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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夸其谈的马可·波罗

在某些人身边,总会发生大量的故事。马可·波罗是位旅行家,也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据说,当他结束长达25年的中国和远东之旅,最终回到威尼斯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都穿着顺滑的丝绸长袍、带有长柔毛的皮衣和鞑靼款式的衣服。他们对威尼斯人感到陌生。的确,当地人也没有把他们当成是意大利人。但是,当他们撕开衣服缝隙的时候,大量的红宝石和绿宝石从衣服里面掉了出来。马可·波罗于1295年返回意大利,但关于他的故事直到两个世纪后才逐渐为人们所知。在此之前,他因为自己的夸大之词而受到人们嘲笑。到了晚年,威尼斯人称他为“马可百万”。“百万”这个词或许并不是表示他很富有,而是表示他经常夸夸其谈:他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几百万”的这个,“几百万”的那个。同样是根据传说,在马可·波罗临终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怂恿他承认之前所说的都是夸大之词,这样在见到上帝的时候,他的舌头上才不会留下谎言。但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说出来的还不到我见过的一半呢!”Richard Humble, Marco Polo (Weidenfeld & Nicolson1975), p.209.他或许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英国小报记者。

马可·波罗在蒙古和中国的见闻变得举世皆知,这些见闻深深地吸引了中世纪的欧洲。尽管他的游记不是报告的范本,但也已经非常成功了。他的游记包括虚构的基督教国王祭祀王约翰,以及他在旅途中遇到的神奇事件和听到的奇异传闻。在那些走过与他相同的旅行路线的人中,没有人会产生和他相似的感觉。他说自己在元代中国的宫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应该是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因为人们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献中并没有找到相关细节。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中国有许多事物引起了大多数外国旅行者的注意,例如长城、筷子、茶叶、妇女的缠足,以及中国人的书写方式,但这些内容在他的游记中都没有被提到。一位曾经到北京访学的英国学者深入挖掘了中国的原始资料,经过仔细研究,他得出结论:马可·波罗很可能从未来过中国,他剽窃了其他人的见闻,然后将这些见闻拼凑在了一起。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Secker & Warburg 1995).

马可·波罗被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中时,他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了一位说法语的作家。于是,这位传奇故事作家将他的见闻整理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尽管这本书引来了猛烈的批评,但却成了畅销书,因为马可·波罗能够讲述一个很好的故事。即便到了今天,这本书仍然能将蒙古人崛起后的世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书中讲述了一些离奇的事情,例如中国人使用纸币,他们将一种黑色的石块作为燃料。但事实证明,这些记述都是真实的。在中国地区以外,马可·波罗还讲述了一些印度人的习俗,这些习俗听上去十分离奇。例如,崇拜圣牛;寡妇在丈夫的葬礼上自焚;在有些地方,地下会流出一种奇怪的黏稠物质,燃烧这种物质就可以产生热量。通过马可·波罗,欧洲人第一次听说了爪哇岛、香料群岛和缅甸——一个神奇的新世界已经呼之欲出了。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当《马可·波罗游记》——又名《寰宇记》或《东方见闻录》——于1298年问世后,这本最初可能由法语写成的书被迅速翻译成了多国语言,如意大利方言、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爱尔兰语等许多语言。这本书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

蒙古人的入侵打通了地中海和中国之间的道路,而且这些道路非常安全。长期以来,穆斯林商人一直是欧亚商路的主宰者。从7世纪开始,来自波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水手和商人开始学着借助季风的力量前往印度。到8世纪20年代,穆斯林水手最远到达了中国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佛教徒的忧虑。750年后,当阿拔斯王朝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迁到巴格达的时候(有一条大河可以将巴格达和波斯湾联系在一起),双方的商业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了。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中国对外来文化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中国的艺术明显受到波斯和阿拉伯的影响。因此,日本的艺术也受到了这两个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丝绸之路仍然通行,但伊斯兰势力与唐代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使丝路贸易变得越来越复杂。

