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贝希文化考古编年

据考古发现，大月氏故地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四种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分别为焉耆盆地的察吾乎沟文化、吐鲁番盆地的苏贝希文化、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罗布泊西岸至麦德克城的姑师文化。分别来看，察吾乎沟文化传承的是焉耆盆地早期青铜文化——新塔拉文化，创造者是讲吐火罗语的印欧人，史称“焉耆人”。苏贝希文化传承的是阿尔泰山早期青铜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创造者是讲吐火罗语的印欧人。焉不拉克文化传承的是甘肃西部早期青铜文化——四坝文化，创造者是汉藏语系的羌人，史称“南山羌”。姑师文化源于伊犁河流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创造者是讲吐火罗语的印欧人，史称“姑师人”。我们认为，苏贝希文化就是目前学界一直寻找的大月氏考古文化。

目前学界对苏贝希文化的总体认识基于洋海墓地。这个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村，共有三处相毗邻的墓地，编为洋海1至3号墓地。近年，大月氏文化中心——析罗漫山考古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兰州湾子遗址、南湾古墓、黑沟梁古墓，尤其是巴里坤东黑沟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大月氏考古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尽管目前析罗漫山仍缺乏科学有序的资料，但是洋海古墓的科学发掘足以为析罗漫山考古学文化建立一个编年。

在洋海三个墓地中，1号墓地年代最早，位于整个洋海墓地的西部。该墓地共有墓葬1000余座，目前发掘了218座。墓型可分为椭圆形竖穴土坑墓、椭圆形竖穴土坑二层台墓（图3-2：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二层台墓四种。2号墓地年代晚于1号墓地，共有墓葬1500余座，目前发掘223座。墓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图3-2：2）。3号墓地年代最晚，共有墓葬500座，目前发掘80座，墓型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长方形竖穴偏洞室墓（图3-2：3），后者与交河沟北墓地16号大墓一脉相承。

至于洋海墓地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其延续使用长达1500年，时代约在公元前12世纪—2世纪。[170]韩建业注意到，1号墓地出土彩陶绘有商周青铜器的斜角云纹图案。这种云纹图案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已经在郑州出现。[171]《易经·既济·九三爻辞》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经·未济·九四爻辞》记载：“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由此可知，殷王武丁在位时（约前13世纪），商王朝对活动于西北边境的鬼方部落，发动了持续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172]

洋海三处墓地古墓分布密集程度略有差别。其中1号墓地最为密集，2号次之，3号间距最大。由于大月氏西迁，导致吐鲁番盆地人口骤然减少，这是2号墓地古墓少于1号的原因，那么1号墓地的年代似不晚于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两位小月氏王归降汉朝，所属部落迁往酒泉，导致吐鲁番人口再次骤然减少，这是3号墓地古墓分布更为稀疏的原因，那么该墓地年代似不晚于公元前108年小月氏两部落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考古简报看，洋海3号墓地未见五铢钱、铜镜、漆器、丝绸残片等西汉文物，年代早于交河沟北墓地1号大墓（M01）及其陪葬墓，那么洋海3号墓地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而非发掘者推测的公元2世纪。

洋海1号墓地与198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里坤发掘的兰州湾子大型石室遗址的年代大致相同。这个石室用巨型鹅卵石垒砌而成，当地人称“邵家鄂博遗址”。该遗址占地面积近200平方米，残墙高近2米，厚达3米，近底部呈坡状，分隔为前后室。主室居南，占地100平方米，底部有柱洞，洞内残存木柱残段。北部有附室，南北并列，有门道彼此联通，由附室向东开门。建筑用材选自山前遍布的巨型卵石，石屋内侧壁平整。该遗址先后三次使用，最后一次毁于大火。该遗址出土了青铜鍑、环首小刀、双耳鼓腹红陶罐、陶锉、马、羊、鹿骨骼以及炭化小麦粒等文化遗物。[173]2002年7月，西北大学与哈密文管会再次调查兰州湾子一带的古遗址，共发现11组100余座石构建筑遗迹、古墓200余座，以及岩画1000余幅。[174]

苏贝希文化的青铜器具有显著的文化与年代特征。洋海1号墓地的单乳突环首刀（图3-3：3～5），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环首刀一脉相承，并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鹿首刀（图3-3：9）和哈密市花园乡采集的鹿首刀（图3-3：6）风格相似，年代约在商代晚期。[175]兰州湾子遗址的单乳突环首刀（图3-3：2），与北京延庆县军都山M86的同类型环首刀相同，年代约在春秋早期。

