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云霄飞车

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

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

关于我爸

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

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

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

我可以信任他吗？

我该告诉他什么？

他会放弃我吗？

他会背叛我吗？

我有可能好起来吗？

痛苦真的会消失吗？

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

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

我怕贝尔医生。

※ ※ ※ ※

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

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

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

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

※ ※ ※ ※

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

“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

“嗯哼。”我等她说下去。

“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

“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

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

※ ※ ※ ※

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

“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说给我听。”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

“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

“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

“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

“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

“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

“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

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

“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

“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

“你保证？”我刺激她。

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

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

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

※ ※ ※ ※

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

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

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

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

※ ※ ※ ※

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

“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

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

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

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

“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

亲爱的贝尔医生：

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

卡伦

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

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

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

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

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

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

“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

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

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

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

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

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

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