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中華書院及其漢語教學
對於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受到中意兩國漢學家的極大關注。近些年圍繞書院建立、書院歷史及其主要貢獻者的研究層出不窮，但卻仍有一個方面有待探索，這就是歐洲第一所漢語學校視角下的中華書院。近幾年，由於發現了郭棟臣（Giuseppe Maria Kuo，1846—1923）和王佐才（Francesco Saverio Wang，1842—1921）編纂於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的原創作品，這方面的研究才逐漸展開。
除了他們的作品以外，“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的）學生對於歐洲漢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可以説幾乎没有人研究過”[185]。其實，中華書院是非亞洲國家中第一所開設中文課程的學校。
如此，研究的主要問題如下：該校教授的是什麽樣的中文，而授課情況又是什麽樣的呢？他們使用了什麽樣的教學工具，又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爲學生編寫課本和語法書的呢？最後，當時中華書院的學生們會中文嗎？
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這篇簡短的論文的關注點主要集中於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的簡史和迄今爲止筆者對漢語教學材料的研究結果。
一、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簡史
中華書院成立於1724年，1732年獲教宗克雷芒十二世的訓令而得以被批准[186]。書院的誕生歸功於馬國賢（Matteo Ripa，1692—1746）[187]的努力。馬國賢曾在滿清宫廷擔任畫師和雕刻師，懷着建立一所能夠爲未來中國教士提供宗教教育的學校的願望，他回到了意大利。離開北京之時，馬國賢帶走了精心挑選的四位學生和一名中文老師。在克服了諸多困難之後，這位傳教士終於實現了他的目標，在那不勒斯成立了名爲“聖家修院”（Sacra Famiglia di Gesù Cristo）的中華書院和修會，俗稱Collegio dei Cinesi。
聖家修院由兩個機構組成：修會和書院。修會是由管理書院的教士和非宗教人士組成的團體，書院則像是整個修院的心臟，專門致力於教育中國人。此外，書院的作用還在於培養“所有在神的啓示下意願前往異教國度的教士，讓他們在這裏學習所達到的漢語水準足以使他們一到達目的國就可以直接展開工作，以避免浪費無謂的金錢和時間在中國學習語言……”[188]
在完成語言學習之後這些傳教士就會被派出，“與他們同行的還有一位或多位中國學生，在旅程中他們互相學習，這些歐洲傳教士向中國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學，中國人則向他們學習倫理神學。”到達目的地的傳教團之後，這些傳教士還要開辦學校：“他們從衆多的中國年輕人中選出一部分在這裏學習，由中國和歐洲傳教士分别教授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與科學。”[189]
馬國賢引入漢語學習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確保哈布斯堡王朝查理六世的經費支持[190]，爲此他改變了書院成立的初衷，把書院面向歐洲人開放，從而培養“爲哈布斯堡王朝創建的奥斯坦德公司（Compagnia d’Ostenda）在中國的貿易服務的翻譯人員”[191]。公司很快就倒閉了，傳信部（或“傳佈信仰聖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進一步改變了書院的最初構想，他們讓書院“專門培養來自‘大土耳其’統治地區並決意爲奥斯曼帝國效力的年輕的天主教士……”[192]
二、中華書院是否爲歐洲最早的漢語學校？
其實早在1580年，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eri，1543—1607）就在澳門成立了第一所面向傳教士的中文“學校”，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也在此大獲裨益[193]。但是當時在這裏學習十分困難並且缺少良好的方法和師資[194]。近幾年之前，西方學者很少關注教授外國人的中文教師的情況。與之相反，有不少中國學者對這一方面進行了重要的研究[195]。從《利瑪竇通信集》，可以推斷當時中文學習和教學方法之困難：
理論上中華書院應該是歐洲第一所中文學校，不過傳統上人們還是認爲法國在漢語教學上居於首要地位。確實，1814年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被任命爲法蘭西公學院第一位漢語和滿語老師，然而這裏的學習主要是基於書本的。19世紀包括雷慕莎和他的學生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内的重要漢學家都是從書本上學習漢語而從未到過中國的。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意大利的院校中，例如帕維亞大學委任約瑟海格（Giuseppe Hager，1757—1819）爲中文教師，儘管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阿拉伯語[197]。1831年，俾邱林（Nikita Bichurin，1777—1853）[198]在恰克圖開設了“一所旨在培養能與商業對手交談的年輕人的中文學校”[199]。實際上，俄國還聲稱擁有一所更早的學校：周格？（Zhou Ge，?—1751），一位加入俄國國籍的漢人或者滿人，似乎在1739到1743年間於莫斯科教授漢語和滿語[200]。儘管如此，事實證明位於那不勒斯的中華書院仍然是歐洲第一所中文學院。此外，在中華書院，漢語不僅僅局限在教學中，還用於口語交談。
