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民国元年（1912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周树人随蔡元培入京；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苏曼殊以小说奉献文坛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其在任职典礼上宣读誓词曰：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初建，可谓流年不利，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社会矛盾重重，与列强关系复杂，改良革命党派较量纷争，新旧思想文化冲突，各种乱象迭出。怎一个乱字了得！
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北京清廷犹在，南京革命党人在北京暗杀清廷大员。1月16日，袁世凯乘车途经祥宜坊酒店时，从店内飞出炸弹，炸死其侍卫八人，而袁毫发未伤逃离现场，当日即派军警捕杀张光培等革命党人。26日，皇室亲贵宗社党党首良弼，被刺杀身亡，王公贵族闻讯纷纷逃离北京。
是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大清王朝寿终正寝。次日，孙中山谨守承诺，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受任，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29日，袁世凯指使曹锟发动政变，以此为借口，拒绝随蔡元培、宋教仁等迎袁专使南下南京履职。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5月，上海公共租界华洋巡捕来到民权报社，拘捕《民权报》主笔戴季陶。因他曾在该报发表短文《杀》，写下此语：“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舆论界强烈谴责租界当局干涉言论自由，戴被罚洋三十元，获释。
6月，沙俄在新疆策动和阗（今和田）策勒县血案，借此派兵入侵喀什噶尔，要求赔款，袁世凯政府以付给“赔偿款”和惩处中国有关官民的条件，屈辱了结此案。
7月，西藏发生叛乱，边陲危殆，举国哗然。遂有川军入藏，滇军征西。正值川滇两军顺利收复川边藏族区，乘胜深入西藏腹地之际，英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声称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助西藏独立为要挟。迫于压力，袁世凯下令入藏军队停止前进，川滇军入藏平叛功亏一篑。
9月11日，清皇室在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设宴欢迎孙中山和黄兴。宴会上，贝子溥伦致辞，赞扬“孙、黄二君皆今日中国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云云。黄兴致答词，言及“非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有趣的是，双方皆退出政坛，其互捧皆言不及义。
10月，梁启超正式结束十四年流亡生涯，在各方力邀之下，回到天津。在梁氏广泛周旋下，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六个政体合并，组成民主党，推汤化龙为干事长，后又推梁启超为领袖。该党政纲为普及政治教育，建设巩固政府，拥宪法护自由等。其实际目的在于实现组阁。
是年，伴着国民政府成立，文化也出现新气象。“南社奇才”苏曼殊，以小说奉献文坛；章士钊、蔡元培联名登报《求刘申叔通信》，寻找“国学深湛”之士刘师培。清流纷纷登场亮相。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政界、文化界空前活跃，周树人随蔡元培入京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上海火车站聚万人之众，彩旗招展。上海各界欢送孙中山乘沪宁线专列赴古城南京，参加大总统受任典礼。
去岁12月28日晚，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相聚南京，举行选举预备会。选出孙文、黎元洪、黄兴三位为大总统候选人。在次日举行的正式选举大会上，以一省一票计，实行无记名投票。代表投票后，公开开箱验票。十七省代表依次投票，十六票投给孙文，一票给黄兴，孙文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那天，会场掌声雷动，口号响亮，众人呼曰：“中华共和万岁！”泪飞如雨。
孙文乘坐的专列，在冬季的南方大地上驰骋了七个小时，徐徐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军乐高奏，礼炮齐鸣，口号声此起彼伏。不远的长江上停泊的军舰，也响起隆隆的礼炮声，在如血的夕阳中，漂向远方。
大总统的受任典礼是深夜11时举行的，孙文在受任典礼上宣读了誓词。各界代表、驻华使节、中外各大报纸的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1月2日，孙文通令各省，自此刻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以公元纪年。
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天，在绍兴府中学任教的周树人，于绍兴《越铎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越铎〉出世辞》一文，署名黄棘。文章从“于越”（古会稽）“无敌于天下”，“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而后“黄神啸吟，民不再振”，写到现“越人于是得三大自由，以更生于越”，“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此为最早颂扬建立中华民国之民间话语。
周树人于1909年自日本返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课余集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成古代有关会稽史地人物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思想消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受到鼓舞，在家乡积极宣传革命。1912年，周树人用文言文作短篇小说《怀旧》，署名周逴，于1913年4月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
小说描绘了一个小镇在革命风声吹到时封建势力的种种表现。《小说月报》在主编“附志”中，认为该小说对那些“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比喻堆砌辞藻——引者），无有是处”的初学作者说来“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先锋》一文中说，由于小说“用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新兴趣”，特别是小说以“现代方式”结构情节，“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它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的作品，而不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文学”。
《小说月报》主编在“附志”中说的话，可信。而普实克的评价有溢美之嫌，他回避了小说对革命的冷漠，且其“现代的眼光”“现代方式”云云，概念颇为含混。但周树人继承中国小说传统又汲取世界文学营养的极富个性的小说中入木三分的讽刺笔墨，让人们看到小说的一种新气象。他的高水平小说已呼之欲出。
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职，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让他由些许的兴奋再次陷入苦闷和消沉。1912年至1917年，周树人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诞生，拿着丰厚的俸禄每天以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古书、潜心于佛道经典，消磨时光。
1月4日，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这是民国元年重要的报纸之一。章太炎是一位革命家，也是著名的学问家，人称古代杂文学体系的总结者。其弟子众多，弟子周树人兄弟、钱玄同等皆成大学问家。他从追随康（有为）梁（启超），到与维新派分手，与保皇派斗争而成为革命者，对当时一代人转投革命，产生过较大影响。
3月2日，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大清报律》。两天后，内务部公布《民国暂行报律》三条，不料引起舆论界之轩然大波，遭到各大报纸的声讨。这是给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当头棒喝。
3月7日，章太炎在自创的《大共和日报》及老牌《申报》刊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反对《民国暂行报律》，各报纷纷转载。3月6日，《申报》《大共和日报》《时报》《神州日报》《天铎报》等全国各大报纸联合致电孙中山，说：“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
3月9日，孙中山以“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为由，令内务部取消《民国暂行报律》。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结束。
1月10日，张謇密电袁世凯，以南北军人名义，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体，迫清帝退位。袁接电后，一面积极逼迫其主子宣统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自己被举为总统的可能性。15日即得到孙中山让位临时大总统之承诺，袁大喜过望，开始施展权谋“逼宫”。
1月16日，天飘大雪，北方革命党人组织行刺袁世凯。上午，袁氏马车途经祥宜坊酒店时，飞来一颗炸弹，炸翻袁世凯马车。袁却从车下爬出，抓住马匹，翻身上马，绝尘而去，死里逃生。当晚，宗社党领袖良弼从外面乘马车归家，埋伏该处的革命党彭家珍化装成军官，扔出炸弹，一块弹片从下马石回弹进他的后脑，彭家珍立即被炸死。良弼被炸成重伤，送往医院急救，两日后身亡。坚持不愿清帝退位的王公贵族闻讯后，纷纷逃至天津、上海，躲在租界地，当起寓公。后来，袁世凯令军警搜查刺客，捕获十人，其中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喋血当时。
1月26日，袁授意段祺瑞等四十六名将领，通电要求清廷明颁退位谕旨，确定共和，否则将率兵入京。
1月30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退位，接受共和政体。
2月3日，隆裕太后悲悲凄凄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1日，隆裕太后认可议定的优待条件，决定让清帝溥仪退位。此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清廷最后一次朝仪，以溥仪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遗老遗少长跪大殿，以头抢地，哭声震天……
2月13日，清帝逊位后，孙中山谨守承诺，推荐袁世凯担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这天，孙中山向临时参议会提交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咨文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原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临时参议院所定临时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
2月14日，临时参议会接受孙中山辞职。
2月15日，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决定临时政府仍设在南京，并电请袁世凯前来就职。是日，临时参议院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特使，赴北京促请袁世凯到南京。27日，迎袁专使抵达北京，袁世凯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各国驻华使节、各界名流、新闻界都应邀参加。次日，袁世凯又特邀蔡、宋等人开茶话会。袁表示：“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人选，即可就道。”然而，29日傍晚，袁世凯却派兵袭扰特使住所，指使曹锟所属陆军第三镇两个营发动兵变，为拒绝南下就职制造借口。此后两天，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保定、天津也发生“兵变”，政局混乱。袁不能南下的理由充分。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地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混迹政坛军界多年的袁世凯略施小技，便使政治对手处于被动。
3月11日，未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该约法按照西方民主制度和“三权分立”“代议政法”的原则，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国家统治权。并规定参议院行使全国立法权，选择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最后决定权。参议院自国会成立之日起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使。
临时大总统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陆海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其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
约法同时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等自由。第十五条又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有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云云。
正在主持《民立报》笔政的章士钊，立刻著文予以批驳，指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等皆缺乏一定的界定，伸缩性太强，难以公正执行，有悖言论自由的原则，且与第六条构成冲突。
章士钊，字行言，湖南长沙人，1901年至武昌求学，次年入南京陆学堂，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后到上海入爱国学社。1903年任《苏报》主笔，宣传革命。“《苏报》案”发生后，闻讯潜逃。后又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报纸再次被迫停刊。于1904年与黄兴筹建华兴会，密谋发动长沙起义，未成，逃至上海。不久，因参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被捕，获释后东渡日本留学。1908年，转至英国求学，入爱丁堡大学专修政治经济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回国，任《民立报》编辑，继而自创《独立周报》，批判当时的政治弊病。
3月29日，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并提出十个总长的人选。经参议会投票通过，外交总长为陆徵祥、内务总长为赵秉钧、财政总长为熊希龄、陆军总长为段祺瑞、教育总长为蔡元培、司法总长为王宠惠、农林总长为宋教仁、工商总长为陈其美。
