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4年前，《24重人格》最早在美国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出版。一时间，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开始关注我小小的家庭，其中原因当然少不了奥普拉•温弗瑞女士向全世界介绍了我的故事。当我提及我小小的家庭，我说的是我的妻子瑞琪，那时我们12岁的儿子凯尔（现在他的名字是凯），我，以及我的24个分身。我称呼我的分身为我的朋友们，而心理健康专家则称呼他们为替代人格。我是一名多重人格者，一名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病人。

是瑞琪和我共同创作了此书。虽然书中的故事是我的真实经历，但是她在回忆、整理以及编辑我们的故事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我们在写作时，其实并不清楚会不会有人想要阅读这本小说；我们更未想到故事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也许读者们拿起这本书，是因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这一题材听起来既神秘又奇妙，又或许不少人了解这一心理疾病与严重的虐待有关，因此他们期待从书中看到一些创伤、恐怖以及激烈的戏剧性冲突，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猎奇心理。但事实上，《24重人格》讲述的是一个爱的故事，是有关一个家庭如何蹒跚着克服了一个挑战。尽管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但终归不过是凡人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数年中，许多人告诉我们，他们阅读我们的故事时，感触最深的一点在于：当我们面临这样困难的挑战时却依然坚持家庭成员在一起。我想说：那是瑞琪做到的；她在极度困难的时刻，依然维持我们家庭的完整，让我能够克服自己的抵触情绪，认真地接受艰难而漫长的治疗过程。过去的14年中，我和我的朋友们身上发生了丰富的故事，当然瑞琪和凯同样也经历了许多。许多人问起我们现在过得如何。正逢本书现在发行电子版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我与瑞琪心爱的儿子凯已经长大了。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进入了伦敦的一所音乐学院，花费7年的时间专注地学习大提琴（乐团弦乐部中最大的乐器）演奏。在那里，他获得了自己的本科学位，还在继续攻读硕士，同时获得了两份奖学金来支持自己完成学业。他已经参加过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以及威尔士国家歌剧团的合作演出，还作为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奈杰尔•肯尼迪的首席低音提琴手进行了数次世界巡演。

在本书的故事中曾经扮演了一名关键角色的小男孩，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演绎莫扎特与贝多芬了。我和瑞琪在抚养他长大时，一直抱持一个希望：希望他去追求生活中艺术的美、健康的身心、幽默以及爱，而他正如我们所愿。在成长的过程中，凯亲眼目睹了我的病情为生活带来的困苦，这让他成长为一名亲切且富有同情心的青年人，能够敏感地觉察他人的情感痛苦。

在伦敦居住时，凯开始与一位名叫亚历克斯的女孩来往，在加利福尼亚时他们曾是高中同学。经历了两年远距离的友谊后，爱情之花终于在2009年的夏天绽放了，当时凯正在佛罗伦萨进行一场夏日的巡演，他们约好在那里见面。我与瑞琪恰巧在那时去拜访凯，于是见证了他们共坠爱河。我们对亚历克斯也大为倾心。随着故事的发展，她在2011年成为了我们的儿媳。我为他们举行了家庭式的婚礼，地点就在我们家山坡下一所能够俯瞰海的公园。凯与亚历克斯现在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当然他们的事业能够带着他们去世界各地。

12年前，我的爱妻瑞琪被诊断罹患了乳腺癌。幸运的是，我们及早发现了病情，是癌症一期。她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手术移除了她身上的肿瘤以及一些淋巴节组织，之后她又接受了化疗以及放疗。治疗不仅让她在一年的时间里一直病怏怏没有精神，也让我与凯时常处于无止尽的绝望与担心之中。整个治疗期间，尽管她的头几乎不能从枕头上抬离，但她还是一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强。治疗结束后，她又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恢复到癌症前的状态。在此期间，她进行了大量的复健锻炼，饮食调养，并且一直保持着心情愉悦。我的瑞琪，我生命中的爱人，现在重新恢复了健康与精神。

