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混杂性和内在他者性

阿特伍德对加拿大多元文化身份的探索也同样体现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进一步描写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状况和民族性的居间性。如果说《神谕女士》体现了阿特伍德对单一的“加拿大性”的担忧的话，那么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作者已经开始逐渐放弃追求统一加拿大身份的努力，挣脱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转而关注加拿大身份的多元性。《人类之前的生活》出版于1979年，而在此前10年，加拿大政府就发布了《皇家委员会对双语和双元文化主义的初期报告》，开始对加拿大的双元文化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并加以扩展，以容纳来自其他移民种群的文化。这标志着加拿大逐渐踏上寻求多元文化身份的道路。1971年，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呼吁，加拿大双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必须要容纳多元文化视角，这为文化多元主义正式开辟了道路。人们对早期的单一性民族性和双元文化的理解逐渐转向在后殖民、全球化、离散写作等话语框架影响下的多元身份定义。就在《人类之前的生活》出版三年后，多元文化政策被正式写入《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多元文化弘扬平等和兼容，强调各文化和部族之间的不同和差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人类之前的生活》自然反映了当时加拿大的社会和文化思潮。和《浮现》以及《神谕女士》相比，这部小说不再强调加拿大在面临他者威胁的情况下努力保持统一自我的身份，而是转向承认加拿大精神世界的分裂性和内部差异，并把关注焦点从加拿大作为“他者”的身份转向了内在的“他者”，这意味着加拿大民族性对于“他者性”的关注逐渐从外在转向了内在文化构成。

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阿特伍德对内在他者性的描写表现在对女主人公身份渊源的居间性和混杂性方面，着重突出了民族性的“既此又彼”（both-and）或者说“非此非彼”（neither-nor）的状况。女主人公之一莱斯基就是这种居间身份的典型，她有一半乌克兰血统和一半犹太人血统，但她认为自己并非乌克兰人，而是有一种新身份。因此她把乌克兰民歌中那句著名的“吻我吧，我是乌克兰人”的歌词改成了“吻我吧，我是多元文化人”（99）。作为一个居间的“既此又彼”的人，莱斯基面临着历史和民族渊源的认同问题，常常在旧的民族历史和新的现实构建中徘徊。她在参观大篷车展开会时感到了加拿大混杂文化的模糊性：“现实中根本没有像波兰馆里的波兰人，没有像印度馆里的印度人，没有唱约德尔调的德国人。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去参观那次展览；或许她是想寻找自己的根源吧。”（99）小说中莱斯基的奶奶和姥姥之间的争夺战形象地再现了加拿大的历史和现实困境：“她们接力赛似的骚扰她父母的房间，为争夺她而吵闹，仿佛她就是特卖会上的一件裙子。如果其中一个照看了她，那么下一次就必须轮到另一个。”（99）这种对民族渊源的困惑和文化认同的分裂再现出加拿大人内在的身份困惑：就像莱斯基的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渊源一样，加拿大人就是自己的陌生人，是自己的他者。

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莱斯基的身份困惑反映了多元文化背景下英裔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平衡关系。小说的原标题是“来自中生代的笔记”，在谈到这个标题的用意时，阿特伍德指出，中生代是一个地质学词汇，它表示“中间的生活。小说写的是几个人生活中的故事，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处于历史的中间阶段”（Twigg 122）。显然，作者借助加拿大生活的“中间性”（in-betweenity）强调了族裔的混杂性和多元性，尤其对那种企图以固定价值和文化分层思想按照文化族群分割加拿大社会的思想提出质疑。小说中作者用幽默而讽刺的口吻批判了伊丽莎白的姨妈穆瑞尔所代表的文化分割论观念：

穆瑞尔姨妈对绝大多数事物可是毫不含糊，她唯一犹豫的时刻都是关于她自己家人的时刻，因为她不知道他们排在存在巨链哪个位置上。排在第一位的是上帝，然后是穆瑞尔姨妈和女王，当然，这两个人中间穆瑞尔姨妈更占一点儿优势。再下来就是穆瑞尔姨妈常去的迪摩西·伊顿纪念教堂的五个成员。排在他们后面的是一段空白，接着是非犹太裔加拿大白人、英格兰人，以及非犹太裔的美国白人。再下来就是按照下降次序排列的其他各色人等，根据他们的肤色和宗教分列先后。（137）