众所周知，欧亚草原游牧人的冶金术以锻造为主，他们铸造青铜容器受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一个突出的实例就是青铜鍑在欧亚大陆的起源与传播。[176]欧亚大陆最早的青铜鍑是在陕西岐山王家村（图3-3：8）、北京延庆区西拨子村和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发现的，年代在西周晚期。新疆最早的青铜鍑是在兰州湾子遗址采集的，比王家村、西拨子和绥远青铜鍑年代稍早，年代约公元前1200年（图3-3：1）。新疆奇台采集的青铜鍑年代稍晚，约在春秋时期。[177]有学者进而指出，兰州湾子遗址和奇台的青铜鍑“可能属于先月氏人和月氏人文化”。[178]那么，早在商代晚期，巴里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便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在春秋时期开始用铸造技术制作青铜鍑。

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共同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巴里坤东黑沟（石人沟）的发掘，为我们探讨大月氏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次巴里坤考古共发掘9座墓葬，均为圆形石封堆竖穴土坑墓，小型墓用石葬具，中型墓用木葬具，随葬品大多属于苏贝希文化。唯有15号墓比较特殊，采用苏贝希文化最古老的墓葬形式——椭圆形竖穴土坑（图3-4上），与洋海1号墓地椭圆形竖穴土坑墓基本相同。这座古墓的尸骨和随葬品后来被人迁走，迁葬时在墓上挖坑用人牲进行祭祀（图3-4下）。从祭祀坑出土的焉不拉克陶器看，这个可怜的人牲是焉不拉克人。[179]

巴里坤草原究竟属于苏贝希文化分布区，还是焉不拉克文化分布区，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将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归类为同一个考古文化区，认为属于焉不拉克文化。[180]然而，巴里坤东黑沟考古新发现说明，早在洋海1号墓地时代，苏贝希人就占据了巴里坤草原，并用焉不拉克人牲祭祖。两者显然不属于同一文化。

2003年4月至10月，新疆文物考古所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奇仁托海发掘了一批石堆石圈墓（图3-5右）。该墓地距离乡政府70余公里，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181]奇仁托海墓地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该墓地中的墓葬大多随葬铁器，如M5、M8、M47、M79、M129、M135、M6、M130、M152、M62、M29、M116、M139出土残铁器，可惜大多锈蚀，基本以小铁刀为主，与羊骨同出。其中，M116出土一件大型铁器——长铁刀，正锋、直背、弧刃，柄部稍残缺。长铁刀残长75.8厘米、最大宽3.2厘米，扁径长约7.9厘米、宽约1.6厘米、格最大宽约8.7厘米。这个现象与洋海3号墓地大量随葬铁器相同。[182]第二，该墓地随葬典型的苏贝希文化彩陶器，墓主人当系大月氏人，那么奇仁托海墓地的年代绝非发掘者推断的公元前5世纪前后，而是大月氏迁居伊犁河时期，也即公元前176—前130年。

1939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附近的塔尔格里河谷发现一座公元前2世纪游牧人古墓。研究者认为是乌孙墓，[183]而墓主人则被认为是一位富有的女萨满师。[184]这座游牧人古墓出土了300多件黄金艺术品，其一为红绿宝石镶嵌的镂雕黄金牌饰（图3-5左）。孙机先生认为：“其构图和题材全系汉式，但是缺少内地同类作品所具有的夭矫腾踔之气势，似为当地的月支或康居工匠的模拟之作。”[185]我们注意到，这座游牧人古墓出土了三件苏贝希文化晚期特征的彩陶杯（图3-5左），与伊犁河苏贝希古墓出土彩陶相同，年代当在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东迁中亚之后不久。

张骞第一次西使中亚，恰逢大月氏女王当政。《汉书·张骞传》记载：“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186]无独有偶，1979年，阿富汗西北边境西巴尔甘发掘的六座大月氏王墓中，只有一座是男性墓，其余皆为女性墓。[187]我们认为，南哈萨克斯坦大月氏墓的女主人恐非乌孙女萨满师，而是大月氏女王。

自古以来，大月氏人就以女性为王。《穆天子传》卷二载：“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188]《穆天子传》卷三记载：“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189]这个故事讲述穆天子在昆仑山瑶池（今新疆巴里坤湖）宴请西王母。我们怀疑，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原型源于大月氏女王当政，那么巴里坤草原大型石构建筑或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石室”。[190]

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考古队，在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联合发掘了一处汉代遗迹。该遗址上层堆积（GT1上部堆积）出土单耳直壁杯、斜腹盆、腹耳绳纹陶器（图3-6下）。巴里坤县卡尔桑遗址、南湾古墓以前发现过类似的绳纹陶片，与内蒙古凉城县匈奴墓出土的绳纹陶器（图3-6上）相似，只是匈奴绳纹陶罐无腹耳。[191]由此推测，苏贝希晚期绳纹腹耳陶罐或为匈奴统治西域时期小月氏遗物。