但刚到6月15日，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离京去津。
唐绍仪，又作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人，近代资产阶级官僚。1874年，由容闳带领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结识袁世凯，并随之到朝鲜，任驻仁川领事。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后，继袁任代理驻朝鲜商务专员，后又以道员随袁至山东、直隶任职，后历任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和赴美专使等职。辛亥革命时，任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唐乃袁之亲信，一直受其重用。
当了国务总理后，在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与袁发生分歧。唐绍仪采取与同盟会合作的态度，提议在内阁中“多用南方人”。而袁则坚持在各要害部门安插北洋旧人。唐感到自己完全被架空。
4月，唐与比利时华比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遭到四国银行团强烈反对，并蓄意报复，扬言“非唐辞职，不能借款”。唐内阁陷入财政困境。
6月，经袁批准的直隶都督王芝祥到京，袁又改派他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发出唐绍仪拒绝副署的委任令，公然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条例，唐绍仪被迫辞职。
唐绍仪辞职后，先到天津，再赴上海，于民国六年（1917年）再度出山，参加护法军政府。民国八年（1919年）任南方议和代表，与北洋军阀代表朱启钤在上海议和。此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国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占领上海后，唐甘当汉奸，与日本人勾结，被刺杀身亡。
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五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发表宣言并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黄兴等八人为理事。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人数大增。唐绍仪内阁倒台，同盟会总干事宋教仁，积极筹划改组同盟会，以争取在参议院中占据多数议席。
孙中山一行是8月24日经天津到达北京的，袁世凯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隆重欢迎。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人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在京逗留二十五天，同袁晤谈十三次，讨论迁都、币制改革、铁路计划诸问题。9月，黄兴也到达北京，同孙中山极力劝说袁加入国民党，组成国民党内阁，袁虚以逢迎，骗取孙中山和黄兴的信任。
9月，孙中山等人离京后，袁世凯公布与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商谈拟定的中华民国“八大政纲”。袁在5月便与黎元洪秘密勾结，电邀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到京“商议国是”，张奉召北上，被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虚职。6月，再召张入京。张和随员方维到京后，袁表面盛情招待，暗中派军警捕逮张及方维，并命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连夜将二人杀害。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黄兴两次通电袁世凯，要求公布张、方“谋反”证据。蔡元培等成立法律维持会，呼吁各界“尽维持之天职”。于是，袁世凯急忙拟定“八大政纲”并通电全国，制造与革命党人精诚合作之假象，以稳定动荡的政局。
张振武，原名尧鑫，更名竹山，字春山，原籍湖北罗田，后寄居竹山。早年入湖北师范学校求学，1904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政治，入体育会研究战阵攻守之法。次年入同盟会，担任湖北党务领导工作。不久，回国参与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再逃亡日本，旋即归国继续奔走革命。1908年加入共进会，发动并领导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率部众与清军鏖战，身负重伤，仍坚守武昌孤城。南北议和达成后，与孙武、刘成禺等在上海组织民社，成立民社武汉支部。袁世凯先后委以总统府顾问、蒙古调查员等职，张均不就。袁认为其对己有异心，遂与黎元洪勾结将他骗到北京，罗织罪名，秘密杀害。
10月8日，梁启超自日本买舟渡洋抵天津，结束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
从上面枯燥而冗长的叙述中，读者对中华民国元年应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清廷退位，南北议和，中山让位，举国共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乱象频频，灾难重重，各种政治力量在暗中较量，政局仍动荡诡异，虽为民国，而国民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2.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苦涩咀嚼往事
民国元年，在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比邻而居于神户须磨“双涛园”。那是个群山拱卫、面朝蔚蓝大海、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的地方。神户已迅猛发展起来的绿色产业界人氏，多在此购地筑宅，休养度假。康有为在此自筑小楼临海，名曰“天风海涛楼”。后又迁近月见山下须磨寺侧公园前，桃樱满山，居有小园。
康有为五十五岁大寿时，梁启超等在日本的弟子十余人，为其师祝寿。礼毕之后，喝茶。此乃广东人之习俗。茶毕，梁启超等弟子设宴孝敬老师，康甚喜，即有诗兴，连赋七律三章，曰：
月见山前海有痕，须磨寺里佛乃尊。
劫灰飞散知何也，逋客孤羁得小园。
蜡展游频思睹墅，桃花开遍或逢源。
一枝栖托聊随喜，豺虎中原何处村。
念乱哀时观我生，东华旧梦忆承平。
满园桃李谁为主，去国衣冠变尽行。
宾客解为文字饮，竹丝难写哀乐声。
白须诗海归无日，碧血三秋劫尽兵。
我比古贤寿已永，幼讶衰翁今与参。
绝域苏卿人老矣，书空殷浩事何堪。
婆娑槐树伤身世，烂漫樱花照壑岩。
故国于今易朝市，惟将凄惨问江潭。
康有为以苍凉之声吟罢三章，举座肃然，思绪已飞，遥想当年，以士林阶层拼死抗争的“公车上书”的壮阔往事，皆悲从中来。
十八年前，系甲午岁，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初春四月，清被迫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签订屈辱之《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并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
此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不胫而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那群为求取功名，进京会试的举人，更是群情激愤，意气难平。
康有为在中举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救国，提防日本，此举在大清实乃破天荒之举，朝廷震惊，全国士人更是钦佩他勇敢谏言，自此康有为声名大震。等到甲午战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想起这个敢说敢言的康有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
据《任公先生大事记》载：
乙未（1895年）公车上书，请变法维新。倡之者康南海（有为），而先生（梁启超）奔走之力为多，割台议起，先生联同顺德麦孟华、香山张寿波、增城赖际熙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格不得达，三君皆公车报罢者。
经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号，先是湖南的举人响应，接着闽、赣、黔、川、直隶、鲁、豫等地举人也纷纷响应，来自台湾的举子更是“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康南海自订年谱·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
最后赴京会试的十八省一千三百多举人被发动起来。康有为一天两夜，奋笔疾书，遂有一万四千字的《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诞生。其书力言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
5月2日，上千名清流云集于宣武门外炸子桥胡同里的松筠庵。这些为求功名而来帝京赶考的学子，聆听了康有为力挽国势、变法图强的雄伟大计之后，甘愿放弃十年寒窗苦读孕育的功名梦，以杀身成仁的胆魄，参与国家兴亡的斗争。这在京城是前所未有的创举，经过讨论，通过了康有为的上书内容。松筠庵的士子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松筠庵，原是明代谏臣杨继盛的故居。庵内尚存景贤堂，堂外有大香炉，供祭祀之用。堂内有杨继盛画像和牌位。杨继盛，明代人，字仲方，容城（今河北保定）人。嘉靖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兵部员外郎。1550年，西部蒙古族瓦剌俺答部南侵，大将军仇鸾率军迎战，一败涂地，请开马市，屈辱求和。杨以“仇耻未雪，议和示弱，有辱国体”劾鸾。后被鸾勾结严嵩所诬，贬狄道典史。鸾得罪，杨被召回，擢刑部员外郎，改兵部武选司。再因上《请诛贼臣疏》奏权臣严嵩“十大罪五奸”而下狱，三年后杨被杀。刑前吟下一首铁骨铮铮的诗，流传天下，诗曰：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康、梁及众举人，重吟该诗，凭吊贤臣，自生一股浩然之气，冲上心头。因清廷规定，举人无权直接上书皇帝，只能通过都察院代转。于是上千名举人，簇拥着他们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他的“万言书”，气概凛然、口号冲天地走在初春桃花红、杨柳绿，有些空旷的街道上，涌向都察院。举人上街游行，这实在是千年帝京从不曾有过的景观，麻木的路人惊惶而好奇地驻足观望。
当举人们得知，军机大臣孙毓汶已抢先勾结阉人李莲英，通过慈禧逼迫光绪签名盖章，签订《马关条约》后，愤慨至极，扬言要抬棺到孙毓汶宅第示威，杀死国贼，以谢天下。
“万言书”虽没呈到光绪手上，却经辗转传抄，很快传遍京城。住在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到“万言书”文稿后，次日便在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
《“公车上书”记》这一小册子，并非出自康有为之手。他当时与各方联系，四处游说，没有时间执笔，他只能提供意见，由梁启超负责撰写。它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建议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惩办主和及打败仗的臣子，破格擢拔新人；
二、建议皇上下诏定天下之本，迁都关中或太湖流域；
三、建议练新兵，选新将，用精械，以强大武装力量；
四、建议变法，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修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停科举，建学校，办报馆，改举官制，以治理建设好国家和社会。
“公车上书”递交都察院的次日，是清廷会试放榜之日，康有为榜上有名，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意气难平的康有为并没有在亲友纷纷祝贺之际前往就职。
不久，康有为又第三次上书，与上次不同，将拒和、迁都二事略去不提，而对变法有较详细的建议。此书居然送到光绪手上，光绪和恭亲王奕□看后，倍加赞赏，命誊抄四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另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
翁同龢受命亲自去拜访康有为。至此，上书运动总算有了积极结果。
光绪阅过康有为之“上书”，受到启发，赞成变法维新，对甲午战败及签订《马关条约》也深觉不快。他曾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公车上书”，表达了士林阶层的爱国求强思想，推动了全国人民谴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恶行的爱国运动。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呐喊，表达了中国国民的沉痛心情。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开端。此后全国各地的学会、学堂、报馆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维新变法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发行三千份，在朝野产生很大影响，但各种谣言诽谤也如影随形。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之下，并得到光绪和翁同龢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推选翁同龢门生陈炽担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每十天集会一次。士子聚于“强学会”孙家花园，请人讲演自强之学。
“强学会”逐渐团结和影响了一批爱国官僚和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学术性、政治性兼具的团体。有志于维新变法的光绪每年从户部拨款数千两，作为“强学会”活动经费，他的老师翁同龢积极参与活动。连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都参加了“强学会”，督抚张之洞、刘坤一也不甘落后，自称要维新，二人各捐五千两的白银为会费。李鸿章也欲捐两千两白银入会，由于其名声不佳，被婉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则欲打入“强学会”，以施加其政治影响。英美公使表示愿意赠送西方图书和先进印刷机器。
守旧势力自然不能坐视“强学会”的影响扩大，受光绪冷落的徐桐奏请慈禧太后，要求严惩康、梁，那原本想打入“强学会”并企图控制该会的李鸿章，阴谋未能得逞，就再出狠招，唆使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康、梁。罪状是康、梁私立会堂，鼓吹西学，背叛圣教。
一时间，守旧势力兴风作浪，掀起一股抑制维新变法的浊流。康有为感到风雨欲来，离京赴沪，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并创办《强学报》。江浙清流张謇、章太炎、黄遵宪等纷纷加入“强学会”，与在京由梁启超坚守之“强学会”相互呼应。但好景不长，在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中，“强学会”无疾而终：
其年（1895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梁启超《三十自述》）