就像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时间是主观性的，我们每个人对时间都有着不同的体验感受。相同的14年对于我的金毛猎犬雷米来说意味着一生的时光，而对于一只加拉帕戈斯乌龟也许不过是一个较长的周末。对于我而言，过去的14年既漫长，又短暂，甚至有些虚无，因为作为一个多重人格者，不同的分身带给我不同的时间体验，他们是我头脑中彼此分隔的不同部分。我的分身们大多形成于童年，他们作为应对严重创伤的无意识保护，大多表现出近似儿童的性格特征或行为习惯，他们无论是语言词汇量还是对世界的理解都像孩童般幼稚，本质上而言，这些人格都固着于他们所形成的时期。你读到本书时也会一点点地认识我的分身们，你会发现他们的形成方式各不相同。时间荏苒，我身上这些独立的部分并不会自然地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除非我刻意地做出极大的努力去推动成长。这种成长通常是多重人格的整体与治疗师共同商议决定的，因为一个或者更多的分身能够长大，我们整体的生活质量将会显著提高。许多年过去了，我的一些分身一点都没有成长，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并没有成长的理由。而另一些分身则确实地发生了改变，他们有的更少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有的则像完全消失了一样。

我仍然坚持接受治疗，每周两次驾驶60公里前往玛丽莲•赖斯医生的家庭办公室，然后在那里接受两个小时的谈话治疗。玛丽莲•赖斯医生是一位治疗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和创作后应激(Posttraumatic Stress)的专家。我所接受的特殊治疗方式被称作眼动脱敏与重构疗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training, EMDR），在过去的20多年间，这一治疗方式被发现能够有效地帮助战后老兵或是其他经历过严重身心创伤事件的患者，减少创伤性事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EMDR疗法基于一个原理，即：当创伤事件没有被完全加工时，会在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导致患者因为环境中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视、听、嗅、味和其他感知觉线索，再度激活创伤性的记忆，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造成强烈的情绪与生理痛苦。

这一治疗工作需要治疗师反复地引导患者（在我的案例中，则是我的分身们）回顾原初的创伤事件，允许他们充分地加工创伤的全部信息，在此基础上，使用眼动的技术，直到患者不再产生病理的反应。总的来说，EMDR治疗被合理应用时，能够有效地清除创伤留下的心灵残片，让受伤的心灵慢慢自愈。在我的案例中，需要处理的残片多到堆成了小山。每一个我的替代人格都有他们各自关于虐待的记忆，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许多年以前，但是时至今日却依然为我带来情感上的痛苦。治疗的过程激烈而紧张，每个疗程后我都会感觉耗尽了身心全部的能量。赖斯医生和我发现：如果我们在一次的治疗过程中进展过快，我会需要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到平常的功能状态。因此，如果我连续两天都表现低落，医生会调整放慢治疗的节奏。

最终，我的大多数分身们渐渐沉睡，他们在我的生活中曾经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再被需要。怀亚特、克莱、斯威奇和罗杰（罗杰在我写作《24重人格》时还并未出现）他们仍然是我人格中独立的部分，并且时不时出现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尽管如此，他们形成时我所经历的创伤也已经大致痊愈，因此他们的出现不再为我带来内心的痛苦。我的其他那些分身们，有的已经被整合入我的核心人格，有的则安静在呆在我心灵中的一隅，不再露面。瑞琪说有时她能在我身上看到那些已经被整合的分身的影子。应对困难时我表现得像利夫一样坚毅有决心。安静时我则像佩尔那般自省。每当我像巴特一样充满幽默的灵感，欢笑声就会填满我们家庭的每一处角落。我不觉得需要将所有的分身整合为一个人格。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自己在今后也许会一直是一名多重人格者，但是我始终都感激我的分身们，是他们将我从童年的性虐待经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拯救出来。我仍然感觉到童年的创伤对我产生的影响。任何遭受性虐待的不幸者都清楚：我们很难感觉自己是完全干净的，完全没有责任的。我相信那些事件对我的神经系统造成了一些永久性的损伤。嘈杂的环境会让我感觉异常难受，因此我没办法享受去饭店用餐或是身处人群中的感觉。我会在去看电影的路上突然失去方向感，更没有办法进行逛商场这样的活动。但是我的情感痛苦确实缓解了许多，尽管我并不想再去面对那些施虐者，我已经宽恕了他们，这也给我的内心带来了一定的平静。

