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和腓特烈

1753年6月20日，法兰克福的街道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个瘦骨嶙峋的法国人——在欧洲化的世界此人非常出名——正在试图逃脱一群普鲁士士兵的围捕。士兵彻底搜查了他的行李。他们接到命令，如果他胆敢逃跑，就立即开枪。

此人的出逃并不顺利，他的马车被几辆运送干草的货车堵在了路上。走到城门的时候，他被人认出，被阻拦下来。随后，士兵将其带回搜查。搜身通常会使人颜面扫地。这个人叫弗朗西斯-马利·阿鲁埃，父母称他为“佐佐”，而全世界都知道他的笔名——伏尔泰。士兵们拿走了伏尔泰的鼻烟壶，但他恳求他们留下这个物件，因为他实在离不开鼻烟。伏尔泰被押往一家名叫“羊角”的客栈。在那里，他的外甥女（也是他的情人）遭到一名普鲁士士兵的强暴。伏尔泰的衣服、现金、银制的带扣和金制的剪刀都被洗劫一空。

伏尔泰曾经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工作。但此时，他已失去了珍视的勋章和象征宫廷侍臣身份的金钥匙。腓特烈的手下伏击了这位哲学家：伏尔泰手中有一份国王亲自创作的诗稿和几篇文章的抄本，国王无论如何也要追回。对一位尚武的君主来说，这些文章太有损其名誉了，也太过激进了。最后，心慌意乱、受尽屈辱的伏尔泰离开了普鲁士，流亡到瑞士。他曾希望在这位哲学家君主的保护下追求自由，探究真理。这是他所提倡的“开明专制”的重要实验之一，但实验并未按照计划进行。

伏尔泰与法国君主也有很多矛盾。在年轻的时候，他曾写过几部率性而为的著作，并因此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在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知晓腓特烈大帝，视其为希望的灯塔。最后，伏尔泰决定前往柏林，为这位普鲁士君主服务，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抱怨说，尽管谈话很投机，还有盛大的社交活动和美妙的音乐，但那里“刺刀的数量多得惊人，而书籍却少得可怜”。一位大臣抱怨腓特烈大帝对伏尔泰太宽宏大量，这位国王温和地回答：“我至多再留他一年，因为挤橙子的人会将其榨干再扔掉。”

伏尔泰在一篇文章中抨击了皮埃尔-路易·莫佩尔蒂的科学观点，引起了腓特烈的不满。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是腓特烈的大臣，他酗酒成瘾，曾勾引过伏尔泰的一个情妇。这篇抨击莫佩尔蒂的文章风趣幽默、才华横溢、通俗易懂。在文章中，他将莫佩尔蒂斥为骗子。当伏尔泰攻击敌人的时候，他手中的笔会变成欧洲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之一。但是，腓特烈大帝也是精通舞刀弄枪的人。他命人收缴了伏尔泰的文章，撕碎并烧毁。他告诉伏尔泰，他会因自己的行为而被关进监狱。于是，伏尔泰仓皇出逃。

毫无疑问，伏尔泰是18世纪最重要的欧洲人之一。他反对天主教排斥异说，这点亮了善于思考的欧洲大陆，正如他的悲剧和喜剧曾取悦了巴黎一样。他的《哲学通信》记录了他在英国时期的所思所想。在书中，他猛烈抨击了天主教思想家帕斯卡尔。这部著作被人称为扔向君主专制的第一枚炸弹。伏尔泰来自巴黎的一个律师家庭，家境殷实。后来，他成了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和辩论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涉足科学领域。但是，按照掌权者的观点，伏尔泰这个人太危险，根本靠不住。

对伏尔泰来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非常重要。伏尔泰在法国曾经得罪过一位贵族，这位贵族雇了一群恶棍将其痛打一顿。此时，他发现，通往正义的道路已经被王室和贵族彻底堵死了，于是他逃往英国。与荷兰一样，英国也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里的环境相对自由，中产阶级蒸蒸日上。伏尔泰不但记录了议会政治的一些情况，还记录了英国的宽容政策：“如果只有一种宗教，英格兰就将出现独裁的风险；如果有两种宗教，这两种宗教就会掐断对方的喉咙；但好在英格兰有30种宗教，它们可以和平、愉悦地共存。”

伏尔泰非常推崇牛顿的理论。在英格兰居住期间，他接触了英国的诗人、剧作家、政治家，以及汉诺威王朝社交界的风云人物。例如，他结识了马尔堡公爵夫人莎拉，从很久之前她就是安妮公主的好友。此外，还有当时的王后卡罗琳、创作《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创作《人论》的蒲柏，以及创作《乞丐歌剧》的约翰·盖伊。他还见到了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这位夫人曾去过土耳其，将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想法带回了英国。