梁为生计，只好去给英传教士李提摩太当秘书。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也遭查禁。《强学报》停办后，有余款一千二百元，黄遵宪自掏一千元，邀梁启超南下创办了《时务报》。由梁任主笔的《时务报》设在英租界四马路右路，于1896年8月9日正式创刊。《时务报》的宗旨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况”，团结了严复、谭嗣同、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时务报》渐成开民智、雪国耻、沟通上下舆情的舆论阵地，在全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又是北京桃红柳绿之时，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入会者多达一百八十六人。
《保国会的章程》曰：一、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本会遵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为保国家之政权土地；四、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五、为保圣教之不失；六、为讲内治变法之宜……
梁启超在第二次开会时，发表《保国会演说词》：
今日中国……瓜分之事已见，为奴之局已成……今数万里之沃壤，固犹未割也，数万万之贵种，固犹未絷也，而已俯首帖耳，忍气吞声，死心塌地，束手待亡，斯真孟子所谓是自求祸也。《论语》之记孔子也，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夫天下事可为、不可为，亦岂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保国会”成立，北京再次涌动维新浪潮。光绪收到潘庆澜弹劾保国会奏章，曰：“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
1898年6月11日，在康梁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终于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开始。
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后的第五天，在颐和园东宫门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梁启超之《戊戌政变记》，记录了此次召见。康有为进得仁寿殿，行了君臣之礼后，光绪忙赐座。见康有为仪表不凡，眉宇间有逼人英气，心里先有了好感，遂请康陈辞。
康有为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光绪点头说：“甚是，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
康有为陈述了变法图强的种种利害后，问皇上曰：“眼看国家危亡，皇上为什么不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呢？”
光绪看了看帘外碧波千顷的昆明湖，沉默了片刻，叹息道：“我受着种种的限制，身不由己矣！”
康有为自然知道，光绪帝一直受西太后那拉氏的牵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便建议道：“皇上如想变法，可以破格擢用有才干的人手。”
光绪点头认同。君臣交谈甚欢，光绪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润。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光绪召见康有为，“历时至九刻钟（两小时十五分）之久，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也”。
召见后，康有为被光绪任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准许他专折奏事。不久，光绪又召见梁启超，梁力陈组织人力，翻译西方书籍，让人阅读，吸取精华；开办新学校，让学生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人才。光绪接受其建议，并赐六品卿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不久，又赐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维新派士子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批阅诸臣的奏折，为光绪颁布诏书拟稿。时人称四人为“军机四京卿”。
维新变法派将新政建议变成皇帝诏书，谕令颁发。新政诏令竟有一百一十多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教诸方面。力度之大，历史罕见，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
史家一直在说，维新变法的新政，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利益，再加上光绪不过是个无实权的“儿皇帝”，而康有为们，不过是一群无政治和执政经验的书生，维新变法运动注定要经历千难万险，且以悲剧形式告终。
这样的说法，似尚未接近历史真相，在另一些史家看来，维新党人策划政变，乃是维新变法失败的导火索。
9月13日，光绪让杨锐带出密诏，维新派将视线聚焦，诏内有“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位且不能保”等语，他们惶惶然找袁世凯商议。其实，光绪的密诏虽陈述了变法受阻的事实，但处理得当，还可峰回路转，他希望做的，是让杨锐、林旭、谭嗣同等人策划良策，争取“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康有为们，早就深知，推行维新，皇帝并无实权，慈禧一直是变法的绊脚石，已在谋划除之而后快。光绪密诏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他们打着“救驾”的幌子，密谋“围园劫后”铲除西太后的行动。正是这“围园劫后”的密谋，将并不想采取激烈手段推行变法的光绪推入万丈深渊，从此光绪母子恩断义绝，光绪终究被囚禁致死。这也将维新党人送上了断头台。
康有为的想法，江湖气太重，他夸大帝后矛盾，即使变法失败也可归咎慈禧的阻挠破坏，更异想天开的是，想借变法失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希望日本、英国出手干涉。
康有为们维新变法的失败，操之过急、铤而走险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有人说，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皇帝和维新党人，则是维新变法失败的另一原因。
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素有交谊，康有为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戊戌变法》）。
康有为们以武力夺取政权，曾在6月派人试探袁世凯，当时得到回复是，“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康等考察的结果是，袁支持维新变法，与荣禄貌合神离。于是将赌注押在其身上。
正是康有为们缺乏政治谋略，奏请光绪提拔袁氏，光绪依准于9月16日擢升袁世凯为兵部侍郎候补。这一破格擢拔，造成的后果是严峻的：给慈禧释放的信息，是光绪试图求军事后盾，谋划权力格局。这将维新推上了风口浪尖。
更糟糕的是，光绪发出密诏之后，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商讨举兵“围园劫后”后诛杀荣禄的密谋。
康有为其实并不了解袁世凯，他骨子里并不认同激进的夺权变革。而且老于世故的袁，岂能放弃自己的无限前程，去参与康有为们的冒险行为？
慈禧的反击是残酷且有力的，三道“懿旨”一下，光绪便无计可施，只好传密诏，“今朕位几不保”，命康等设法以相救。亲笔密谕曰：“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皇帝在危难之中，尚对康等如此体恤，让这些维新派感动得或泣涕，或哭号，甚至搭上了后半生，为“共建大业”不惜流血牺牲。康有为在万般无奈之际，突然想到一个让他和维新派陷入深渊的人——袁世凯。
谭嗣同在八月初三（9月18日）深夜，到袁世凯所住的法华寺，请求其出手相助。还是《戊戌政变记》，再现了这夜的场景。
谭嗣同：“君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呢？”
袁世凯：“是旷世圣主。”
谭：“荣禄他们想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除皇上的皇位，这一阴谋，君可知晓？”
袁：“诺，曾听说过。”
谭：“今日救皇上，只能靠君了，若愿救皇上，就去救吧……如果不救皇上，请到颐和园去告诉西太后，砍了我的头，去换荣华富贵吧。”
袁厉声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的共事之主，你我皆受皇上恩宠，救皇上之责任，非独有你，我也是义不容辞的。君若有什么指教，我洗耳恭听。”
谭向袁讲荣禄是奸雄，很难对付。
袁慷慨道：“若皇上在我营，则诛杀荣贼如杀条狗罢了。现在形势紧迫，我须马上归营，更选得力将官，贮备弹药，请多加保重。”
令谭嗣同始料不及的是，这位一贯伪装进步，赞同变法，取得光绪信任被授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握有兵权的袁世凯，出了法华寺即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乘专车从津赶到京，直奔颐和园，向慈禧报告了维新派的计划。
9月21日，烈日炎炎，慈禧在众臣簇拥下，乘辇回宫，先夺了光绪的权，将其囚禁在瀛台，自己再度“训政”，同时下令捕杀维新派。当日中午，禁卫军即包围南海会馆缉拿康有为。所幸康已于昨日携光绪托人交他的密诏，经天津去往上海。
梁启超在当日上午，到谭嗣同所居浏阳会馆莽苍苍斋，平静对坐榻上，商讨事变对策。忽有人来报慈禧第三次垂帘听政的上谕和清兵抄捕了南海会馆的紧急形势。谭听罢，从容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离开谭宅，即至日本使馆。据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之《我的七十年》一书载，梁甫一到，即云：“请给我纸。”遂写出：“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愿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梁接着说，“如果我也被捕，最迟在三天内也将被杀。我的生命早就准备献给祖国，毫无可惜。请解皇帝之幽闭，使玉体安全，并救康有为氏。所说奉托之事，只此二端。”
林权助见梁氏脸色苍白，却一派浩然悲壮之气，便曰：“可以，君说的二事，我愿承担。”
梁听罢，热泪涟涟，肃然而去。但至深夜，梁忽又奔来，请求避难，伊藤曰：“梁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便派人将梁化装成猎人。到天津车站时，被人发现，报告清捕手，所幸在混乱中，被日本领事郑永昌送上日本军舰，脱险，“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九月至日本”（《三十自述》）。
从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到那拉氏发动政变，共计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的变法，就这样草草收场。
3.“佞西学太甚”的谭嗣同喋血菜市口
就在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准备乘船东渡日本避难之时，谭嗣同赶到日本使馆见梁启超。梁又劝谭与其一道去东瀛，谭坚辞不往，而是将一木匣交给梁，那里面是他自己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多册及家书，托梁带往日本。
要说的话太多，但此次分手或成永决，反而不知说什么了，两人只有一抱而别，任泪水流淌。谭嗣同择夜回寓所后，京城义士大刀王五便登门，相议设法营救光绪，无奈禁军森严，瀛台难近，只能仰天长啸。
谭嗣同是位激进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勇猛的革新者。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学家，是诗歌改革的尝试者，被史家称为写“新诗”的诗人。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事名流欧阳中鹄，少时嫡母亡故，备受父妾虐待，“遍遭纲伦之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说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曾六应省试不第，然足迹遍及名山大川，行程八万里。既饱览江山壮丽，又目睹艰难。激起强烈民族意识，故在《三十自纪》中，发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感慨。
甲午战败的严酷现实，给其强烈刺激，深感民族危机深重，“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不恤首发大难”，与康有为、梁启超相交，决心立志变法，倡言新政，走维新变法之路，他的学问思想，深受孔、墨、佛、耶的影响，也受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熏陶，后习西学，益趋激进。1896年，写《仁学》，可视为其一生学术思想之精髓。其“冲击一切网罗”的呐喊，代表那个时代思想界最先进的反封建觉醒，他曾参与策划湖南新政，主编《湘报》，创设学会等，如前面所说，1898年被荐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光绪新政，成为“百日维新”主要人物之一。
史家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和创作，都以他三十岁时即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界，分为两期。过于简单机械，但此系谭氏自分，为表述方便，姑妄听之。
早期作品《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和《石菊影庐笔识》，自定“东海褰（音qiān，把衣服提起来之意）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三十岁后创作之《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脞”音cuǒ，小而繁之意）、《仁学》等稿本自题“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后收“旧学”“新学”，有《谭嗣同全集》。
纵观谭嗣同文学创作，以诗特别是“旧学”之诗，造诣颇深，富有个性，自成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
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谭嗣同从十二岁到二十四岁的这十二年，其父远任甘肃，嗣同随行。有过一段驰骋大漠、扬鞭逐猎、搏击风沙、茹毛饮血的豪放不羁的边塞生活磨砺，还曾往来湖南陇右，西至新疆，东游江浙，北上燕赵，甚至渡苍茫大海南下台湾，正所谓足迹踏遍“莒莒四方，幽忧自轸”，经历时世沧桑，观“薄俗沴气，隐患潜滋”，尝遍人间冷暖，有了大漠的锤炼，有了世事的浸濡，发青年盛气，其诗“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三十自纪》）。诗境苍莽辽阔，哀感顽艳，用他自己的诗句“拔起千仞，高唱入云”（《报刘淞芙书》之二）评价其诗，最为贴切。
崆峒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
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
松拏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
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
口占二诗之二