虽然《24重人格》的写作对我而言非常地困难，但是我确实地意识到自己喜爱写作的过程。本书出版后，我又写作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美第奇匕首》，故事讲述了不幸却足智多谋的主人公雷布在10岁时的一场蹊跷火灾中失去了父母，成年后的他为了为父母复仇，也为了找寻真相，踏上了一场跨国的冒险。这个故事中我提到了我个人心目中的英雄——莱昂纳多•达•芬奇，他曾经在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写过一句话：“所有的目标都会向努力屈服”。我以此为信念，并一直在自己的生活中如此践行。我十分享受写作《美第奇匕首》的过程，于是之后我又写作了它的续篇《未来卡片》，雷布依然在其中担任主角，不过这一次的敌人是纳米恐怖主义。我还写作了两部电影剧本，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宽幕上映。

凯离家去外地上大学后，我暂停了自己的治疗。我与瑞琪进行了一次很棒的旅行，我们在伦敦、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哥斯达黎加旅居。我们并不是那种乘坐着私人飞机在各地都有别墅的有钱人。我们从未那样富有。我们只是一直有着一个梦想：希望能够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体验不同的文化。当凯离开家去学校，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它。事实上，我们变卖了自己熟悉的一切，仅仅带着一只旅行箱和一只能放入飞机上行李舱的随身包，然后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租住小的公寓或是房屋。瑞琪用她体贴与细致的方式，将每一个住处都布置得如同我们的家，这给我带来了重要的熟悉感以及稳定感，让我能够身处不同的环境却不会太过迷失。

我们会时不时地回到加利福尼亚，因为我们都在接受脊柱手术。瑞琪的手术位于她背部稍下的地方，数年来她持续地感觉到这一部位的疼痛。我的手术则在颈部进行，我的颈椎除了最顶端的一节，其余几乎融合在了一起。当我将头从一侧转向另一侧时，甚至有些像科学怪人弗兰克林那样生硬，但是情况可能会比你们想象的略好。现在我们俩都强壮而健康，我们决定以后在饮食方面保证食物的营养、新鲜和有机，我们甚至自己种植了一些蔬菜，我们每天都坚持锻炼，我们慢跑、徙步、游泳、冲浪以及练习瑜伽。

一段时间的旅居后，我们最终搬回了加利福尼亚，我们在中央海滩一处安静所在买下了一座小小的复古风格的海滨别墅。瑞琪用了一年的时间将它布置成一个可爱、开放而又时髦的新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海涛富有节奏的声音冲击着我的灵魂，并让我在感觉快要失控时能够平静下来。一群群海豚偶尔会游过这里，有时它们还会调皮地跃出水面，引起我们阵阵惊喜的欢呼。我们冲浪时，海豹们会不时地从水面探出它们的脑袋，来看看这些穿着潜水衣、漂浮在水面的奇怪生物。海岸边还住着水獭一家，它们在晚上睡觉时会将自己与海草绑在一起，以免睡着后随着水流漂散。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能看见海面上升起座头鲸呼吸时喷起的高高水柱，它们就这样远远地经过海滩。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海滩边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一群鲸来到了离海岸非常近的地方，大概75英尺左右，并在那里呆了3个星期，他们和海豚以及一大群鹈鹕一同捕食海面上大量的凤尾鱼，整个海面就像沸腾的热水一样热闹。瑞琪和我时常会径直走到水的边缘，望着远处的水面，屏息等待，期待着能有一只巨兽打破水面的平静。有时几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或是只有一尾鲽鱼跃出了水面，但是有时完全没有预兆的，一张张开的巨口从水下突然地冒出，然后带着满口成百上千的小鱼以及充满气泡的水，像巨钳般猛地合上，将不幸的小鱼牢牢关在其中然后沉入深深的海水。这些灰色的巨兽们狼吞虎咽地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小鱼，但却不带一丝残忍的意图，这仅仅是他们的进食。对于凤尾鱼而言，刚刚的一瞬是无可避免的死亡或是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而对于鲸而言，刚刚的一瞬却不过只是一顿午餐。相同的场景已经以相同的方式在这个美丽的地方上演了数千年，也许还会继续如此上演下去，无论我们是否在这里目睹一切的发生。戏剧中有时并不起眼的细节却往往有着左右结局的重要意义。我情不自禁地由这一幕联想到了我自己的生活——联想到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些什么。

