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离浙赴粤追随孙中山

蒋鼎文于1917年下半年离浙赴粤加入孙中山护法军之举，是与他的同乡前辈蒋尊簋的关系分不开的。

蒋尊簋（1882—1931），字百器，又名伯器，浙江省诸暨店口镇浒山村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该书院高才生。戊戌变法之后，随着新政推行，蒋尊簋于1900年4月以官费选送日本留学，初为成城学校近卫骑兵连队学生，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尊簋与海宁蒋方震（百里）同以精研军事学著称，毕业考试时，蒋尊簋为骑兵科第一，蒋方震为步兵科第一，章炳麟（太炎）称他俩为“浙江二蒋，倾国倾城”。

蒋尊簋的父亲蒋智由（观云），光绪年间举人，是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陷入危亡境地深感不安，内心萌生革新之志。蒋尊簋既受其父革新思想影响，也从屡屡碰壁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只有抛弃改良主义道路，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浙江同乡会出版的《浙江潮》大力宣传民主思想，批判改良主义，抨击清政府腐败政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作思想准备。蒋尊簋担任该刊编辑，并为该刊的论说栏和军事栏撰写文章，呼吁“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积极鼓吹尚武精神。孙中山在东京筹建同盟会时，蒋当选为宣传部长。

蒋尊簋是1906年应浙江巡抚张曾敭的聘请返国，担任教练处帮办、讲武堂总办、新兵第二标标统（团长）。蒋尊簋一面编练新军，一面在杭州海潮寺创立弁目学堂，并自任总办。其时，一批急求上进的青年得知弁目学堂开办，积极报名入学。蒋尊簋在日本已为同盟会宣传部长，这时他借新军、讲武堂、弁目学堂的合法阵地，与浙江武备学堂的伍元芝相配合，在师生中积极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宣传民主革命的重要。同时，他把当时浙江革命据点——绍兴大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吸收进弁目学堂，让这批经过民主革命思想教育的毕业生充当新军的中下级军官。此外，他还帮助建立陆军小学堂和炮工学堂，为浙江发展陆军特种兵和光复浙江打下了坚实的军政基础。

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秋瑾涉案被捕。蒋尊簋不顾危险，主动站出来说：“关于秋瑾，无论如何危险，尊簋可以设法。”不料清政府在秋家查抄中发现秋瑾诗稿内有赠蒋而未提名的长歌一首，其中有“久闻吾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句，致使浙江巡抚积疑，并暗示第一标标统李益智监视和牵制蒋。李性情暴戾，又善揣摩上意，扬言蒋尊簋与秋瑾早有瓜李之嫌，煽惑浙抚进一步严密监视蒋的行动。最后，虽没有抓到真凭实据，但仍于第二年将蒋尊簋调往广西。到广西后，蒋尊簋被任命为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会办，又继蔡锷之后，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李宗仁、黄绍竑等皆为其学生。次年，调任广西参谋处总办。过了一年，又从广西调至广东，任混成协协统（旅长）。

广东成立都督府时，任命蒋尊簋为军政部部长，一时实际权摄都督。浙江光复后，时人主张“浙人治浙”，推举汤寿潜为军政府都督。而蒋尊簋也以浙江人的原因，被电请返浙，出任浙江水陆各军军统。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各方请陶成章继任浙督，陶则推荐蒋尊簋，并向报界发电说：“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鉴于浙江党争厉害，内部局势混乱，蒋尊簋再三推辞，然全省各界代表则一致敦促蒋尊簋接任，许多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以及他的老部下，也都劝他任职。他的好友蒋百里对他说：“这个时代不出来办事，我们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尊簋答应出任，并聘蒋百里为总参议。

