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赌徒到圣徒：俄罗斯失去的机会

高加索山脉的山脚下有一座时髦的小城。这座小城名叫皮亚季戈尔斯克，是个度假胜地。1853年夏天，那里出现了一名身受重伤的炮兵军官。这是一位思想敏锐但无组织无纪律的军人，他奉沙皇之命，刚刚参与了一场平定车臣人叛乱的战争。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年轻人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贵族。这个人和他在军队中的同僚在圣彼得堡和皮亚季戈尔斯克的牌桌上赌博，他输了一大笔钱。他的人生正处于低谷。他梦想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俄罗斯，尽量少受沙皇及其监察官的控制。此时，他正在创作战争小说。他追求过许多妇女，地主身份让他尤其有机会骑到一些身为农奴的女孩身上。他经常制订一些能够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计划，但随后又会将这些计划抛诸脑后。他的眉毛粗重，额头前面有许多头发。他是个显眼的人物，目光炯炯，就像是狼一样。

现在，他已是赌债缠身。数个月前，他让他的内弟卖掉了庄园上一个次要的村庄，一起卖掉的还有26个农奴和他们的家人——卖掉这些人就像花掉硬币一样。现在，他意识到，他不得不卖掉主屋了。这所房子是他祖父建的，他就出生在那里。他签下了字据。这栋华丽的大房子被卖给了一位与他有竞争关系的地主。那个人拆掉了房子，把所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拉到自己的土地上重建。主屋旁边的两处小厢房被保留下来，厢房之间是一个大坑。

俄罗斯的贵族子弟饱食终日，牢骚满腹，非常令人厌烦，临时卖掉农奴还赌债、玷污农奴妇女都很常见。然而，我们这里提到的是年近30岁的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俄罗斯人非常崇拜他，不仅俄罗斯将其视为道德楷模，就是全世界也是这么看他。在晚年，托尔斯泰留着家长式的胡子，穿着乡下人的罩衫，号召俄罗斯人找回身为农民的根，重新回到田园生活中去。他教育他以前的农奴，要他们追求基督教的最高理想。托尔斯泰回归自己的庄园，那里名叫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靠近图拉，距离莫斯科大约120英里。那栋华丽大房子之前已经卖掉，他住在尚保留下来的厢房里，将余生的很多时间用于赎年轻时的罪。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他以近乎残酷的诚实揭露了自己的癖嗜和自私，他也将俄罗斯乡村地区的欢乐和风情融入作品之中。

在高加索身陷赌债危机的3年之后，托尔斯泰返回他的庄园，试着在变小的房子里生活。拆房时在住宅中央留下的大坑里现在种满了树，但也一定难掩它时常给他带来的尴尬。

俄国向南扩张的野心威胁到了其他强国，于是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交战的一方是沙皇俄国，另外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在战争期间，英法等国联军对俄军把守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展开了长达11个月的围攻战。从1854年到1855年，托尔斯泰参与了这次决定克里米亚战争结果的防御战。这场战争使参战各方的军队都感到震惊。双方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士兵的缺乏训练、武器装备的落后，以及战略战术的过时——无论是英国的骑兵、法国的步兵，还是俄国军队都一样。但最后，俄国输掉了战争，沙皇的威望一落千丈。

亚历山大二世成了俄罗斯的新沙皇。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新任沙皇意识到，刚刚在家门口输掉战争的俄罗斯并没有成功实现现代化。那些为捍卫祖国而战斗牺牲的俄军士兵多半是农奴。也就是说，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充其量只是他们主人的一份动产。另外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1812年，俄国军队反抗拿破仑的入侵；1813年，他们击败了拿破仑。之后，一些军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战斗赢得自由，但他们却被忽视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军队中再次出现了同样的想法。

战争会使人们变得激进。与战胜相比，战败更容易使人变得激进。1856年3月，亚历山大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他警告地主，与其让农奴发动某种形式的叛乱，自下而上解放自己，还不如以法律的形式，自上而下解放农奴。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明白，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除了许多地主会感到愤怒外，还有许多现实问题：例如，创建新的法律系统；在农村地区建立地方政府，以取代农奴制。此外，政府还要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许多地主已经破产，他们将农奴抵押了出去。因此，从技术上说，这些农奴属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各家银行。如果没有农奴维持土地的肥力，大部分土地都是没有价值的无用之地。另一方面，农奴没有钱，如果失去土地，他们就会饿死。可见，废除农奴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从沙皇做出决定开始，这就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改革。改革的艰巨程度与改革的规模成正比。一份在1857年（解放农奴前4年）所做的人口普查表明，农奴人数大约是2300万人，超过了俄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同一时期美洲黑奴的数量大约是400万人。