伏尔泰钦佩英国自由的公共生活，以及向大师致敬的方法：牛顿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在历代君王的身旁，这种事在法国绝不可想象。此外，英国人对著名的女演员奥德菲尔德夫人的葬礼也充满敬意。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是当时巴黎最伟大的女演员。她英年早逝，却无法举行基督教式的葬礼，因为演员是“被逐出教会的人”。人们将她的尸体拉到城市边缘的荒地上，扔进一处为穷人准备的墓穴，随便在她的身上撒了石灰。勒库夫勒是伏尔泰的情人，这种反差使他深受震撼。

伏尔泰一生都在逃避法国君主为思想自由设下的重重限制。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一出精彩的新戏，或者朗诵一首奴颜婢膝的短诗，但那些最有挑衅性的著作只能匿名发表或在国外发表。长期以来，伏尔泰不得不背井离乡，住在一间漂亮的乡下别墅中。在那里，他进行创作，表演戏剧，和情人夏特莱侯爵夫人一起做牛顿的各种实验，夏特莱夫人的聪明才智与伏尔泰不相上下。随后，他被迫逃往瑞士，远离法国的宫廷。不过，伏尔泰获得了巴黎民众的支持，一些有权势的人也为他辩护。伏尔泰还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眼光独到，曾经倒卖过军事物资和谷物。据说，他可以伪造银行证券，并因此不得不提早离开英格兰。面对争吵，伏尔泰显得无所畏惧，但他从来不知道何时结束争吵；他并不是一位圣人。

伏尔泰的境遇有点像苏联时期的作曲家和作家，他们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却和当局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在伏尔泰的世界中，政治体制表现了某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纵观欧洲的陆上强国，喜欢打赌的人应该会认为，未来的政治将继续以各国宫廷和大权独揽的君主为中心。在现实世界中爆发一场政治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当普鲁士的腓特烈王子开始给伏尔泰写信，表达崇敬之情的时候，这位未来的君主似乎给出了某种答案。正如夏特莱夫人所说：“看来，我们一定要了解君主，尽管没人知道原因何在，但如果他们都能像他一样，至少会有些帮助。”

腓特烈王子也渴望英国式的自由。他的父亲是腓特烈·威廉，是将普鲁士打造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第一人。他对年轻的腓特烈王子非常严苛。这位父亲相信绝对的义务、军事化的纪律和雷打不动的日程安排。而儿子则与许多十几岁的男孩一样，嗜睡、爱幻想、浪漫，有些书卷气。他只好求助音乐，最终成为演奏法国长笛的行家里手。此外，他非常痴迷法国书籍。从表面上看，他服从父亲的命令，出席阅兵式和各种会议。在父亲迁怒于他的时候，也会挨打或当众受辱；但实际上，他表现出一种无言的傲慢，这种傲慢有时会进一步激怒父亲。腓特烈可能是同性恋者，因为他对女人毫无兴趣，也包括他日后的妻子。后来，他将妻子赶出了宫廷。

禁卫军军官汉斯·赫尔曼·冯·卡特是腓特烈王子的密友。18岁那年，腓特烈王子与当时26岁的冯·卡特密谋逃离普鲁士。据说，卡特会与腓特烈调情，“就像一位恋人与他的情妇调情一样”。在伏尔泰离开伦敦的两年后，他俩决定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相对自由的灯塔。但是，老国王或许已经得知他们的企图。尽管他们制订了逃跑计划，但计划制订得并不周详。因此，在腓特烈王子逃出军营后，很快就被捉回。他的父亲将其关押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军事要塞。在那里，他穿得像个罪犯，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审问。审讯官告诉他，他的父亲或许会将他处决。与此同时，一个军事法庭判处冯·卡特终身监禁。但腓特烈·威廉认为这判决太轻，建议将冯·卡特绞死。而且，在绞死他之前，应该用烧红的钳子截断他的四肢。后来，威廉仁慈地为冯·卡特减刑，将其判处斩首，但他坚持要当着儿子的面行刑。

冯·卡特与腓特烈王子被关在同一所监狱。1730年11月6日，狱卒将冯·卡特带出牢房，将其押解到一处堆放着沙子的空地上。两名看守将腓特烈王子的脸按到监牢的铁窗上，强迫他观看行刑。事后，一名牧师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冯·卡特环视四周，看到窗边的腓特烈王子，他用“一些礼貌、亲切的法语词”向王子道别。之后，他脱去了假发、夹克衫和围巾，跪在沙子上，嘴里呼唤着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头被一刀砍下。但腓特烈王子并没有看到最后一幕，因为他已经昏过去了。