一些时候，我就像是怪物齿缝间的凤尾鱼，那些不幸经历对于我个人而言至关重要，对于我的妻儿却可能微不足道。事实上那些不好的事情或是戏剧般改变生活轨迹的事情，每一刻都发生在许多生物的身上。不管这些事是否被他人所知所查，生活仍然继续。我曾经是一场悲剧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开始于我的童年并持续地对我成年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我仍然被爱祝福着，这份爱来自于我坚强且心灵健康的妻子、爱我并需要我的孩子，他们将我从那威胁生命的巨齿间救出。我的人生仍然在治愈的路上前行。

患上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对于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如果这本书能够被一些经历过类似不幸的人读到，并且让他们感觉到其实自己并不孤单，感觉到世界上仍然有希望，那么这已经达到了我写作本书的一个目的。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患者平均需要在心理健康治疗系统中花费7年的时间，才能够得到准确的诊断并接受他们需要的特殊治疗。在此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反复地经历错误的诊断或是不正确的治疗，仅仅因为临床医生不能够准确地识别出症状。如果这本书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对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有助于他们的实践，那么这又达到了我写作本书的另一目的。

临床医生，以及其他可能接触到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人们，需要认识到记忆的本质是不稳定且虚幻的；特定记忆的存在或是缺失，是造成DID病理的重要成因。我们的头脑像是一只巨大的汤锅，许多厨师都在不停地向其中添加材料，这些厨师包括了：父母、兄弟姐妹、亲属、邻居、老师、同学、陌生人、熟悉者、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书籍。这些我们学习和记忆到的信息，被一把名为“自我经验”的大勺不停地搅拌，混合着，改变着形状。在我们神经系统这种惊人的加工和炖煮下，我们很难保证所有记忆的真实可靠。

我们要接受记忆的复杂性与写意性，同等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持续被闯入性的记忆影响自己心理健康甚至社会功能的患者，一定有着导致他们痛苦的心理基础，这一点与他们回忆的清晰程度或者或然性无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儿童时期经历过虐待甚至乱伦的人，几乎无可避免地背负着深重的内疚与羞耻感，这种痛苦并不会简单地因为过去记忆的恢复或是对创伤内容的关注而减轻。仅仅回忆起忘却的记忆是远远不够的。指责他人或是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同样地无法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完整感。我们只有不断地了解、接纳并且重塑自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的痛苦。

在这一点上，可能有人会质疑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诊断标准的准确性。事实上，在《精神疾病临床诊断与统计指南》（DSM,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有着自己独立的门类。临床医生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所有的精神疾病中，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症状群无法被归类于任何其他的诊断门类。

当然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误诊是存在的，可悲的是一些患者确实地经历过被无能或是未经训练的治疗师导向错误的方向。当然也有人模仿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症状，他们中的一些可能是基于一些个人获利而装病。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不得不说出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所接受的所有治疗都是有风险的，包括你的家庭医生向你提供的医疗服务。夸张点说，当你张大嘴大声说着：“啊啊~~”让医生检查你的喉咙时，亦存在着风险。

谈到治疗的风险，让我想起了那则男孩哭喊着“狼来了！”的寓言。当男孩错误地哭喊着“狼来了！”时，并不意味着现实中没有狼。事实上，狼一直在那里，狼一直有着出没于村庄的风险。如果寓言中的大人们能够将注意力放在那个更关键的事实上：“男孩正在大哭。”，这则寓言可能会有一个让人更加开心的结局。

当然也会有一少部分人会认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根本不存在，他们这样的言语对于一些人而言像是引火物，一碰撞便会引燃争论的熊熊大火。对于我而言，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

请爱自己，也爱他人，欣赏美、艺术与音乐，尽可能多地欢笑，同情他人的痛苦，因为这会为那痛苦带来哪怕短短一刻的缓解，心怀感恩地去享受每一餐食物的质感与美味。在夏日温暖的夜晚，让凉风轻抚你的皮肤，任自己漂向宁静的梦乡。谢谢你阅读我们的故事。

卡梅伦·韦斯特

（戴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