农奴制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甚至是古典时代。最初只是把农业劳动力简单地固定在土地上，让他们将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交给他们的主人——教会、贵族或城市。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黑死病导致劳动力不足，这推动了农奴制在西欧的逐渐瓦解。但在西欧，有些地方也是很晚才废除农奴制——例如，直到1799年，苏格兰的煤矿工人才摆脱农奴的身份。农奴制在东方更加普遍。尽管出现得比较晚，但东方的农奴制更加成功。这种由地主和君王主导的农奴制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从18世纪到19世纪，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和德意志许多小邦国都存在农奴。但从规模和制度上看，俄国的农奴制都显得与众不同。

俄国的农奴不完全是奴隶（尽管“农奴”一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奴隶”）。他们的主人不能杀掉他们，也不能将他们卖到国外。1723年，彼得大帝废除了典型意义上的奴隶——这样的奴隶主要是做家仆。但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地主管理自家农民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这些权力都是俄国法律赋予的。一个世纪后，完整的农奴制在俄罗斯中部的“黑土”地区变得非常普遍。农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和村庄里，如果试图逃跑的话，将会受到重罚。他们也不能和来自其他领地的人结婚。托尔斯泰的行为表明，他们能和土地一起被买卖；种地需要的农奴会被保留下来，而“过剩”的农奴会被送给其他人去工作。他们的主人可以自由地惩罚他们，其中包括殴打。身为农奴的女孩和妇女经常被强奸。几乎没有哪位农奴接受过教育。

俄国的大地主会讲法语，经常到圣彼得堡或国外旅行。他们与农奴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与普通印度人之间的差别，或加勒比糖料种植园主与非洲奴隶之间的差别。俄国的庄园更像是美洲的种植园，庄园里有自己的面包房、果园、住所、马厩、粮仓和司法系统，那里的生活与城市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俄国农奴制所产生的压迫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任何地方，对于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来说，如果不得不把一部分谷物和牲畜交给地主，那么他们的自由度很大程度上就只是个理论问题。毕竟，俄国的农奴制与法国成熟的专制主义大致是同时产生的。法国波旁王朝的农民并不比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农奴更自由。

然而，俄国的农奴制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使俄国人感到，俄国社会完全不同于西欧社会。首先，在俄国，主人和农奴之间没有种族上的差异。他们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大部分人都是斯拉夫血统中融入了一些鞑靼血统（有时是一些日耳曼血统）。男主人、女主人和仆人不但长得相似，就连名字也很相似。农奴会几代人都生活在同一片黑土地上，他们分享古老的故事和音乐，虔诚地信奉东正教。对于许多自由派的俄国地主来说，农奴比他们更“真实”，是更地道的俄罗斯人。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看来，俄国是应该受诅咒的。但当激进分子试图“走进”农奴，并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时候，这些满腹狐疑、思想保守的农民又会对他们表现出困惑和敌意。

俄国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地主，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对拮据一些。他们与那些会说话的“财产”之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农奴可以在主人的厨房中烹饪食物，哺育主人的孩子，围在火堆旁边讲故事，将一些乡村地区的知识教授给在他们之间成长起来的小贵族。他们会一同出去打猎。农奴中不乏有才华的工匠、乐师、油漆匠和建筑工人。他们的主人依靠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像富裕的西欧人依靠付工资的自由工人一样。如果农奴出现家庭纠纷，那么一家之主还会去征求地主的意见。可见，在远离城市的居所和村庄中，俄罗斯的农奴制中也存在亲密关系。与其他地区农村中的奴役关系相比，这种亲密关系使许多俄国地主既感到尴尬，又感到感动。

俄国的农奴制不可能带来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糖料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中的奴隶制可以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在新的贸易体系和资本积累过程中，人类只相当于在田间地头工作的机器。事实上，农奴制阻碍了俄国农业的发展，因为没人愿意将资金用于促进农业发展：地主不愿意，因为他们担心反抗；农奴也不愿意，因为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归他们所有。而且，在理解俄国的农奴制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俄国的独裁制度。早在伊凡四世在位期间，俄国就开始强化这种独裁制度，因为他感受到了危险的社会动荡。