当腓特烈王子读到伏尔泰等激进作家的著作时，他开始设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统治普鲁士。父亲的残暴给他造成了心理创伤。有人认为，这种心理创伤和年轻人激进的理想主义融合在一起导致他产生了这种想法。但事实上，腓特烈王子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开明的君主，他是认真的。腓特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也是一位着迷于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与伏尔泰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日耳曼语非常粗野，他更喜欢法语，就像他喜欢法国的音乐一样。他甚至将其舒适的宫殿——位于柏林郊外的波兹坦——称为“无忧宫”。成为国王后，他开创了普鲁士建立优秀大学的传统。在这些大学中，有很多宫廷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此外，他还开始修缮普鲁士的城市。

腓特烈大帝执政时期的普鲁士不仅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军国主义国家——呆头呆脑的容克地主鞭打着农民，年轻人都穿着统一的制服。这个国家还进行了一些富有远见的尝试，如促进农业革新，推动早期的工业项目（特别是钢铁业），创建读书会、书店、报纸和哲学俱乐部。普鲁士逐渐产生了一个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腓特烈大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发展农业，修建道路、水坝和工厂，教育年轻人。在人们心中，这些都是开明专制君主应该做的。他还主张宗教宽容。有人问他，他对罗马天主教是否也持宽容态度。他回答说，如果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愿意来普鲁士的话，他也会修建清真寺和其他异教寺庙。他禁止滥施酷刑。在柏林的咖啡馆和书店，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对到访这座城市的人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这只体现了腓特烈大帝性格的一个方面。其父的所作所为体现了日耳曼人的简化思维，而他本可以改变这种简化思维。但是，他却极其崇拜父亲留给他的军队。腓特烈大帝对婚姻非常不满，因为他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了。这桩婚事不仅出于父亲的意愿，德意志世界妄自尊大的强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游说也是促成此事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冯·卡特被处决的10年之后，腓特烈王子成为普鲁士国王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攻打奥地利控制下的西里西亚，并最终占领了这片幅员辽阔、财富充盈的土地。腓特烈的军队不仅仅是击败了奥地利人，几乎是将他们横扫，但他的做法打破了欧洲强权政治的平衡，引发了进一步的战争。

成为国王后，腓特烈做的第二件事仍然是侵略——他占领了萨克森。结果，他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应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七年战争。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冲突中，法国、奥地利、俄罗斯和瑞典组成了令人感到畏惧的联盟，它们将普鲁士围困在中间，希望永久性地瓜分这个国家。英国和汉诺威站在腓特烈一边，但双方的实力差距仍很明显。此时，这位哲学家国王严肃地考虑了在战场上自杀式的“士兵之死”。腓特烈之所以能成为“大帝”，不是因为他资助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也不是因为他擅长演奏长笛，而是因为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卓越的军人。他善于分化和迷惑敌人，他指挥的战斗大部分都取得了胜利，而且往往是以少胜多。

如果没有父亲腓力二世创建的军队，亚历山大大帝或许不会取得一连串杰出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父亲留下的强大军队，腓特烈大帝或许也不会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相比，普鲁士军阵的移动速度更快，也更有效率。在18世纪，编队训练和纪律是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普鲁士军队可以被调往任何地区，可以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发射雨点般的子弹和炮弹，可以在敌人枪林弹雨下保持完美的队形，普鲁士将一群人和一堆滑膛枪打造成一件战争利器。腓特烈的军队由经过严格训练的年轻人组成，指挥他们的是普鲁士贵族，这些指挥官都在新式军事院校学习过，他们将战争视为一门科学。在腓特烈参与的战争中，属于贵族的容克家庭失去了大量子弟，但这些家庭也在迅速崛起的普鲁士中赢得了社会地位。直到纳粹时期，它们才失去之前的社会地位。

这些战争不如早期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那么具有全社会的破坏性，但非常血腥。战争中出现了奸淫掳掠、焚烧村镇和屠杀平民等现象。此外，那些精心部署的战役也造成大量士兵死亡。据估算，普鲁士损失了40万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0%。相较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损失了247万人，但这247万人在德国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不到4%。因此，腓特烈战争的血腥程度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

战争对各参战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普鲁士，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破坏，腓特烈大帝下令将大量人口迁移到未经开发的地区，进行“国内殖民”，他还引进了廉价的食物，推行福利政策。结果，普鲁士变得更强大、更有侵略性。奥地利忽然发现自己在神圣罗马帝国犬牙交错的邦国中失去了传统的统治地位。法国在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是正在崛起的英国，但它已经偏离了战略重心，反而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紧密的同盟。对许多法国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但反常，而且是错误的。因为波旁家族一直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安托瓦妮特公主嫁给了日后成为路易十六的法国王子，这次联姻只是这种不受欢迎的同盟政策的一个方面。法国的君主政治将为这桩婚事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腓特烈大帝是个谜。他究竟是谁？一位普鲁士历史学家曾说：“残忍的父亲对他进行了严厉的管教，希望他‘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只要诚实就够了’。十几岁的腓特烈报以狡猾的纨绔习气，摆出一副以苦笑掩饰、道德上持不可知论的局外人姿态。”他的父亲创造了一个狡猾、阴暗、残酷、无情的腓特烈，但毁掉腓特烈的也是他的父亲。在剩余的岁月里，他重读经典著作，对人类感到失望，练习吹长笛直到牙齿掉光，“销毁最新的哲学著作，以及聘请新的谈话伙伴。以前的谈话伙伴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已经结婚。对腓特烈来说，结婚就意味着背叛。于是，他聘请一些新人来填补这些人留下的空白。新的谈话伙伴充斥着整个王宫”。