白浪舡头聒旱雷，逆风犹自片帆开。
他年击楫浑闲事，曾向中流炼胆来。
览武汉形势
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
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
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
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
谭嗣同的诗，境界恢廓，描写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满激情和心胸抱负，更有不羁性格。有广阔的漫游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怀抱的基础，一般格调严正、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崆峒》写出吞星开天气势，更写奔腾不羁之性格。《口占二诗》乃预示变革之浩荡。《览武汉形势》则直抒所见，感慨宏深。将自然景物人格化、感情化，构成独特的意象和意境，以抒个人情志。上面三首诗，为“旧学”之代表作。总而言之，并未超出传统士大夫“亢慨策治平，试之无一补”之治平理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甲午战败，谭嗣同写《上欧阳中鹄书》，震惊了清王朝，“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中国虚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又写《与唐绂丞书》，对传统之“道德文章”及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又写《莽苍苍斋诗补遗·序》，表示对“旧学”“愤而发箧，毕弃之”。
谭嗣同是在不断反思甲午惨败的教训后，逐渐冲破“旧学”，走上“新学”之路的。
谭嗣同走上“新学”与维新派有关，丙申年（1896年），他经上海至北京途中，结识了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人。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乙未（1895年）秋，与谭浏阳定交”。孰对，待考。结交梁、麦、夏后，共同探讨新学。
谭后到南京，师从杨文会学佛。作《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
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此诗西学名词与佛家经语相混杂，晦涩难读。思想也是混乱的，但探索求变的精神，却是可贵的。不久，他撰写了《仁学》，论“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之义，斥“伦常礼义，一切束缚箝制之名”，呼唤“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大胆革新、勇于创造的精神与气魄，诚可感人。但只是“挦撦新名词”，求“新学”困难重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只能从西方传教士及江南制造局等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和《万国公报》等报刊中，获得一些肤浅的概念和知识，甚至从教会经典中，领会“博爱”“平等”等思想。可以说，谭、梁诸人，是在对佛教、儒学改造，吸纳简单西学的基础上，既形成“新学”之诗的怪诞风貌，又建构变法、革新的理论“新学”的。
谭嗣同有《赠梁卓如诗四首》，乃是《仁学》的演绎，其三曰：
虚空以太显诸仁，络定阎浮脑气筋。
何者众生非佛性，但牵一发动全身。
机铃地轴言微纬，吸力星林主有神。
希卜梯西无着处，智悲香海返吾真。
此诗与《金陵听说法》一样杂糅孔子之“仁”，佛家之“性海”，耶稣之“灵魂”、博爱，表达了诗人以耶稣的献身精神，拯救民众灵魂的大志向。他后来为了践行此大志，不惜喋血，唤醒民众。谭嗣同是个身践其言的真勇士。
其实，谭弃“旧学”、求“新学”后之诗作，并非皆如上面两首生涩诡异，随着世事的变化，也有不少遒劲雄浑之作。如《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序》其四：
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
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胜此时。
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
伤时而感世，表达诗人因岁月流逝而壮志未酬的苦闷心情，“闻鸡同起舞”，则写不改拯救国难的豪情。《有感一首》，写于甲午惨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笔端不仅流露出国事多难、民族危亡之恨，长歌当哭，且表达出国人团结救亡的共同心声。“新学”后期，这位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多写兵败于日本之痛、之恨、之志、之忧，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秦淮河》则蕴含反清的民族情绪：
江东旧是他家物，垂柳丝丝尽姓杨。
淮水姓秦山姓蒋，前朝寸土不曾亡。
谭嗣同又是一位散文家，多抒情、记事、议论。年轻时学桐城派，“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年长后“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实际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
他的散文内容充实，句法也整洁严谨，绝少浮词累语，有骈文影响，往往委婉曲折、凝重、凄恻动人。他后来还推崇“报章文体”，此文体简洁明快，一目了然。他曾以口语编写南学讲义。均可见谭氏勇于革新，具有通俗化、社会化倾向，却文辞锋利，论述严细。存有《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叙》《刘云田传》《史例自叙》等。
谭嗣同被捕前一天，日本志士曾苦劝他如康、梁逃往日本避难，以图东山再起。谭嗣同曰：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戊戌政变记》）
谭被捕时，镇静地在自家庭院散步，他的从容仪态很让捕快吃惊。京人皆知，谭嗣同乃行侠仗义之剑客，剑术极精。故抓捕前，做了充分准备。谭嗣同视死如归，众捕快心生惋惜之情，并不难为谭嗣同。
谭在狱中，一写《绝命书》给梁启超，二在牢房素墙上写《狱中题壁》诗。《绝命书》云：
八月六日（9月21日）之祸，天地反复，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指梁启超——引者）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负皇上也。八月十日（9月25日），嗣同狱中绝笔。（《梁启超年谱长编》）
《狱中题壁》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谭嗣同的生命绝唱，他把维新救国的希望托付给或流亡、或幸存、或潜伏的维新义士，而自己就要做“因变法而流血者”，以“横刀向天笑”的豪迈气概，为士的责任和道义，迎接死亡，喋血于“贼臣”屠刀。
谭嗣同就义那天，刑场设在菜市口，那里早早地被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当谭嗣同一众维新义士被押上刑场，见谭嗣同昂然微笑，从容不迫，众人即刻鸦雀无声，早被那慷慨就义的气场震慑得目瞪口呆。
梁启超用下面几句，写出谭嗣同壮烈就义的场景：
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政变第六天，一直客观报道戊戌政变真相，揭露清廷屠杀维新义士暴行的《国闻报》，以“视死如归”为题，率先报道了谭嗣同拒绝逃亡的消息：
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说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国闻报》不久又连载《论中国禁报馆事》，说：
上海之《文汇报》曰：“中国之所以不遽亡者，犹赖有杨锐、林旭、谭嗣同等血性男子，节概能死事之人。”夫在中国视之则号为“乱贼”，在局外各国视之，则称血性节概男子，而并以中国之不亡归功于此等能死之人。
《国闻报》大胆执言，真实报道，使谭嗣同等爱国者永载激荡之中国百年史。梁之《戊戌政变记》即多取自报刊资料。
谭嗣同就义三个月，梁启超即在《清议报》上陆续登载谭嗣同之《仁学》，并为之作《〈仁学〉序》，曰：“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
梁概括《仁学》主旨，似不错，但说谭与康“无所不契”，《仁学》为光大康有为“宗旨”而作，则未必妥当。
谭嗣同从未说过赞同康“保（孔）教”之论。谭更注重制度和立法，认为“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报贝元徵》）。此外，谭更强调兼收并蓄，故曾对康的独依《公羊》和独尊孔教，表示“亦有不敢苟同者”。他在《致唐才常（二）》中强调，诸子百家“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老子、墨子、庄子等“虽各不免偏蔽”，但仍近乎“先圣之遗言遗法”。独尊儒术就会自限畛域，妨碍“博取”和“会通”。
当时，维新派多为变法加上“复古”的标签，谭自然未例外，但他明确说变法就是“变西法”，远比康梁的“参以西法”更加旗帜鲜明。他主张“广兴学校”“大开议院”“练海军”“多修铁路”“改官制”“改订刑律”等具体的变法内容，乃古之未有，多带西方色彩。比起康、梁乞灵于古的策略，谭则在《与唐绂丞书》中强调，“公理”而非“圣人之言”，“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其维新主张，远比康梁更彻底。
在变法和程序主张上，谭与康、梁亦有不同。如在兴办何种学校，培养什么人才上就有区别。康、梁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谭则认为“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乃中学将亡之为患”，主张多译多读西方之书。对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上，主张“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尤注重西方的算学与格致。要靠科学的道理和思维方法育一代新人。谭之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康、梁自然不赞同，梁启超曾在《与康有为书》中，无奈地说谭“佞西学太甚”。
但是，在如何变法问题上，比起康、梁采取激烈手段，“围园劫后”及制造光绪伪诏，争取国际社会干预等方面，谭嗣同要比康、梁保守得多。谭嗣同从未出过国门，对西方的实际情况缺乏直接的深入调查了解，所涉及的西学当然是片面的，因此谭强调西学西法，难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的“变西法”，就显得一厢情愿，颇有些悲剧色彩，他个人也成了悲剧性人物。
4.康、梁与孙中山及梁启超丰富的感情世界
梁启超在登上大岛日舰上，写的《去国行》，大气磅礴：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此古风长诗表达了他离乡背井、前途渺茫的惆怅，一腔爱国之热血激荡于胸。
梁启超是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1898年10月16日）抵达日本东京的。次月，即在华侨资助下，筹办了《清议报》并出版第一期。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中说：
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清）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
《清议报》办了三年，在清政府的干涉下，被取缔。
《清议报》“专以主持不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其“时评”“短评”，开创了中国现代新闻评论之先河。郭沫若在其《少年时代》一书有“《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云云。说《清议报》“浅薄”，是郭氏自己不高深。梁在其上发表的《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首先提出“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此说极富近代气息，代表梁等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是在漫漫黑夜里的一道闪电，振聋发聩。
在清政府的严令禁阅下，《清议报》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在日本和中国传布。张之洞对《清议报》极为不满，怒骂：“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将康、梁逐出日本。《清议报》最终鸣金收兵。《清议报》一百期，给历史留下了空谷足音。
一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清议报》毁于大火。此乃慈禧派刘学询带十万金去日本羁拿康、梁未成功，便雇凶放火。
1899年初，孙中山与革命党人陈少白，曾想去拜访因变法失败而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以示慰问。即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向其示意。但康有为以手奉光绪皇帝的“密诏”，圣命在身，不便与革命人来往为由，表示拒绝。日本人犬养毅同情孙中山革命，二人已成好友，得知此事，他便设宴于自家早稻田寓所，邀请了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宴会只有孙、陈、梁参加，康托故不往。宴会上，犬养毅作为两方的友人，招待颇为殷勤，他不懂汉语，不多时就告辞回卧室休息。孙、陈、梁谈得极为投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太多，竟通宵达旦，意犹未尽。
他们主要是探讨维新派与革命党的双方合作问题。彼此开诚布公，各抒己见，对合作方式、方法谈得颇为深入，看法也逐渐接近，但梁启超不敢越俎代庖，替康有为做主，表示须回去与康商议决定。
梁启超首次与孙中山、陈少白接触，双方印象很好，从而开启他们一段影响中国命运的历史旅程。两天后，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去拜访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同行者有平山周。他们到康有为住所时，见到康有为弟子徐勤。陈向徐说明来意。徐略作沉吟云：“巧得很，今天康先生有些头痛，不能见客。”
陈少白听罢，微微一笑曰：“这也罢了，我到访康先生并没什么要事，只要探望一下而已。”说完，便与平山周欲转身而去。
正在此时，梁启超从屋里出来，见是陈少白，忙说：“啊，是陈先生，快请进来。”
陈少白道：“听徐先生说，康先生有恙，不便打扰，只便回去。”
梁一笑：“并无其事，快请进屋。”
梁将陈少白、平山周让进客厅，自己进里屋去了。少顷，梁启超引来康有为。宾主落座之后，陈少白痛斥清廷腐败无能，言非推翻它无以救中国，革命党与维新派合作，共同斗争，中国有望矣。康有为自有想法，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屑一顾，虽经三个小时的辩论，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到了3月，康有为刚过完四十二岁生日，“梁启超偕同门三十余人上寿，饮于东京上野园”（《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清廷早已派杀手赴日，欲刺杀康，且向日本当局施压，康只好匆匆“由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廿七日抵加拿大”，遂有十六年亡命四大洋之人生行旅。
康有为携光绪皇帝“密诏”远行，十六年不归，此举已贻笑大方，传为笑柄，此不论。
康走后，弟子梁启超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收录的几封孙、梁往来书信可证。且举梁启超致孙中山之两信。其信一：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谈）为盼。
