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当代先锋建筑”？
在日常中，我们对于当代一些先锋之作并不陌生，但具体到概念本身，对它们进行确切的定义却并非易事。大致而言，它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后现代文化思想、复杂性科学与哲学，以及信息技术的全面影响，而出现的一些颠覆传统理性的前卫思想和观念操作，它摈弃了和谐统一的秩序法则，呈现出异质、断裂、不连续、模糊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如果建筑还有那么一种先锋派本质的话，那么它在其象征理性、秩序、等级的物质原则中一定包含有一种能够动摇其坚固根基的逆向力量。”[2]
这种“逆向力量”通俗的理解就是对现代理性的攻击和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另外，
“‘先锋’的本质决定了它所限定的事物必然是激进的少数派。因为它所追求的脱离、反叛和超越都是针对主流和绝大多数而言的，所以先锋主义建筑必然都是颠覆传统，挑战权威的发起者。”[3]
作为颠覆传统的“发起者”角色，当代先锋建筑在其具体表达中，最为仰仗的方式就是异质性的建构。相比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率先提出的建筑与空间的异质性概念，当代先锋建筑对于异质性的诠释更加深刻，它很好地把握了时间与空间对人们生存观念造成的困扰，并实现了匹配的语言对多元性、复杂性、矛盾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界定。就像理查德·墨菲所言：
“先锋派在探索、揭示它所据其运作的体制规则和限制过程中不仅仅把世界与其表象之间的断裂置于最突出的地位，而逐渐削弱通常被理所当然地归于（假定地）现实的优势，先锋派在这样做时凭借的是创造用作逐渐削弱支撑这一优势、意识形态、表象的实践的反话语。”[4]
当代先锋建筑中的异质性概念既体现了一种错位与越位的思维方式，也体现着一种异质的场所与权力的关系。它作为当代先锋建筑构拟，揭示和表现当前世界复杂性与多样性的重要方式，让当代先锋建筑从腐化的理性和总体性中得到了解放。而随着总体性与异质性等对立关系的形成，人们逐渐适应在复杂-非线性思维的范式中审视和规范自身对于空间的认知、理解和创新。
显然，哈迪德深谙此道，她设计的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方案充分展现了异质性的这些优势。无论是在实验性与先锋性等原则方面，还是在颠覆性与异质性等建构方面，哈迪德设计的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方案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和完美的诠释。它没有辜负日本政府“不够严肃的初衷”和“深层次诉求”，它那自由流动的线条暗含着生命的活力，由这些线性痕迹所生成的肌理感也很好地响应了奥林匹克精神，而它那掩映在白色外观下的硕大体量就像一个星外来客，充满了神秘的未来气息（图2）。然而，单纯的异质性建构却是一把双刃剑，它所生成的矛盾性表现难免会被放大和被攻击。
图2 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方案的硕大体量与未来气息
对于哈迪德而言，东京的胜出原本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却不曾想到，此起彼伏的口诛笔伐纷至沓来。通常而言，方案深化和修改阶段是调和矛盾，平复争议的最好时机，然而，或许是因为日本建筑界和社会民众的恶语相向激怒了哈迪德，或许是桀骜不驯的哈迪德根本不想做出超越自身底线的让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哈迪德提交的修改成果和造价单加剧了矛盾的升级，致使她的这一先锋之作最终胎死腹中！哈迪德将其归结于日本建筑师和国民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显然有失公允，因为日本政府“深层次诉求”不等同于民愿，蛮横的思维在彰显野心的同时，也让民众感受到了切实的不安。正如卡斯腾·哈里斯所说：
“完整的房屋是针对整个人类而言的，不只是针对美学观察者。它有可能具备与审美对象相关的类似的完整，同时，它没有离开生活。它不是让我们逃进审美体验，而是把我们工作和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改造成艺术作品，并把它从偶然性（contingency）中解救出来。”[5]
再次反观哈迪德的设计，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超理性思想所试图缔造的震撼场景，这使得她的设计在强调小尺度和高密度的东京传统城市空间中，获得了彻底出位的效果，达到了借助强势的异质性建构来完成“自我实现”的根本目的。我们承认，在当下，“自我实现”基本上摆脱了现代理性与总体性的束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宣扬的合法性。但是，在该项目中，这种超理性的表达太过彻底，涵盖了与该建筑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文化、场地和材料等各个层面，以至于与日本本土讲究精细、朴素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作为一个部分的存在与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是对立的”[6]说法（图3）。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过分强调“自我实现”或许就是哈迪德的设计深陷争议并被最终否决的根本原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东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并非哈迪德所遭受拒绝和排斥的第一个项目，早在1994年，她所设计的英国威尔士卡迪夫贝歌剧院就曾因预算严重超额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而被终止（图4）；而近些年，她所设计的迪拜歌剧院（图5）、伦敦建筑基金会总部等项目也因开发商削减投资等原因被取消。当然，经受此等争议的建筑师远不止是哈迪德一人，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弗兰克·盖里（Frank Owen Gehry）、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等先锋建筑师也都时常陷入争议的漩涡而不得自清。
从他们的遭遇中，我们至少收获了两条重要启示：其一，那些令人艳羡的当代先锋建筑师也不可以任性；其二，由他们设计的当代先锋建筑也不可以不受约束。诚如詹姆斯·史蒂文斯·柯尔所言：
“这种所谓的‘标志性’建筑造型参差不齐，空间令人非常不舒服，还带有许多荒诞而不切实际的角状空间，建设费用高昂，而
图3 东京精致的街道空间
图4 扎哈·哈迪德设计的英国威尔士卡迪夫贝歌剧院方案
图5 扎哈·哈迪德设计的迪拜歌剧院方案
且不考虑城市文脉。我们还要建造多少这样的建筑？它曾经的荣耀已经归于上帝，人们的抱怨和不满越来越大，某些项目随着支持者的撤离也正受到人们的质疑。”[7]
换言之，在当下这样一个倡导多元化、异质性和模糊性的社会语境下，为了保持持续的竞争和对立，以及避免稳定的系统坠入惰性的异质性关系，不应该成为不受约束和任性的时代“主旋律”，因为它们携有的破坏性完全掩盖了自身的进步性，并使人们陷入焦躁、不安和恐惧之中。所以，在肯定异质性的同时，使其趋于共生才是最具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方向。可以说，异质共生是能够真正作用于当代先锋建筑创作的约束性观念，是其根本性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对于当代先锋建筑适应时代的多变与现实的复杂具有战略性价值和意义，它既保持了事物之间的鲜明个性，又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实现了彼此的交融与渗透。话题至此，我们再问：何谓“异质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