穆瑞尔姨妈代表了殖民主义框架下人们对加拿大社会的结构化认识，她把加拿大社会看成英裔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一元构成。她不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清教徒”，而且对她来说一切非白即黑，“根本不存在灰度等级”（137）。阿特伍德对穆瑞尔姨妈的讽刺体现了后殖民时代加拿大对殖民历史的帝国“逆写”，反映了原有的帝国和殖民主义自我/他者结构的颠覆和逆转。例如，穆瑞尔姨妈在伊丽莎白的眼中就是一个代表殖民体系的怪物：“她只是一个没有朋友的老女人”，她“体态夸张，没有一点儿同情心”，“身子直挺挺的……一双橄榄球运动员的大腿从……裙子下面伸出，两只眼睛就像两个石块冷冰冰的没有色泽”（55）。伊丽莎白宁愿相信“这样的怪兽是不存在的”（55）。

在象征意义上，穆瑞尔姨妈和伊丽莎白代表了加拿大的殖民地历史和新生国家两种身份，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和传承，又有差异和反抗。穆瑞尔作为伊丽莎白的养母定下了一套严苛的规矩，过节时不允许伊丽莎白像其他孩子那样打扮，不允许在大街上喊叫，只能早早地躺在黑暗中睡觉，听着遥远的说笑声。穆瑞尔姨妈的世界观显然折射出加拿大旧殖民时代的社会等级观念，这对伊丽莎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钳制。伊丽莎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存活意识，如果你想把我推下船，我必定会捎带你们中的一个和我一起落下水”（163）。正如阿特伍德在《幸存》中所指出的，“存活”是“加拿大的核心象征”（Survival 32），而且这种存活意识更多是一种“文化存活”，也就是要消除那种“昨日不再的苟延残喘的秩序保留下来的、像一只原始爬行动物一样的残余痕迹”（Survival 32-33）。伊丽莎白另一方面也继承了穆瑞尔姨妈的特点：她是一个强悍并具有控制欲的女人，被小说中其他角色称为“恐龙女”和“操斧头的女人”（Life Before Man 148）。

不过，伊丽莎白的强势反映出加拿大在旧殖民思想体系和来自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强烈的自主意识。她一方面要摆脱加拿大的殖民地历史，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构建新的自我的使命。因此，她告诉穆瑞尔姨妈：“我是一个成人，我觉得我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总和，我有能力做出选择，承担后果。”（99）正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在多元文化主义框架下，加拿大树立自我“本真”理想的前提是“等级社会的瓦解”，在“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中实现自我（Taylor 31）。小说中伊丽莎白努力摆脱来自穆瑞尔的过去的影响，并违背她的意志和奈特结婚。这体现出伊丽莎白巨大的勇气和自主的决心。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自己“有主心骨，不再需要依赖别人，不再是附属品，能够自立”（143）。显然，在《人类之前的生活》中，阿特伍德的“存活”意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聚焦于《浮现》和《神谕女士》中所描写的来自他者的生存威胁，而更多地来自内部，也就是自我中的那个他者。在这本小说中，作者“强烈地呼吁人们重塑加拿大的国家身份，并以乐观的想象展现了‘越狱’和‘再造’的远景”（Howells，“Questions of Survival in The Handmaid's Tale”37）。

小说中另一个和穆瑞尔姨妈相反的角色是莱斯基。作为立陶宛移民后裔，莱斯基感到文化混杂的社会现实是不可避免的。穆瑞尔姨妈的文化和民族“纯洁性”对她来说是社会的禁忌：“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令她感到不安。在她父母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禁忌话题。”（65）显然，穆瑞尔姨妈和莱斯基对民族渊源和国家身份的认知差异反映了在社会转型中的加拿大现实。通过两者的矛盾，阿特伍德再现了加拿大多元社会建立初期人们从单元身份认知向多元身份认知转变过程中的困惑。这种新的多元身份是具有包容性的，它具备介于自我/他者的“中间性”，也包含了向混杂性身份的转变。在后殖民的多元文化氛围中，他者开始被容纳到自我之中，形成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承认的政治”（Taylor 25）。这种自我/他者边界的突破取消了内在/外在之间的差异，而转向突显民族和族裔的中间性和多极性。然而正是中央性（centrality）、等级性（hierarchy）和单级性（unitarism）的消失使得代表旧殖民秩序观念的穆瑞尔姨妈和后殖民多元体系的莱斯基二人都感到某种暂时的无所适从。当关于文化本真、纯洁和渊源的神话破灭，伴之而来的是一种缺失中心的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小说中莱斯基作为加拿大英裔文化和移民族群的“中间”一代，感受到历史和民族文化交锋处的某种震荡和不安。