其信二：
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始复来滨（横滨——引者）。知足下又枉驾报馆（《清议报》——引者），失迎为罪……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
从两信看，孙、梁二人关系日渐密切，梁已解除康之种种偏见和顾虑，政治倾向也渐与革命党趋同，遂有维新派与革命党合作斗争计划，共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对此，梁问孙：“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
孙答：“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
梁悦服，遂致信康有为曰：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引者）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
这封信可视为梁启超规劝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不要再干预政治斗争。在信上签名的有唐才常等共十三人，康收到昔日忠诚的弟子之信，大为震惊与愤怒，但并未表态，静观后效。各地保皇派闻之，却齐声讨十三人为叛徒。
不久，梁到香港，与陈少白谈革命党与维新派合作的实际问题。公推陈少白与徐勤起草联合章程。殊不知，徐勤反对联合，并密报康有为：“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
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接到徐勤信，立刻派亲信叶觉迈携款到日本，将款交给梁启超，严令其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当然不能违恩师之命留日本。但他动身前，曾约谈孙中山，深入商量国事，表示将与之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他还请孙中山写介绍信给檀香山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以便联系。孙中山同意梁之请求，并让梁到檀香山后，与其兄孙眉接洽。于是梁才赴檀香山，在船上，他赋《壮别》诗一组，其一曰：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梁启超到檀香山前，清廷再令闽、浙、粤各督抚严拿康、梁，并毁其书，声明缉获康、梁送官者“立即赏银十万两”。抵檀香山后，梁即赴茂宜岛拜访孙眉，见孙中山长子孙科，为其启蒙。4月，梁致信孙中山，商谈共同勤王事，拟“借勤王以兴民政”，劝孙“宜稍变通”。
不久，梁在这里获得爱情。时任其翻译之小学教师何蕙珍，英、粤语均好，长相俏丽，芳龄二十，由崇拜梁到产生爱情，且托人为媒。梁无动于衷。后来梁为保皇会吸引大批兴中会员及华侨捐款，引起不少老兴中会员不满，他们在报上发文攻击梁，何蕙珍匿名写文为梁辩解，令梁深为感动，后有“夏威夷之恋”，传为美谈。
梁乃磊落之人，一直倡导一夫一妻制，将与何之事写信详告夫人李蕙仙，且录部分：
有友人来谓余曰：“先生将游美洲，而不能西语，殊为不便，亦欲携一翻译同往乎？”
余曰：“欲之，然难得妥当人。”
友人笑而言曰：“先生若志欲学西语，何不娶一西妇晓华语者，一面学西文，一面当翻译，岂不甚妙？”
余曰：“君戏我，安有不相识之西人闺秀而肯与余结婚？且余有妇，君岂未知之乎？”
友人曰：“某何人，敢与先生作戏言？先生所言，某悉知之。某今但问先生，譬如有此闺秀，先生何以待之？”
余熟思片时，乃大悟，遂谓友人曰：“君所言之人，吾知之，吾甚敬爱之，且特别思之。虽然，吾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声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厮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请君为我谢彼女郎，我必以彼敬爱我之心敬爱彼，时时不忘，如是而已。”
信中还谈及再次与何蕙珍晤面时她说的话，向发妻表明女方之爱是至死不渝的：
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办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明知待人家闺秀，不应起如是念头，然不能制也。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蕙仙，不知蕙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发妻李蕙仙回信，对丈夫梁启超表示，同意他纳何蕙珍为妾，但须先征求老父的意见。李家世代为官，门第显赫，发妻之兄李瑞棻为翰林，正是梁启超广东己丑乡试的主考官，极欣赏梁之才华，主动将堂妹李蕙仙嫁给他。此回信以退为进，足见其有心计，梁启超见信后大为震惊，忙写信求不要如此：
蕙仙鉴：得六月十二日复书，为之大惊，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挨）骂矣！即不捱（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与卿相居十年，分携之日，十居八九，彼此一样，我可以对卿无愧。虽自今以后，学大禹之八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卿亦必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清议报》被迫停刊后，梁启超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山下町152号创办《新民丛报》，次年秋又迁至160号。
梁氏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重要文章。那时梁启超“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正是元气淋漓、豪情万丈的年华。他的政论文章横空出世，在中国政坛、文坛掀起滔天巨浪。
《新民说》总结中国国民性的落后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甘当看客。周树人深受其影响，遂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小说出现。梁氏为此开出的药方是：一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他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国民素质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着重阐述学术改变世界的能量。认为哥白尼的日心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儿之哲学，结束了欧洲学界的奴性，结论是“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
《新史学》一文，梁氏将目光投向司马迁、杜祐、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将他们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其功大矣，而激烈批判历代史家碌碌无为者，“因人成事”，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梁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记录事迹，宣扬其精神。
梁对文言文也有批评，认为其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故提出改造语言以利文化普及的“文界革命”。“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开启民智。可惜，梁氏的主张，尚未形成体系，有观点，却无具体措施，缺乏基础，所以十五年后，有胡适、陈独秀应运而生，以《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狂潮。
梁启超继1899年提出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相结合之“诗界革命”理论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又发起“小说界革命”，并于1902年创办了一本专门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还写文章完善小说理论，初步改变了小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尴尬地位。
但是文学革命的核心是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时代尚不具备条件。梁氏只是借鉴了西方文学经验而来不及消化，又急于解决民族自身时代的变革与文化转型所提出的迫切问题，难免粗疏或偏激，或只能在理论上形成一些震荡。只有到了胡适、陈独秀强化“白话文学”论与“历史的文学观念”，才催生出鲁迅的第一篇白话体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周氏的白话体小说实践，使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焕然一新。
梁启超利用《新民丛报》提倡的革命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进步的，对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梁氏最先提出的，确立了他作为近代民族主义奠基人的地位。梁启超几乎在每期《新民丛报》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其满怀爱国、救国之心的文章，皆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深入浅出的说理，吸引大量读者，产生巨大影响。
1902年5月，黄遵宪被其文章感动，给梁写信道：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
又后来，梁氏门生吴其昌，鉴于谭嗣同、严复等人之文不够通俗，不够气魄，在《梁启超》一书中赞梁启超之文说：
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
真可谓“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
1902年，梁氏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提到了“麦喀士”（即马克思），他又是中国最早提出并关注马克思的第一人。
说梁启超的文章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和一代中国人，说他是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者，并不是溢美之词。且不说邹容写《革命军》，林长民写《山东亡矣》受其影响，一大批当时的青年革命者和才俊，几乎无不吸吮过梁氏的思想乳汁。
胡适十二岁读《新民丛报汇编》，眼前打开一个广阔深邃的世界。二十八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到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诚如许纪霖在评价《新民说》时说：
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如他自己在《夏威夷游记》所说，读日文，肄西籍，“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他逐渐从康有为之托古改制、三世之义理论体系跳出来，而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进化思想为理论支柱，以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即“新民”，开始了新一轮思想启蒙宣传。他利用报刊，在其上发表论文、散文、小说、传奇等，批判传统思想，揭发社会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宣传新学思潮，鼓吹“政治革命”“文学革命”。为宣传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他特撰写《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等，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其本人也获“舆论界之骄子”“思想界之先锋”等美誉。
当然，渡日后，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来往频繁，也深受其影响，使他倡导革命，鼓吹破坏，带动了一批留日的青年学子。故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一文中说，“他的破坏主义唤起了多少人的觉醒，其启发性的深刻，可说是仅次于孙中山先生而已”。
但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之后，梁启超的政治观念有所倒退，表明保皇，仅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这不可避免地与革命派发生论战，遭到革命派的攻击。但梁启超并未放弃，继续揭露清廷的腐败失政。他不遗余力地宣传宪政思想，鼓吹政党政治，其于国民政治常识之大进，亦有贡献。他与国内立宪派，藕断丝连，取代康有为而为领袖，却又对武昌起义后各省迅速独立，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清代学术概论》）。此说谬也，以梁之思想意识及性格，外力不足以动其志。梁的政治立场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回到改良和立宪，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专制国家。是耶，非耶，孰能道断！
5.章太炎、蔡元培的《求刘申叔通信》及与康、梁的分歧
中华民国成立，《大共和日报》登了一篇《求刘申叔通信》。这是章太炎与蔡元培联名发的寻刘师培的启事：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刘师培到哪儿去了？
原来，在1911年，刘师培投靠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清廷要员端方后，随其入川了，在“保路运动”中，端方因镇压运动而被杀，随从或称幕僚之刘师培也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下大狱。
在刘师培被捕后，章太炎弟子刘文典急急向老师禀报，请求老师出手相救，于是章太炎作《宣言》将刘师培拉出鬼门关：
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刘师培别号——引者）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闻刘师培被捕，陈独秀也立即上书孙中山，以“延读书种子之传”为由，请求宽谅：
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刘师培）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教育总长蔡元培也力保刘师培出狱，说了言不由衷的话：
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
孙中山见社会贤达均为刘师培说情，于是由自己保释刘师培出狱。刘出狱后由友人谢无量介绍，到四川国学院任教。
民国元年，刘师培被捕，社会名流营救，案子一直捅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处，又由大总统亲自保释，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学界一件大事了。