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正是這項事實的見證者。英國到位於那不勒斯的書院來尋求兩位翻譯[201]，證明了當時中華書院已經獲得了“歐洲的漢語傳播中心的聲望”[202]。
三、那不勒斯中華書院教學材料的簡史提綱
研究那不勒斯漢語教學的歷史，研究者會碰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複雜的書院檔案現狀。首先，書院檔案於1891年被郭棟臣搬到中國。其後在1950年時，另外兩個方濟會的傳教士又把所有的材料搬回意大利。到達意大利以後，材料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分别保存在那不勒斯東方大學檔案館、羅馬方濟會檔案館和威尼斯方濟會檔案館。除了這三個主要地方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意大利檔案館保存了中華書院的一些文件，例如：羅馬國立圖書館、那不勒斯國立圖書館、羅馬傳信部歷史檔案館等。
直到今天，由於難以發現材料，我們很難確定中華書院是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教授漢語的。但是通過一些歷史事件，我們可以大致描繪出這項教學活動的歷史圖景。下列即關於漢語教學的一些重要歷史時間點[203]：
1724：書院成立；
1732：教宗官方批准；
1792：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兩位書院的學生被選爲翻譯；
1812—1813：在中華書院成立了中文專科學校；
1868年11月25日：更名爲皇家亞洲學院，書院成爲學習亞洲與歐洲語言的院校；
1869年09月12日：學院獲得官方批准，成爲教育部直屬院校；
1888年12月27日：更名爲皇家東方學院，傳教士分部被取消。
根據上列的歷史時間，筆者把那不勒斯中華書院的漢語教學歷史理想地分成四個階段。
目前我們並未掌握關於18世紀近一整個世紀中文教學活動的證據。唯一的參考資料爲一封1750年5月16日Giuseppe Castelli（1724—1793）寄給當時傳信部書記Niccolò Lercari（1675—1757）的信件，這似乎恰恰向我們證明當時並没有開展中文教學活動。
Castelli是1747年加入修會的年輕見習修士[204]。在上述信件中他寫道：“我開始訓練自己的漢語，但是由於缺少語法的説明，我只能每日學習少量單詞並把它們背下來。”Castelli不斷抱怨這種死記硬背的方法太過枯燥費力，並懇求Lercari蒙席允許他抄寫康和子（Carlo Horatii da Castorano，1673—1755）“著有學習漢語的極其簡單方法”的“兩本類似的語法書”中的一本[205]。顯然，Castelli指的是著名的《漢語學習指南》（Manuductio ad linguam sinicam）[206]。
此外，Castelli還有意不計花費尋找一位“會寫漢字”的人幫他抄一本上述語法書。筆者無法核實檔案中是否存在Lercari向Castelli回信的副本，但無論如何作爲年輕學生的Castelli實現其意圖的可能性是頗爲渺茫的。事實上，上文提到的兩份副本現存於梵蒂岡圖書館中。不管怎樣，Castelli没有運用到他“背下來”的“少量單詞”，他在前往中國的旅途中染病，因此不得不打道回府。不過從他的信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三個重要資訊：第一，當時除了背誦一些單詞外，没有别的漢語教學方法；第二，在書院中也不存在漢語學習的輔助材料；第三，當時書院中的中國學生没有一個人會書寫漢字[207]。
保存於傳信部檔案中的其他手稿和信件也證實了書院裏的中國學生並不精通漢語的事實。例如，於1761至1772年任傳信部澳門代理人的帕拉迪尼（Emiliano Palladini，1733—1793）請求一些書院的畢業生回中國核對一份漢語文獻[208]。這份分爲六卷的文獻名爲《性理真詮》，作者爲法國耶穌會士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209]。其中一些神學見解的正確性引發了人們的懷疑，因此帕拉迪尼受命核實該教義的可靠性[210]。帕拉迪尼寫道：[澳門，1770年12月31日]“我想讓曾清貴信德和蔡若祥神父辨别一下這些問題[211]，但是他們很抱歉地説他們並不非常通曉中國學問，所以無法實現我的請求。”[212]
他還寫道：
這段時期信息和史料的缺乏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猜想的空間。馬國賢與一位漢語教師到達那不勒斯後，很有可能當時他並未感到有必要詳細説明如何教授漢語，因爲他們沿用的是中國幾百年來教孩童學習漢語時所使用的方法——背誦《三字經》。我們在不同的意大利檔案館中發現的許多副本可以驗證我們的假設，在羅馬和那不勒斯圖書館中珍藏的副本中我們可以看到書邊空白處記有筆記，毫無疑問這是當時這些書被用作漢語學習的證據。