战争和贸易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751年,中国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爆发了一场战争,即怛罗斯之战。结果,中国军队战败。在撒马尔罕,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授给了穆斯林。最后,这项技术传到了欧洲(但传播的速度非常慢:1189年,法国才出现了第一家造纸厂Bamber Gascoigne, The Dynasties of China (Robinson2003), p.128.)。907年,唐帝国灭亡。在之后的50年里,政治动荡破坏了贸易系统。但中国的下一个王朝——宋朝——仍然与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印度的棉花和染料传到了中国。丝绸、香料和瓷器向东方传到了更远的地方。中国人希望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到黄金、白银、马匹、象牙和香料。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贸易史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数个世纪中,他的追随者几乎将当时已知的全部世界编织成一张贸易网。在这张贸易网中,非洲的黄金、象牙和鸵鸟羽毛可以用来交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毛皮、波罗的海的木材、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胡椒,以及波斯的金属制品。”William J. Bernstein, A Splendid Exchange (Grove Press2008), p.75.

宋代从960年一直持续到1279年。1279年的时候,蒙古人彻底推翻了南宋王朝。在这个朝代中,中国的“中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从吃小米和饮酒逐步转变成吃大米和饮茶。在宋代,中国的瓷艺、绘画和图书出版达到了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繁忙的海上出口贸易也达到顶峰。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充满求知欲和佳作的时代。成吉思汗使用的用火药制成的炸弹、抛射火球的装置和巨大的弹弩都是宋代的发明。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学者型诗人,出现了许多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中国著名的官僚政治也逐渐成形。但宋朝要面对一群来自北方的好战的入侵者。1127年,帝国的统治者撤离北方地区,并在南方重建了国都。在那里,他们享受了大约150年的繁荣,并多次打退入侵者。后来,那位厚待马可·波罗的忽必烈最终灭亡了南宋王朝。对欧洲人来说,强大且与他们处于敌对状态的伊斯兰世界成为一道巨大的障碍,其下潜藏着文明之间的巨大冲突。在这段时间里,十字军战士继续投身于那场并不成功的圣战,对抗伊斯兰世界。因此,当蒙古人建立的汗国为中亚地区带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和平时,他们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之墙上打开了一扇窗。这时他们发现,中国与地中海世界都不了解对方。对马可·波罗时代的意大利人来说,中国人非常神秘,就像罗马人认为他们很神秘一样。由未知技术生产出来的布料不但顺滑而且柔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薄板和碗质量上乘,欧洲人生产出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比不上它们。此外,还有许多神奇的故事,这些故事刻画了一个个强大的国王。但他们到底是谁呢?欧洲人希望了解东方人,有点像地球人希望在月亮上发现生命。而且,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变得越来越好奇,越来越没有耐心。会讲故事的马可·波罗拥有一大群听众,他们对来自东方的信息如饥似渴。

马可·波罗的旅程尚存争议,但下面的事实却得到了普遍承认:若干年前,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到访过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这是一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城市。他们原本在克里米亚地区进行贸易,但成吉思汗的两个孙子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迫使他们向东前进。他们是第一批自愿前往蒙古人大本营的西方人。忽必烈汗吸引着他们到达那里。在成吉思汗的孙辈中,忽必烈是最出色的一个。他赢得了一场王位继承战争,已经成了蒙古帝国中国部分的统治者。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忽必烈率兵深入中国腹地。他修建了第一个都城,即元上都。从1266年起,他在北京新建了一个庞大的朝廷。

在许多方面,忽必烈比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更令人关注,因为他放弃了游牧民族的政治传统和军事传统,转而接受更加先进的中国统治方式。与成吉思汗相似,忽必烈在宗教问题上也非常开明。他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远远超过之后那些自满的中国统治者。在哈拉和林,他的身边有来自波斯的穆斯林、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牧师、天主教的牧师、一位希腊医生、一名法国妇女、一个巴黎金匠和一个名叫巴西尔的英国男子等。Wood, op. cit., p. 104.在上都和北京,他使用的工匠和顾问中既有穆斯林,又有汉族人。不久之后,北京甚至出现了一座天主教教堂。当忽必烈的军队向南推进,发动灭亡南宋的战争时,他确实使用了一些外国人设计、操作的攻城武器和巨大的弹弩——马可·波罗声称,他自己就是忽必烈手下的一名军事顾问,但这种说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至少时间不符。忽必烈对投诚的人和战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对他灭亡南宋也很有帮助。