莱斯基同样面临着历史认同的断裂。她的姥姥和奶奶拒绝参加莱斯基父母的婚礼，反对儿女的这种跨越民族的结合，另一方面却十分宠爱孙女莱斯基。二人对莱斯基的想念“是如此深切，就好像她已经死掉一样”（71）。对两位祖母来说，问题的关键就是莱斯基“被破坏了的基因库”（71）。幼时的莱斯基常常作为中间的文化夹层不知所措，既听不懂乌克兰祖母的语言，又不能在二人面前表现任何的加拿大爱国主义情绪，而两位祖母则絮絮叨叨地抱怨莱斯基“不纯洁，不纯洁”，她们“谁都认为她应当扔掉她的一半染色体，用奇迹版的魔力把自己修补一下”（71）。可见，莱斯基祖父母和穆瑞尔姨妈的“纯洁”概念事实上都是泰勒所说的“独白式”的民族身份认知，它忽略了多元文化主义框架下的“对话式”自我构建的作用。泰勒指出：“独白式理想……总是想把自身尽可能限制到起源点（genesis），总是想方设法制造断裂，以阻止我们的身份由……他人参与构建。”（Taylor 31）穆瑞尔姨妈是一个典型的抱有“独白式理想”的思想顽固、头脑保守的妇人。伊丽莎白发现穆瑞尔姨妈“总是不停地唠叨着她的独白，表面上看来是给孩子们听而实质却是说给伊丽莎白的”（69）。在穆瑞尔姨妈的独白式理想中，纯洁、本真、渊源、祖先、单一是她的核心词汇，她告诫伊丽莎白：

他们绝不能忘记，她说，他们的爷爷曾经拥有一半的高尔特[7]。那是曾祖父格尔夫，伊丽莎白心想。或许穆瑞尔姨妈真的老了，也或许这个家庭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就像任何口头讲述的历史故事一样，它的种种细节正在发生改变。可是，穆瑞尔姨妈从不纠正自己，没有任何人看见过她纠正自己的错误。她现在所说的就是：多伦多不再是以前的多伦多了，整个国家也不再是以前的国家了。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巴基斯坦人的天下，法国人已经控制了政府……她猜想，以伊丽莎白的态度（言外之意就是堕落的态度），她会觉得这很正常，可是她自己绝对不能适应这样的情况。（70）

用泰勒的话来说，穆瑞尔姨妈代表了前现代社会的“内在一代（inward generation），他们必须通过独白的方式理解”自我（32）。然而，穆瑞尔姨妈的关于民族、家族的“独白式”神话对于伊丽莎白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因而总是被姨妈指责不听话。伊丽莎白对于“本真”和“起源”的理解恰恰和穆瑞尔姨妈相反，她认为一切是动态的，许多“细节正在发生变化”（70）。正如泰勒所说，我们“总是通过对话或者斗争的方式来定义自己”（33），在自我的构建中总是存在“那些不可或缺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33）。伊丽莎白对自己的角色、职业和社会地位的认知总是和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她感到“和其他所有人在一起，她总是可以依赖他们表面和内部之间的某些差异”（130）。这些“不可或缺的他者”既是伊丽莎白借以显示自身差异的媒介，又是她所依赖以实现自身身份的媒介。伊丽莎白发现：

绝大多数人都在模仿他人，她自己多少年来也一直在模仿。如果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她可以模仿妻子、母亲、职员和亲戚。其秘诀就是你可以发现别人在模仿什么，然后支持他们的信仰，告诉他们做得不错。或者取得相反的效果：我可以看穿你。但是穆瑞尔姨妈却从不模仿……伊丽莎白无法看穿她，因为她身上是一片空白，什么也看不到，就像一块岩石一样，是不透明的。（133）

的确，模仿是自我和他者交接的方式，通过模仿，自我进入他者的领域，或者说，自我把他者纳入自身的疆界，也就是和他者发生交互对话。这种交互的对话在伊丽莎白和穆瑞尔姨妈之间则表现为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伊丽莎白通过“和不可或缺的他者的斗争”实现自我的定义。