上文提到，英國因需要爲他們第一次出使中國的外交使團配備翻譯而尋求中華書院的幫助。書院由於一直處於資費緊張的狀態下，也特别希望利用這個機會由英國人出資使兩位在那不勒斯完成了學業的中國年輕人重返祖國。這兩位年輕人分别是李自標（Giacomo Li，1760—1828）和柯宗孝（Paolo Ke，1758—1825）。法蒂加教授特别表示，這兩位中國人不僅在那不勒斯擔任中文老師，並且還“巡迴”授課。爲了陪同馬戛爾尼使團出訪，這些中國隨從自1792年五月到八月底都停留在倫敦，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216]也正是從這些人那裏學習了漢語的基礎知識。在海上顛簸的漫長旅途中，李自標和柯宗孝還給當時12歲的喬治·湯姆斯·斯當東，即第二代斯當東從男爵（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2nd Baronet，1781—1859）教了一點中文[217]。
關於1812和1813年的教學活動卻有較多的證明資料。在所謂的“法國十年”（1806—1815）期間，中華書院被等同於一所高中，並被命名爲“中文專科學校”。事實上看起來拿破崙對推廣中文學習非常有興趣，或許這也要感謝馬戛爾尼使團的促進作用[218]。
從文獻中我們獲悉，中文專科學校有四名教師，他們全部是從書院的學生中挑選出來的。學生共有七名，其中兩名爲走讀生[219]。博爾加（Giovanni M.Borgia，1760—1836）於1812年8月29日起草的一覽表簡潔明瞭，我們從中可以還原當時中文課程的内容：
1812年10月30日，學監博爾加報告説由於朱萬禾“身體極其不適”，他的職務將會被王保樂和嚴甘霖取代[220]。此外，Bonnefond（法帝國學院監察員）也不斷跟進學生們的學習情況，並進一步指示接下來的教學内容。他寫道，學生Galatola和Paternò已經學會了漢字字根，明白了漢字構造的規則。另外，他們還開始造一些基本的簡單句，他們不僅把這些句子熟記於心，還將它們呈諸筆端，以這種方式來練習書寫[221]。
不幸的是朱萬禾很快就在那不勒斯去世了。作爲“中文專科學校首位教師”，他的去世被看做一個巨大的損失，博爾加寫道：“他的位置永遠不會被取代，因爲即使其他所有的老師加起來也不及他一個。我們失去了一位在語言和學識方面都極其出衆的老師。”[222]
朱老師極有可能是第一個編寫語法書的人。從那不勒斯國家檔案館中保存的同一批文獻中我們得知朱萬禾當時正在編寫一部《拉丁語—漢語語法》[223]。這本未完成的語法書可能正是那不勒斯國家圖書館手稿區所保存的《漢語論》一書[224]，這一猜想完全合乎情理。《漢語論》是一部用拉丁文寫成的未署名語法書，全書共37頁（280✕195毫米），書中列舉了大量漢語例子（漢字、羅馬化注音和拉丁語翻譯），但還有待於深入研究。至今我們都無法確定該書的原作者是誰，也不知道這本書是否爲原創作品，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基本認定這本書並非衛匡國（Martini，1653）、萬濟國（Varo，1703）、馬若瑟（Prémare，172；1831出版）、拜爾（Bayer，1730）、傅爾蒙（Fourmont，1742）等人所著語法書的副本。
有一件事實是確定的，那就是年輕的學生Gennaro Terres曾編寫一部語法書，名爲《中國字：專供那不勒斯中華書院中文專科學校使用》（Zhongguo zi中國字.Gramatica Chinese fatta per uso della scuola speciale istallata nel Collegio de’Chinesi in Napoli da Gennaro Filomeno Maria Terres allievo della suddetta scuola，1813）[225]。裝有Terres這本語法書的檔案袋中有裝訂好的手稿，還有許多寫滿筆記的散頁，上面有試寫的漢字及圖樣。這些檔案從許多角度看來都是十分有趣的，它們可能是預備付諸印刷的草稿。書名也讓我們確定了該書的編寫時間和Terres決意編寫這本語法書的目的。在書中的第一部分，Terres對漢語做了介紹，對漢字的歷史追溯到大洪水傳説三百年後的時期，並且把它與埃及象形文字做了類比。在隨後的幾頁中他回顧了關於漢字起源的神話傳説，提及了神話人物伏羲。書中呈現了漢字最古老時期的象形文字形態和當時的寫法，還配有發音標注和意大利語的字義解釋。不管是介紹部分還是對於漢字書寫的解釋，很顯然都是改編自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226]撰寫的著名的《中國圖説》一書。
另一組資料（ff.49r-55v）題爲“論漢字的組合”（Della combinazione dei caratteri），並且解釋了漢字的基本構成元素；現存的紙稿内容是按筆劃排序的214個字根。每個漢字的左上角都標有一個拉丁字母（“n”“u”或者“a”，可能用於指代語法分類），漢字的右邊緊接着是羅馬化注音和意大利語解釋。這些漢字出自兩個不同人之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作者略顯生疏笨拙的筆跡，而另一個書寫者的字跡則頗爲工整，可能是一位中國人所寫。
這部語法書大受Bonnefond歡迎，他把這本書的第一份副本寄給了内政部，還提議把它也寄給巴黎的德金（de Guignes 1721—1800），請他對這本書的有效性給出意見[227]。文獻並没有清楚地記載Bonnefond的請求是否被採納，總之這本語法書終究是没有完成的。