刘师培是个值得介绍的人物。其在日本期间，1907年，加入同盟会，与张继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既宣传无政府主义，又传播马克思主义，曾编译《共产党宣言》并大量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他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公认中国最早的译本。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受了刘师培译著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刘师培，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其政治生涯中，几度变节，背叛同盟会和孙中山。1908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投靠端方，后被革命党人捕获，在章太炎、陈独秀力保下，获释。后来再度变节，充当阎锡山高级顾问，追随杨度，投靠袁世凯，参加“筹安会”并担任理事，拥护袁世凯称帝。1917年，蔡元培亲到天津，找到落魄重病的刘师培，聘其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刘师培组织“国故月刊社”，刊行《国故月刊》，自任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中反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此举，史家称刘师培再次背叛新文化运动。此说大谬。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大量照搬西学而割断、摈弃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刘师培倡导的“国故”主义，有其重要意义。今天，是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时刻了。
刘师培对经学、小学及汉魏诗文皆有深邃研究，撰述甚丰，后人辑为《刘申叔先生遗著》，凡七十四种。
刘师培，其家五世传经，文气兴盛，藏书如海。十七岁即读完家中藏书，然后论史谈经，著书立说，被视为少年大师，后与章太炎齐名。十八岁中秀才，次年到金陵参加乡试又中举人。据汪东回忆：“余初识申叔时，在日本东京，年才十七八，而申叔亦仅长六岁耳，著述不倦，积稿盈几案间，形羸而秀口，讷讷如不能言者。然与人论学，释疑解难，穷极九流百家之书，无所留滞。引证某类某事，至能举其卷页，十不失一二。”
郑逸梅也说：“刘申叔记忆力甚强，在北大任教时，他须参考典籍，致书仪征家中，说明在何橱何格，何排何册，家人一索即得，从无误记。”
后人说陈寅恪失明后，引证材料皆凭记忆，曰某书某页，乃旷世奇才。刘申叔，早陈寅恪，已能精通经典矣。
刘师培继承家学的同时，运用近代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境界。刘便自鸣得意，忘记天外有天。
一天，刘师培与徐绍桢谈及《春秋长历》。
刘道：“予家五世治《春秋左氏》之学，自高曾伯山、孟瞻诸先生以来，子孙继承，传治《春秋》。予笃守家学，萃数代已成之书，蔚装成帙，精细正确，首尾完备，但《春秋长历》一卷，中多疑难，未成定本。闻先生历算精深，请校阅疑误，则小子无遗恨，先人当罗拜矣。”
徐绍桢曰：“汝诚敬欲予校正者，明日当具衣冠，捧书来，视其全书，予能修改，汝再具衣冠行跪拜礼，乃秉笔为之。”
翌日，刘师培具衣冠捧书前往。徐已正襟危坐，等候良久，洗手焚香之后，捧过书，静默阅读几个时辰，方对刘师培说：“错误甚多，不仅签条疑难也，当尽半月之力，为君改正。”
刘立行跪地礼，双手捧书过顶，恭敬呈徐绍桢。十日后，刘往谒徐，徐曰：“全书改正完善，其中错误，凡百数条，予运用步算，尽掇其微，可携书归，钞正送来再阅。”
刘匆忙回家，展卷阅读，其家数代人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徐都一一改正，而且发明微旨。后来，刘师培将此事告诉黄侃说：“汝愿从我深研经义训诂之学，予亦仿徐先生例，子须行拜跪谒师礼，而后教之，不必另具衣冠也。”
黄侃虽与刘师培皆师从章太炎，交好多年，但对其颇为鄙视，对其学问也不以为然，动辄批评，谓其文章古奥深涩，故弄玄虚。对刘师培变节，黄侃更是十分鄙夷。等到二人都到北京大学任教，黄侃穿上簇新礼服，请刘师培坐上位，自己郑重行四拜三跪之礼，拜刘师培为师，刘师培笑曰：“予有以教子矣！”
刘师培在去世前，曾对黄侃表示，自己对早年参与政事、几次变节很是后悔，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矣。”
刘师培十九岁中举人之后，意气风发，不久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万般懊悔、怒恨。在返家途中，上书皇帝和主考官，语多不敬。到扬州时，酒后放狂，纵论科举之种种弊端。此举惊动官府，始缉拿刘问罪。刘酒醒之后，不敢归仪征老家，转而去上海避难。
刘师培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雄视文化界的一众清流。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开始了自己沉浮多蹇的人生之路。开始，还是大道通天，立志绝意科举，投身民主革命活动。
他以排满的姿态，写《留别扬州人士书》一文发表在影响颇大的《苏报》上，示于人们，并更名“光汉”，即“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的决心。
1903年，俄国武力侵略中国东北，蔡元培等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刘师培加入此会，并成为《俄事警闻》主笔之一。翌年，《俄事警闻》改成《警钟日报》，刘任主编。刘又以“激烈第一人”为笔名，写《论激烈的好处》，发在《中国白话报》。文章说唯有激烈手段方能唤醒国人，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要治本就得从激烈开始，中国的衰亡都是误在“平和”二字。文章革命情绪高涨、气势激昂。刘还积极参加蔡元培组织的军团教育会、暗杀团，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后又加入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
参加暗杀团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看起来，刘师培已革命得很是投入，但骨子里，并未忘记功名，尽管痛骂科举制度，他却于1904年跑到河南，参加会试。不幸又落榜未中，忧愤中回到上海，正逢革命党人密谋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刘师培积极参与其中。下午，刘师培与陈去病等人，身揣手枪去三马路金谷春菜馆行刺王之春，一革命党冲到楼上，子弹却卡在枪腔，被卫兵抓获。正向楼上冲去的刘师培见状，吓得手枪落地，回身仓皇逃走，路上被巡捕盘查，刘已抖作一团，被拘捕。次日见其瘦弱，旋释放。
次年3月，江南草长，刘师培因在《警钟日报》痛骂德国侵略者，遭租界巡捕房通缉。刘化名“金少甫”避难于浙江，不久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徽芜湖，与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到安徽公学任教，秘密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培养暗杀志士。刘师培还积极著述，撰《攘书》，宣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他还写《辩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以驳斥梁启超之作《满洲为建州卫论》。汪精卫曾著文批梁，可惜征引不足，说服力未达，刘师培才再写此文批驳。尽管刘考证博引，但结论满族是外人，与汉人“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将中国视为汉族人之国，而非各民族组成的国家，显然是极端错误的。但章太炎赞不绝口，“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
1907年，刘师培一家人东渡日本，系受章太炎邀而行。当时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刘师培认识了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受其影响，很快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写的《无政府主义平等观》，阐明了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章太炎、张继和刘师培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杂糅了国学、启蒙学、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后来的李大钊、郭沫若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也是在1907年，同盟会内部发生矛盾分歧，以章太炎为首掀起一场“倒孙（中山）风潮”。刘成了章太炎“倒孙”的支持者。用他自己的话说：
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刘师培对孙中山甚为鄙夷：
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德为何物。
他甚至找日本人北辉次郎等与程家柽商量，想雇杀手取孙中山首级。而刘师培不知程家柽是革命党卧底清廷者，程很快将暗杀孙中山计划告诉宋教仁等，暗杀计划失败。刘师培弄清后，痛恨程家柽坏其好事，又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等，将程诱到僻静处痛打。若不是警察闻讯赶到，程性命不保。
生性善变的刘师培，在其妻何震的安排下，于1907年底作《上端方书》，表示要投靠、效忠其门下，并献“弭乱之策十条”：
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
刘师培暗中投靠端方之后，表面并未与革命党人决裂，而是充当卧底，更要命的是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竟毫无察觉。
1908年5月，刘师培偷得章太炎私章，在上海《海州日报》上冒名章太炎发表《炳麟启事》，启事称自己将“闭门却扫，研经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
章太炎阅后，大动肝火，气愤难平，在《民报》发表声明《特别广告》，一则澄清事实，一则称刘师培、何震夫妻系清廷密探。自此，章、刘反目。
是年冬，清廷通缉革命党人陶成章，刘师培参与诱捕活动。一日，革命党人王金发持枪闯入刘师培家，刘下跪求饶，许诺一定救出一位被捕的革命党人，才免一死。而另外一个叫汪公权者，刚从妓院出来，被王金发一枪击毙于道中。陈其美恨透刘师培，曾令蒋介石除掉他，只因孙中山怕太多的暗杀会暴露起义计划，阻止了他们的行动，命大的刘师培又逃过一劫。
关于刘师培变节，众说纷纭。一说，因何震挥金如土，为获重金而投靠端方；另一说，据刘师培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任两江总督时，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有人建议聘刘师培为师范学堂历史教授。因知刘为革命党人，李不敢做主，便与端方幕僚陈庆年商议，由陈向端方进言，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允之，由李、陈约刘师培返回任教。刘接到电报有些犹豫，而何震愿归国，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只好叛变革命。
上面关于刘师培变节之说，皆未切中要害。刘师培有学问却无革命理想，也无风骨、血性，又不老实，加以利害冲突，变节乃合乎他的文化人格和性格逻辑。我们可引用他的一段话，或可道出变节的玄机：
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民国元年五六月间，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国内乱象频频，灾难连连。康有为撰《中华救国论》，开头即为题记：
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书》称尧、舜，而《易》称无首；《春秋》据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以大同，共和主义也。吾昔著《大同书》，久发明之，惟共和在道德物质，而政治为轻；若误行之，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今共和告成数月矣，惨状弥布，吾亦国民，栋折榱坏，将同受压，不能忍而不言矣。此稿草于夏初，今蒙藏已危，岌岌瓜分，盖早忧之，而恐无及也。康有为识。
内文较长，略摘曰：
今共和告成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必无复于帝政之理。然或以为共和已得，大功告成，国利民福，即可自致，则未然也。吾所深虑却顾者，以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来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众瞽论日，冥行擿埴，吾虑其错行而颠坠也。
…………
今共和数月矣，所闻于耳，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纪纲尽废，法典皆无，长吏豪猾，土匪强盗，各自横行，相望成风，搜刮则择肥搏噬，仇害则焚杀盈村，暗杀则伏血载途，明乱则连城陈战，抢掠于白昼，勒赎于大都，胁击于公会，骚扰于城市，以至私抽赋税，妄刑无辜，兵变相望，叛立日闻，莫之过问也。
读康有为《中华救国论》，知康氏在民国成立之后，并不是如史家所说，实是共和之反对者。而是忧其共和之未来，诤言以献策，或说世界之大势，或言国内之现状，号称共和之国无不自立与为国之道者。提出“整纲纪，行法令，复秩序，守边疆”，“弭暴乱以安生业”方是建国、治国之道。
《中华救国论》，以见识之缜密，以高远之论，道出旧朝旧法有专制之失，亦有可借鉴之处，其间对传统文明之惜爱，有积极意义。论及国民性也鞭辟入里。其“重奖道德”，要在“重道德之俗，起敬畏之心”之建议，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常守旧而能保俗，而又日更新以争时”，亦富哲理性。
《中华救国论》结尾处，康有为云：“乱争未弭，国本未定，无一可行。”观民国建立数月，康反颇为担忧与失望，“所独忧者，万国耽耽，暴民攘攘”，“五千年之文明，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华胄，将为奴隶”。但可贵之处，在于他失望却未绝望，而是寄希望于共和领袖，“若能为之有序，措之得宜，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以国为重而民从之，有政党内阁以为强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教之，保中国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备，则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
当然，从《中华救国论》可见作为保皇党的康有为的自我深刻反省，共和为己所不愿，保皇已无前途，万般无奈，只有在失望中寻希望，《中华救国论》中种种矛盾之论，见其深沉的忧患。
梁启超归国时，康有为又作《孔教会序》。又发“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诐行，放淫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之论。
得康氏真传者，为梁启超也。后来，梁在清华国学院做导师时，即以康之理论传道。梁在《康有为传》之“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一章中称：
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平生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赐也。
康有为写《孔教会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推崇孔教，云“诸经之义，人民平等而无奴，光武大行免奴，先于林肯二千年”。
梁启超说：“先生所以效力于国民者，以宗教事业为最伟，其所以得谤于天下者，亦以宗教事业为最多。”