沙皇处于政治金字塔的顶端，但他们经常死于宫廷政变，经常被重臣胁迫；之后还有人死于暗杀。根据1722年颁布的《官级表》，俄国的贵族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他们是沙皇的仆人，有时甚至是沙皇的奴隶。在这段时期，贵族为沙皇服务，沙皇用国家机器控制贵族，如军队、法律和地方政府。有了沙皇的支持，他们才能确保收入。因为俄国的农业产量很低，沙皇政府可以确保他们凌驾于农奴之上。抗议和农民起义非常频繁——根据记载，从1826年到1856年，俄国出现了大约1800次“骚乱”——这足以使贵族们始终警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贵族，沙皇也很难统治俄罗斯。1762年，沙皇彼得三世免除了贵族的义务。但在此之后，“农奴为贵族服务，贵族为沙皇服务”的观念仍旧深入人心。有时，俄国的政治更像是三种势力的平衡。

俄国的大起义始于拿破仑战争之后。1812年到1814年，俄国人与拿破仑展开激战，这场战争使许多年轻的俄罗斯贵族对西欧有了深入了解。在巴黎，他们努力学习启蒙运动时期的新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新思想似乎比伏特加更有吸引力。回到祖国后，古老而僵化的沙皇制使他们感到惭愧和尴尬。

1825年12月，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俄国军官在圣彼得堡发动了一场起义。在次兄康斯坦丁放弃皇位继承权后，尼古拉一世成了新一任沙皇。“十二月党人”反对的就是这个新沙皇。起义军和忠于沙皇的军队在市中心对峙了5个小时。之后，沙皇命令军队开火，起义失败。沙皇绞死了5名起义军领袖，剥夺了121人的头衔，之后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很多流放者的妻子和家人也随同他们前往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们不是地主，而是普通的农民。其中一个流放者的几个儿子——按照他们母亲的描述——与当地的农民一起玩耍，他们捕鳟鱼，设陷阱抓野兔，寻找鸟窝，“与一些野孩子一起在森林中露营”。他们的父亲也入乡随俗，留起了长胡子，不再梳洗，到田里去劳动。这个人名叫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他是托尔斯泰的堂兄弟。从流放地返回后，他们才最终得以相见。沃尔孔斯基是《战争与和平》中一个重要角色的原型，托尔斯泰将其塑造成一位令人敬佩的老者。

从整体上说，这些“十二月党人”极大地激励了托尔斯泰时代的年轻一代。托尔斯泰为之前的赌博行为感到懊悔，对农奴主的身份感到惭愧，并且非常钦佩1825年遭到流放的自由主义者，这些想法在他的头脑中融合在一起。许多自由派地主和作家也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本身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像。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他开始推行全面改革，其中包括改革军队、改革行政机构、修订刑法典，并放松审查制度。但他最重要的改革是彻底废除农奴制。甚至连农奴也对这项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将获得多少土地？这项改革真的具有实际意义，抑或只是表面文章？

在1856年的时候，托尔斯泰已经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在亚历山大预示进行改革之后，到解放农奴的法律出台之前这段时间，托尔斯泰决定先解放自己的农奴，给予他们人身自由，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向他们低价出售土地。他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这个词的大致意思是“快乐的牧场”——召开了一次会议，但他发现，农奴对他的决定充满怀疑。一位为托尔斯泰写传记的近代作家说：“当新沙皇继位之后，农民们相信他们终将获得自由。因此，他们认为，托尔斯泰提供的契约只是一条用来欺骗他们的诡计。在经过数次协商之后，他们拒绝了托尔斯泰的全部提议。”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重新安定下来，享受写作的快乐和天伦之乐。在此之前，他进行了一次出国旅行，在旅行途中见到了此前被流放的沃尔孔斯基。（但他的妻子生了13个孩子，并将她的空闲时间用于抄录他那字迹不清的手稿，因此没觉得生活有那么快乐。）