同样，莱斯基对祖父母关于民族渊源“独白式”的认知充满疑问。在她看来，相互视若夙敌的姥姥和奶奶也“是一组异者的婚姻结合，她们相互憎恨却又彼此如胶似漆”（99）。莱斯基甚至想象自己“不是按照通常的方式由她父母所生，而是两个从未谋面的老女人用闻所未闻的性交方式把她生产出来的”（99）。莱斯基生活在一个介于渊源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状态之中，这种胶着状态造成了自我/他者交接地带的某种空缺，因而让她感到在文化和身份上的错位。对于加拿大新生代的莱斯基，祖父母所代表的民族记忆和渊源“像她脑子里裱糊起来的固定样本一样，这些样本都是从它们原来已经模糊不清的背景中剪贴到这里的。它们没有了时序，是自己物种的最后一员”（268）。另一方面，尽管威廉和她的恋情是“真情相投”，但他也“觉得她是那么不现实地充满异域情调”（29）。莱斯基祖父母的边缘状态对莱斯基是一种矛盾状况，她既感到和祖辈的某种联系，又与之具有某种断裂。莱斯基一想到自己即将扮演母亲的角色，就感受到一种矛盾的文化归属和缺失，因为祖父母的死亡意味着她失去了和原来民族的联系，使她无法返回到自己的“本真”和渊源。作为中间一代，莱斯基肩负向下一代传承自己多元和混杂身份的重任，而和原生民族相关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也不断地在加拿大的现实中被重新定义和解读。这种“中间状态”使得莱斯基不得不调整她的自我，用一种不同的、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民族渊源和现实状况，因此她也需要改变单一身份固有的那种自我/他者的对立和排斥局面，将他者容纳到自我的多元存在之中，这样就可以改变自我的碎片化，把自己的族裔性和现实身份相互联系起来。莱斯基发现“她已经不能认识任何事物了，如果她需要找到她的祖父母，就必须在别处寻找”（96）。对她来说，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空间就是“一个火车中转站，一个游乐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只有在和他人交互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正如泰勒所说：“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从我们所爱和所关心的人的影响下彻底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应当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定义全面的自我……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关系来实现自我的完美，而不是定义我们自己。”（33）

在小说《人类之前的生活》中，阿特伍德除了借助三个女主角的人际关系作为加拿大社会关系的隐喻之外，还通过独特的叙事技巧再现了民族身份的复杂性和内在的他者性。小说分别以伊丽莎白、莱斯基和奈特三人的视角交替进行，其中两个女人均以第一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从而使读者无法确定谁是第一主角。这种多视角、多声部和多意识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暗示了加拿大人的多重身份。更有趣的是，莱斯基和伊丽莎白是情敌，她们共同争夺后者的丈夫奈特。在这场象征文化身份的争夺战中，伊丽莎白作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比莱斯基年长，代表加拿大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是加拿大白人殖民者的化身。小说中博物馆成为加拿大公共文化空间的象征。伊丽莎白作为馆长的身份暗示英裔加拿大人的移民定居者身份。作者把她比喻成一个拥有地产的“房东”，而莱斯基等少数族裔移民后代则是“房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外国人”（216）。的确，在莱斯基眼中，伊丽莎白是加拿大主流文化的代表，脸色“白得像纸，事业蒸蒸日上”（24）。但是，伊丽莎白也必须面对身份定位的困惑，在博物馆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历史氛围中，她需要学会接纳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甚至包括不同的物种。她的情人克里斯“四分之一是法国血统”，剩下四分之三是英国和芬兰血统，这暗示了加拿大的欧洲传统。但是，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现实来说，欧洲传统身份也是不可捉摸的。克里斯告诉伊丽莎白，他“一半是印度人，一半是法国人和梅蒂混血人[8]”，并自称是个“神秘的混合体”，这反而让伊丽莎白感到自己“缺乏历史的悠久，没有本土性，也不具备本真的（authentic）身份”（168）。伊丽莎白仿佛游荡在历史空间中的粉尘，没有时间给予她的确定性。可见，阿特伍德借用伊丽莎白的困惑解构了关于本真身份的传统统一性，而强调自我的多元性和建构性。

《人类之前的生活》的小说背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莱斯基和伊丽莎白同在博物馆工作并研究史前动物，作者通过这种象征性场所暗示多元族裔文化身份构建所面临的广阔的历史可能性——加拿大现实超越了盎格鲁民族的历史，也超越了任何移民民族的历史和渊源。这样，作者就把加拿大的现状和本土的地质年代之间关联起来。加拿大不同族裔身份的构建应当在地质时间所提供的历史性空间中发生，并和加拿大本土的历史相互重合。小说末尾莱斯基被描写为一个历史的“守卫者”，在她面前有“一大段一大段的时间，金黄的、凝固了的时间”（320），她知道历史构建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过去她就不会存在”（320）。博物馆此时俨然就是加拿大文化和地理空间的一个绝妙的隐喻。莱斯基看到一个印第安女人和两个穿着苏格兰裙子的女孩一起进入了上面写着“外人莫入”的门后，她感到“这里就是她的民族所在了”（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