1912年1月16日，蒋尊簋正式宣誓就任民国政府浙江都督，并兼任民政长。未几，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实现其登上皇帝宝座的野心，搜罗各方人等为亲信，以自固。由于蒋尊簋不为袁所笼络，遭到袁世凯的仇视，并有撤换之意。袁抓住其时蒋尊簋未把《浙江省县自治章程决议案》呈报中央批准不放，先把主持这项工作的褚慧僧撤职，接着命浙军驻南京司令官朱瑞回浙。朱瑞虽在蒋尊簋部下当过事务官，但他恃攻克南京之功而自傲，对蒋也不谦让，竟有夺权之意。他深知蒋尊簋乃众望所归，于是暗中施展阴谋，一面罗织浙江财政支绌、党派和军队内争纷繁、局面混乱等情况，向袁世凯报告，暗示驱走蒋尊簋；一面又使出种种手法，把蒋尊簋的得力助手逼走，使蒋行事艰难。蒋尊簋感到袁世凯为人奸险，朱瑞趋炎附势，于是电请辞职。7月22日获北京“照准”后，8月即离职。那时，浙省都督府经费有限，账算下来，还是亏空，于是超支的5000元都归蒋尊簋赔偿。幸好蒋尊簋的岳父是宁波的一位富商，替他交清了这笔钱。

蒋尊簋紧密配合蔡锷的“护国运动”，蔡锷在北京寓所佯装愿意改变国体，施行君主制，进行所谓署名签字活动，以麻痹袁世凯。待蔡锷发动云南起义后，蒋尊簋亦即南下响应，配合反袁之士共同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继张勋复辟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又赶走总统黎元洪，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对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举起护法旗帜，通电各省讨逆救国，并电召国会议员赴广州，召开以维护国法为目的的“非常国会”。孙中山当选为护法大元帅，并联合西南各省，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蒋尊簋为参谋次长。李与蒋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关系密切。随之，蒋尊簋电邀蒋鼎文赴粤。

蒋鼎文赴杭从军之时，蒋尊簋虽已去浙督之职，但尚在杭，影响仍大。蒋鼎文常去拜访请教蒋尊簋、斯烈等军中同乡要人。蒋尊簋对这位小老乡很是器重，蒋鼎文以小小排长策动驱赶朱瑞的壮举更使他刮目相看，其后两人成了忘年交。

正因为有了蒋尊簋的提携，也是护法军政府急于用人，蒋鼎文出任了参谋本部的少校参谋。在这个任上，蒋鼎文与两广、福建、湘鄂的军人熟识起来，从而得以累积了广泛的人脉。

还在袁世凯称帝前夕，蒋鼎文就与辛亥革命志士，也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王文庆有了密切联系。王文庆（1882—1925），字文卿，浙江临海人，与孙中山熟识，与蒋尊簋友善，早年加入同盟会，又参加了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回浙，协助陶成章在沪、杭组织光复会秘密机关，形成一支起义军敢死队，率队参加攻克南京之役。民国成立后，出任北京临时国会参议院议员、南洋宣慰使等职。袁世凯复辟帝制，王文庆派张炯等人与激进的浙军下级军官蒋鼎文等人联系，暗中策动浙江独立。其后，他也跑到了广州，参与护法军政府工作，由于两人早已熟识，并共谋倒朱成功，蒋鼎文与王文庆的关系益发密切。

1917年冬季，护法军政府派陈炯明、许崇智所率粤军攻打闽南。北洋政府福建督军李厚基兵力支绌，感到难以应付，急向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求援，段命浙江督军杨善德派兵支援，力图遏止粤军进出。杨善德虽在浙未久，但对浙江军队终怀戒心，尤对浙江第一师童保暄部猜忌更深。段祺瑞的命令正中杨善德的下怀，即命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童保暄驰赴福建增援。

浙军第一师由宁波乘轮船赴厦门。抵达后，童保暄命第一团团长陈肇英向漳州进发。陈肇英系浙江浦江人氏，浙江弁目学堂毕业，为蒋尊簋的学生，也是原浙江督军吕公望的旧部。浙江一师在辛亥革命攻克南京之役中，缴获了原张勋所部的几十尊野炮和山炮，火力配备大幅提升，战斗力也随之增强。凭此重武器，浙军一师入闽以后对粤军的战斗几乎节节胜利，一举将粤军从福建的平和、水口、诏安赶至广东境内的大埔、饶平之地。陈炯明部后力难支，即往潮州方向退却。顿时潮汕之地岌岌可危，失守已是时间问题。

护法军政府闻讯颇感惊讶，若潮、汕再失，则局面不敢设想，不得不另想他法来扭转危局，于是派遣大本营参谋次长蒋尊簋出任浙江宣慰使一职，由粤入闽，以策动浙军童保暄部停止前进，并策动浙军起义投诚。蒋鼎文以少校参谋名义随同蒋尊簋、王文庆前往，一道前往的少校参谋还有温州籍的章吴俊、张性白等人。