最后，托尔斯泰释放了所有属于他的农奴，并使他们种上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自己掏钱，为农民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在这些孩子中，有几个是他的私生子）。他穿着农民的衣服，亲自给孩子们上课。他创作了不少儿童书，希望这有助于在整个俄罗斯普及读写知识。作为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托尔斯泰帮助农民反对自己所属的阶级。他告诉当地的孩子们，他决定成为一个农民。但他是个不称职的农民，因为他曾饿死了自己养的猪。托尔斯泰遣散了自己的仆人。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写道：“这项尝试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不知道如何加工火腿，不知道如何制作黄油。下田犁地或锄地的时候，他干不了两下就会感到厌烦，然后就跑到莫斯科去了。”

当托尔斯泰与他养的猪和自己的良心做斗争的时候，亚历山大手下的部长们正在与持敌对态度的地主和持拖延战术的委员会做斗争。沙皇希望在不引发贵族叛乱的前提下解放俄国的农奴。最后，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发表了《解放农奴宣言》，这份宣言比亚伯拉罕·林肯颁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早了两年。尽管听上去很高尚，但几乎没有人对这份宣言感到满意。听到这一消息时，托尔斯泰正在国外。具体地说，他当时正在伦敦，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到访伦敦。在那里，他听狄更斯宣读作品，到访了一些学校，又参观了新修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他意识到，这份宣言的言辞和语气实在是太夸张了，农民们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

托尔斯泰不明白的是，解放农奴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为了尽可能地保住之前的地位，地主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结果，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农奴为了获得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向政府支付了大量的费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补偿地主。土地的价格被高估了。因此，政府需要向贵族支付更多的补偿金，那么农民的利益势必会减少。总体来说，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一。尽管农奴可以和所爱的人结婚，可以经商，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但他们仍然处于地方法庭的控制之下，到其他地方旅行仍然需要通行证，在犯错时仍然会遭受皮肉之苦。

这离俄国农民的期许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人们变得非常沮丧。1861年，俄国爆发了大约1900次骚乱，其中部分骚乱被军队血腥镇压了。一方面，相对以前而言，地主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贫穷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直接惩罚“他们的”农民，因此地主们怨声载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他们变成了新式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孩子成了列宁发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中坚力量。

亚历山大二世试图继续改革审查制度、教育、法律、军队和地方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巴黎或伦敦，见多识广的报刊读者将可怕的美国内战同相对有序的俄国改革进行了对比。他们认为，俄国将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沙皇俄国的工业远落后于美国，但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的工业发展也开始提速。事实上，俄国的专制制度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要求，但穷人和希望实现全面民主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在亚历山大执政的最后几年，革命组织变得越来越多。可怕的饥荒凸显了俄国农业和俄国社会的落后和脆弱。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死于一场由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突然终止改革进程，并恢复了审查官和秘密警察。

俄国的状况使托尔斯泰感到越来越绝望。他对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没什么热情。在他眼中，莫斯科是个“散发着恶臭，到处是石头，奢华、贫穷、放荡”的地方。在那里，无家可归的农民“为我们的地板打蜡，在浴室中为我们搓澡，或成为辛苦工作的马车夫”。在几部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后，托尔斯泰沉浸在他所追求的乡村生活中。他养蜂、培养果园、打猎，照顾一大家子人和他开办的学校。更多的作品和关于文学问题的激烈争论也成为他生活中的点缀。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说自己想成为一名僧侣。托尔斯泰成了世俗世界中的圣人，艺术家和作家纷纷向他致敬。他主张过一种朴素的基督徒生活，看上去，他要在沙皇压迫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当20世纪的大幕徐徐拉开的时候，托尔斯泰已经成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领袖人物，他不再是那个在牌桌上输掉房子、村庄和农奴的年轻而粗鲁的炮兵军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尔斯泰成了一个自我主义者和一个令人头疼的人（领袖们大多如此），但他的人生轨迹宛如一条由学识和赎罪组成的完美弧线，只可惜俄罗斯的发展轨迹并未呈现出同样的弧线。托尔斯泰的家保留了一些“失落的伊甸园”的痕迹：平原上的房子、藏书室、果园、校舍、粮仓和森林。托尔斯泰就埋葬在一个平凡的小土丘下。但他的庄园仍然很穷。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经历了战争和政治动荡。在19世纪60年代，如果俄罗斯出现了像美国内战——我们马上就会说到——那样的深刻变革，这个古老的帝国能否发展成为一个包括中产阶级主导的商业、繁荣的城市，以及民主制度在内的新国家呢？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