此时，伏尔泰已不再信任王公贵胄了，无论他们声称多么喜欢他的书。当战争蹂躏欧洲时，伏尔泰就人们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自己也成为一位“君主”，尽管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为了躲避法国政府的追捕，他在位于瑞士和法国交界地区的费尔奈购买了一处不动产。如果法国要抓捕他，他可以乘坐马车或船向多个方向逃跑。1758年，他购买了一栋大房子，以及一块四周带有围墙的土地，并承担起责任，照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他创作了讽刺小说《老实人》。在这部杰作中，他几乎攻击了旧欧洲的每一个方面；他为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做出了贡献，“百科全书派”成了新一代的启蒙哲学家；他还捅了几个大的马蜂窝，自己却未被蜇伤。

伏尔泰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发生了灾难性的大地震。此后，他越来越反对启蒙运动早期的一些思想，如“世界是十全十美的”或“存在即合理”。这场地震不但造成3万里斯本人丧生，加的斯也遭到海啸的重创，邻近国家也受到波及。这场地震发生在一个宗教节日期间，遇害者中有一些耶稣会士，他们正准备以信奉异教的罪名烧死葡萄牙的犹太人。之后，整个欧洲都在讨论，仁慈的上帝究竟想通过这场灾难传达什么思想。身处费尔奈的伏尔泰从各个方面展开攻击——攻击耶稣会、攻击腓特烈大帝的穷兵黩武、攻击各种形式的不宽容。

在家中，伏尔泰将注意力转向农业，精心耕作位于法国边境的一小块土地。他将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微缩版的“无忧宫”。他重建了教堂（在那里，宗教是宽容的），将谷仓改造为剧院。他欢迎来自欧洲各地的好奇者到访他这个小小的自由城堡。他们之中有些来自美洲，但大多数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在那里，启蒙运动正在开启新的篇章。到访者中有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约翰逊博士和大卫·休谟的朋友詹姆斯·鲍斯韦尔，他是个百折不挠的人。到伏尔泰去世时，他着力发展的钟表制造业在费尔奈已经逐渐发展起来。费尔奈有80栋房子和1000位居民。他们的“专制君主”自称“全欧洲的客店老板”，他每天晚上都会陪伴在访客身边。

伏尔泰还保有许多热情。在发生在图卢兹的一起谋杀冤案中，信奉新教的老人受到折磨，并被当众处死，令人震惊。得知这一消息后，伏尔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后，巴黎撤销了对老人的有罪判决。“粉碎可耻的事情！”——这是他的战斗口号，最初是他往日在普鲁士与腓特烈交谈时喊出来的。伏尔泰很长寿，组织过多次抗争。从“德雷福斯案件”到我们这个时代，许多记者和政客都效仿伏尔泰开创的抗争模式。他为新教徒奔走呼喊，这在法国是危险之举。此外，他还做过一些蠢事，例如指责一些刚刚翻译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人，认为他们的译文不够理想。最后，他返回巴黎。在那里，他几乎受到神一般的对待。人们欢呼、庆祝，在剧院里为他戴上桂冠。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拒绝忏悔，并告诉两位牧师，“让我平静地死吧”。

对专制主义的法国来说，伏尔泰是位值得敬畏的敌人。当伏尔泰去世时，法国王权也已经摇摇欲坠。佐佐和腓特烈都削弱了法国，国内的新思想和灾难性的军费也削弱了法国，其中相当一部分军费都花在对抗英国上了。旧时代已经摇摇欲坠。嬉笑怒骂的伏尔泰怎能不成为天主教巴黎的英雄呢？但是，腐败堕落的行为已出现在德意志的战场上。发动战争是专制君主的必做之事，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开明。如果你让几十万人慢慢死去，或者在战场上痛苦死去，那么禁止人们遭受肉体折磨又体现在哪里呢？

权力和自由有可能结合在一起吗？一个人真的能为全人类的幸福做出规划吗？这些难题将年轻的腓特烈和伏尔泰短暂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曾一同寻找新的答案。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几周，仍然有不少人在称颂他。其中一个来自比费尔奈面积更大的自由国家。他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刚刚诞生的美国国会将他派往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