蒋尊簋在浙江军政界资历颇深，是浙江新军的主要创始人，浙江一师的不少军官或是他的老部下，或是他弁目学堂的学生。而蒋鼎文和章、张等人的不少同学和同乡、亲友都在此部服役。他们一到浙军的防地，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蒋鼎文他们向浙军第一师的官兵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护法军北伐的目的和意义，要求他们认清大势，起义归诚广东护法军政府。当然也用各种手法笼络感情，当得知浙军的香烟供应不上，即买来大量听装香烟，送给援闽浙军；而当广东北伐军子弹不足之时，浙军便送上子弹接济，一时双方气氛祥和，已完全没有了当时干戈相向的迹象。对于这段策和的历史，蒋鼎文是这样回忆的：

我与童保暄之间有一点历史渊源，这一点历史渊源是经过浙江革命先进王文庆先生的关系而建立的。原来文庆先生的胞兄王占庆先生是童保暄在北洋速成学堂的同学，又是海宁（应为临海）县的小同乡，因为我常与王氏兄弟接触，自然与童保暄也就十分稔熟。护法政府因为我有这种关系，就要我参加方声涛的部队，由广东到闽南，目的想把暂投北洋的童保暄说服过来参加护法。我道经厦门时，厦门还没有繁荣起来，连马路都还没有。我们到闽南，先委吕公望先生去进行。这时王文庆先生的名义是“西南护法政府援闽浙军副总司令”，我同时也挂了一个少校参谋的名义。说来很可笑，双方政治上是对立的，私交上却又如此亲切。由于种种关系，我与童保暄部队中的人非常熟悉，我可以在他部队里走出走进，而了无嫌猜。

由于浙江的军队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对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有高度的信仰，再加上浙籍军人诚恳劝导，乡情、友情、亲情交融，致使许多前线的军官纷纷表示，愿待机起义。

广东这方面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广州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上旬决议将军政府组织修改为总裁制，选出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等为总裁。7月，护法军政府成立。8月21日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由于陆荣廷等是桂系军阀，岑春煊是政学系首领，他们均不像孙中山那样真心护法，尤其是广东督军莫荣新，事事与孙中山作梗，因此，孙中山与唐绍仪均羁留上海不去广州，从而使护法军政府的军政大权渐为岑春煊所把持。后岑春煊他们又与徐世昌北京政府讲和，徐图西南的政治军事格局为己所控制。

岑春煊军政府电令撤销浙江宣慰使，把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蒋尊簋调回广州，任命与岑春煊联系频繁且与他们谈得拢的吕公望为援闽浙军总司令。吕到汕头后同蒋鼎文、章吴俊、张性白等又进行了策反活动，吕亲至前线找陈肇英，策动该团官兵起义。起义后，任命陈肇英为“援闽浙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前敌总指挥，后又将该旅扩编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当闻知陈肇英团在前线向广东军政府投诚后，童保暄急电闽边所部撤退到同安、灌口一带。策动浙军起义的部分目的达到，广东军政府旋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任命吕公望为援闽浙军总司令。

援闽浙军编制与人事如下表：

潮汕转危为安后，粤军便开始反攻，至8月底从粤境再入闽地，攻克漳州，逼近厦门，福建的战局再次出现有利于粤军的局面。

其时，蒋介石受陈炯明力邀，从上海再回福建，并出任陈炯明第二支队司令官，其司令部设在福建长泰。蒋鼎文常随老上级王文庆行动，于是与蒋介石也渐渐熟悉起来。但王文庆似乎不太买蒋介石的账，有一天蒋介石专门发请帖给王文庆及蒋鼎文，邀请他们赴宴并商议近期战事，适王文庆不在，由蒋鼎文转交。待王回来后，蒋向王说明蒋介石请他们吃饭一事，王即对蒋鼎文说：“蒋介石这个人很难缠，我们不去吃饭，以后你们也要注意，少跟他打交道。”蒋鼎文一时语塞。

