推翻）了他们关于世界如何被造的观念。而从更早的时候起，伊斯兰思想家就要面对来自不同文化各种观念的挑战。在一个充斥着犹太人、希腊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和非正统思想的基督教徒的帝国里，他们要努力将这些观念融合到一起。

这些伊斯兰思想家非常轻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地理学家麦斯欧迪解释说，欧洲寒冷、严酷的气候造就了“欧洲人高大的身材、鲁莽的性格、粗鲁的举止、低下的理解力和欠佳的语言表达能力”。伊斯兰思想家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数学方面。762年，当时的哈里发曼苏尔开始营建新都巴格达，这座城市呈现出完美的圆形，为此他特别盛赞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曼苏尔是一位自信的统治者，他鼓励波斯学问的复兴，还向中国人提供帮助——他派遣了数千名雇佣兵，帮中国人打了几场局部战争。在巴格达，学者们就法律、占星学、医学、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那里有一座“智慧宫”，这个“智慧宫”相当于研究中心、图书馆和学院的结合体。在巴格达，人们特别重视数学。

为什么他们特别重视数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数学与占星学密切相关。与基督教徒相似，穆斯林认为解读星星的变化可以预知未来，但观测星星需要“极其精密的仪器和计时器，天文历表不仅要精确到分，而且要精确到秒，甚至比秒还要更精确”。绘制地图是他们重视数学的另一个原因。他们需要对土地进行精确测量，这样他们才能为广阔的疆域绘制出精准的地图。而且，了解地球的旋转和曲度可以计算出麦加的准确方向，这对他们的祷告非常有帮助。除了神秘主义、国家和宗教方面的诉求之外，他们喜爱数字和数学模型还有许多个人原因。阿拔斯人沉迷于数学，因为数学可以给他们带来完美感。

为了获得地球周长的精确数字，曼苏尔派测量员进入沙漠地区，去推断太阳的高度。这些测量员被分为两组，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走，边走边测量，直到他们的测量结果表明他们已经走完了一个经度。到9世纪20年代，欧洲人或许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更不关心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库克船长到达南美洲时，当地的土著人对欧洲人带来的六分仪和望远镜一无所知。事实上，欧洲人对穆斯林测量活动的了解，一点都不比南美土著人对六分仪和望远镜了解得更多。但穆斯林数学家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工作的。在若干年前，也就是771年，一群印度学者从印度来到巴格达，他们随身还带着许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就有关于正弦函数的说明。后来，伊斯兰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正弦函数，并创造了近代的代数学。

穆罕默德·花拉子密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他可能是个乌兹别克人。为了展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精确位置，为了确定精确的时间，他完善了数学用表。对花拉子密的新研究领域而言，印度的数字系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阿拉伯数字”）、“0”的使用，以及十进制小数都至关重要。他对代数颇有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了《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一书中。他借助数学用表为更古老的几何学做论证。他有许多专长，其中就包括二次方程式。对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来说，二次方程式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花拉子密的数学之外，阿拔斯帝国还广泛地翻译和研究了希腊文和梵文资料，在天文学、医学、自然科学、工程学、水资源管理和绘制地图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只有将这些都考虑在内，那么你才能理解这个帝国有多么领先。这是一个年轻的伊斯兰国家，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伊斯兰国家。它不但探索新的领域，而且虔诚而务实，在知识领域雄心勃勃。这个国家的视野很开阔，不但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印度和红海的沿海地区，而且还包括俄罗斯。阿拔斯王朝取得的成就影响了一些西方人，他们准备向这个伊斯兰国家学习，西西里的诺曼国王罗杰二世就是其中一例。但教皇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教皇希望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将伊斯兰国家的哈里发视为极其邪恶的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异教徒。对十字军来说，反对某些人的同时又要向他们学习，这显然是很困难的。如果安达卢斯不存在，那么这些宝贵的知识或许就不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传入欧洲了。

尽管迅速地击败了西班牙的西哥特贵族，并将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围在半岛北部一个狭小、湿润、多山的角落里，但这些伊斯兰征服者从来就没有感到彻底安全。1492年，格拉纳达王国——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立足点——被攻陷。从8世纪到格拉纳达王国灭亡，安达卢斯的政治史里充满了王朝纷争、叛乱、入侵和轰轰烈烈的政权倒台，这与欧洲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来自北非的宗教狂热分子和维京入侵者的威胁始终比来自北方基督教徒的挑战更严重。此外，柏柏尔人有时也会发动叛乱——在阿拉伯人领导的军队中，柏柏尔的部落男子占有很大比例。在他们发动的叛乱中，有几场取得了成功。