何为宗教？梁启超释曰：“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然我国又是礼教之邦，礼教何来，孔孟之道也。接着又说：“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
康氏历来曰“三圣一体”，三圣者，佛祖、耶稣、孔子之谓。康氏从不排外道，于中外诸教中寻求共同之处。对此，梁启超说，“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历史习惯利导之”。认为，当下“公德缺乏，团体涣散”之状，中国“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没有孔教儒学，中华文明则无从延续。
康有为精研孔孟之道，总结孔教儒学，“不一而足，约其大纲，则有六义”。梁启超归纳为“六个主义”：
一、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
二、孔教者，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
三、孔教者，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
四、孔教者，平等主义，非督制主义；
五、孔教者，强立主义，非巽懦主义；
六、孔教者，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
对此，梁启超概括曰：
其从事于孔教复原也，不可不先排斥俗学而明辨之，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其料简之次第，凡分三个阶段：一为排斥宋学，以其仅言孔子修己之学，而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二为排斥刘歆之学，以其作伪且诬孔子误后世；三为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
康有为作《孔教会序》，提倡孔教。孔教之提法，是否科学，尚无定论，但孔子儒学为华夏三千年文明之精神源泉，诚如康南海所说：
大哉孔子之道，配天地，本神明，育万物，四通六辟，其道无乎不在，故在中古，改制立法，而为教主，其所为经传，立于学官，国民诵之，以为率由，朝廷奉之，以为宪法。
康有为倡导孔子儒学，实乃其政治理想：国家有所本，民心有所倚；国泰民安，世界大同。从这一点上讲，康有为乃为爱国主义者。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腾飞，为世界所称颂，但一些人欲壑难填、精神沉沦，而重塑民族精神，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孔教儒学不失一利器。
1912年10月，梁启超终于自日本买舟归国，结束三年流亡生活。黄兴自京去天津码头迎迓，颇有修好提携之意。但不巧因风大浪高，梁氏所乘之邮轮未能按时入港，黄兴误认为系梁启超故意避而不见，故悻悻而去。
隆重的欢迎梁氏归国的仪式，是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举行的。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及各界清流一百多人到站欢迎，交通为之一滞，可谓盛况空前，那是梁一生极尽荣耀风光的日子。他在给长女的信中得意地写道：
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氏回国，乃受袁世凯之盛邀而归。在民国建立之后，袁世凯闻在日本的梁启超著文反对民国，便对宋教仁说：“只要卓如（梁启超）一条腿踏了民国地方，即无反对余地矣。”故盛邀。
在梁抵京前，袁世凯本想让梁在前清军警官所住官舍下榻，后听人说梁曾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
梁住进贤良寺后，叹曰：“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心中对这位武夫多了些好感。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
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热闹的欢迎盛会过去几天后，疲惫且兴奋的梁在秋风清朗的贤良寺散步。月明星稀，他饶有兴味地回味着刚刚过去的一幕幕热闹，感慨良多：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外，概不先施，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麇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袁世凯的盛情，让梁启超心里很是受用，他不久发表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让袁氏的心中也颇受用。文中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梁启超从保皇派到拥护共和，又到拥袁世凯，再反对袁世凯，可谓“善变”，受人诟病。梁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不承认别人所批判之政治投机。早在1903年，在变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时，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
梁启超沉吟片刻曰：
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绝不是什么意志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不妨听听“天下后世”之“批评”。与梁同时代并是其朋友之孙宝瑄，是这样评梁之“善变”的：“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者不同。”
孙宝瑄之说，只是在重复梁氏的观点，甚至尚不如梁氏所说因“爱国”和“救国”而变，更有说服力。
小梁启超二十五岁的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提到其“屡变”时，这样说：“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
就在梁启超在北京受到“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时，时年五十五岁，也曾在北京因“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而无限风光过的康有为，正在日本神户须磨湖前，有些凄凉落寞地扶病绕行松径。他感时伤怀，遂赋诗一首：
乱云又得渡残年，万里中原接素烟。
物换星移嗟运往，天荒地老只凄然。
行穿松树欹人外，笑折梅花入酒边。
风物紧凄人病在，萧骚生意菜畦前。
此刻，康有为不再像以前一样，在政坛指点江山，呼风唤雨，但其对政治的热情、对家国的热爱，不减当年。1912年以来，康氏依然忙得不可开交。如删定《不忍》杂志序，其间有：
而吾之身，仆于大地，生于中国也。于是爱大地而亲中国焉，吾无奈吾识性何。凡与吾交亲之大地中国，乐者吾乐之，忧者吾忧之，吾不能禁绝吾乐忧。而躬际中国之危难，于是不忍之心旁薄（磅礴）而相袭，触处而怒发，不能自恝焉。于是吾遂靡靡喋喋，不能已于言：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怵焉心厉也，惄焉陨涕也，凄凄焉悲掩袂也。逝将去之，莫能忘斯世也。愿言拯之，恻恻沉详予意也，此所以为《不忍》杂志耶！
从康氏《不忍》杂志序之十不忍，可见其爱国拳拳之心，其情可悯，其志壮哉，康氏文之风格也。康氏之十不忍，表现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端。坚持奋斗而难救国的沉痛感情融入此文，让此文算得上是一篇美文。但此学楚子屈原《离骚》而远不及《离骚》。何也？屈原是把爱国主义精神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密自然地结合起来，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而康氏却沉湎于悲恻，有些做作的痕迹。康有为真的落伍了。
康有为主张维新改良，系一坚定的保皇派。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在紫禁城，最后一次临朝接见文武百官，泣涕颁退位诏书。康有为远在海外闻之，即以《致各埠书》表示：“今际破坏，虽吾党所不预，而他时建设，岂吾党所能辞！”
《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有：
又门人徐勤应侨胞选为国会议员，由美归国，途经日本来谒。徐勤从游二十四年，共患难者十五年，毁家纾难，始终不渝，行前赠以序文，并馈以日本五百年之宝刀曰：勤也！师日本之武魂之致强也。副以高丽千年之镜曰：勤也！鉴高丽亡国之覆辙也。侑以埃及金字陵六千年古石曰：勤也！如埃及石之久且坚，慰其劳而祝其寿康也。从以马丁路德滑卜垒图之铃曰：勤也！如路德传道之劲而声彰彻大行也。
康有为厚爱弟子徐勤多年殷勤事师，赠以《不忍》序、日本宝刀、高丽古镜、埃及六千年石、路德之铃，皆珍贵之物，亦厚望其按维新改良立场积极参政。康有为对建立民国虽很悲观，但并未阻止他提供建议以使民国成功运作，他自己作《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就是有说服力的一例。他知道，此一厢情愿之举，故他在草案《发凡》之开头题论中说：“知不可行，聊备一说。”
鉴于《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太长，不便引用，但此草案中，对宪法历史之溯源，有关民权、自由等论述，多有建树。正如萧公权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一文中说：“在民国初年不可救药的情势下，康氏的建议一如来自其他各方的建议，并无有实施之可能。不过，康氏既作此建议，康氏无意而确切地反驳了一种谴责：即康氏自始至终为民国之敌，一直想颠覆民国。”
写到此，得说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关系了。
梁十七岁中举，少年得志，且对训古词章之学，始有研究，至十八岁，赴京参加全国举人会试。时为1888年，康有为乘顺天乡试之际写《上清帝书》，疾呼：“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此乡试康原本已考中举人，因此次上书被徐桐以“如此狂生，不可中”抽去他的试卷，但此次上书轰动北京官场，康氏已具影响。此时，梁由同窗陈千秋介绍访谒了康，与康长谈八个时辰。夜不能寐，于是弃原所学，恭而拜康为师。陈、梁二人恳请康氏共设学馆，遂有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之成立。麦孟华、徐勤诸学子也慕名而前来求学。时康有为不过是一介监生，梁比康早四年中举，秀才成了举人的老师，实为罕见。
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苦修之后，梁启超曾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后又云：“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对其师推崇备至。
但梁启超之弟子周传儒却不同意梁氏所云。认为梁在学问上并未追随康有为。周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得不无道理：“梁重墨学，不讲六经，说明梁与康有为名义上是师生，而在学术上没有追随康氏。康有为讲今文经学，重《公羊传》，梁喜《左传》，平时不大讲三世说，也不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据此可见，梁任公与康有为思想有差异。”
周传儒之说，并未得到老师赞同，梁启超一生都在说，自己的学问皆来自南海师，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引者）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师生先后流亡到日本，康氏手捧所谓光绪皇帝之“诏书”，继续宣传其保皇保教主张。而梁启超却对变法失败进行反省。随着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触和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其思想政见由保皇转向激进，始对康氏保皇保教思想产生怀疑和叛逆，提出：“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康、梁携其家眷到日本后，生活景况大有差异。康拥有保皇党捐赠之百万美元巨款，供其与众妻妾挥霍。而梁却只能靠卖文为生，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很少得到康氏的接济，梁颇为不悦。
康以拥有“诏书”而雄视于维新派，“诏书”成了金砖，亦变成沉重的石头，牢牢拴住康氏。而梁多与革命党人交往，如饥似渴阅览西书，始倾向革命，准备与孙中山联合组党，孙为会长，梁副之。即使此时，梁还念念不忘其师康有为，问孙：“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
前面讲过，1899年夏秋之交，梁曾联合韩文举、唐才常等人，致《上南海先生书》，客气地劝康隐退。各地康门弟子哗然，群起而讨梁、韩、唐等人。康更是盛怒，严词痛批，遣梁于美洲办理保皇事宜。师生裂痕更大。
到1900年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汉口“勤王”，事泄而被杀，梁急潜沪策应，已无回天之力。康即电召梁赴港相见。见面非常不愉快，康责问1899年上书之事。痛斥梁倾向革命，而忘记光绪之恩，怒曰：当年“你口口声声颂扬皇帝恩德，现在却要革他的命”。说到愤怒处，顺手以报夹掷之，大骂：“你的命是光绪皇帝给你的！”
梁已惊恐万状，忙双膝跪下，俯首认罪。但那只是梁的无奈之举，骨子里他并未改变革命之志。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梁氏并不同意康氏所执行的“虚君共和”之倡，认为此政治理想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走向，他明确向康表示，“藉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随着历史的进程，政治斗争的发展，康梁间的政治理想矛盾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完全对立。梁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挑战康有为的学说。
戊戌变法失败，康认为是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之故，一直视袁世凯为不共戴天的头号公敌。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归国，仍坚持“由帝制以先求小康，用帝制宜仍扶清室”之荒唐落伍主张。袁世凯多次召见，康均不往。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梁启超却在政治上支持袁氏，并接受其邀请，先在天津办《庸言报》，兼任进步党党魁，后又跻身名流内阁，就任司法总长。
康有为看在眼里，愤怒致书梁，称袁氏旧隙固不足论，而其人非可恃，政实不足为谋。梁见信，不无讽刺答曰：“先生此语，不惟不知项城（袁世凯），亦并不知启超。”
康见梁函，先愤然，旋复大笑，即戏撰一联曰：
既不知袁世凯，复不知梁启超，无知人之明，先生休矣；
一败绩于戊戌，再败绩于辛亥，举大事不成，中国殆哉！
康有为此联，对己是自嘲，对梁又是绝师生之交的信息。从此，康梁遂绝音信。
6.周树人作小说《怀旧》，梁启超办《新小说》
现代小说史家多把“五四”现代白话小说称为“新”小说，以区别这之前清末民初的文言小说，这很不科学。小说之新旧不只在形式和语言，更在其内容，在其精神，在其气韵。周树人写于1911年的小说《怀旧》（刊载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署名周逴。鲁迅逝世后，才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与后来创作的《呐喊》等同样有充沛的反封建热情，与“五四”时代精神一致。仅因系用文言文所写，就视为旧小说，是站不住脚的。
创刊于1935年8月的《天下》月刊，是当时少数纯粹由中国学人主办的重要英文期刊之一。其在全面深入译介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系统地、成规模地翻译和介绍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小说。其中就翻译了鲁迅的《怀旧》《孤独者》和《伤逝》三篇短篇小说。《怀旧》乃鲁迅作品中唯一的文言小说，而且自1913年发表在上海《小说月刊》上面之后，很少有人关注，事隔二十三年之后，被由中国学人办的英文期刊《天下》选中，意味深长。