正因为直接顶头上司有这种看法，所以“二蒋”虽然早已认识，但关系并不密切。直至黄埔军校开办之时，当时的校长蒋介石也没有提携蒋鼎文之意，“二蒋”关系的巩固和密切是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教学期间，尤在棉湖一役之后，而到了中山舰事件发生，“二蒋”的关系完全在惊涛骇浪中一起沉浮了。

至于有些书籍说“二蒋”是在黄埔军校才相识，并因蒋鼎文常常晨练，而被同样喜欢早起的蒋介石所赏识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岑春煊的广州军政府渐渐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军政府完全被桂系所把持。王文庆和蒋鼎文他们感到再在福建待下去没有意义，于是也到了上海，再次围聚在孙中山身边。

1920年8月，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率粤军从福建回杀广东，讨伐岑春煊，旋克广州。陈炯明任广东省省长及粤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广州。次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一职，挥兵继续讨伐广西的岑春煊、陆荣廷、沈鸿英等军阀。收复广西后，设立大本营，胡汉民任大本营秘书长，李烈钧为参谋长。蒋鼎文也再次从上海回到广州，先出任大本营中校局员一职，旋升为上校参谋。未几，蒋介石在孙中山迭电催促之下，亦从奉化到广州，并转至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任大本营参军兼第二军总参谋长。

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终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暗令粤军参谋长叶举，率洪兆麟部4000多人进攻广州观音山麓的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深夜逃避至宝璧舰，次日转登永丰舰。孙急电在上海的蒋介石赴粤救险，蒋驰赴广州，登上永丰舰，并最终使孙中山脱离险境，避难沪上。蒋鼎文所在的参谋本部也遭到武力围攻。

对于孙、陈的矛盾，在蒋鼎文看来，陈炯明发动的兵变在本意上没有消灭或加害孙中山的意图，而是对孙所用之人不满。20世纪60年代，蒋鼎文在接受台湾学者访问时是如此回忆和评论的：

陈炯明本人并没有危害总理生命的意图，他打的口号是驱逐群小，陈炯明所指的群小是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在陈氏叛变前就已经把廖仲恺拘禁了两个多月，可以想见陈炯明飞扬跋扈的情形。胡展堂固执耿介，自视甚高，脾气大，爱骂人，得罪了很多人。陈炯明不满于胡、廖等人，种下了叛变的根由。我为什么说陈炯明并没有危害总理的意图呢？因为总理脱险时所乘的楚豫军舰和永丰军舰都在白鹅潭，白鹅潭全在陈炯明的控制之下，这一带地理情况我非常熟悉，如果陈炯明要危害总理是十分方便的，怎么能那样容易地驶出白鹅潭呢？以后事情闹大了，无法收拾，罪名都加到陈炯明身上。委员长当时在上海，他由上海驰赴广州护卫总理，真是认为此仇此恨不共戴天，总理在广州又无法立足，偕委员长乘英国军舰赴上海。因为这一次变起仓促，我离开广州时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亡命到上海时，下身只穿一条短裤，可见其时狼狈情形。

蒋鼎文是孙中山阵营里的人物，自是与陈炯明对立，他作为一个军人和实际经历者，从军事和地理学角度分析了陈炯明对孙中山的真实感情世界。蒋鼎文始终认为，陈炯明当时并无实际加害孙中山之意。这一看法别有见地，有其学术价值。

蒋鼎文由此开始，又过上了流浪生活。有一次他与幼年时的朋友蔡文畏从诸暨夜航至杭州，其时蒋鼎文身无分文，衣食无着，只得求助于诸暨旅杭同乡、水灾筹赈事务所召集人斯烈，由斯烈予以资助。蒋鼎文连生活都困难，可见其窘迫之状。

不管是何种原因，陈炯明武力攻击孙中山实属名不正言不顺的叛逆行径，这一兵变导致了强盛的粤军迅速分化。1923年1月，陈炯明在许崇智等人的联合讨伐下无奈地退出广州，逃往老巢惠州。孙中山回到广州履行大元帅一职，随即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蒋鼎文也随之回粤，任职参谋。

在这段时间内，蒋鼎文风风雨雨、颠沛流离，始终追随孙中山，参与军务，卫护安全，与孙中山同起同落，同北同南，奔波不停，抗争不止。通过这段患难与共的政治生涯，也使蒋介石了解到蒋鼎文俯仰不移、不惧艰险、忠诚不二的革命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