自1813年開始，漢語教學顯現出衰退的趨勢，一方面是缺少學生，另一方面也由於師資不足。不過，有一些二手資料證明漢語教學仍然繼續進行，只是我們無法確定誰是當時的執教老師，也不知道他們的授課方式如何。事實上，一些教會中的突出人物前往書院專門學習“天朝”的語言，其中有羅類思（Ludovico de Besi，1805—1871）[228]以及紅衣主教Giuseppe Mezzofanti（1774—1849）。《紅衣主教Giuseppe Mezzofanti傳》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非常渴望學習漢語，並在1832年被邀請訪問中華書院。Giuseppe Mezzofanti在書院停留了約兩個月，期間他十分刻苦地學習漢語，甚至差點在書院去世[229]。
雖然有上述兩位非常傑出的學生，當時這裏的中文教學水準想必是不如人意的，否則書院的另一位學生趙方濟（Francesco Saverio Maresca，1805—1855）[230]，日後的南京大主教，也不會被派到羅馬去學習漢語。趙方濟在羅馬就讀於烏爾班神學院（Collegio Urbano），由Raffaele Umpierres[231]任其導師。在一封寫給時任院長Antonio Galatola（1791—1854）的信件中，趙方濟寫道他已經完全沉浸於漢語學習之中了，這使得他像“又一次變成了小孩子”[232]。趙方濟還寫道，與他一同學習的還有兩位方濟各會修士，他們早上寫字、複習已經學過的句子和數位，然後一天當中要和Umpierres出去，並且“用漢語回答他的提問……[……]最後，用完晚餐約半小時之後”，要和Umpierres用漢語進行交談和回答問題。趙方濟在另一封寫給院長的信中説：“在這裏訓練的短時間裏我學到的東西比跟田廣益學習時要多得多，並不是因爲田老師没有努力教我，而僅僅是因爲在方法上還欠缺經驗。”[233]
儘管教學上存在不足，中華書院還是積極開展相關活動。例如，書院見證了石板印刷術的誕生，萬濟國（Francesco Varo，1627—1687）用拉丁語編寫的著名的中文語法書正是石板印刷製成並且在1835年出版的，該書的標題爲《中文語法》（由西班牙文編譯爲拉丁文，Grammatica linguæ sinensis auctoribus Patribus Varo et De Cremona ex Hispanico in Latinum idioma translata et aucta）[234]。
最後幾年，那不勒斯中華書院有兩位傑出的中國留學生，即筆者已經提到的郭棟臣和王佐才。此二人曾就讀於中華書院，隨後留校任教。
他們年齡相仿，但是家庭背景情況和人生觀並不一樣。例如，從一些檔案中，我們獲悉郭棟臣來自一個文人家庭。
郭棟臣的作品有《華學進境》（1869；1872）和《三字經》注本（1869）[235]。
王佐才則編寫了三本中文教材，《實用日常詞彙與簡短對話》（Vocaboli usuali e domestici con frasi semplici e dialoghi facili e brevi，出版於1874年），《中文語法概要》（Sunto della Grammatica cinese，編寫於1873年，1917年在漢口重新修訂，手稿保存在羅馬方濟各會的檔案館）；《漢語入門》（Nuovo Metodo per imparare a parlare la lingua cinese，1882年，藏於羅馬傳信部檔案館）。王佐才還編著《聖經》一書，分《舊約》和《新約》兩部分，1894年[236]。
總之，如上所述，郭棟臣與王佐才的作品是最早的由中華書院的學生自主編寫並用於書院教學的原創語法著作。然而這兩位中國校友的教學方法觀念截然相反。郭棟臣想盡力“仿效”在中國採用的教學方法，例如背誦《三字經》和四書、五經中的節選段落。而王佐才，兩人之中唯一的正式中文教授，則對漢語教學持更加講求實用的態度，他傾向於在口語方面多下功夫。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在他們出版的作品中很明顯地體現了出來。當然，關於二者的作品仍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描述和分析。
The Chinese College of Naples and Its Education of Chinese
Abstract：The Chinese College of Naples was the first school in the West where the Chinese language was taught and spoken. Several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lege have been published until now, but very few deal with the methodologies, assessments, and materials used to teach Chinese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Italy.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give a brief account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Naples and introduce some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used there to teach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in particular, of some grammars and textbooks used in the Neapolitan institut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