那位出逃的倭马亚王子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他从北非出发，率领一小支军队进兵安达卢斯，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756年，拉赫曼在科尔多瓦宣布自己成为“埃米尔”，“埃米尔”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在镇压作乱的阿拔斯人时，拉赫曼砍下他们的头颅，将这些人头浸在盐水里，送回巴格达。很明显，这种做法就是在宣布他建立的王国已经独立。这位拉赫曼王子就是历史上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拉赫曼一世在位33年，他将半岛划分成几个易于管理的区域，着力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是由奴隶组成的，其中一些奴隶是基督教徒），并建都科尔多瓦，将那里修建成一座漂亮的都城。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拉赫曼一世建造的大清真寺，只不过一个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哥特式天主教教堂被硬生生地塞进了清真寺的中间。这座清真寺有着世界著名的“圆柱森林”和米黄色、粉红色相间的石质拱门，这暗喻了安达卢斯本身。双拱门是在效仿古罗马的建筑，特别是遍布西班牙的水道也都在效仿罗马，但这效果仿佛勾起人们对沙漠深处摇曳着的棕榈树的记忆，这里是古典世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这座清真寺是在一座教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伊斯兰统治者给了基督教徒另外一些地方，让他们修建教堂。尽管这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但来自拜占庭的工匠为清真寺做了内部装饰。这表明，相互敌视的信仰开始了一段让人捉摸不透的对话。

这个由外来者建立的王国始终是多元的。当地的很多居民仍然是基督教徒，但后来他们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如果不改变信仰的话，他们就要缴纳一种特殊的人头税。当时，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被称为“莫扎勒布”，他们在伊斯兰国王的统治下过着平静的生活；那些新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穆瓦莱迪”。一些穆瓦莱迪认为自己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蔑视，他们因而特别具有反抗精神。随后，在伊本·马尔万的领导下，穆瓦莱迪发动了一场长期而血腥的叛乱。马尔万是个强盗式的国王，后来又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伊斯兰国家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要远远好于任何一个基督教王国对待他们的态度。奴隶可以在科尔多瓦的官僚系统中步步高升。女性基督徒可以嫁给穆斯林为妾（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结果一些最有权势的埃米尔都长着略带红色的头发和一双蓝眼睛，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欧洲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这是一块五方杂处的土地，也是一块充满欺骗的土地。在发生长期争斗的时候，基督教王国会向穆斯林统治者寻求支持；穆斯林也会和基督教徒结成联盟。如果报酬合理的话，甚至连熙德这样的基督教英雄有时也会为穆斯林统治者而战。西班牙的中部和南部散落着许多基督教徒和摩尔人修建的城堡、防御墙和荒废的监狱，这表明这个位于边境地区的国家是多么狂野，但这个场景比天主教徒对抗穆斯林的事实要复杂得多。

当安达卢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对于地处欧洲北部贫穷、混乱的王国来说，这个伊斯兰国家无疑是个鞭策。科尔多瓦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那里有一座大型图书馆，馆藏图书超过40万册。相比之下，甚至当时重要的基督教修道院也没有多少吹嘘的资本。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后倭马亚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的统治下，科尔多瓦出现了数百个公共浴室和极佳的供水设施。但与此同时，即便是那些最尊贵的基督教国王，他们的身上也散发着臭气。在哈卡姆二世执政时期，这位统治者希望将科尔多瓦打造成足以匹敌巴格达的知识中心。因此，他聘请了许多专家，特别是那些会使用星盘的专家。星盘是一种漂亮、精致的仪器，可以用来测量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角度，知道了这些天体的角度后就可以推算出一个人所处的经度位置。星盘是由希腊人发明的，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它成了一种应用广泛的简单测量工具，从占星学到建筑学，几乎每件事都会用到星盘。当穆斯林的知识传到欧洲北部地区的时候，星盘也成了新式自然科学的象征：许多人都为星盘的出现欢欣鼓舞，乔叟就是其中之一。

尽管安达卢斯已经成为独立的王国，但麦加朝觐和永不停息的贸易不仅将地中海的两端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且确保了科尔多瓦的声望。拉赫曼修建的巨大宫殿和城堡既吸引了基督教世界（如巴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羡慕目光，又吸引了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如开罗、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羡慕目光。科尔多瓦的街道是由石头铺成的，非常干净，而且晚上还有照明。人们可以在科尔多瓦的图书馆里接触到当时最深邃的思想，这些图书馆促进了数学、占星学、语法学和天文学的发展。

之后，当这个哈里发国家衰落之后，伊斯兰西班牙分裂成许多相互敌视的小国，这些小国又被称为“泰法”。尽管如此，那些学问和专业知识还是被保留下来了。今天，我们最容易见到的是防御墙和壮观的城堡遗迹，这些景物见证了西班牙几个世纪的边界变迁和宗教战争。但阿拉伯人还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水产养殖、灌溉和水车的独特见解。此外，一些新作物从近东和印度传入了西班牙，例如茄子、桃、杏、橙子、柠檬、瓜类植物、梨、棉花、稻子，甚至还包括葡萄园。这些作物使西班牙南部地区走向了繁荣。随后，柏柏尔人的入侵终结了混乱的泰法时期，建立了穆瓦希德王朝，但这个王朝比以往的政权更加严苛。尽管如此，安达卢斯仍然有许多在欧洲声名卓著的大思想家。其中就有伊本·路西德，基督教徒又将他称为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生活在科尔多瓦，他既是一位法官，又是一位律师。他是当时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也是一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其他人还有摩西·迈蒙尼德。迈蒙尼德是个犹太人，是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迷途指津》一书的作者。