翻译者，乃敢译“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的《野草》者冯余声。鲁迅1931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上午得冯余声信，即复。”三天后，其日记又载：“与冯余声信并英文翻译本《野草》小序一篇。”证明鲁迅放心让徐翻译自己的作品。从翻译《怀旧》看，冯余声英汉俱佳，仅有些小毛病，实属不易。
从《怀旧》中，我们已见鲁迅超拔的讽刺笔法。小说写太平军起义时，一个乡镇富家少爷耀宗的一段经历。该少爷菽麦不辨，一个连下人都对其鄙视的弱智的废物，却连娶三个小妾。他还给秃先生三十一块钱，秃先生用这钱也买了个“如夫人”（小老婆）。太平军造反而败逃，富人荒唐，教书先生有失斯文，那时的社会，是个怎样黑暗荒诞的世界，谁来拯救国民精神？《怀旧》未被鲁迅自己看重，未入选自编文集，那些尊鲁迅为现代文学之父者，也都对此佳作不发一声，这真让人大为错愕。在笔者看来，《怀旧》与后来创作的《呐喊》等同样有充沛的反封建热情，与“五四”时代精神一致。仅因系用文言文所写，就视为旧小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新小说”与“新派诗”“新文体”等一样，是近代文学史的特定概念，都是清末民初文学界革命运动的产物。
中国文学史上，常出奇葩。“新小说”这一概念，竟是由一位叫傅兰雅的英国人最早在中国提出的。他在《万国公报》（第七十七册，1895年出版）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征求反映批判鸦片、八股、缠足的小说，希望所征小说“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显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
傅兰雅不仅希望征求的小说“变易风俗”，同时对小说的艺术品质也有要求：能“感动”人，有“趣雅”，又老少咸宜。可惜应征小说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那时已为文坛翘楚者，正忙于创作长篇，对傅兰雅征稿内容过于细屑而不以正眼相视。一般作者，对征稿内容不得要领，又少有范文，故不积极参与，只有萧詹熙创作的《花柳深情传》尚属佳作。他在上海广雅书局1897年出版的《花柳深情传》写的“自序”中，表示其创作受到傅兰雅“时新小说”的影响。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兴起，文学的变革势必得到推动，革新小说的意识应运而生。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就曾意识到小说的“教化”作用。他在《日本书目志》中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严复和夏曾佑也曾指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故主张利用小说“使民开化”。
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时，受日本小说的影响，第一个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他在研究小说论文《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尽管梁启超并不旨在研究文学，而是把小说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手段来看待，但客观上有利于小说的发展。
1902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新小说”概念，较之英国人傅兰雅提出“时新小说”，整整晚了七年，梁启超云：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同时创办了专门刊发小说的刊物《新小说》，“新小说”概念由此确立。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后来的小说形态向“五四”现代白话体小说的转换，才出现了现代小说的繁荣局面。读读鲁迅翻译的《百喻经·痴人说饼》（载1912年《越铎日报》），自会理解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这场“小说界革命”运动，推动了晚清至民国初中国小说的繁荣和发展，而一些中国文学史为衬托“五四”新小说的兴旺景象，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说成衰落寂寥，非也。
且看事实。自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始，以“小说”为名的各类杂志就雨后春笋般诞生二十余种。其中，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影响最大，除了《新小说》，还有1903年李伯元创办的《绣像小说》，1906年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1907年徐念慈、黄人主编的《小说林》。有影响力的还有《新新小说》（1904年）、《小说世界日报》（1905年）、《中外小说林》（1907年）、《小说时报》（1909年）和《小说月报》（1910年）等。当时，全国文艺性小报及综合性杂志，也都常常连载和发表小说，大大助长了“新小说”的浩大声势。
最可喜的是，这些小说平台又以优厚的稿酬，吸引了大量近代文人进入小说领域和市场。因为大量稳定的小说作家的涌现，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小说创作（包括翻译小说），出现了空前稳定的繁荣景象。据统计，到了“五四”前后，文言小说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白话文小说。即使名为白话小说，也多杂有浅显的文言。中国古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在当时的小说中，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这种合流，对后来“现代汉语”的形成，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小说直接继承了“新小说”繁荣的势头。值得注意的是，民初小说与清末“新小说”旨在宣传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泛政治化倾向相比，政治意识相对衰退。小说家注意到，清末小说太过政治化而缺乏艺术感染力，令广大读者厌倦，靠小说赚钱的报刊社、出版社越办越不景气。辛亥革命临近时，连当时大名鼎鼎的吴趼人，到他的《情变》收官之时，已感叹自己早已“救世之情竭，而厌世之念生”，与他在《两晋演义·自序》中所发“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已焉”之浩叹，形成鲜明对照。其《情变》中的政治色彩淡然，而具有浓重的士大夫传统文化色彩，可见作家的心态。
当然，民初小说源于清末，它们的身上仍有晚清“新小说”的烙印。民初小说家并未完全放弃新小说传统，那就是以小说改良社会的创作宗旨。其实这带有中国文人“文以载道”“以文治国”的观念和“指点江山”的情怀。对中国文人而言，文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施展才华抱负、实现人生价值、确立文坛儒林地位的广阔天地，与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不相悖，所以他们乐于接受文学不仅是一种创造，还是一种道义这祖宗留下的箴言。
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无疑是违背文学自身规律的，但作家通过创作，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对社会生活的态度，与文学的宗旨是一致的。
7.传奇人物苏曼殊
1910年，中国文学史传奇式人物，时年二十八岁的苏曼殊，接连发表《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和《非梦记》等五篇带“记”的中篇小说。小说皆是爱情题材。《绛纱记》里的昙鸾、五姑，《焚剑记》中的阿兰，这三位女性在西风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反抗了封建家庭，为争取爱情自主权毅然出走，最后在黑暗如磐的长夜中，或凄惨地死去，或皈依佛门。小说有力地批判了黑暗社会，显示了现实主义力量。一些文学史家，仅因小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前，便将其纳入旧小说范畴，甚是不公。
民国五年（1916年），苏曼殊写的《碎簪记》，把小说的主人公庄湜与杜灵芳一对有情人未成秦晋，悲愤而死的悲剧，置于袁世凯复辟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显示了小说的深刻批判性。诚如他自己在《碎簪记·后序》中所说：“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
《碎簪记》叙事独特，被陈独秀发现，陈将之刊发在《新青年》杂志上。本书后面，有苏曼殊之《断鸿零雁记》专论。
苏曼殊，是南社几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中的一位，人称“南社奇才”。1912年至1916年，是南社的壮大与转型期。南社发起于光绪丁未十二月九日（1908年1月12日），成立于1909年。高旭、柳亚子、陈去病、刘师培、何震等一众清流在上海宴集，“约为结社之举”。后，高旭在《民吁日报》发表《南社启》，公开宣布“南社之结”。陈去病发表《南社诗文词选序》，宁调元发表《南社诗序》等。清宣统元年十月一日（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成立。这是革命派作家建立的自己的文学组织，逐渐成为革命文学的核心。
民国初建，南社声望日隆，广东、湖南皆设支部，杭州、北京设立了南社通讯处或事务所，社员已多达八百二十五人。
南社骨干柳亚子、宋教仁、陈其美、苏曼殊、黄人等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在反袁斗争中，宋教仁、陈其美等社员壮烈牺牲。但南社部分社员日渐消沉，寄愁郁于诗酒逍遥。柳亚子站出来，于1914年改变领导体制，希冀恢复传统，但事过境迁，柳亚子也无力回天，南社的早期生气渐消遁。
苏曼殊，不是南社的激进者，却是坚守清流道义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浪漫诗人。
苏曼殊，名戬，字子穀，大家熟知的“曼殊”为其出家后的法号。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其父苏杰生是广东香山人，在横滨任某洋行买办。曼殊为苏杰生与日本女子若子所生的私生子，曼殊常有“身世之恫”。六岁随嫡母黄氏回归广东香山原籍。十三岁赴上海学习中文、英文。1898年，东渡日本横滨，到大同学校读书。次年，擅自归广州，于蒲涧寺披剃。不久，又还俗，再到横滨，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又转成城学校就读，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十九岁的苏曼殊参加拒俄义勇军和军团民教育会，进行革命活动，被迫回国。
一个有革命要求的人，岂能永久沉湎礼佛诵经？1904年，趁老僧外出之际，他偷走寺里二角银圆，逃出慧龙寺，身披袈裟到了香港，找到陈少白，寄寓《中国日报》报馆。革命队伍中，多了一个和尚。苏曼殊一贯醉于以暗杀搞革命，未得到陈少白的支持，遂回到上海。得到一位西班牙牧师资助，开始了南游暹罗（今泰国）、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之旅，并学会梵文。回长沙后，在实业学堂执教，与章士钊相识而接触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并成为其成员。参与长沙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因泄密而夭折。1905年春，苏曼殊到南京，执教于南京陆军小学。再回上海时，挥霍掉一笔执教酬金，算是对清苦寺庙生活的补偿。与其在一起的柳亚子回忆此段生活时，说苏平时穿袈裟，但饮酒食肉、大快朵颐之时，嫌僧服袖宽碍事，改着西装吃喝。钱财用尽了，再回寺庙穿上袈裟食素。
苏曼殊一生漂泊不定，一会儿激进闹革命，一会儿读书学画，一会儿吟诗作赋，一会儿写小说。1907年，在日本曾与鲁迅筹办《新生》杂志，未果。又与章士钊同住东京民报社，有感而发，在《民报》发表多幅绘画。画皆以宋、元、明、清的民族英雄为题材，流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情怀。
1908年，苏曼殊诗兴大发，效仿其他革命志士印发《扬州十日记》和《嘉定三屠记》等书刊之法，广搜清兵入关之初屠杀广东百姓的资料，编写《岭海幽光录》，在《民报》发表，还翻译出版《拜伦诗选》和《娑罗海滨遁迹记》等书，借外国反侵略的文学，激发国人的反清斗志。他的《题拜伦宴》曰：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1909年秋，苏曼殊从日本回国，暂住杭州白云庵，与刘师培夫妇过从甚密，常常结伴泛舟西子湖。其时，苏曼殊并不知晓刘氏夫妇已在清廷的诱胁之下变节，刘妻与妻弟还当了清廷密探，已出卖两位革命党人。由此，与刘师培夫妇关系密切的苏曼殊，也受到革命党人的怀疑，并有白云庵内革命党人雷昭性投书警告苏曼殊。苏甚感冤枉委屈，继而有远赴南洋之举。在辛亥革命轰轰烈烈，即将见到胜利曙光之际，他一人漂泊海外，苦度寂寞失落的时光。
等到1911年10月，武昌打响辛亥革命之枪声时，苏曼殊正在印尼爪哇岛□班中华会馆任英文教师。武昌响起的枪声，重新呼唤起在异国他乡“所闻皆非所愿闻之事，所见皆非所愿见之人”（《燕子龛随笔》）的他的革命热情。长久以来，他远在异乡，面对遥远故国，常油然而生思念之情。他的《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一诗中，就表达了这种怀念祖国的深情，摘几句：
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
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罗幕。
九关日已远，肝胆竟谁托？
愿得趋无生，长作投荒客。
初闻武昌起义消息，苏曼殊正在会馆给学生上课。课后，即备酒肴，邀学生放怀痛饮。借酒兴，他豪挥画笔，绘成一幅兴会淋漓的《石翼王夜啸图》。然后又乘兴命笔，给柳亚子、马君武老友写信，笔走龙蛇，如有神助，一气呵成，先是自己速览一遍，然后大声呼道：“都安静，听我读！”众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苏曼殊指了指墨迹未干的《石翼王夜啸图》，朗声道：“我读完之后，有能为此信增减一字者，拿走此画。”
接着，是他抑扬顿挫地诵读：
亚子君武两公侍者，久别思心弥结，谁云释矣？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刀光中，扺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唯有神驰左右耳……昨夕梦君，见媵上蒋虹字腿、嘉兴大头菜、枣泥月饼、黄垆糟蛋各事，喜不自胜；比醒则又万绪悲凉，倍增旧思。“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如腊月病不为累，当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与天梅（高旭字天梅——引者）、止斋、剑华、楚伧、少屏、吹万并南社诸公，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
读罢，学生鼓掌，苏曼殊酒兴发作，仰天长啸，然后抚案痛哭。
不多日，苏曼殊典当了黑色燕尾服及图书，到课务完成，乘春风踏上归国旅途。但是，当他抵达祖国大地，袁世凯已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他那浪漫的“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幻觉，变成深刻的失望，他对友人说：“此时男子多变为妇人，衲只好三缄其口。”他又变得消沉，有钱时依然寄情醇酒美女，诗《东居杂诗十九首》可为证：
却下珠帘故故羞，浪持银蜡照梳头。
玉阶人静情难诉，悄向星河觅女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