据说,忽必烈对外国宗教非常感兴趣,他希望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能给教皇带一封信,信上要求教皇向蒙古宫廷派100名学识渊博的基督教徒,让他们帮助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此外,他希望得到一些来自耶路撒冷的圣膏。这两名商人得到了几块金牌,这些金牌是蒙古帝国的通行证,因此他们可以一路平安地返回欧洲。经过3年的旅程,他们到达地中海。但他们发现,教皇的位子正空缺。克雷芒四世刚刚去世,若干年后的1271年,格里高利十世才当选为新一任教皇。马可·波罗的父亲返回威尼斯,见到了当时大约17岁的马可·波罗。最后,他们父子俩启程前往中国,他们没有带去100名神学家,而是带去了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美好祝愿和礼物。马可·波罗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按照他的记述,在经历了一段离奇的旅行之后,他住进了忽必烈的宫廷,成了大汗身边一个颇受器重的顾问。他代表这位蒙古皇帝游历了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地区。后来,马可·波罗借由负责将一位公主护送到一名蒙古地方统治者那里,通过海路返回欧洲。他随同一支船队返回西方,这支船队由一种中国大船组成。马可·波罗还为欧洲带回了许多其他消息,例如他首次提到了日本的财富,还提到了佛陀,他或许将佛陀当成了一位印度的伟大的基督教圣人。

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后不久,威尼斯共和国和主要竞争对手——热那亚共和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与他一同坐牢的还有一位名叫鲁斯蒂谦·达·皮萨的作家。他将自己的离奇故事告诉了这位作家。鲁斯蒂谦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至于其余部分嘛——怎么说呢,尽管不完全是历史,但却是本很好的读物。这本书翻译得比较早,又翻译得比较乱,还有误译的情况。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中,《马可·波罗游记》出现了143个版本。Wood, op. cit., p.43.这本游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了前印刷时代的畅销书。当时的欧洲充满大大小小的王朝战争,遍地都在修建大教堂,感觉自己处于其他文明之外,但这本书却为欧洲开启了一扇大门。通过这扇门,欧洲可以走向一个不同的未来。

与此同时,人们在不厌其烦地问一个问题: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他没有到过中国。然而,如果他没有到过中国,那么这24年他待在哪里呢?他如何才能积累这么多信息呢?而且其中部分信息还是真实的。他或许是从旅行者那里听来了故事,或者是读到了几本由穆斯林商人写成的书,只不过这些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另一方面,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发现一些被我们忽视的重要信息。我们的记忆正在消退。我们会润色各种各样的故事,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记不清那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内容是虚构的。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充满了商业信息和地理信息,这种类型的信息正是贪婪的威尼斯商人感兴趣的——他自己也是个典型的威尼斯人。开始的时候,威尼斯只是一些泥泞岛屿的松散集合。在罗马帝国后期的战争中,那里成了难民的避难所。后来,威尼斯发展成一个充满活力且侵略性很强的共和国。威尼斯的大木船和帆船将这座城市和由穆斯林主导的贸易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它在基督教王国和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之间贩运着香料、奴隶、食盐、毛皮和木材。马可·波罗来自一个商人家庭。在国内,商人们会利用投资者的乐观和轻信。因此,“马可百万”喜欢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喜欢自吹自擂,这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他会漏掉一些使后世社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他带回来的信息非常简单:在欧洲之外,有一个充满财富和机会的世界,只要足够勇敢,你就能抓住这个世界。这就是欧洲人渴望得到的信息。现在,通过阅读各种语言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他们真的得到了这样的信息。游记问世后,又出现了其他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同样,这些故事也是将现实和虚构融合在了一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行到了美洲,这段史诗般的航行几乎就是马可·波罗故事的翻版:到达日本后的情形令哥伦布心驰神往。