当时，一些激进的思想家对宗教上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这引发了一场哲学上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甚至震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这场辩论是由波斯人阿维森纳引起的，他试图将宗教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从11世纪20年代起，阿维森纳开始著书立说，他将遥远但永恒的造物主和复杂且有因果关系的日常世界区别开来。这样，他可以依据不同的原则来研究、理解这个世界。他认为，造物主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就让这个世界按照它自己的轨道发展，人类能够发现世界运行的规律。

这种说法吸引了那些求知欲强的人和信仰虔诚的人。按照阿维森纳的观点，造物主是消极的，是疏远人类的，但这种观点违背了伊斯兰正统思想家的主张。在后者看来，真主一直在忙于主宰世界上的各项事务。在这些正统思想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加扎利。在11世纪后半期，他写了一本书，并给这本书起了个漂亮的名字：《哲学家的矛盾》。在这本书中，他批评了阿维森纳的观点。但之后，他反过来受到了阿威罗伊的攻击。阿威罗伊认为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永恒世界，真主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中；另一个是日复一日、存在因果关系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五光十色，但也臭气熏天，亚里士多德解释的就是这个世界。与阿维森纳相似，阿威罗伊也为人类的理性和探索创造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仿佛是真主所创造的宇宙中的一个泡泡，在这个泡泡里，启蒙思想可以茁壮地成长。对于那个时代的世界来说，没有哪个命题能比这个命题更加包罗万象。只有这样做，人们才能进一步探索。在第一个理性时代，希腊人留下了一笔哲学遗产。后来，亚洲和欧洲的犹太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使希腊人留下的哲学思维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种新思想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它好比是战场上的一声呐喊，提醒人们不要将一切都被动地归因于真主的意志。阿威罗伊认为这是一场个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激烈辩论。在一本重要的著作中，阿威罗伊反驳了阿尔·加扎利的观点，他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更漂亮的名字：《哲学家矛盾的矛盾》。

尽管一位安达卢斯哈里发允许阿威罗伊激进地思考问题，但是他把事情做得太过火了。因此，阿威罗伊于1195年被驱逐出科尔多瓦，他的著作被付之一炬。但阿威罗伊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后来，当基督教徒占领穆斯林把守的军事要塞时，前者发现了这些书，随后阿威罗伊的著作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学家乔纳森·莱昂斯认为，他给了欧洲“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永远地改变了西方的思想面貌。这使得阿威罗伊领先笛卡尔将近5个世纪……在西方，他是近代哲学创始人的传统候选人”。与阿威罗伊排名接近的还有阿维森纳和摩西·迈蒙尼德。迈蒙尼德是一位生活在安达卢斯的犹太人，他的观点也很激进，也挑战了正统观念。他也认为应该存在这么一个“泡泡”；在泡泡里，人们可以争论，可以进行理性分析。人们应该像记住伏尔泰、休谟或孟德斯鸠那样记住他们。

1085年，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得了托莱多。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被收藏起来的书籍和手稿，这些书籍和手稿基本上都是来自科尔多瓦和巴格达。于是，阿拉伯和安达卢斯的哲学思想流入了基督教世界。紧接着，僧侣和译者也参与到这次思想传播中来。学者们——如牛津的邓斯·司各脱——向基督教听众介绍了阿威罗伊和亚里士多德。在巴黎和那不勒斯，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纳借鉴了他的辩论风格，但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与阿威罗伊并不一致。他发现这个安达卢斯人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灵感。后来，身处佛罗伦萨的但丁也接触到了这股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思潮。这批早期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徒感受到了来自教皇和主教的阻力，就像阿威罗伊和迈蒙尼德承受了来自哈里发和伊玛目的压力一样。在伊斯兰世界，学者们就造物主的本质和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造物主的本质展开了争论；另一方面，在位于巴黎、博洛尼亚和罗马的欧洲大学里，教师和学生之间也进行了类似的争论。

欧洲正在觉醒。现在，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知识和数学知识同时传播到了基督教世界，这影响了之后的欧洲思想家，如哥白尼和斐波纳契。这种知识传播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在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又开始了启蒙运动。如果没有安达卢斯，欧洲的思想运动不会来得那么早，那么坚决。伊斯兰西班牙走了下坡路，并最终瓦解，这不仅是因为摩尔人的堕落——太多的浴室、太多的冰冻果子露，而且因为一个更加现实、更加常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分裂。起初，阿拉伯人之所以能推翻西哥特人，是因为西哥特的统治者自相残杀；但现在，安达卢斯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埃米尔原本是国家的宗教权威和道德权威，但血统的混乱和叛乱动摇了埃米尔的地位。新一波的入侵者从北非来到西班牙，他们奉行更加严格的伊斯兰教教义，重建了当地的秩序，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挑战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将自己置于死地。到新千年开始的时候，伊斯兰世界的每一次分裂和每一次动荡都意味着北方的基督教国家又获得了一次崛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