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全新修订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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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与此同时,我想要表达自我的愿望日益增长。我所能使用的几个手势符号,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让他人了解我总会让我感到怒不可遏。我感觉到有双无形的手约束着我,而我狂乱地试图摆脱它。虽然挣扎是徒劳的,但反抗的精神却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总会大哭,疲惫不堪。如果我的母亲碰巧在我身旁,我会爬到她怀里,现在即便回想起爆发的起因也太痛苦了。不久,我是如此迫切需要沟通的方法,因此这些爆发每天都会出现,有时候每个小时都会出现。

父母对此感到十分悲痛和为难。我们家离任何一所聋哑或盲人学校都很远,不幸的是似乎不会有人愿意跑到塔斯坎比亚这个偏远的地方,就为了教育一个既聋又瞎的小孩。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们有时都会疑惑,我是否可以接受教育。我母亲的唯一希望是来自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读到狄更斯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记述,模糊记得她也是盲人和聋哑人,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她也在绝望的苦闷中记得,贺维博士曾经发明教育聋哑人和盲人的方法,但他已经去世多年。贺维博士的教育方法有可能跟着一并消失,但如果没有消失,一个小女孩又怎么能在阿拉巴马州遥远的小镇里因此获益呢?

在我六岁左右,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个很出名的眼科医生,成功治疗了很多例似乎没有康复希望的病人。我的父母亲立刻决定把我带到巴尔的摩,看看能不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还清楚记得那是一趟十分愉快的旅程。在火车上我和很多人成为朋友。一个女士给了我一盒子的贝壳。父亲把它们都弄了个洞,这样我把它们都串起来,这些贝壳让我开心和满足了好长一段时间。列车员也很随和。他过来巡视的时候我常常紧抓着他外套下面不放,他就这样一边被我拉着,一边收集车票并在上面打孔。他让我玩他的打洞器,这是个讨人欢喜的玩具。我拿着它在小块的卡纸上打上有趣的洞洞,就这样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自娱自乐了好几个小时。

我的姑姑曾经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玩偶。它不成形的样子最滑稽了,这个即兴造出来的玩偶没有鼻子、嘴巴、耳朵或者眼睛,什么都没有,任凭小孩子的想象力也无法把它想象成一张脸。说来也奇怪,玩偶没有眼睛比其他所有缺点放在一起还要让我感到惊奇。我生气地不断地向所有人指出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想到要给这个玩偶安上眼睛。然而,一个聪明的点子飞快地闪现我的脑海里,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翻身下来,在下面找到了我姑姑的披肩,上面装点着很多豆大的珠子。我把其中两颗珠子扯下来,示意她我要把珠子缝在我的玩偶上。她把我的双手举起放到她的眼睛上,作为询问,我不住地点头。结果,珠子被缝在了恰当的地方,我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但转瞬间我又对这个玩偶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我没有发任何脾气,这里实在有太多的东西让我的脑袋和手指都闲不住了。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时,切斯霍尔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未能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告诉我父亲,我有机会接受教育,让我父亲找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教授商议,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关于聋哑或失明儿童的学校或教师的情况。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即动身去华盛顿拜访贝尔教授,父亲满心都是忧伤和疑虑,但我完全察觉不出他的苦恼,在不停转移的兴奋劲中快乐不已。虽然我还只是个小孩,但我立即可以感受到贝尔教授的亲切和同情,这帮助他得到了众人的爱戴,正如他令人赞叹的成果帮助他得到了众人的赞赏。当我打量他的手表时,他把我抱到他的膝盖上,然后不停地为我敲打手表。他明白我手势的意思,我知道他懂了并且立刻就喜爱他了。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那次的会见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立走向友谊、陪伴、知识和爱。

贝尔教授建议我父亲写信给安南库塔斯先生,询问他是否有教师可以对我开展教育,安南库塔斯先生是位于波士顿的帕金斯学院的主管,那里也是贺维博士关于盲人教育的伟大劳动结晶所在。教授说的,我父亲都立即照做了,短短几个星期就收到了安南库塔斯先生的回信,安南库塔斯先生在信中让人欣慰地保证说已经找到一个合适的教师。那还是1886年的夏天。但莎莉文老师直到下年的3月才到来。

就这样,我从埃及走出来,站在西奈面前,一股神圣的力量碰触到我的精神,打开了它的视野,于是我看到了很多奇迹。在庄严神圣的山的那边,传来了这样一个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