然而,马可·波罗所处的时间点最终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在他的叙述中,中国富有、发达,有漂亮的城市(当时,中国有人口超过600万的城市,这远远领先于欧洲),有许多发明创造和奢侈品,有严密的组织。但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宋朝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这个王朝已经被一系列战争摧毁了,战争中出现了可怕的大屠杀和严重的破坏。而发动这些战争的,正是波罗家族十分钦佩的忽必烈。

为什么欧洲人没有马上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呢?难道这不是再次走出地中海,从陆路前往中国的第一次大好机会吗?欧洲人一直希望蒙古人能成为他们有益的盟友,和他们共同对付穆斯林。因此,教皇一直期盼忽必烈能皈依基督教(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意大利人没有向充满怀疑的中国人展现任何一个令人激动的神迹)。

然而,欧洲人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继续享受着沿着丝绸之路运送过来的奢侈品和香料——在使食物变得更加美味方面,香料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可·波罗于1329年去世。但在他辞世后的两年里,他所到访过的蒙古大草原和中国长江流域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一切的事。

一种陌生的传染病造成了大量死亡。1345年,这种传染病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但到了1346年,它已经传播到了克里米亚,也就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经商并开启一段史诗般的东方之旅的地方。次年,黑死病通过海路传入地中海地区,而传播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船上的老鼠。到了1348年3月,威尼斯人在以一天600人的速度死亡。一船一船的尸体被运到偏远的岛屿上埋葬。医生们个个垂头丧气。货物贸易、人员往来和各种信息的交换曾使这个无情的海上共和国迅速崛起。但现在,这些曾经使威尼斯走向成功的事物也将这座城市推向了深渊。据估算,这场疾病使五分之三的威尼斯人死于非命,一半的威尼斯贵族家庭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See John Julius Norwich, 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1983), pp.215-16.

根据现有的材料推断,当时大约33%~50% 的欧洲人死于黑死病,这种疾病对中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这场灾难粗暴地终结了中国和欧洲的发展期。在这一过程中,气候的变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气候变化不但使冬天变得越来越寒冷,而且破坏了农作物的生长。See Morris, op. cit., pp.396-8.在欧洲,黑死病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影响是,在法国和英格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传染病杀死了大量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他们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农民要求地主给他们更高的报酬和更多的人身自由;黑死病造成的大量死亡催生了一个更加灵活多变的社会,这个社会与贵族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已经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了。

奇怪的是,黑死病对东欧的影响恰恰相反。事实上,地主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管辖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他们强迫幸存下来的农民接受一种更加严格的奴隶身份,历史学家将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东欧地主的权势要更大一些(后来东欧出现了封建制度),而且在黑死病到来之前,他们的地位就已经确立了。与意大利北部和英格兰主要从事羊毛贸易和葡萄酒贸易的商业城市相比,位于今天波兰、德国东部和匈牙利的东欧城市人口更少,影响力也要更小。西欧行会的法定权利和势力都有所增加。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种增加并不明显,但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这种不明显的增加就足以打破行会与贵族之间的势力平衡,使天平更偏向行会一边。而在东欧,贵族更加残暴,分散的农民也很难有力地反抗贵族。在势力平衡方面,东欧和西欧的差异本来并不明显,但黑死病造成的社会混乱忽然间放大了这种差异,结果导致了极大的变化。在接下去的数个世纪中,东、西欧之间尽管表面上看没有太大差别,但西欧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复杂。See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Profile Books 2012), pp. 100-10.

法国与荷兰将会影响整个世界;而波兰和捷克只能对它们周边的地区产生短期影响。

当然,那些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人很难察觉这些影响,这些影响要到几个世纪后才能显现出来。黑死病是欧洲遇到的第一次大灾难,这场非常恐怖的灾难使许多曾经有人居住的城市变成了幽灵出没的地方。整个农村地区都变得荒无人烟,农田里长满了杂草和树木。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基督教徒认为,世界末日已经到来。各国都陷入了混乱。手工业走向衰落,各种手艺逐渐没落。教皇的地位也受到动摇。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辉煌的宋代中国已经瓦解,农民不断揭竿而起。尽管马可·波罗带回了充满希望的信息,但对于那些尚不能够同心协力的人们来说,这些信息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