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我与他者的精神分析

阿特伍德的许多小说都描写了自我的困惑和危机，这显示出她对人文世界的关怀。昂莱指出，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中，作者具有一种“对人性的精神分析的直觉意识”（Onley 29），这种直觉显示出她对“文化性格中自我”的探索（Onley 30）。的确，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的民族心理疾病就是“妄想精神分裂”（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 62），并且加拿大作家呈现出集体的神经质症状。实际上，阿特伍德对这种分裂人格的关注在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仅仅瞥一下她的一些诗歌的标题就可得见一斑：“双面佩瑟芬”（“Double Persephone”）、“双头诗”（“Two-Headed Poems”）、“地下旅程”（“Procedures for the Underground”）等等。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中，这种分裂人格往往和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昂莱所说，她小说中的角色描绘出这样一群“精神异常”的人（32），他们是“所在社会的现实结构下的政治囚犯”（32），就像美国精神病学家托马斯·萨兹的压迫理论中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他们不愿意遵守社会公认标准而被隔离。

不过，阿特伍德不仅关注精神的社会层面，也同时对个体的内在世界进行了审视。她小说中的角色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危机，表现出强烈的精神异化或焦虑，甚至发展为自我分裂的症状。从《可以吃的女人》到《浮现》，从《强盗新娘》到《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描写的个体的自我似乎都经历着严峻的危机，人们的生活碎片化，自我和身份不再统一。自我，尤其是女性，不得不踏上发现自我和重塑自我的旅途。例如，《神谕女士》中的琼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来回变幻，游走在想象和现实的边际，甚至在梦中看到自己脖子上的三个头：“我不只是两重的，我是三重的、多重的。”（63）在《浮现》中，无名女主人公不断地试图摆脱过去的自我，重新定义自己，在故事结尾甚至蜕变成为自然中的动物，像青蛙一样吃土排便，甚至成为“一个地方”“一棵斜靠着的树”（Surfacing 181）。她的自我最终消失在一个无法清晰界定的世界中，神秘而不可捉摸。通过对自我变幻性的反复探索，阿特伍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自我是什么？除了自我与社会的种种冲突与张力，自我的内在世界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是阿特伍德的人文和社会关怀的重要考量。对她来说，传统意义上统一稳定的“自我”失去了原有的清晰边界，而是被一个不同无意识过程交替控制的后现代“主体”（subject）所取代。主体自身包含了种种异质性力量和矛盾冲突，理解自我的关键不再是理解个体行为的一致性及其稳定的社会交往模式，而是转向挖掘自我的摇摆和明灭，关注自我内部他者性（alterity）的存在。正如豪威尔斯（Howells）所说，阿特伍德的小说很明显体现出“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向后现代不稳定‘主体’的转向”（91）。为了阐述阿特伍德的后现代自我转向，本章以《可以吃的女人》为基础，结合精神分析理论阐述阿特伍德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